汉武帝晚年,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宫廷政变,即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不仅使得卫太子刘据被迫自杀、卫氏家族惨遭灭门,
更为直接的结果是,西汉王朝一夕之间便失去了培养32年之久的皇位继承人,
迫使武帝不得不重新确立皇位继承人!
武帝有六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卫太子刘据、次子齐王刘闳、三子燕王刘旦、四子广陵王刘胥、五子昌邑王刘髆、幼子刘弗陵,
其中, 齐王刘闳在元封元年(前110年)早已病故,卫太子刘据则在征和二年(前91年)因“巫蛊之祸”自尽,
因而到了武帝晚年,仅剩的四个庶子中,刘旦排行最长,
也就是说,按照古代通行的“嫡长子继承制”,燕王刘旦应当最有资格继承皇位,
可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先是昌邑王刘髆离奇死在了后元二年(前87年)的正月,二月十四武帝去世,其后继位的却是年仅八岁的幼子刘弗陵!
这不仅对一心等着继位的燕王刘旦是一个晴天霹雳,对朝野上下也说似也出乎意料之外。
最为典型的一例是,
武帝去世后,燕王刘旦接到以昭帝名义颁赐的书信,却不肯哭丧,还以装玺书的封袋小为由,称“京师疑有变”,
那么,为什么继位的是年仅8岁的刘弗陵?
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不难发现,事情远没有表面上那样简单,这段历史已被涂抹得扑朔迷离,遮蔽在一片太平景象下……
武帝去世后,燕王刘旦派出亲信王孺等人前往长安打探消息,王孺找到贵为列卿的执金吾郭广意,问武帝因什么病去世,继位的是谁,多大年岁。
郭广意的回答却含糊不清,说他当时正在五榨宫待诏,宫人突然喧嚷皇帝驾崩了,是诸将军一起拥立太子登基,太子年约八九岁,丧期不出宫临朝。
通过二人的交谈可知,非但燕国方面对昭帝的情况一无所知,即便是近在长安城的堂堂执金吾,对昭帝的情况亦不清楚,
这隐隐透露出一个信息:直至昭帝继位,宫外才得知刘弗陵的情况。
但依据褚少孙补录的《史记·外戚世家》的说法,“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
又按《汉书·霍光传》所言,“宠姬钩弋赵婕好有男,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
按照以上史料,武帝在甘泉宫召见诸侯王、群臣,想要他们拥戴刘弗陵,
即说武帝欲立昭帝之意,已是公开的秘密,诸侯、群臣皆已知晓,那为何燕王刘旦却表现出一副压根不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个弟弟?
甚至散播舆论攻击这位年少皇帝不是武帝之子,乃霍光等人伪立,并与刘长、刘泽等宗室谋划写出文告,派人传布各郡县,以动摇百姓视听。
刘旦对皇位野心勃勃,故拿刘弗陵的身世做文章,姑且不论,
但是他竟以这样一个“拙劣”的理由煽动舆论,反过来看,
至少,从中可以反映出除了霍光等少数内朝官吏,大多数官员并不清楚刘弗陵的太子身份!
追溯史料记载,关于武帝立幼子为嗣一事,是以后宫中一个地方的命名为开端,
即刘弗陵所生之宫门,
钩弋夫人怀胎十四个月生弗陵,武帝听闻上古时期尧帝便是十四月而生,因此将钩弋夫人所在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
正是这个匪夷所思的宫门,令不少人倾向认为,这就是武帝欲易嗣、改立幼子弗陵的一个明显信号,
但仅凭一个宫门的命名,并不能坐实武帝早有立幼子弗陵之意,
何况这段记载来源于《汉书》,《史记》里没有钩弋十四个月生子及“尧母门”的记载,即便是褚少孙补写的部分《史记·外戚世家》中也无此说,
尽管西汉的宫廷实录已经不可考证,
但是正常人都是“怀胎十月”而生,倘若刘弗陵真是“十四月”出生,真可谓惊世骇俗了,
汉武帝刘彻未必肯信,长乐宫的卫皇后也未必不质疑,
当然,班固自不当有捏造之举,应当是他在皇家图书馆中看到了相关材料,编纂进了《汉书》中,
但这恰恰说明,所谓的“尧母门”、“昭帝十四月而生”事件,是后来有人为了美化昭帝的出身、增强他继位的合法性乃造此说。
否则仅凭刘弗陵的身世背景,在诸子中实无任何优势可言。
刘弗陵的生母是钩弋夫人,这个女人在史书中甫一出场,似乎就裹挟着阴谋的味道。
其个人信息十分模糊,史书只说她姓赵氏,名字不详,河间郡人 ,而其父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姓名,只说因为犯法,受宫刑后入宫当过宦官。
据说是武帝一次经过河间郡,有“望气者”言,此地有一奇女子,
于是武帝见到了“天生握拳,不能伸展”的钩弋夫人,离奇的是,钩弋夫人从小到大张不开的手掌,一见武帝竟展开了,
因而武帝将其带回宫中册封为婕妤,生下刘弗陵后,又进封为“钩弋夫人”。
我们知道人的手掌倘若从出生开始就握拳不展,随着时间,手掌的肌肉必会萎缩,这种小伎俩未必瞒得过武帝,但是赵氏却达成了入宫的目的,这其中有多少人在暗中推波助澜?
我们从中可窥见,钩弋夫人与方术、宦官集团都有相当的联系,这一点虽难以夯实,但却颇具情理,
回顾“巫蛊之案”发生时,方术集团、宦官集团、李氏家族都直接参与了迫害卫太子的行动,
如说李氏家族为谋立昌邑王,那么方术集团、宦官集团极有可能是为了将与他们利益息息相关的刘弗陵推上太子之位!
卫氏悉灭后,昌邑王母族李氏集团也被武帝清算,巫蛊案的罪魁祸首江充、苏文也被处死,不久之后,钩弋夫人也被处死,
这一点,被史书记载她死于“立子杀母”这一因素,似乎是为了从侧面来强调武帝欲立幼子之意,
但此说也颇令人质疑。
钩弋夫人约莫死于征和三、四年(前90、89年),要知道此时武帝诸子包括弗陵在内,还有四子在世,
如说燕王旦、广陵王胥此二王因“多过失”无缘太子之位的话,那么弗陵也不是唯一可立的人选,
当时昌邑王刘髆还在世(一说死于后元元年,实际推算应死于后元二年),
而且比起弗陵,刘髆应当更值得武帝考虑,
一来刘髆之母李夫人早死,无母强子弱的隐患;二来刘屈氂、李广利这两个家族在巫蛊案后不久也先后覆灭,刘髆母族已衰,也无外戚专权之患,
那么,为什么惧怕 “女主干政”的武帝,不去考虑这样一个具备现成条件的儿子,非要大费周折杀钩弋夫人“立子杀母”呢?
有人说,武帝向来喜欢弗陵这个儿子,所以才费尽心思处死钩弋,将弗陵立为继承人,
这当然是个理由,
可此说却难以解释——既然武帝“立子杀母”是急于立储,为何钩弋死后,武帝竟直至其病危前夕方立弗陵?
后患既消,自当尽快立储,杜绝其余诸子争夺的念头才是!
何况弗陵身为幼子,本身继位合法性就不足,迫切需要武帝为他铺好道路,
然而结合史料分析,钩弋死后有二三年的时间里,武帝不仅没为弗陵制造过舆论,甚至天下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刘弗陵这号人物,
无怪乎后来燕王旦拿昭帝的身世做文章,
同样,早就被授予“周公负成王”图的霍光,仍旧只是个小小的“奉车都尉”, 直到武帝临终方被擢升,
也就是说,武帝也没给昭帝留下什么政治班底,钩弋夫人之死应当另有缘故,
绝非出于武帝“立子杀母”的立场,年幼的刘弗陵并没有因此获得继位优势,
结果也是,昭帝即位初期政局十分不稳,不仅卫太子留下的阴影未能消除,其两位异母兄也在频繁制造事端,他这个皇帝当的人心不服……
种种迹象表明,说武帝早有立昭帝之心实难成立,然,武帝弥留之际,是否欲传位于幼子的意愿呢?
这一点已经难以证实或证伪,只能说是十分可疑。
回顾史书记载武帝去世的情形,
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武帝行幸五柞宫,数天内突染重病,病情十分危急,于是在乙丑日(二月十二) 匆忙册立弗陵为皇太子,次日病榻托孤霍光等人,丁卯日(二月十四)即驾崩,十五日(戊辰日)刘弗陵即位, 是为汉昭帝。
即弥留之际的武帝在两日内急匆匆完成了诏立太子、病榻托孤这两件关乎西汉王朝命运的大事,
姑且不说武帝染病后,病痛折磨下他,意识是否还很清醒,
但史书记载,卫尉王莽之子——侍中王忽,得知武帝遗诏封金日磾为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之后,当即满腹狐疑地扬言:帝崩 , 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
先说王莽其人,从《燕王旦传》称刘旦“独患大将军与右将军王莽”这一记载来看,王莽乃霍光心腹,二人关系十分亲密,
在此背景下,王忽自当不会刻意诬陷霍光来制造事端,
也就是说,作为武帝近侍的王忽,虽在武帝托付后事时立于禁外,但武帝若留下遗诏他当知晓,结果他没看到过武帝遗诏,
所以他才点破此事,
正如王忽质疑的那样, 霍光等人实际拿不出遗诏,最终卫尉王莽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秘密鸩杀了儿子王忽。(光闻之, 切让王莽,莽鸩杀忽。)
因处理及时,王忽的质疑声在当时并未掀起什么轩然大波,
不过透露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武帝临终时仅以口谕嘱托后事,其中内容仅立于内室病榻之侧霍光、金日磾等人知晓,
也正因为没有遗诏文书,不仅霍光等人封侯一事令人起疑,霍光受诏辅政一事也疑点重重。
有意思的是,霍光等人受命辅政的具体名单,在史书上也有很大的出入:
按《昭帝纪》所言,受遗诏辅政的大臣仅霍光一人,但《金日磾传》却说是霍光、金日磾二人,《 霍光传》又说是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人,
怪异的是《 车千秋传》又给出一个说法,说当时受命辅政的是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车千秋四人,
受命辅政大臣的名单,竟然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仔细分析这些出入,不难看出霍光皆在列,
这本身就很奇怪了,
霍光虽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但当时霍光只是武帝身边的内朝官——奉车都尉,负责护卫武帝的安全而已,作为皇权附庸,根本算不上朝廷重臣,
武帝既托孤,为何匪夷所思地选择了素非重臣、未掌握实权的霍光?
首选理应是丞相车千秋(田千秋)这种级别的人物才是,但他不仅未能成为首辅,甚至在辅臣名单上可有可无,此外史书说他并受遗诏,这一点也难以说通,武帝去世时,车千秋应当是在长安镇守,而不在五柞宫…….
再说出现次数仅次于霍光的金日磾,同样是内朝官员,当是武帝临终之际在场的人,不过金日磾的匈奴身份却也值得深思,此人对霍光掌握胡骑部队有助益,难以排除被霍光拉拢之嫌…….
其中颇令人起疑的是上官桀,当时他担任太仆身居外朝,当难以受命于武帝病榻之侧才是,他出现在名单上,反而更像是霍光将其引为援奥,一是出于他与霍光是姻亲的这层关系,二是上官桀曾出征匈奴,这种军事背景又是霍光极其需要的……..
至于桑弘羊则被认为是“拜卧内床下”,只是受官御史大夫拜卧,是否在前述受遗诏之列依然有待商榷,
当然,对托孤大臣究竟是谁、有几人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不过,昭帝是否为武帝临终时所立、霍光是否受诏辅政,确实颇为可疑,史料有篡改之嫌,班固疑以传疑,所以都收录进了《汉书》之中,
由于缺乏确据,关于昭帝之立的疑问只能姑妄言之, 难以彻底证实或证伪,
然而在当时而言,即便昭帝是霍光矫诏擅立的、霍光本人是自命辅政,也是无奈之举,
事实上霍光别无选择,而武帝去世后的政局,也绝非史料表面描写的那么平稳。
武帝去世时,其还在世的三子燕王旦、广陵王胥及幼子弗陵中,
燕王旦“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广陵王胥则“好倡乐逸游, 力扛鼎, 空手搏熊彘猛兽”,
诚然此二王或许不是庸庸碌碌之辈,但正如后世学者评价的那样——燕王旦与广陵王胥都不具备一国之主的品格,为人处事难以获得时人好感,
反而年幼的弗陵乖巧聪慧,
因此,即使存在去世无遗诏的情况,霍光等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非常手段早早定下昭帝,否则燕王旦等诸多势力为争皇位起兵纷争,后果不堪想象,
何况动荡的局势急需稳定,
不过霍光等人在当时威望尚浅,以致不得不借去世的武帝之威,声称昭帝继位乃武帝遗命,
但这种威望仍不足以稳定政局,表面上权力更迭顺利完成,但事实上,激烈的政治斗争才刚刚开始。
由于昭帝年幼,并且又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被立为继承人,
即位初期,不仅有人冒充已故的戾太子刘据叛乱“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旒,衣黄檐榆,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
燕王刘旦也因自己未能继位而很不平衡,暗地里寻找机会篡夺帝位,
而武帝的另一个儿子广陵王刘胥,大搞迷信活动制造事端,对皇位也是野心勃勃,
但摆在昭帝面前最大的危机是,霍光与上官桀之间的争斗,
由于金日磾死得早,昭帝一朝大权几乎都控制在霍光与上官桀二人手中,
霍光与上官桀本是儿女亲家,按说关系最为牢固才是,
但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随着政局逐步稳定,渴望分得更多权力的上官桀,与深不可测的霍光开始貌合神离,
二人各怀心思,其后上官桀之子上官安提出送五岁的女儿入宫这件事,成了一道裂口,
霍光不同意,上官桀心有不甘,遂与昭帝姐姐盖长公主、燕王旦等人密谋除掉霍光,
庆幸的是,昭帝并未上当,
霍光得以先发制人,将上官桀、盖长公主、燕王旦等人一网打尽,此后大权独揽,权倾朝野,其家人也占尽了朝廷要职,
此时的汉昭帝羽翼未丰,仍处处要受到霍光的限制,
以至于他成年后,迟迟没有按照惯例亲政,反而继续由霍光实际统治。
直到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六月,年仅21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去世,依旧没享受帝王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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