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卡斯特的网络时空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新媒体技术不仅提高了人们的信息交流能力，还扩大了社交互动的范围，激发了交往方式、社会空间、时间和权力结构领域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这种新形势，从信息主义的角度出发，卡斯特阐述了具有新颖内容和广阔视野的网络时空理论，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树立了新的旗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信息主义空间理论的探索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西班牙名Manuel Castells Oliván，1942— ）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西班牙财政部的金融检查员，母亲也在财政部从事会计工作。卡斯特自幼聪明，16岁就被巴塞罗那大学法律和经济学系录取。在大学期间，卡斯特不仅勤奋学习，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对政治事务也非常敏感，因为政治立场的分歧，他与他的姐姐一道同他们的贵族家庭断绝了关系。1962年，卡斯特因参与反对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社会运动而遭到政治放逐，未能获得巴塞罗那大学的学位。

在政治流亡期间，卡斯特来到法国巴黎。在流亡巴黎的日子里，卡斯特并没有停止参与社会运动和继续学习深造。1964年，他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公法和政治经济学文凭。1965年，他获得了巴黎大学劳动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劳动社会学硕士学位。1965年至1967年间，他在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工业社会学研究室学习社会学，在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1925— ）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他还获得了马德里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和巴黎第五大学（索邦大学）人文科学博士学位。可见，卡斯特在青年时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1967年，卡斯特担任巴黎大学（南特校区）社会学系的助理教授。1968年，卡斯特再次投入巴黎的五月风暴。在对法国带来强烈冲击的五月风暴被戴高乐政府平息后，卡斯特于1968年6月中旬被驱逐到瑞士日内瓦，然后又辗转到智利，在那里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从1968年到1979年，卡斯特参与了智利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的城市问题研究，还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和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任教，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1972年，卡斯特的第一本书《城市问题》以法文出版，推动了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开辟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并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学术荣誉。

1979年，应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的邀请，卡斯特来到美国开始了他的学院式学术生涯。在伯克利分校的教学期间，卡斯特担任西欧援救中心主席，也是国际研究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1988年至1993年，在继续伯克利分校的教学生涯的同时，卡斯特被聘为马德里自治大学新技术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同时，他还担任了蒙特利尔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墨西哥城市大学、墨西哥自治大学、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哥本哈根大学、日内瓦大学、牛津大学、日本一桥大学、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波士顿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等全球知名高校的客座教授。此外，他还曾在45个国家的300多所学术机构发表过演讲。

来到美国后，卡斯特的研究重点是信息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区域发展、社会运动和网络社会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卡斯特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信息技术革命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影响。同时，他更加坚定了自身的信息主义立场，而且逐步形成了以社会生活信息化、网络化变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从1996年到1998年，卡斯特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和《千年终结》（1998）。这三本书统称为“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和文化”。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理论视野非常广阔。它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对当代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许多社会学家，如图海纳、吉登斯和巴伯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6年，安东尼·吉登斯在给《网络社会的崛起》撰写的书评中，称此书可以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媲美。卡斯特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宣称信息技术革命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同层面上各种具体事物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在网络社会中，社会的组织形式，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以及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时空形态，都发生了总体性的变迁。

卡斯特在“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和文化”中的论述处处展示了他明确的信息主义立场。卡斯特所代表的信息主义展现了当代西方流行的学术思潮和社会潮流。基于信息技术革命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信息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构成了严峻挑战。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对抗。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经济已进入全球化时代，要充分发挥自由竞争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有效配置资源，提高社会效率，限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从而保证全球化时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的作用，单方面强调市场竞争，其实质是为美国找到控制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借口。政府不仅不能靠边站，还要积极利用市场资源来保护社会，维护社会的权力，维护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卡斯特反对新自由主义仅仅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观点，也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在维护民族国家社会福利政策中的立场。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强烈主张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基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不平衡的殖民主义思想，其结果只能是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剥夺。社会民主主义虽然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片面性和虚伪性，但它强调的是政府在利用市场竞争分配资源方面的作用，不能达到维护基层社会成员权益的目的。社会民主的概念已不再可行。原因不仅是民族国家的福利政策不能承受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它所维持的民族国家政体不再适合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的变化，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丧失。

卡斯特认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信息技术革命已经开启了人类社会的新时代，有必要重新审视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卡斯特的信息主义立场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思想来源。他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建筑的社会结构运动变迁的观点。他认为，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已经取代了工业社会中机器的地位，成为当代人类社会中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整体变化。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网络社会诞生了，即网络社会或信息社会已经成为一种超越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由于网络社会或信息社会已经从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整体构成上发生了转变，这就需要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概念框架、方法论原则和价值取向随之发生变化，否则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现实社会。

关于信息技术革命和网络化时代的认识在学界是存在激烈争论的，在这其中，卡斯特始终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彰显民众的权力，引导基层社会成员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开展有效的社会运动。卡斯特的这种学术追求与他在学生时代的政治追求是一致的。正是在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法西斯政权的社会运动中，在震惊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法国巴黎五月风暴中，卡斯特不仅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也认识到民众的力量需要通过更有效的形式持续存在下去，需要通过更有效的途径整合起来，否则只能是轰然而起又转瞬即逝的昙花一现。可以看出，卡斯特后来的学术追求延续了他青年时期形成的政治抱负。

卡斯特的学术视野非常广阔，这与他有丰富的思想来源直接相关。除了上述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外，在他的著述中还能看到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图海纳对他的影响。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和社会运动理论，对卡斯特关注当代网络行动和各种社会运动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卡斯特也受到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的研究中，还可以看到结构分析的一些特征。

虽然卡斯特的主要学术经历是在法国和美国度过的，但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社会学对他的影响也很明显。在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和文化”中，最广泛使用和最突出的研究方法是矛盾分析。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在场性与缺场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实体权力控制与流动权力抗争、传统政治体制固守与新型社会运动冲击等各种矛盾关系的分析中，卡斯特不仅分析了信息化和网络化驱动的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而且还揭示了迅速崛起和壮大的民间认同力量和信息权力，颂扬了信息化时代到来所呈现的各种新思想和新气象，使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看到了发展和进步的希望。此外，丹尼尔·贝尔的社群主义、麦克卢汉的信息传播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列斐伏尔的城市社会学和社会空间理论、鲍德里亚讨论的社会象征、吉登斯和贝克关于晚期资本主义风险社会的论述等，都在卡斯特的论著中留有痕迹。

令人敬佩的是，卡斯特不仅思想深刻，还是一位高产作家，他的著作有19部，此外还编辑或合著了21本书，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和文化”在1996年至1998年由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首次出版。2000年至2003年又出版了第二版。该书的英文版本再版了17次，并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法文、葡萄牙文、中文等17国文字。除了在前面提到的《城市问题》（1972）和“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和文化”（1996—1998）以外，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1973）、《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1980）、《城市与民众》（1983）、《高技术、空间与社会》（1985）、《西班牙的新技术、经济与社会》（1986）、《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发展》（1988）、《信息化城市》（1989）、《世界的科技城》（合著，1994）、《地区化与全球化》（合著，1996）、《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2001）、《信息社会和福利国家：芬兰模式》（2002）、《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2004）、《网络社会：从知识到政策》（2006）、《移动通讯和社会》（2006）、《通讯权力》（2009）等。

最能集中体现卡斯特网络时空思想和他的信息主义研究倾向的是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和文化”。卡斯特在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和文化”中给出了信息主义的时空理论。在卡斯特的论述中，信息是指一种趋势，是运作变化的趋势：（1）基于信息技术的使用，（2）像计算机网络一样进行（全球）组织，以及（3）集中信息（符号）处理。结果在信息资本主义中的主导操作是——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像网络一样的（全球）组织并基于信息（符号）处理。^[1]

[1]海曼.信息时代文化的黑客伦理//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60-472.

二、另辟蹊径的城市社会学研究

曼纽尔·卡斯特早年专注于城市空间的研究，是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甚至我们可以由他城市空间理论中浓重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称他所做的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

在城市空间研究当中，卡斯特深受亨利·列斐伏尔的影响，但是又呈现出与列斐伏尔存在明显差异的空间理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年来，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学界空间研究的风靡不衰，与1974年发表《空间的生产》的列斐伏尔关系密切。在巴黎“红色六十年代”里，列斐伏尔曾经是卡斯特的老师。卡斯特师承列斐伏尔，二人都拥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立场，但是他的空间理论与列斐伏尔的理论存在明显差异，围绕空间的理论阐释，两人还曾经产生过尖锐的分歧和争论。

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基本观点是，空间自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与单纯将空间看作社会关系演变平台的传统空间理论形成鲜明对照，内涵丰富又独树一帜。虽然卡斯特一再强调他与列斐伏尔在城市空间研究上的差异性，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师承关系之下，二人的研究还是存在明显的共性。在他们看来，城市社会学如果忽视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就会毫无想象力可言。城市的发展涉及复杂的空间建构与安排，城市空间是城市内社会关系的结果，亦在某种程度上为再生产社会关系提供机会和资源。尤有进者，空间的安排与设置则隐匿更为微妙的阶级意蕴与资本隐喻。

围绕空间的阐释，卡斯特的空间理论与列斐伏尔的理论又有明显不同。早在1972年，卡斯特出版的第一本书《城市问题》中，他就写有题为《从都市社会到都市革命》的专章，专门指明他与列斐伏尔在城市空间研究上的分歧。他指出，在列斐伏尔看来，人类发展必须经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都市社会三个主要阶段，与这三个主要阶段相联系的则分别是需求、工作和娱乐。因此，都市主要表现的是一种文化内涵，熙熙攘攘的人流、娱乐、社交、欲望，这一切构成了都市的自由和繁荣。因此，在列斐伏尔的笔下，都市空间永远是生机勃勃的，经验、冒险、解放、节庆、创造，所有的一切都由都市空间形式生产。基于此，空间形式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由空间的辩证法使然。但是，在卡斯特看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过于强调了人文因素，把城市空间看作一个透明的人文舞台，说到底是过于突出了空间的社会生产力。卡斯特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至少有一个技术问题悬而未答，这就是在物理距离的否定语境中，如何揭示社会关系。对此，卡斯特强调说:“这关系到都市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城市什么也不创造，但是，通过把各种创造汇聚起来，它使它们花开艳丽。”^[1]

卡斯特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是一个乌托邦，理由是它摧毁了“城市”（city）和“都市”（urban）之间的一切因果联系。因此，“都市”崛起的条件不得不绕过“城市”的形式，而在其他方面寻求解决，比如政治实践。因此，卡斯特认为列斐伏尔的观点在政治上是一种险象环生的举措，它将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撇在一边来谈空间，这使空间理论的说服力大大下降。

卡斯特的新城市社会学研究深受马克思理论的影响，认为城市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应当被纳入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即应当重视阶级和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深刻影响，而这正是以往城市空间研究所缺乏的。^[2]《城市问题》一书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卡斯特在书中更愿意强调的是社会物质的基础。基于此，他认为列斐伏尔是把人的因素高架在生产关系之上，有本末倒置、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路线的倾向。对此，列斐伏尔本人后来反唇相讥说卡斯特不懂空间，是恪守一种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其实，列斐伏尔的反批评也不无道理。卡斯特与列斐伏尔研究城市空间的不同思路正显示了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活力和生命力。

具体来说，卡斯特在《城市问题》中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质疑了沃斯关于城市生活方式的论述，追随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在某些层面对都市问题做出了有别于列斐伏尔的概念化解释，以回应从人类生态学视角研究城市空间的不足，而空间正是他切入这一主题的核心概念。^[3]在考察当代社会城市空间安排的结构化过程中，卡斯特认为，在以往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之中，只有两个概念值得肯定——空间与集体消费。^[4]然而，空间只是一个物质要素，而非一个理论单位。特定的社会关系赋予空间结构以形式、功能和意义，即空间只是社会中一个与其他物质维度发生关系的重要维度，进入这些关系的人会赋予空间以形式、功能和意义。由此，他认为城市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对象必须满足一个条件——空间单位与社会单位的一致性。基于此，集体消费成为探索城市空间的切入点。人们可以从中洞察空间的社会特质。进一步，卡斯特指出，都市空间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上。

在其后续的著作中，卡斯特提出“流动空间”这一概念，以阐述网络社会信息技术的扩展对社会空间的影响，原有的城市空间与新的流动空间之间开始断裂，整个社会关系发生了激变，场所空间的重要性式微，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流动空间的意义日趋凸显。^[5]这一理论视点不仅延续了他对于城市空间的研究，更紧紧握住信息化时代的脉搏，无疑深具洞察力，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当代都市在空间层面正在经历的若干变化。对于“流动空间”的深入理解，本章会在后面部分进一步论述。

在卡斯特的城市空间理论体系中，空间形式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所再生产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和执行了支配阶级的利益。卡斯特甚至直接将城市定义为再生产权力关系的空间单位，城市空间实践着国家权力关系。在空间的设置过程中，追求资本积累的资产阶级与要求提高集体消费水平的工人阶级存在剧烈的利益冲突，因为城市计划和城市政策可能更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并不必然符合广大城市居民和贫困阶层的利益。为了争取符合自己利益的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对政府或资产阶级的城市规划进行抵抗，从而引起更广泛的城市社会运动以夺取城市空间。这样，空间就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被剥削阶层、被压迫居民和被虐待的妇女的抗争烙印。卡斯特尤其强调城市社会运动是都市空间转化的作用者，是都市变迁的最高层次。^[6]卡斯特的论断实质上明确了都市空间的阶级性。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卡斯特城市空间研究的视野中，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抗争影响城市空间的构成，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围绕城市空间展开，并且与资本的流通交织在一起，资本的循环重构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空间的设置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这就是空间、资本和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城市空间的社会性或城市社会的空间性。

卡斯特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灵感之后重新以阶级和资本的视角去构建空间概念并透过空间、资本和阶级的交织来理解城市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卡斯特的城市空间研究摆脱他认为的列斐伏尔式的理论困境，更从另一层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卡斯特对城市空间议题的关注也为城市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准备。因为，“一个具体的城市空间问题框架——已融入城市社会活动的动力——既出于理论方面的考虑又是为了激进的社会行动而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7]。这就不难理解，卡斯特在网络社会背景下讨论流动空间，会将其与社会认同的建构和信息化权力放到同一研究框架之中了。

[1]CASTELLS M.The urban question.Cambridge:MIT Press，1977：90.

[2]JARET C.Recent neo-marxist urban analysi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3（9）：499-525.

[3]CASTELLS M.The urban question.Cambridge:MIT Press，1977.

[4]同①.

[5]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崔保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杜，2001.

[6]王志弘.流动，空间与社会：1991—1997论文选.台北:台北田园教育文化有限责任公司，1998.

[7]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评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43.

三、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第一部是《网络社会的崛起》，在这部著作中，卡斯特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信息技术革命及其推动的信息经济，而网络企业、网络行为和网络关系等则是信息经济的展开形式。概言之，这部著作实质是要揭示网络社会崛起的信息技术根据或信息经济基础，而网络企业和网络关系不过是信息技术、信息经济的运行形式或组织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卡斯特指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全世界的经济依然成为全球互赖，在易变不定的几何形势系统中，引入了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形式。”^[1]

卡斯特认为，由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形成了物质基础或信息经济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形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表现形式，而是当代人类社会呈现的一种新社会形态，即卡斯特所说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在对信息技术革命、信息经济的组织形式和网络社会的重要变迁做出深入考察之后，卡斯特做出了这样结论，“我们对横越人类诸活动与经验领域而浮现之社会结构的探察，得出一个综合性结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形态”^[2]。

而网络社会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空间发生了深刻变革，它使人们能够更清楚地感受到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的崭新结构。卡斯特指出，网络社会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产业是金融、保险、地产、资讯、设计、营销等信息化的产业，他称之为“先进服务业”。^[3]以电子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产业，一方面可以在分散的工作场所里完成，使劳动弹性化和更加灵活；另一方面，弹性工作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信息产业走向集中的总体趋势。

卡斯特不仅论述了电子家庭和电子别墅等远距离信息工作的分散化现象，同时也充分阐述了因信息汇集、处理和控制的需要而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网络信息中心。这种分散与集中并存的现象被称为新工业空间。“新工业空间围绕着信息流动而组成，这些流动依据周期和公司的不同，同时汇聚和分散了其地域的组成部分。当信息制造业的逻辑从信息技术设施的生产者下渗到整个制造业领域里这些设施的使用者时，新空间逻辑也随之扩张，创造了全球性产业网络的多重性，而其中的相互交错与排他性改变了区位的概念，从工厂基地（factory sites）转变为制造业的流动（manufacturing flows）。”^[4]

与新工业空间同时展现的是信息化城市，它是一种在存在形式和运行内容上都与传统城市不同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并非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进服务业的生产与消费中心及其辅助性的地方社会，被连接在一个以信息流动为基础的全球网络里，而不重视与其腹地的联系”^[5]。不是在某个位置或某种场所，而是在过程亦即在流动中界定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全球城市”，这是理解卡斯特阐述的新社会空间理论的关键。

卡斯特以美国、欧洲和中国珠江三角洲的一些信息化城市为例，论述了新型城市的信息流动性和城市的运行特点，并提出了“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概念。“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6]可见，当代社会实践，其主导特征在卡斯特看来就是流动：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互动的流动，以及形象、声音和符号的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因素，而且表现了主导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符号生活的过程。根据卡斯特的描述，我们认为，流动空间是通过流动而得以运作的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物质组织。

“流动空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卡斯特写道：“流动空间是指在不接触的情况下，同时发生之社会实践（或者在共享时间中选定的时间）在技术和组织上的可能性。……然而，流动空间不是没有固定位置的。它由节点和网络组成；也就是说，它是由电子推动通信网络连接而成的地方，通过它，信息流才能流通和交互，以此保证共享时间实践在这样的空间中得到执行。而在地方空间中，它以实践的邻近为基础，意义、功能和地域性是密切相关的。在流动空间中，地方在它们所属的具体网络中从其作为节点的角色中获得意义和功能。……空间不能从社会实践中独立出来。……因为实践是网格化的，它们的空间也是网格化的。因为网格化的实践是以由不同站点之间的通信技术进行处理的信息流为基础，网络社会的空间由三个元素之间的接合组成：活动（由人们所执行的）所处的位置、连接这些活动的物质通信网络以及在功能和意义方面完成这些活动的信息流的内容和几何特性。这就是流动空间。”^[7]

卡斯特将空间视为社会的表达，认为既然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结构性变化，那么新的空间形式和过程必然随之出现，即“流动空间”。因此，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达（expression），即空间不是社会的简单复制品，而是社会本身。卡斯特从三个层次分析了他提出的“流动空间”概念，并把这三个层次称为流动空间的三个物质支持层面。

流动空间的第一个层面由电子交换的回路组成，包括各种微电子技术设计、电子通信、计算机处理，广播系统以及信息的高速传输，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网络中那些核心过程的基础。这一层面是物质性的，就像工业社会中的“城市”和“区域”一样，是一种空间形式。在当今的网络社会中，没有哪一个区域能够独立存在，因为所有的方位都是由网络中的流动交换界定的。方位虽然虚拟化了，但是并没有消失，而是方位的逻辑和意义已经被吸纳进了网络。

流动空间的第二个层面是网络的各个终端和网络中心，它的基础是电子网络，但是却不仅仅是电子网络，这个电子网络连接到具有物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功能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全球化经济网络的流动空间。像纽约等“全球化都市”是信息化、全球化经济的生产基地和网络中心，区域经济乃至区域社会都对它们表现出明显的依赖性。但是除了这些全球化都市之外，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经济也有它们自己的终端，连接着这一全球化网络。在这张网络之中流动的不仅仅是资本，还有财富生产、信息处理、权力生成等不同层面。

流动空间的第三个层面是指管理精英们的空间组织。虽然它不是网络社会唯一的空间逻辑，但是流动空间是网络社会的主导逻辑。流动空间的主导性不单是网络社会的结构使然，还是由活生生的人来启动、构想、决策和执行的。这些人就是卡斯特笔下的管理精英们，需要注意的是，卡斯特强调他这里所说的管理精英并不对应着阶级。流动空间理论的前提是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分布并不平衡。所以，在网络社会中占据高位的技术金融管理精英们，从其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利益来说，也会有特定的空间要求，由此构成了流动空间的第三个层面。

流动空间的第三个层面，是卡斯特论述的重点所在。他指出管理精英在网络社会里的支配地位表现在这一群体的组合能力和分化大众的能力之上。普通大众虽然人数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利益所得却占劣势。因此，“精英联合，大众解体”是网络社会的孪生机制。而流动空间就在这一机制里起到了关键作用。换言之，精英是世界性的，大众是地方性的。“权力和财富的空间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散布，大众的生活和经验则植根在本土，在他们的文化里，在他们的历史里。故此，社会组织越是筑基于非历史的流动之上，超越一切特定方位的逻辑，全球权力的逻辑便越是远离特定历史中地方/国家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控制。”^[8]

卡斯特进而指出，精英群体有意识地同普通大众保持距离，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代码以主导流动空间，其支配逻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精英组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以地产价格树立屏障，实现了群体的内部圈定。比如在此类空间中，重大决策每每是在会员制餐厅的商业午餐上做出，或者是在周末乡村别墅度假和在打高尔夫球的空隙之间运筹帷幄。不过这类决断还是要诉诸计算机的电子决策过程，由相应的信息软件来应对市场趋势。可见，流动空间的终端既包括居住和休闲的空间，也要配合总部及其辅助设施的区位。一面是在小圈子里进行决策，一面又伸手可及世界范围的经济和文化空间。仿照精英营构自己圈子的特权空间的方式，各类人群如法炮制，层层圈定出不同等级的社会空间，如此造成网络社会的分化。卡斯特指出，待到社会危机加深、动荡加剧之际，精英便不得不蜷缩在警卫森严的社区里，将之转化为他们的避难空间。这样的例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屡见不鲜了。

二是精英文化有意统合世界范围的精英环境，以营造专门的生活方式和空间形式，逐步消除每一个地域的历史特殊性。诸如装饰千篇一律的国际旅馆，从房间设计到毛巾的颜色几乎没有差别，所有国家都能够提供相同的招待，维护精英群体的贵族气派，同时，其设计则必须同普通旅馆的设计保持距离。精英们这种日益趋同的生活方式，也造就了一种跨越所有社会和文化、使得他们不论身处世界何地都能有一种顿时感到从周围的世界里抽身而出的流动感。

在卡斯特的网络空间理论体系中，与“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是“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他认为网络使地域的概念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脱出来，被重组进类似形象拼贴的功能网络里，故而产生一种“流动空间”，替代了传统的“地方空间”。

那么，究竟什么是地方空间呢？ 即使在网络社会，流动空间也远没有渗透到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还都生活在地方空间里，其感知到的空间，也主要是以地域为基础的空间。因此，根据卡斯特的描述，我们认为，地方空间是其形式、功能和意义都自我包纳在其物理边界之内的空间。

具体来说，卡斯特论述的地方空间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工业社会，是根据工业生产的逻辑走向集中、形成组织、服从纪律、统一标准、追求效率的理性化社会。而他论述的流动空间是信息化且超越了地方空间限制的网络社会，其中不仅展开了全球性的广阔的缺场空间，而且也在这个广阔的空间中凸显了个体的意志与价值。如果说在场的地方的工业社会呈现的主要是物质化的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那么缺场的流动的网络社会呈现的则主要是符号化的信息流动和价值理想。前者主要是物质生活空间，而后者主要是精神生活空间。虽然物质生活也一定在运动变化，但相对于精神生活而言，物质生活还是相对稳定的，精神生活不仅要反映和评价物质生活，而且还要引领和支配物质生活。

针对“地方空间”，卡斯特举了一个例子：巴黎的贝勒维拉（Belleville）。1962年，像历史上许许多多移民一样，卡斯特经由贝勒维拉进入巴黎。自从初次相逢，30多年过去，卡斯特发现他和贝勒维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来自亚洲和南斯拉夫的新移民加入了旧移民的队伍，贝勒维拉本身也经历了好几次都市更新浪潮。历史上贝勒维拉是巴黎一个虽然贫困，但却不失和谐的边缘区域。现在则触目皆是随意雕塑的后现代主义和廉价的现代主义景观。但即便这样，卡斯特仍然认定1999年的贝勒维拉是个清晰可辨的多重文化地域，是一个依旧有生命力的“地方空间”。不同的族裔社群在这里基本可以和平共处，尤其是年轻的中产家庭的加入既给这座小城灌注了生命力，同时又有意识地可以防止鹊巢鸠占，抹杀其原来的文化。因此，在文化和历史的互动中，贝勒维拉可以被窥见其空间意义。借用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克莉斯汀·波耶在1994年出版的《集体记忆的城市》一书的标题，卡斯特指出贝勒维拉就是一个集体记忆的城市。但这并不意味贝勒维拉就是传统社区的理想类型。贝勒维拉的居民并不互相友爱，治安很差，不过这一切都不影响贝勒维拉成为一个跨越历史的空间分化的例证，一个有意味的互动空间。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他们显然还是居住在以贝勒维拉为代表的地方空间里，正如卡斯特所言：“人们确实依然是生活在地方里。但是由于我们社会里的功能和权力是在流动空间中组织起来，其逻辑的结构支配性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地方的意义和活力。经验同地方相联系的结果，是它丧失了权力，意义则与知识渐行渐远。这导致两种空间逻辑之间产生一种精神分裂症，有可能使社会的传播渠道毁于一旦。”^[9] 这不是危言耸听，卡斯特意识到，网络社会中，流动空间占据了支配地位，并要把它的网络化逻辑强加到溃不成军的地方空间之上。而现实情况是，地方力量已日渐分散，彼此之间的联系愈见稀寥，分享文化代码的能力也愈益贫弱。而全球化的浪潮并没有能够弥补这一鸿沟，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加拉开了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之间的距离。由此，卡斯特感叹，除非有意识地努力在这两种空间形式之间搭建文化、政治特别是物质上的桥梁，否则两种空间恐怕永远会失去交合的可能。

[1]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

[2]同①434.

[3]同①356.

[4]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68.

[5]同①362.

[6]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83.

[7]卡斯特.信息论、网络和网络社会：理论蓝图//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0-41.

[8]CASTELLS M.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Oxford:Wiley-Blackwell，2000：446.

[9]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24.

四、网络社会的时间变化

在《网络社会的崛起》的最后一章，卡斯特提道：“人类仍然是具有躯体的时间，我们的社会亦如是，两者皆由历史所造就。”^[1]信息技术范式里受到社会实践所塑造的时间转化，是我们已经迈入社会的基础之一，这种时间的转化还与流动空间的浮现纠缠在一起。他认为网络使地域的概念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脱出来，被重组进类似形象拼贴的功能网络里，从而产生了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替代了传统的“地方空间”。而当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以被设定在同一信息里面且彼此互动时，时间的概念便也随之消失在这个新的空间之中。所以，“流动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在卡斯特的网络时空理论体系中是一对孪生子，两者共同构成了真实虚拟文化的基础。而它的一个明确前提则是，在网络社会里，是空间组织了时间。“无时间之时间属于流动空间，而时间纪律、生物时间以及由社会决定的序列，则是全球地方的特征，在物质层面结构与解构着我们区隔化的社会。空间塑造了我们社会的时间，因此逆转了一个历史趋势：流动诱发了无时间之时间，地方则受到时间的限制。”^[2]

网络空间作为流动空间，不只是信息的流动空间，而且是一个新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空间，这是一个对现实空间进行模拟的虚拟空间。这里的“空间虚拟真实”并不是由计算机所制造出的与真实环境相似的虚拟实境，而是更深层次地指借由人类内在的心理反应之认同产生的一种真实的感觉。流动的空间产生了真实的虚拟性文化，它的特征是无时间的时间和无固定空间的空间。当卡斯特讨论个人工作的灵活性、全球城市的程序性以及网络空间的流动性时，他同时将网络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弹性、过程性和流动性，无疑都属于时间概念的展开或时间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卡斯特讨论的弹性工作、全球化都市和流动空间是空间和时间的统一。并且，社会空间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也是一个过程，用卡斯特的术语来说，就是“结晶化了的时间”。因此，对网络社会的空间调查不可能不涉及对时间的进一步追问。

卡斯特首先研究了人类时间概念的历史变化。反映人类历史和生活变化的时间概念在历史和生活的变化中逐渐形成。人类起初并没有明确的时间感。在彼得大帝于1699年12月19日宣布沙皇俄国即将在18世纪开始之前，俄罗斯人认为时间是永恒的，受西方日历概念的影响，沙皇俄国才开始有了时间概念。在苏联，时间被意识形态所覆盖，计算时间的目的是检查工作效率，推进革命化进程，利益、奖励和金钱是无法同时间联系起来的。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机械钟精确计算的时间也与工作效率和生产管理有关。卡斯特做出这种历史性考察的目的是，说明时间和空间一样，不是抽象的，它们都是在某些历史条件下满足人类实践需要的产物。

在网络社会，随着空间的网络化变迁，时间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网络化条件下，时间是“各种时态的混合，而创造出永恒的宇宙；不是自我扩张而是自我维系，不是循环而是随机，不是迭代而是侵入：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利用技术以逃脱其存在脉络，并且选择性地挪用每个脉络迄今可以提供的价值”^[3]。卡斯特的这段话旨在说明：在基于信息技术革命的网络社会中，事物进入快速流转之中，原来可以呈现为环节、节奏和次序的变化序列被压缩得无法辨清，于是，原有反映事物变化序列的时间观念已经把握不了网络社会中的时间，即出现了“无时间之时间”。

“无时间之时间”的出现是信息化加速，或者说是网络社会信息技术实现的“时间压缩”的结果。卡斯特赞成詹姆斯·格列克的观点：“我们社会里‘每件事物’的加速，无情地压缩了一切人类活动领域中的时间。压缩时间直到极限，形同造成时间序列以及时间本身的消失。”^[4]卡斯特进一步指出，极端压缩而成的“无时间之时间”，似乎是对时钟时间的一种反叛。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无时间之时间”是追求效率的“时钟逻辑”的延续。但是，时间被压缩并加速到难以辨别清楚的程度。“这些反叛是19世纪的历史特征，却未能颠覆时钟时间的支配，反而是在社会契约里涵括了时钟时间对生活的指使分派，促进了时钟时间的逻辑。”^[5]

卡斯特讨论了由时间压缩引起的网络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首先，全球金融市场已经成为高速度、高风险运营的“全球赌场”。“20世纪90年代全球金融解除管制、新信息技术的便利科技以及新管理技术，汇集起来改变了资本市场的性质。历史上首次以即时（real time）方式运作的全球统一的资本市场出现了。”^[6]巨额金融资本在没有国界限制的全球金融市场中也会闪电般快速运行，甚至在几分钟、几秒钟之内就可以穿梭般地在不同经济体中实现交易。这种交易速度在网络时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网络，疯狂地缩短了获取巨额利润的时间，但与此同时，它也有可能在瞬间带来毁灭性的损失。

在信息技术支持的网络化国际金融市场中，由于时间被压缩到极限，利益和风险变得不可预测和计算，一切都陷入神奇的不确定性之中。“整个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赖着大部分是由主观感知和投机骚动决定的资本移动；延迟满足之行为模式的集体社会经验遭受到破坏，代之以‘放手一搏’的共同意识形态，强调个人用生活和经济来赌博；生产与报酬、工作与意义、伦理与财富之间彼此对应的社会感受也遭受根本的破坏。”^[7]一向以理性化追求自我标榜的资本主义市场，变成了一个疯狂放纵的全球赌场。

在微观经济层面，弹性工作时间已成为网络企业实施灵活管理、加快资本运作的资源。由于弹性工作模式的实行，传统的基于计算时钟时间的劳动力管理方法已经失效，出现了一种新的劳动时间管理方法——“即时劳动”（just-in-time labor）。即时劳动必须弹性地管理自己的时间，有时候延长工作时间，有时候调整以适应弹性时间表，有时候缩短工作时数，并据此付薪。^[8]卡斯特称这种时间管理为新的时间导向劳动管理，在这种管理方式中，时间已经不是计算劳动者工作量的尺度或单位，而是具有伸缩性的可以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时间不仅被压缩，时间还被处理（processed）。”^[9]

时间的压缩和处理也引起了人类生命历程的结构性变化。在工业社会，获得工资的工作时间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占据中心地位，所以每个人都非常重视自己一生的工作时间。“工作时数及其在人类的生命周期里，以及在每年、每月与每周的生活周期中的分布，乃是人如何感受、享受与忍受工作的核心形态。工作时数及其分布在不同国家与历史时期的不同演变，反映了经济组织、技术状况、社会斗争的强度以及社会契约与制度改革的结果。”^[10]在网络社会，政府和商业组织使用信息技术压缩处理了工作时间，工作时间的总时数在人的生命历程中缩短了，但劳动强度却提高了，因此缩短了的工作时数掩盖了劳动总量的增加。

此外，在工作时间缩短的同时，人们还出现了寿命延长的普遍现象，这导致人们在人类生命历程中获得资源和实现生命价值的时间比重进一步减少。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降低了人的生命价值，而且还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如个人工作的期望被压抑、社会养老金的负担难以承受等。此外，晚婚、晚育、试管婴儿和代孕等婚姻和生育现象的发生，也影响了原有的社会的代际关系、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卡斯特称“生命周期的模糊化”将导致“社会失律症”。“而其直接的意义，是另一种形式时间之消灭，是人类的生物时间，以及人类出现以来一直受其调节的时间节奏的消灭。”^[11]

人类生物时间的消灭，必然引起对死亡问题的思考。在讨论了人类生物时间被冲击之后，卡斯特提出了死亡问题，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与生命中的时间是由死亡来度量。死亡一直都是整个历史中文化的核心主题。”^[12]在当代人类社会中，在信息技术和生物医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死亡这个核心主题正面临着一个突破：死亡将与生命分离。死亡永远是生命的终点，死亡与生命分离，这意味着死亡无法终结生命。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奇谈怪论。但是，卡斯特认为，信息技术可以将人们的生命历程展示为如同服装店中色彩鲜艳的服装图像一般，“当死亡真正降临时，它只不过是心神涣散的观众面前屏幕上的另一个映像罢了”^[13]。这似乎在提倡一种新的死亡观念，但卡斯特却认为这可以彻底终结人类的生命周期，“通过将死亡与生命分离，并且创造技术的系统来使这种信念得以长存，我们在生命范围里建构了永恒”^[14]。

讨论死亡使人免不了联想起战争。因为战争一直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制造死亡的过程。卡斯特认为，信息技术不仅可以通过图像的虚拟性将生命与死亡分离，还可以通过时间压缩中的信息处理技术使战争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新的战争形式——即时战争。“即时战争及其由技术引致的时间性是信息社会的特色，但是，就像新时间性的其他向度一样，它们是新系统之支配形式的特征，排除了正在浮现中的支配性逻辑核心以外的国家和事件。”^[15]也就是说，即时战争也是一种以强凌弱的暴力行为，所以它不是暴力的终结，只是暴力形式的改变。这种变化的结果甚至会造成更高程度的暴力活动，可能引发恐怖主义活动。

总之，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压缩性变化。原本是作为过程、展开为环节、呈现为节奏的时间，被浓缩成为瞬间即逝的“无时间之时间”。就像卡斯特说的那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时间通常被定义为实践的序列。……在工业时代，时钟时间逐渐出现；也就是通过足够精确的序列的测量和组织来为生命中的每一刻安排任务并下达命令。……网络社会，保留了对序列的强调。时间关系是由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进行定义的，并不断努力否定序列来消磨时光。一方面，通过压缩时间（就像瞬间发生的全球财政事务，或者抵抗‘即时战争’所作的努力）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模糊社会实践的序列，以随机的顺序，打乱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像在电子超文本中的一样，或者在工作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上模糊生命周期的模式。”^[16]

我们应当这样理解“无时间之时间”：时间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一种被挤压和集中的时间形式；时间不再是一种被动的缩减，而是在紧缩之后强迫事物的过程和内容的扭曲变化。“我认为无时间之时间（这是我为我们社会的支配性时间所命之名）产生于当某个既定脉络——信息化范式和网络社会——的特征，导致在该脉络之现象的序列秩序发生系统性扰乱之时。”^[17]也就是说无时间之时间的变化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变化。

工业社会围绕着生产力进步和发展的思想进行组织，流变构建了存在，时间驯服了空间。而在网络社会，通过打乱事件的序列并促使事件同时发生，流动空间消解了时间概念，社会建立在结构无常的事物上：存在取消了流变。“对时间的掌控，对节奏性的控制在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巨大运动里，殖民了疆域，转化了空间，还伴随着形成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孪生历史过程，流变（becoming）建构了存在（being），时间驯服了空间。”^[18]

卡斯特探讨了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领域所发生的转化对时间的影响，在新信息技术决定性的推动下，资本脱离了时间、文化逃离时钟，人类进入一个共享的新时间性逻辑——无时间之时间，即时间立即性（无时间性），譬如：资本快速流动的全球金融交易、生物技术促使生命周期的模糊化、瞬间的战争、可变的人类工作时间等。但同时，卡斯特也提出警示：“无时间之时间只是网络社会里正在浮现的社会时间的支配形式，社会支配的运作乃是通过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架构里选择性地吸纳和排除某些功能与人群而得以达成的。”^[19]

[1]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25.

[2]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66.

[3]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03.

[4]同①.

[5]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04.

[6]同①405.

[7]同①406.

[8]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07.

[9]同①.

[10]同①409.

[11]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17.

[12]同①418.

[13]同①419.

[14]同①420.

[15]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26.

[16]卡斯特.信息论、网络和网络社会：理论蓝图//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1.

[17]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30.

[18]同②566.

[19]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31.

五、时空变化中的权力逻辑

关于什么是空间，卡斯特提出三句话：（1）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也就是说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间就是社会。（2）空间是结晶化的时间（crystallized time）。（3）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撑。^[1]进一步，卡斯特把网络空间描述为“流动的空间”，即，“网络化时代被认为是地理的终结。事实上，因特网有自己的地理，它是由处理从位置产生信息流动的网络和节点组成的。这个单位就是网络，所以多个网络的结构和动力是每个位置意义和功能的源泉。它导致了流动空间这样一个新的空间形态的产生，这也是网络化时代的特征，但这并不是没有位置：它借由电信电脑网络和电脑传输系统连接位置。它重新定义了距离，但是并没有取消地理。新的领土结构从全球信息流动的几何学来同时处理空间的集中、分散和连接的过程中出现”^[2]。“流动空间”概念下的空间变革，能与“位置”这一传统的空间概念相互作用；而个体就是在所属的具体网络中、从其占据“位置”的角色中获得意义和功能。

“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在卡斯特笔下，是和“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一起，当作一对孪生概念提出来的。他认为网络使地域的概念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脱出来，被重组进类似形象拼贴的功能网络里，故而产生一种“流动空间”，替代了传统的“地方空间”。

地方空间和流动空间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化和冲突，这本质上源于地方空间和流动空间在逻辑层面上是存在对立冲突的。当广大社会成员在缺场的网络空间接受了各种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信息和价值原则，用这些信息或原则衡量和评价他们面前的在场空间的事实时，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明确了自己在现实中所处的位置和困境，也看清了现实中的弊端与丑恶。于是，广大社会成员用在网络中接收的信息和原则去否定现实，并要求现实发生符合自己利益和意志的变化，这就是卡斯特所论述的网络社会中的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然而，事情不会像来自基层的社会成员理想中的那样简单，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不会轻易接受来自缺场空间的原则，它们会竭尽全力维护给它们带来稳定效益的制度和规则，会千方百计地抵制来自流动空间的逻辑，这就形成了两种空间的逻辑冲突。正如卡斯特所说：“由于我们社会的功能与权力是在流动空间里组织，其逻辑的结构性支配根本地改变了地方的意义与动态。由于经验关联于地方，因而抽离了权力，且意义逐渐与知识分离。结果是两种空间逻辑之间的结构性精神分离，构成破坏社会沟通渠道的威胁。”^[3]

两种空间的逻辑冲突，在本质上是流动权力同传统实体权力之间的冲突。卡斯特认为，尽管全球化意义下的网络权力是缺场的流动权力，但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4]。也就是说，网络社会的权力是通过网络行使的，网络化的支配权力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规定社会生活存在与运行的基本逻辑。卡斯特的结论是：“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5]

卡斯特认为，在网络社会中，流动的空间遵照支配性的空间逻辑，谁占据了流动空间本身以及其中的信息和节点，或者掌握了组织流动空间的话语权，谁就拥有了强大的权力。这意味着空间的流动特质冲击着传统的权力支配逻辑，互联网空间中权力的表现状态和呈现形式因此发生了重要转变：网络权力体现为一种流动的权力，即流动性已经转变为网络权力形态上的特征。

而网络权力这种流动的形态，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过程。鲍曼对当代的社会形态做出了“流动的现代性”^[6]的比喻。与笨重和迟缓相对，流动意味着轻灵与快速。虽然鲍曼的本意是，对比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迟缓的农耕劳作与大工业时代笨重的机器生产，当代资本主义精确、快速、灵活化、定制化的生产方式，产生了速度加快与重量减轻的效果，使得社会朝向一种“轻若无物”的方向发展；但是，“流动的现代性”对权力的生产同样适用。互联网的出现，无疑是目前“轻量”与“速度”发展到了最高程度的体现。在现实和网络紧密结合的空间之中，信息传递最快可以达到光速；信息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中介轻到极点。从这个意义上看，网络社会是将鲍曼的上述比喻发展到极致的崭新社会形态。

“流动的现代性”不仅给予了重量与速度以崭新的定义，还使得行动者的日常活动场景的范围得以大大拓展，由此，缺场事物与缺场行动也就愈发常见。于是，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地理边界被打破，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轻量”进行传递和分享，权力的运作可以普遍地以一种“缺场”的方式存在。不仅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网络权力实现了其流动性，网络权力还不停地流动于各个网络“位置”之间。网络权力以光速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生成、流转和聚集，比实体权力更具生命力、更富有效性、更有号召力，往往会比实体权力产生更大的爆发力和现实能量。

在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终结》之中，他充分展现了自身对于网络权力的理解。

卡斯特的上述三部曲中，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崛起》被公认是大胆开拓了社会学家先前未涉足的一个领域，揭示出全球化网络社会的真相。以网络社会的兴起为主题，卡斯特将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网络工程，以及传媒文化、时空文化悉数纳入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逐一展开分析。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野，在卡斯特笔下已不复存在。三部曲的第二部《认同的力量》是从意识形态政治学谈起，但是作者宕开一笔，娓娓说起了身份和意义的关系，进而言及社会动荡、环境问题和女权主义，最后落笔在国家功能的转化和民主危机上。

在当代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权力结构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民族国家制度及其行政权力，它不仅充分体现了父权制的权利要求，而且将社会生活的各种权力集中在一个行政体系中，竭尽全力地掌控整个社会系统的命运。在工业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得到了有力支持和愈加强大的发展，形成了全面控制社会时空的能力。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生活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大规模而快速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制度体系和行政权力受到了越来越尖锐的挑战，其制度合法性和权力有效性都开始流失甚至衰微。卡斯特对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和陷入的困境做了如下概括：“国家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越来越受到了全球资本、货物、服务、技术、通信和信息的流动的约束。国家通过弘扬传统、建构和重构民族认同以求捕获历史时间的努力，却受到了由自主性主体所界定的多元认同的挑战；国家通过设立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机构以求在全球舞台上巩固其权力的企图，却进一步损害了它的主权；国家通过向区域和地方下放行政权力以求重建合法性的努力，反而被其更亲近于政府、疏离于民族国家的新式民众，搞得成效甚微。因此，尽管全球资本主义兴盛了、民族意识普遍高涨了，但产生于现代历史时期的国家，其权力却在流失。”^[7]

可见，在卡斯特的笔下，民族国家的权力已经遭遇了全面的严峻挑战。民族国家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根本原因在于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浪潮动摇了其存在根基。现代民族国家基于工业化进程或工业社会的发展而生成和壮大，它的制度体系和权力模式适应了工业社会的要求。民族国家对地域的分割、边界的划分、资源的控制、流动的限制、层级秩序的维持和不确定性的排斥，都表明它的制度体系和行政权力同工业生产要求的一致性。可是，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却在这些方面强有力地实现了突破。“在信息时代的黎明之际，合法性危机正在掏空工业时代的制度的意义和功能。由于没有抓住财富、权力和信息的全球网络，现代民族国家已经丧失了它的大部分主权。”^[8]

概而言之，民族国家建立和管控的是一个有清晰边界的相对确定的地方空间，而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展开的却是一个边界模糊的、不确定的流动空间，因此，民族国家遭遇了权力作用的对象在存在范围和存在状态上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对习惯于用行政权力维护确定秩序的民族国家的统治者来说，这种变化不仅难以看清，而且还会产生强力抵制的心理与行动，其结果只能招致更强烈的冲击。其原因首先在于，在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时代，“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9]。植根于工业社会、追求稳定性的民族国家行政权力，如果不顺应时代的变革，仍然用传统的行政权力去对付不断变化、快速流动的网络权力，只能落得不合时宜、徒劳无益的下场。

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流动的网络权力是来自基层社会广大民众的权力。网络权力的主体已不再仅是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者和政治权力的掌握者，而且还包括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广大普通社会成员。因为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的普及应用，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备了发布信息、表达观点和抨击时弊的条件与能力，都成为网络权力的掌握者和施行者。于是，处于基层甚至底层的社会成员拥有了网络权力，并且拥有了表达和发挥网络权力的有效形式和便捷途径。这就意味着，当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迁，民族国家及其各种层级的行政机构不再是权力的垄断者，握有网络权力的广大民众已经成为对抗民族国家权力的掌权者。

网络权力是经过人民群众的社会认同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卡斯特把网络权力称为精神或心灵的权力，是通过符码影像直接呈现出来的社会认同的权力。卡斯特说：“新的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存在于再现的影像中；围绕着这种新的权力，社会组织起了它的制度，人们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并决定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权力的部位是人们的心灵。”^[10]可见，卡斯特所谓的网络权力就是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中的观念的力量，是可以表现为象征符号的信息力量，它的基础并不在于某种实体机构，而在于人们的价值认同和意义接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斯特对网络权力充满了信心，他兴奋地指出：“不管是谁，也不管是什么，赢得了人心就能赢得统治，因为在任何合理的时间跨度内，对于那些围绕着灵活的、另类的网络的权力而动员起来的心灵来说，强大而顽固的统治机器并不是什么对手。”^[11]

网络化的、去中心化的组织和干预形式，新的权力蕴含在信息的符码中，人们的心灵成为权力贮存的部位。^[12]这种理论推断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个体的生存意义再建，但是这种主要建立在心理和意识上的推断，使得“结构”这个要素消失不见，没有揭示和解释行动者形成的群体背后的组织结构。同时，这种“心灵贮存权力”的说法也不能说是一种明确完善的权力理论。因此，规划性认同的出现还只是一种可能。作为现代人的生存意义再建的药方，规划性认同的实质意义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可以大胆预见，一个蕴藏着强大认同力量的基层网络将在历史的战场中赢得新的社会。

在《千年终结》中，卡斯特更加深入地考察了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引起的重大变迁，然后郑重地宣布：人类社会已经呈现了新的形态——网络社会，一个崭新的世界由此开端。通过对苏联改革与解体过程、信息化时代的社会不平等、全球犯罪经济、亚太地区的发展与危机以及欧盟形成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考察分析，卡斯特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论证了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强大动力，已经无处不在地推动旧世界瓦解而新世界正在形成的论断。

卡斯特认为，要想清楚地理解他关于新世界正在形成的论断，可以从三个方面的展开过程来把握：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变迁、由文化认同凝聚起来的各种社会运动。“这三个过程的互动与它们所触动的反应，带来了一个新的支配性社会结构，即网络社会；一个新经济，也就是信息化/全球经济；一个新文化，真实虚拟的文化。而深植于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之内的逻辑，已经成为整个相互依赖世界里的社会行动与制度的基础。”^[13]这就是说，正在形成的新世界是人类社会的总体性变迁，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紧密相连的结构性变迁，只有在这种整体联系中才能真实地把握新世界形成的深远意义。

卡斯特对新世界充满了信心，但他也承认新世界的发展面临种种障碍。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假如遍及世界的人们信息灵通、主动、能沟通；假如企业能承担其社会责任；假如媒体能变成使者而非信息；假如政治行动者对抗犬儒主义，以民主方式恢复信念；假如文化由经验来重建；假如人类遍及全球感觉到物种的团结；假如我们由于与自然和谐相处，确立世代间的团结；假如我们之间已取得了和平，并启程开拓我们的内在自我；假如所有这些都因我们的信息灵通、有意识、分享决策而变得可能，而时间之河仍在流淌，或许我们能最终生活下去，爱同时被爱。”^[14]这些充满诗意的假言判断，既是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和热切呼唤，也是对既存现实的尖锐指责与严厉抨击。

无论是充满信心，还是忧心忡忡，时间和空间急剧变迁的网络新世界的到来已成必然。就像卡斯特在另一本著作《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中指出的那样，“我猜会有人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单独待着？我不需要你的互联网，不需要你的科技文明，不需要你的网络社会！我只想过我自己的生活！’好吧，如果你抱这种态度的话，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不管怎样，如果你不在乎网络，网络会在乎你。只要你想生活在社会中，就是现在你在的地方，你不得不面对网络社会。因为我们生活在网络星河中”^[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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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①505.

[2]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郑波，武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24.

[3]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98-399.

[4]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34.

[5]在《网络社会的崛起》英文原文中，“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一句的表达是“The power of flows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flows of power”。可见，卡斯特的权力观和当代社会学的关系性权力观是一致的。但是，卡斯特对网络权力的论述更进了一步。他提出了“流动的权力”（the power of flows），意指网络权力中的“网格化逻辑”（the networking logic）展现出了权力的强大能量，直接用流动性定义了网络权力这种权力的新形式。并且，卡斯特直接给出了如下判断：这种以流动性为特征的网络权力，明显地超越了经由网络流动表现出来的其他权力形式。（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34.）

[6]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7]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97.

[8]同①411.

[9]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34.

[10]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16.

[11]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16.

[12]同①419.

[13]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21.

[14]同①324.

[15]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郑波，武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