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龙：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若干方向思考

1978年12月，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这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乃至全球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对中国与全球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正面影响。45年来，中国GDP规模从占全球的1.7%上升到2022年的18.5%，人均GDP从全球的133位升至76位；中国已经从极端贫困国家发展为全球中高收入国家。

202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回望这45年，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开放远未结束，也将永远不会结束。对当代中国而言，始终不变的就是“变革与改良”。当前中国面临百年大变局下的复杂国际形势，也处于要跳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此时刻，中国如何深入推进改革，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市场环境、民营经济、国有企业改革、股票市场、数字经济、人口稳定、货币制度、产业链供应链、能源结构、行政效率、养老体制、教育体制、科研机制、国家安全、国际合作等诸多方面。以下，本文从前七个视角提出改革开放45年后相关领域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方向思考。

市场环境的改良需要更多的“和谐共生”

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逐步走出僵化与大一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不断转变，核心是要建立有活力与规范的市场环境。经过了45年的努力，中国的市场环境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然而，当前市场环境仍然有诸多改进的空间，特别是依然存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这里反映出政府行政力量相对强势的倾向，也就是更多从“管”的视角去看待市场环境。比如近年来的教培行业及城市街道的地摊经济等，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存在的合理性，有便民与为民服务的功能，也是部分群体赖以生存的方式，不能因为有一些乱象，或有损所谓的“城市整洁”与“城市形象”，就全盘否定与取缔扩大化。

因此，下一步的中国改革开放，从市场环境的改良角度看，应该将保持活力与规范运作作为主要方向，同时充分照顾民生、便民、产业发展与市场的烟火气与活力，提高容忍度与重视“和谐共生”。

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真正的“落实平等”

经过改革开放的长期发展，我国民营经济从计划经济阶段微乎其微的经济存在，发展到当前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尽管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民营经济仍普遍存在负担过重、信心不足的问题，导致实业投资积极性长期受到抑制。这不利于促进整体投资与新发展动能的形成、不利于扩大就业与加速技术创新，也不利于促进国内安定团结以更好应对外部压力。

为此，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应在2023年出台多项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持续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切实以“自己人”的角度提振民营经济信心、稳定民营经济的长期预期、提升民营经济投资实业积极性，主要的改革建议包括：

一是尽快出台《中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对于民营市场主体来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律是最根本的保障。建议出台《中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从立法角度禁止歧视民营企业、确保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二是选派民营企业家到政府部门工作挂职与任职的长期制度，选拔守法爱国且有意愿的优秀企业家进入体制内，成为“体制人”，让体制更加理解与了解企业，从企业角度制定有效政策。三是根据民营经济在全社会的贡献度来匹配融资资源，切实降低融资各个环节的高成本。四是对企业检查实施现场“一年最多查一次”，取而代之采用数字化手段开展常规的非现场检查与沟通，减轻企业的行政负担。五是切实降低企业社保负担，相对平衡企业—劳动者纠纷过程中企业的利益诉求。

国有企业改革的推动需要有效的“市场运作”

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重点任务。经过45年的发展，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一套不断发展的现代管理制度。国有企业总的效率有所提升，人员规模不断下降，国企员工占总职工的比例降至2022年的7.7%；国企涉及领域集中在金融、公用事业、化工、交通、机械等国民经济的重点部门。不过，当前国有企业凭借垄断资源优势，可以相对轻松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仍具备一定的行政色彩与官僚作风特点，运作效率的提升空间仍然较大。

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与运行的优化仍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点方向。在国有企业运作机制创新方面，从上至下应全面引入市场化职业经理人，并在股份制改革方面更普遍引入民营经济参与，保障国有企业按照市场化运作，以市场效率与效益作为行动准则；国资委职能转型为专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消除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干预。通过国有企业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减弱国有企业-民企分割的“二元经济”特征，进而使得全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均成为统一的公平竞争与高效运作的市场化主体。

股票市场的发展需要更规范与透明

中国自1990年12月19日开始设立股票市场的举措，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3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成了沪市与深市等股票市场，上市公司5092家，累计市值78.67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从2001年1月1日到2023年11月30日的23年间，上证指数累计上涨44%，相对应的是，同期美国标普指数上涨256%、日经225指数上涨144.6%、印度孟买Sensex30指数上涨1566.8%、俄罗斯MOEX指数上涨2232.4%、巴西指数上涨725.5%。总体看，中国股市指数在主要经济体股票指数中涨幅较小。作为通常意义的经济晴雨表，中国的股市尚未发挥出真正的作用。相反，中国股市的虚假信息与财务造假等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中国股市作为真正融资市场职能的发挥。股市的乱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稳定的风险隐患。

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股票市场需要肩负巨大的融资职能与价值发现职能，也应该成为海外投资者投资人民币资产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渠道。有鉴于此，对股市进行根本性与彻底的改革刻不容缓，特别是要切实强化股市的分红机制，实施更为规范与透明的财务与信息披露规则，大大加强对造假的处罚力度。

数字经济的深化需要更聚焦“数据价值”

数字经济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最近10年最鲜明的特征与变化。从全球竞争角度看，其促进了中国相对其他国家的换道超车，加速了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步伐。从国内微观层面看，数字技术促进了流程再造、业务重塑与效率提升。《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总量居世界第二。

有鉴于此，确保中国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对维护中国数字经济的领先地位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相对无法跟随的阶段，有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进入“无人区”。此刻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变革更需要考虑正确的发展逻辑与发展方向。

我们认为，数字经济的基本单元是信息的数字化，也就是数据。但数据本身无法直接发挥价值或体现竞争力，需要算力对数据进行分析与价值挖掘才能实现。算力是算法与算具的乘积，也就是软的计算方法与硬件的计算工具融合形成的计算能力。强大的计算能力可以生成强大的人工智能处理能力，对数据进行充分的价值挖掘与价值拓展，从而产生计算价值，也就是算值。算值将是未来社会经济的产值，也就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未来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应是围绕着产生有效计算价值来展开。

人口稳定战略需要更为彻底地破除束缚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中国的人口红利尤其是数量红利密不可分。庞大的人口基数提供的亿万富余劳动力为外贸行业的崛起、城镇化的扩展、消费市场的发展与房地产行业的兴起等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在2022年开始出现了人口总量下降的拐点。人口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标志性的影响，意味着人口数量红利时代的逐步消退。

考虑到农业科技的进步，食品供给短缺在中国已经不是问题；同时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各级教育体系，具备培养超大规模人才的能力。因此，人口数量更容易转变为质量优势。

有鉴于此，下一步中国人口政策的改革方面，需要全面放开对生育的限制，加大对育儿的支持力度。同时，对生育一孩、二孩、三孩或更多的家庭，在家庭收入所得税、房产购置税、车辆购置税等方面予以递进减免；国家对养育幼儿的家庭予以养育补贴。切实从生到养两个层面破除一切不必要的限制与提供更多的支持举措。

对外开放的深化更需要货币的“稳定与拓展”

经过45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受益于大规模引入全球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同时，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输出大量的商品与服务，使得中国从封闭的农业国快速升级为全球制造业与贸易大国。2022年，中国的外贸占到了全球的12.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外贸累计取得了6.9万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鉴于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预计在未来10~15年内有望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在海外有巨大的利益。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中，中国除了继续向全球提供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制造品外，还应在货币走出去方面同样迈出更大的步伐。纵观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的历程，不论是二战后“美元挂钩黄金”还是20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元挂钩石油”，总之都是通过美元与核心高价值物品形成的密切等价关系。对人民币而言，由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到了全球近30%，人民币可以通过作为全球制造品交易的媒介货币这一路径，即“人民币挂钩制造品”来更好实现人民币走出去或全球化。

为了更便利人民币走出去，需要从机制体制上改革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让全球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形成信心。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的基本职责就是维护币值稳定。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类似美联储旗帜鲜明地实施通胀目标制，管控好人民币的通胀与确保币值稳定，以此增强全球对使用与流通人民币的信心。二是《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可以看到，按法规人民币支付范围限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相较而言，美元载明的是“对所有公共及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对美元使用的条款并未限制其支付地域。有鉴于此，考虑到人民币已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及全球主要支付货币，应在立法层面取消人民币依法仅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支付债务的地域限制，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全球流通与使用，进而有效支持下一步的对外开放进程。

（作者系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