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经济“稳”什么？又如何“进”？

12月11~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作为2024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这是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通盘考虑后审慎做出的前瞻应对思路。

如何理解“稳”与“进”的内容、关系及特点？这需要结合我国所处的阶段背景、确立的发展目标、面临的重大难题、可控的有效措施等进行全面思考。

2023年经济企稳回升但仍不稳固

回顾2023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阶段性波动。受去年年底疫情防控政策转向的积极影响，一季度宏观经济基本面复苏势头较好，GDP环比增速2.3%，较上年四季度提高1.5个百分点，呈现阶段上行趋势。二季度GDP环比增速0.5%，较一季度明显回落，市场预期显著疲软。三季度GDP环比增速为1.3%，增速虽有所恢复，但此阶段主要是政策调整期。四季度开始进入复苏向上通道，具体表现包括，一方面10月份居民存款减少6400亿元，显示出民众信心恢复迹象；另一方面10月份全社会融资规模较上年增加9108亿元，走出了连续4个月的下滑通道。而且，政府税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都出现反弹，中国宏观经济已表现出回升向好的特点。

2023年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总趋势主要得益于一系列“组合拳”的有效调整。前10个月数据显示，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5万亿元，同比增长6.9%，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回升的主要亮点。供给侧方面，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步增长4.1%，以汽车制造、电气机械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带动作用明显，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扎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见效。投资、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企业利润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逐步回暖，微观主体信心持续向好。

然而，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国企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国际评机构穆迪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将未来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2023年前10个月消费贡献率达到83.5%，这意味着投资乏力将成为我国下一轮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比基本稳定在60%，而我国却只有42%的水平。较低的收入占比催生了较大的贡献，这让保持消费贡献的稳定性、连续性更为棘手。此时，突破矛盾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切实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高各类资本所有者投资的热情，让率先复苏的消费势头保持下去，同时让新增的产业投资发挥对就业和收入的带动效应。据此，我们认为，2024年做好经济工作，要坚持“长期有为和短期必为”的思路，在确保三个“稳”的前提下，重点做好五个“进”。

2024年中国经济稳什么

“稳”是经济安全观的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稳中求进是中央对我国经济恢复特点清醒认识和把握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判断。我们认为，2024年的“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稳住经济大盘，保持实体经济持续复苏势头，重点是供求两端同时发力，形成投资-收入-民生良性互促格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时提出“三个统筹”，首先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将贯穿2024年经济工作始终。在此要求下，稳住2024年经济大盘，必须全面提升供求两端的强劲动力，即供给端“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需求端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实现消费和投资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同时确保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

从过去实践看，在“三驾马车”中，投资对政策变化、经济形势的反应最敏感，也是最受市场关注的变量，它包括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2023年前10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9%，比1~9月回落0.2个百分点，表现低于预期。其中，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周期性下行的背景下，2024年制造业投资和基建类投资需加大补位力度，进一步释放动力。无论如何，投资是盘活经济发展、稳定国内需求的关键，这不仅关系到民众就业和收入增长，而且对于改善财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难题也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回升向好将带动财政收入持续增长，良好的财政运行状况可以为减税降费、转移支付，保民生促消费提供更大的腾挪空间。

二是稳住经济预期，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好短期更要抓好长期，重点是标本兼治、建立精准施策的长效机制。改善经济预期不仅要大力增强经济主体的发展信心，更在于消除社会对风险的担忧，只有拥有了防风险的守势，才能具备增活力的攻势，这是稳预期的根本保证。与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防范风险的表述相比，本次会议的提法由“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改为“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这意味着我国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但是其他重点领域风险还需要继续关注，化解之策仍需将加码，主要聚焦两大领域。

首先是缓释房地产市场风险。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供需双收缩调整期，行业资金流动性风险未完全消除，明年既要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更要将“一视同仁支持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落到实处，确保市场风险平稳出清。

其次，要处理化解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24年，土地市场发生全面好转的可能性不高，部分地方财政仍有较大的平衡难度，高负债区域仍存在压力。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重点地区的常态化监测机制、遏制隐形债务增量、化解隐形债务存量、健全监督问责机制等。

三是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重点是优化营商环境，提振外部对中国持续向好的信心、擦亮中国这面“金字招牌”。外资外贸变动情况是观察一国对外经济的重要窗口，也是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外资流入第一大国，保持外资外贸稳定既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提振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信心极其重要。这些年来，在极其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货物贸易保持住了全球第一的地位，外资虽然出现下滑，但高新技术制造业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外贸稳就能够维持中国全球物流枢纽的功能，而外资优化则体现了国外对中国产业转型的良好信心。因此，2024年还要在稳外贸稳外资上下功夫，既要通过扩大高水平开放稳存量扩增量，更要回应外资企业的关切，特别是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以及便利外商直接投资。

2024年经济工作如何进

“稳”是“进”的基础，“进”是“稳”的手段。结合2024年全球及国内经济大势，如何以“进”促“稳”，我们认为有五个方面的“进”需要格外关注。

第一，深刻理解当前严峻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做好政策之“进”工作，重点是提高经济政策的精准性和匹配性。2024年是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第二年，许多企业能够坚持到今天已属不易。此时，企业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是当前不确定外部环境造成的市场疲软和供应链冲击，也有前期政策扶持不到位、不够精准的遗留问题。

因此，2024年需要抓好政策上的“突进”，重点有三：一是加强政策的定向针对性。对于牵动产业链长、社会影响范围大、经济基本面好的企业，要大力给予精准支持，包括允许它们大规模发行企业债和实施定向金融贷款等。二是要适度加力财政政策。这需要各地提前做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储备。三是提高政策协调性和一致性。特别要处理好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关系，把控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区域政策等的相互配合，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强化统筹、形成合力。

第二，深入研究民营经济信心“堵点”，做好信心之“进”工作，重点是将非公经济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2024年是考验各级政府提高非公经济主体信心恢复能力的重要一年，但要切实提振非公经济主体积极性，不仅要落实2023年制定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还需要聚焦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各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这个核心问题，把制度创新和政策立法工作落实到位。

具体而言，做好信心之“进”的工作有二：一是从法制角度明确非公经济地位。全国人大应尽快出台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快探索民营经济公平竞争以及用体制机制保障平等地位的制度创新。二是从制度角度推动营商环境标准化管理。目前较为可行的做法是，将地方营商环境建设要求的管理纳入制度规则层次，甚至可以作为一票否决的“红线”约束指标纳入“十五五”地方政府考核体系。

第三，深思战略机遇期内涵，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做好开放之“进”工作，重点是把握承接全球游资进入中国的机遇。2024年是美联储进入降息通道和美国总统大选年，这是重大机遇，一方面降息后前期回流美国的资本将重新在全球寻找新的投资地。另一方面因大选可能出现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累积循环带动的局面，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将导致资本流出动力进一步增强。所以，2024年我国所处国际形势依然面临不确定性。

为此，我国要提前做好吸引游资准备，重点有三：一是要积极推动和全球最高国际经贸规则的接轨，提高现有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透明性、可预期性；二是区域重点上要加大和“一带一路”国家以及东盟的深度合作，同时也要加快与“金砖国家”经济联系深度和广度的扩容。三是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建设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为外商投资全流程交易提供便利条件，持续疏通投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

2024年重点需要抓好两个“进”的工作，第一个进是根据外资发展需求，完善涉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补充我国开放制度和法律体系。第二个进是加快推进我国自贸区、自贸港的提升战略，在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尽快形成深化扩大开放的新路径、新模式。

第四，深彻改革大策方略，做好战略之“进”工作，重点是制定好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蓝图。2024年是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十年发展战略的一年，世界各国及国内各类投资主体都对中国下一轮发展战略充满期待。这也正是以战略稳预期，以制度稳信心的最好时机。因此，2024年经济工作必须做好前期全方位调查研究，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发展战略大讨论的氛围，不回避前期发展中存在的体制痼疾和改革难点，明确在法制化和制度化框架内制定、落实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向全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树立良好的发展预期。

第五，深化任务阶段目标共识，做好重点之“进”工作，重点是聚焦实体经济振兴、促进科技创新和确保民生三项工作。2024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关键一年，各级为了应对目标考核，都会加快提早完成年度任务，这是一件好事。但从重点领域“进”的层面考虑，有些涉及长期目标的工作还要继续加强，前提是必须明确做好短期策略和中长期战略互补兼容的顶层设计，既不能以长期发展为由影响短期增长，也不能只顾短期增长而牺牲、忽视长期发展。

这里重点有三，一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到实体经济振兴这个任务之上，要注意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又要加强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二是坚持科技创新不动摇和确保产业链安全的原则，在重大科技环节做好统筹谋划，以新型举国体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三是继续抓好民生工作，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对城市弱势群体和农村农民农业等继续给予高度关注，确保社会稳定。

2024年全球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目标。因此，要深刻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经济工作的思想全面统一到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方向上来，严格按照本次会议提出的“5个必须坚持”“3项统筹”“9大重点”“4个抓落实”更好推进2024年经济工作，把依法依规推进经济工作的认知原则立起来，把守规矩和敢担当的行动原则立起来；在此基础上，坚决破除发展实践存在的懒政思维和作风，破解经济政策不够精准和执行走样的问题。

（胡晓鹏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