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定调明年经济工作：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2024年经济工作大方向已经明确。

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明确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多位专家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会议对明年经济和政策的总基调偏积极，特别提到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有利于避免合成谬误、形成稳定预期，宏观调控将更加“精准”。克服中国内需不足，需要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提振消费，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会议认为，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安全发展基础巩固夯实，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会议总体肯定了今年经济在内外部复杂形势下取得的成就，即“回升向好”。今年中国经济总体处于疫后恢复态势，在服务业持续恢复的带动下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下行压力加大、三季度持续回升，完成全年目标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近日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3-2024）》显示，2023年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之后，我国经济实现全面复苏，预计2023年全年GDP增长5.3%。

上述报告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进一步恢复。从周期性因素看，库存周期和资产负债表修复已经开始筑底上行，出口和房地产投资压力有所减缓；从结构型问题看，随着新发展格局的深入构建，国内新动能开始不断集聚。综合预判2024年全年经济增速在4.8%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0%。

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负责人日前表示，总的来看，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战胜困难挑战、顶住下行压力，经济恢复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特征，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今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三分之一，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大引擎。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我们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并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动力、新机遇。

国际主流声音也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分别将2023年、2024年中国GDP增速预测值从5%、4.2%上调至5.4%、4.6%；经合组织（OECD）近期将2023年中国GDP增速预测值从5.1%上调至5.2%。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罗志恒分析，会议对明年经济和政策的总基调偏积极，进一步阐释了稳和进的关系，即“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和“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有利于推动明年经济向好，夯实恢复的基础。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是进的前提，而稳定经济环境的取得也需要积极进取的政策支撑，比如财政、货币和房地产政策等。明年预计能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主要动能将是服务业、高端制造和基建投资。进的政策促进稳的形势和稳的预期。

罗志恒告诉第一财经表示，会议尤其提到了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引导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这有利于避免合成谬误，有利于稳定预期的形成。政策要生效和提效的前提是政策之间的系统谋划和协调性，就是避免收缩性的非经济政策冲击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从总体大局出发而非部门本位出发。近年来财政与货币政策持续协同，货币政策配合财政发债、化债，货币金融政策支持房地产风险防范等等，预计明年将继续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近几年来，很多人反映宏观政策出台的时间和大家预期有很大差异，也和以往经历有很多不同。宏观经济政策配置要汲取过往的经验教训，统筹发展和安全，并考虑到在当前我国经济体量背景下刺激性政策引导带动的效用等。

高培勇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配置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向精准“逼近”，将有限的宏观调控资源精准地配置在经济恢复进程的各个着力点和重点上。凡事要问质量和效益，凡事必讲精准和精细，这可能是当下经济恢复进程中，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配置的必由之路。当下经济工作需要耐心，实打实地把一件件事情办好。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当前经济运行仍然存在外需收缩与内需不足叠加等挑战和压力。会议明确，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大动力。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要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罗志恒分析，政治局会议对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从经济循环的角度做了更深刻的阐述。从三驾马车的角度，消费和投资都是需求，但是消费是终端需求，投资要承担优化供给结构、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作用，而不能只简单理解为需求，如果将投资只理解为需求，将会产生诸多无效投资。因此，消费的提振引发制造业投资增加以增强福利和效用、基建投资增加以改善消费环境等；投资增加尤其是高质量的投资增加将创造和释放需求，比如新的更优质的产品诞生就创造了新的需求。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第一财经表示，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性因素造成的长期投资过剩和消费不足。克服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出路在于把低效和无效投资转化为居民收入，然后进一步转化为消费——只有启动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改革，中国才能化解内需不足的长期挑战。

滕泰认为，提高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除了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让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增长之外，还应该及时启动“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只有通过多种方式，全面提高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深度转型，中国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战胜内需不足的长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