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未来至少要推进三方面重大改革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三大积极现象，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一是近年来我国出口结构明显改善。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贸易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势不断提升，出口高端化、高附加值化的态势明显。

与20年前相比，我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占比已大幅下降， 2021年占比不足10%。与之相对应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比则翻了近一倍。如今，高新技术产品加上机电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九成，“10亿双袜子换一架飞机”的说法早已成为历史。如今，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外贸“新三样”正支撑起我国外贸新格局，今年我国更是有望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未来，我国出口结构和国际贸易条件还将会有新的提升。尽管近年来受美对华发动贸易摩擦和持续推动脱钩断链等措施影响，部分产业转移到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这些产业多数属于短流程的加工、组装，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长远看，即使没有美国加征关税，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以及RCEP的实施，这些产业也会逐步转移。但这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恰恰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全球布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大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生动写照。

二是引进外资呈现连年增长态势，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是我国加入WTO后外向型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1200亿美元左右。从2012年到2022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大约1400亿美元。而2017年到2022年，我国每年引进外资实际到账1570亿美元左右，比前十年要高。2020年到2022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大约是1700亿美元。去年，尽管疫情严重、经济上行发展的预期较差，但实际到账外资仍达1800亿美元左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

也就是说，尽管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但实际上我国这十年的外资比过去十年要高，这五年比过去五年要高，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在于：我国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统一大市场。这个大市场拥有全球第二的GDP总量、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1.2万美元，即将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这个语言文字统一、法律政令统一、营商环境优良的大市场，可以有效摊薄制造业的采购、研发、销售、物流、固定资产投资甚至人力等成本，形成了大市场吸引的“销地产”和综合制造低成本的“产地销”两种外商进入中国的模式或原因。所以近年来，尽管美国政府要求企业从中国撤资，但包括美资在内的外资却在更多地进入，以致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又创新高。换言之，中国正以其强大的引力场吸引全球的资源要素。

三是新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牵引带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态势越发显著。中央提出了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改革开放一直到2012年的30多年，中国处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牵引经济增长的阶段。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64%平稳有序地调整到2016的32%，从而为2017年以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做好了充分准备，避免了硬撞击、硬着陆。自2016年到202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始终稳定在GDP的32%左右。

试想如果2016年中国外贸总额占GDP的比重仍是64%或者更高，撞上了贸易摩擦，会出现怎样一种情形？中国市场内循环未雨绸缪地使美国政府打在“棉花毯”上，劳而无功、反受其害。到2022年，中国外贸总额约40万亿元，GDP在120万亿元左右，外贸依存度保持在33%左右，中国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在这十年里取得了重要成效。

总之，迈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可期。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宝。未来至少要推进三方面重大改革：

一是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过去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模式难以为继，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比如汽车消费，我国汽车年销量虽然高居全球第一，但多年徘徊在2700万辆左右。2021年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只有214辆，而全球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千人汽车保有量在400辆左右。

未来十年我国人均GDP按当前价格计算有望突破2.2万美元，千人汽车保有量完全有潜力超过400辆，年销量完全有潜力超过4000万辆，新增1300万辆。按照我国乘用车大约15万元的均价计算，新增内需约2万亿元。而且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增加，可以倒逼大城市扩大道路、停车场、充电桩、储能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进一步巩固提升我国汽车等装备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

二是推进内外贸一体化。这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切入点。但当前我国内外贸在税收政策和结算模式、质量标准、营销方式、监管标准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

比如外贸出口有留抵退等鼓励措施，基本可以“见单即付”，回款周期短、资金占用少；而内贸回款账期较长，普遍在半年以上，企业资金压力较大。外贸货物转内销，要按照国内市场的要求进行产品质量认证、检验检测等，有的产品还要重新调整生产线参数。外贸业务批量大、批次少，业务模式相对简单、流程相对较短；而内贸流通一般为小批量、多批次，研发设计、广告营销、流通销售、售后服务环节较多，业务模式复杂。

这些不同之处恰恰是下一步要改革的领域，为此要对标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出台重大政策举措，推动改革持续深入深化，让中国的超大规模统一市场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练兵场”“避风港”。

三是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2022年我国GDP达121万亿元，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3%，这个比重放在全球比较相对偏低。我们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未来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要由现在的3:4:3，逐步调整为5:3:2。

消费比重的提高，不是靠发钱，根本上要靠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需要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要由现在的43%提高到52%左右。实现这种分配格局的调整，关键是要做大中等收入人群，要使得现在4亿中等收入人群在今后十几年翻一番，由4亿多人变成8亿人，低收入人群由6亿人减半。这是实现国民经济一次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增加10个百分点的关键路径。

总之，把这些改革抓好抓实，就是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其中一些改革本身就是生财型、聚财型的改革，是可以释放出巨大红利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和基本面不会变，通过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只会越走越扎实。

（作者系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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