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医疗需求日益递增,是否需要加大有限资金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财政保障有无最优解、应该遵循哪些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业界讨论的焦点。
在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主办的第七届财经发展论坛上,多位公共财政领域专家认为,关注财政投入总量的同时,尽快考虑进行结构性制度改革,包括再分配方法、评估工具等。
现存挑战
根据《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初步推算为84846.7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23916.4亿元,占28.2%;社会卫生支出38015.8亿元,占44.8%;个人卫生支出22914.5亿元,占27.0%。
“从财政资金在我国公立医院的投入看,平均占医院总投入的10%左右,最高约为15%,最低的约为7%。”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称,现阶段,财政对医疗保障投入正面临三方面挑战。
第一,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减少;2022年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为13.46亿人,比上年同期减少1727万人,同比下降1.3%。金维刚解释称,这或是因为信息统计过程中筛选掉了一批重复计算的流动人员,以及少数人群因收入减少而不进行参保等。
第二,长期护理试点地区基金筹资缺乏财政投入。在截至目前2批次49个试点长护险的城市中,没有独立的筹资渠道,长护险试点仍以医保基金结余划拨款项为主。“这一领域,财政、医保、个人、单位等各方主体的责任需要进一步明确。”金维刚说。
第三,则是对医疗救助的财政投入力度仍然不足。
如何完善?金维刚也表示,一方面,可以公立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这或可以转变公立医院以营利为目标的导向,另一方面,对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方面,试点地区应将财政补助作为该保险基金的来源之一,并纳入财政预算。
也有专家认为,比起财政资金的投入规模,结构性问题或是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保障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贾俊雪表示,以公立医院为例,如果将它看作是公益性的机构,那么就需要对其有充分的财政资金投入作保障,一旦它将创收作为目的,那么公益性肯定就会不复存在。
贾俊雪说,有公立医院同时存在“过度医疗”和“医疗不足”的问题,包括为了创收去增加药物及检测设备的使用数量和频次、在一些长处方的药物又供给不足。为此,他建议,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并针对“需求”分层。
具体来说,一些基本医疗需求可以通过财政“兜底”来实现;而高层次医疗需求则可以由市场、社会资本来覆盖,政府部门需要对此加强监管,相关机构的缴税也要提升,以反哺基本医疗需求的支出。
供需关系
在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看来,财政资金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实际上可以看作财政资金在正确价值引领下的“再分配”问题。
王雍君认为,从医疗卫生服务的几个具象层次来看,不论是被作为一个普通商品、一个社会福利,抑或者逐渐地作为一项权益(权益对应了法定支出),还是一项权利(权利对应了司法救济),都指向了社会亟需的、资源供给时的“分配正义”,且上述几个层次应该递进展开。
王雍君告诉记者,医疗不是商品,因此不能以普通的交易形式来看待,普通的交易是解决机会平等的问题,而医疗则是能够让真正的社会底层人群也能获得稳定、有效的服务。
如何使供需落地更具成效?上海交大-耶鲁大学卫生政策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大海表示,这需要植入一些科学评估方法和工具,供方目前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机构端,有公立医院挂号费从300元至800元不等,也有检测费居高不下,这些都直接体现了医疗服务项目在成本测算上的不合理;再比如,医保端,2022年医保系统检查的76.7万家定点医药机构,有超过一半存在骗保等违规问题。这都指向了供方现存的结构性短板。”
赵大海告诉记者,第一,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投入的依据,需要进一步科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第二,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投入机制改革,需要与医疗卫生体系的公益性运行导向等改革紧密连接在一起;第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财政投入要与对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管、限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增长连接在一起。
“人民在健康需求上的期望不断提升,这确实与我们在药物、治疗上的保障存在一定矛盾。”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作委员会原副主任姚胜也表示,实现供需合理资源配置,还要加大财政保障对于公立医院的二次分配力度,对供方进行规范化管理,以及进一步对供方的绩效进行追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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