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戈：全球经济增速下降，是一种结构失衡的调整

全球结构失衡是在次贷危机之前出现的，那时候的失衡是美国大量消费，中国大量储蓄，中国汇率面临着极大的升值压力，产生了极大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次贷危机之后，为什么全球经济增速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失衡的调整。次贷危机之前的全球结构本身是不可持续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从经济角度、政治角度，还是贸易角度而言，都是不可能持续占据世界那么大份额的；一个国家也不能凭借某些优势持续进行双赤字，这就是对于当时全球结构失衡非常严谨的定义。

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结构失衡又是什么？甚至增速下降就代表背后是结构失衡。也许不是失衡，地球人都在老去，过去10个人有9个人在生产GDP，现在10个人中只有1个人生产GDP，经济增速当然下来了。不在中国如此，在全球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短期有些现象造成一种失衡，特朗普时期打贸易战，打了之后不管是东南亚国家还是我们中国，大家看改变不了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很多企业家绕过决策者想扭转某种东西，但是事实上市场的力量是更为强大的。

关于短期总量、长期总量与结构问题，从我个人的理解，至少就国际组织而言，他们分得还是非常清楚的。IMF每年都来中国进行一些政策咨询和建议，站在世界的角度对中国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它对各个国家都是一样，会非常明确地说你的总量问题是什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和潜在增速之间的缺口是什么。但他们也会花很大的精力在结构问题，甚至是结构政策上面。

我个人理解，只要结构调好了，潜在增速就能够上来，还有就是时机的问题，然后是处理总需求和政策之间关系的问题。社会科学从来不是理论，社会科学从来都是实践。

回到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构问题，什么是调结构？或者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结构？在过去中国的基础和经验之上，我觉得经验就是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现阶段要稳信心，要稳预期，要调结构，也是要围绕改革开放，围绕市场化。当然我们现在的目标更加多元化，包括高质量发展、“双碳”、安全、国际形势，但至少在经济领域的这些改革，传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内核的东西不应该有明显变化。事实上，我总感觉到过去几年在政策和市场之间，政策总体而言越来越强。

我说的强不一定是总需求政策强，总需求政策未必强，但是那些所谓的披着改革外衣的行政化干预越来越强。这也是我们接触的一些企业家觉得预期转弱的重要原因。宏观政策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要严格区分总量政策和改革政策，改革要往前改，不能往倒退改。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每个人能够把自己这一摊事情做好，把这一摊研究透就够了。政策的经济学家能够做的，市场的经济学家能够做的，他们是有局限的。关键是我们定的长期目标和短期往这个目标努力的政策是不是匹配？我觉得政策评估非常关键。

总体而言，“三策合一”表面上是合一，但我倾向于理解为 “三策”更加分离。每个部门各司其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总量部门做好总量，规划和改革部门做好改革。

最后我用一个小故事来表达我对“三策合一”的本质理解，恰恰是相反，“三策”要独立来做比较。我最早一次出国是去英国，当时伦敦地铁过道里有一幅瓷砖画，画的是英法百年战争，旁边有一句话，什么叫真正的爱国？真正的爱国不是所有人都上战场，也不是所有人都砸锅卖铁来生产炮弹，真正的爱国是工匠精神。如果我是做绣花针的，我就会为整个英国制造最好的绣花针。如果我是鞋匠，就为任何一个人补好一双鞋子，这就是工匠精神，是专业化领域专业化分工的问题。包括宏观决策，我个人理解，它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过程。

我们经济之所以增长，劳动生产率会提高，最核心的东西是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后的落脚点我觉得还是在人，包括制定政策的人技术化、专业化，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我个人认为虽然相互关联，但是还要一定程度上路归路，桥归桥，不能混为一谈。混为一谈经济的好与坏就非常难以区别。

（作者系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本文整理自作者于5月6日在“CMF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