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多安经济学”的沉沦与救赎｜国际新观察

同为数千万人口体量的国家，同在5月14日举行大选，土耳其大选显然比泰国大选吸引了世人更多的关注，因为土耳其扼五海三洲之要冲的区位优势，因为土耳其综合国力在中东穆斯林国家中堪称第一，因为土耳其曾经的历史辉煌与现实雄心，因为土耳其的战略价值因当前的俄乌冲突而大幅凸显，也因为执掌土耳其权柄20年之久的埃尔多安在国际舞台上分外活跃，出镜亮相吸引的注意力远超土耳其国力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连带其经济政策主张、措施“埃尔多安经济学”多年来在国际社会也颇受关注。

时至今日，曾经辉煌的“埃尔多安经济学”已经沉沦，而无论是谁在这场土耳其多年来选情最胶着的大选中胜出，获胜者都不可避免要直面救赎土耳其经济的沉重负担。

此次土耳其大选不确定性根本源于“埃尔多安经济学”从辉煌到沉沦

今年这场大选之所以成为埃尔多安执掌土耳其20年来选情最严峻的一次，主要原因是严重经济困难叠加2月大地震，以及由此暴露的大面积“豆腐渣工程”问题，前所未有地动摇、削弱了他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4月25日晚突如其来的电视直播采访中断和心肌梗塞传言，令众多人（从追随者到一般选民）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疑虑顿生。而纵览自2002年底埃尔多安胜选上台至今土耳其经济走势，应该说埃尔多安上台恰逢土耳其共和国走上正轨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堪称受命于危难之际，执政前期较快就交出了一份相当炫目的经济成绩单：

从2002到2013年，土耳其GDP达到顶峰，11年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名义GDP从2402亿美元增长299%至9575亿美元，人均GDP从3617美元增长245%至12489美元。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如此增长业绩，堪称“奇迹”。同时，困扰土耳其数十年的奔腾式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痼疾也得到了遏制。

正是基于本世纪初10余年经济增长的实绩，土耳其当时被国际市场和舆论普遍视为最热门最有前途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被高盛公司列为其所称“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缩写为“BRIC”）之后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位居日本《经济学人》杂志列举的“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缩写为“Vista”）之首，“埃尔多安经济学”也由此在国际上一度声誉鹊起。

也正是凭借耀眼的经济成绩及其所带来的强大民意支持，埃尔多安上台后得以对土耳其政治体制大动干戈，实质上根本改变了土耳其共和国立国的世俗主义政治体制，把2002年11月一次提前大选大获全胜，但完全有可能昙花一现的“安纳托利亚革命”发展成了根本改变土耳其政治体制内核的长久革命，牢固树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

“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内在致命弱点与外部环境需求

然而，从1839年末启动“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运动到如今，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从外部投资者狂热涌入到危机爆发经济退潮，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几度轮回，“埃尔多安经济学”曾经辉煌，绝不意味着能够摆脱这种轮回，而是历史重演，尽管它的成功阶段比历史上轮回的繁荣期表现得更多几分绚丽。“埃尔多安经济学”有其内在经济与政治逻辑，若机缘巧合，因时乘势，在特定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下能够取得一定时间的成功；但一度貌似大放光芒的“埃尔多安经济学”存在内在长期致命弱点，决定了“埃尔多安经济学”下的土耳其经济增长机制不可持续。

“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内在长期致命弱点之一，是其压低储蓄率扩大消费与提高投资率并举，必然导致消费、投资超过国民储蓄的储蓄—投资缺口扩大，通常表现为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在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下，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预期可以驱动国际资本通过债权融资、股权投资等形式涌入，从而弥补上述缺口；但到了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巨变之时，预期逆转，上述增长机制就将面临颠覆风险，“财政赤字 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格局通常还会引发投机性货币攻击和货币金融危机。到此时，通货膨胀等也会失控。

储蓄缺口和贸易逆差/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本是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上百年的经济痼疾，从1878年（清光绪四年）到1993年的116年间，土耳其仅有1930~1946年间的16年实现了贸易平衡或顺差，其间1931年贸易平衡，1938年贸易逆差，1947年后一直逆差。1980~2022年43年间，土耳其仅有7年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其中，埃尔多安执政之后土耳其储蓄—投资缺口和经常项目收支显著恶化。

埃尔多安执政前的1980~2002年23年间，土耳其储蓄—投资缺口有5年为正数（即国民储蓄超过投资），其中2001、2002连续两年为正数，其余18年储蓄—投资缺口占同年GDP比例在-0.4%至-4.3%之间。在此期间，土耳其经常项目收支有6年顺差，逆差规模最高为99.2亿美元（2000年）。

埃尔多安正式全面执政的2003~2022年20年间，土耳其储蓄—投资缺口只有2019年1年为正数，其余19年储蓄—投资缺口占同年GDP比例在-0.9%至-8.0%之间，其中达到、超过-4%的年份有11年。在此期间，土耳其经常项目收支仅有2019年1年顺差，除2003年外逆差规模均超百亿美元，最高744.0亿美元（2011年）。

在国际社会上，土耳其始终只是一个中小经济体，因而只能是世界经济波动的被动接受者，而不可能成为大趋势的主动引领者、创建者。即使在土耳其名义GDP巅峰的2013年，其以美元现价计算的GDP也不过9575亿美元，占当年全球GDP总量773655亿美元份额不过1.24%。因此，土耳其经济政策可行性、成败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经济与政治环境变动。“埃尔多安经济学”施行前期之所以能够取得相当业绩，重要原因是埃尔多安胜选上台时机恰到好处。

适逢全球经济进入史上罕见景气期。

中国在2002年1月1日起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方，从而启动了这个新世纪全球经济增长“主发动机”与多边贸易体系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00~2001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迅速向土耳其拨付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巨额救援款，2001年“9·11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进一步大幅改善了土耳其的外部经济政治环境。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2002年底提前大选胜出，恰好坐享这些国际救援的红利。主要中央银行长期维持较为宽松货币政策。

如此天时地利，成就了“埃尔多安经济学”一度的辉煌。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主要中央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支持了他的上述操作策略。

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动引爆土耳其经济内在弱点

然而，当主要中央银行非常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时，退出量化宽松、缩表导致的资本流动逆转使其国际收支与债务风险日益凸显，“埃尔多安经济学”的上述操作策略便日益难以为继，内在长期弱点凸显，汇率危机、资本外逃等相继袭来，其经济增长也就不能不日薄西山了。即使新冠疫情导致西方主要中央银行一度重拾量化宽松策略，但由于疫情全面重创全球经济，特别是土耳其支柱产业，土耳其并不能从中受益，反而在疫情打击和西方主要中央银行从2022年起强力度收紧货币政策的双重打击下创巨痛深。

结果，自2013年达到9575亿美元的顶峰之后，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土耳其名义GDP总体趋向萎缩，2014~2020年一路下降至7201亿美元的低谷，尚不及2008年水平（7708亿美元），其后虽然有所反弹，但2022年土耳其名义GDP（8535亿美元）仍不及2012年（8801亿美元），人均GDP（9961美元）不及2008年（10778美元）。

在此进程中，土耳其的通货膨胀、货币汇率等宏观经济稳定性指标全面大幅度恶化，曾经有过的成功相继化为乌有。

CPI涨幅从2017年起重回两位数并节节攀升，在2020年第三、四季度启动的这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中沦为全世界通货膨胀最严重国家之一，2022年10月通胀率高达85%，2022年12月CPI同比上涨64.27%。

货币汇率重回快速贬值轨道，2018年以来年年跌破新关口。2014年，土耳其里拉对美元年均汇率跌破2︰1关口，2016年跌破3︰1关口，2018年跌破4︰1关口，2019年跌破5︰1关口，2020下跳跌破7︰1关口，2021年跌破8︰1关口，2022年全年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40%，大地震后不久的2023年2月17日市场汇率已经贬至18.84︰1；今天，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进一步贬至19.58︰1。

2015年起至今，土耳其失业率一直在两位数以上，2019年达到13.7%高峰，当前全国失业率10.8%，贫困率17.1%，均为经合组织国家之冠。

在经济基本面急剧恶化的背景下，2018年以来土耳其一再爆发“股汇双杀”“股汇债三杀”的金融危机。“埃尔多安经济学”曾经创造“奇迹”，时至今日，已经褪色沉沦。

更糟糕的是，为了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也由于其政治基本盘农村和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高度依赖大规模基建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其政治盟友要靠大规模投资分肥，在经济外部约束日益收紧的情况下，埃尔多安近几年来一直强烈反对加息，备战大选时尤其如此，其结果是不仅削弱了土耳其里拉的汇率，而且激励了土耳其负债继续高速膨胀、通货膨胀持续居高不下乃至屡创新高，以及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本外逃、货币转换（将本币转为外汇资产），加快了土耳其官方外汇储备的萎缩。

去年以来，为了吸引选票备战大选，“埃尔多安经济学”变本加厉，加码采取了降息、大规模提前退休、连续大幅度提升最低工资等一系列民粹主义经济政策，进一步恶化了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基本面。特别是在民调数据略微落后于对手凯末尔·克勒赤达罗卢的情况下，埃尔多安在离大选投票5天之前的5月9日宣布给公务员加薪45%，从中直接受益者70万人，而这是在1月4日已经宣布加薪30%基础之上再次加薪（1月3日宣布加薪25%，翌日宣布加薪幅度提高到30%），完全是为求“买票”不顾财政责任，归根结底都要由土耳其经济、土耳其全体国民“埋单”。

“埃尔多安经济学”本已沉沦褪色，土耳其经济又在今年宏观经济基本面疲弱、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之时遭遇大地震重创，震区面积颇为广大，涉及人口众多，震区的伊斯肯德伦港、杰伊汉港等地对土耳其经济颇为重要，所有这一切，都给土耳其经济前景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倘若埃尔多安最终胜选连任，他不太可能迅速扭转自己近年一系列透支未来的经济政策；倘若克勒赤达罗卢上台，缺少政治经验的他究竟有无足够权威推行自己主张的经济政策路线？他主张的一些政治改革措施是否会削弱他本人改善经济所必需的政治权威？他在对俄政策等问题上能否抵抗住西方压力而维护土耳其自身经济利益？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