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老龄化如何支持现代化？稳定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是关键

快速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规模和结构转变，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已纳入决策视野。

最近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强调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多位人口专家对第一财经表示，此次会议释放出积极信号，政府全面认识到人口问题的现状，不是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现实被动接受，而是提出以主动的行动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

人口与经济发展互相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巨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14亿人一起完成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大前提。中央将人口因素引入未来的规划和设计中，是一种政策导向型的信号，提醒我们应该主动应对人口趋势的变化。”一位人口专家说。

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首现负增长，减少85万人。人口专家普遍认为，仅凭该数据判断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为时尚早，但人口负增长已是大势所趋。相关预测显示，2050年之后，5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50%。人口数量由增转减与人口结构老龄化并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

第一财经梳理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前后已经达到峰值，为9.4亿人。十多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超过6000万。

人口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上述人口专家表示，从之前学术界对人口负增长和GDP关系的研究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常清晰，但有一些现象值得引起重视。比如，日本老龄化和科技专利申请数量的变化结果明确显示，在过去20年中，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很多高新技术专利的申请数量不断下降，而健康医疗事业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有所上升。

河北大学人口与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金营表示，新的人口发展态势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模式和速度。未来人口规模持续减少、人口年龄结构呈现重度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大幅度减少而且养老负担不断加重，以解决温饱、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实现就业、做大GDP为主要目的而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扩张和外向出口拉动的粗放型和低技术型经济发展方式可能都将难以为继。

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区域人口变化上，人口会出现向中心城市相对聚集，过度的不均衡聚集就会使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继而影响国内大循环。

上述会议提出一系列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措施，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要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优化人口结构，维护人口安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此次会议强调要发展实体经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抗风险能力就更强。前不久珠三角要求更加重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从产业结构上应对人口变化一条很明智的路。”上述人口专家说。

稳定人口规模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会议提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要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王金营表示，在人口高质量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人口规模的稳定，规模是人口问题最基础的变量，如果没有规模稳定，那么就谈不上高质量发展。因为我国的产业体系是在大规模人口背景下的产物，如果人口规模不能保障，就会造成结构的严重失衡，冲击我国当前的产业体系现代化发展。

“虽然我国有14亿规模人口，但同时遇到了低生育率的问题。低生育率意味着未来人口将出现负增长。而究竟是快速负增长还是缓慢负增长，会有一些差别。所以不能放任生育水平持续降低或者长期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导致人口规模大幅度减少，否则人口规模就不能支撑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王金营说。

另一位人口专家表示，我国人口规模的优势一定会消失。关键是看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窗口期能持续多长时间。当人口规模缩小时，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就必须提高，才能维持原有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弥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曾表示，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形势是近忧很小，而远虑很大，如果在早期阶段可以让生育率提高到一个适宜的水平，那么远期阶段就可以尽量避免出现人口剧烈减少的危机。

王金营还表示，人口结构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不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下降，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越来越大，抚养压力将会非常大，必须在稳定人口规模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年龄结构的相对优化。

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稳定人口规模的前提是生育率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

原新表示，中国人口转变的典型特点就是急与快。人口出生率从35‰到12‰的转变，我国仅用时40年（1966~2006年），相比欧盟国家少用80~90年。我国的生育率水平自1992年以来就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持续波动下行，2020年降至1.3，2021年不足1.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的数据，生育率还在继续走低。

王金营表示，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以福利手段降低家庭所承担的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文化构建，重新改变和塑造婚姻文化与生育文化。

“从个体来看，养育孩子从一个人力资源的投资行为变成了消费行为，虽然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回报，但对一个国家而言，人口规模较大所形成的人口红利是维持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保障。”王金营说，“目前生育的负担主要还是家庭来承受，因此社会要对生育所需的公共服务、教育、住房等很多方面进行帮扶。”

会议提出努力保持保持适度生育水平，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原新认为，未来30年是一个宝贵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应趁现在生育率还有弹性的时候，采取有效措施将这些弹性激发出来。现在很多地方也相继出台了包括经济激励、时间支持、技术支撑、服务优质、环境优化等一系列奖励生育措施，并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给予保障。然而，提升生育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提升生育率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包括经济的、时间的、社会的、政治的、情感的，要有充分的认识。

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虽然我国人口进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区间，人力资源丰富仍然是一个显著优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有近9亿人，每年新增劳动力1500万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超过2.4亿，每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逐步形成，发展的动力依旧强劲”，是中央对我国人口现状的一个判定。

会议提出，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上述人口专家表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充分释放现有劳动力的潜力，例如现在的退休制度和用工制度是在社会劳动力非常充足且人们健康预期寿命没有现在这么长的情况下设计的，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社会现状了。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中国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在45岁之后陡然下降，这个现象放在全世界都是很特殊的。

退休制度没有及时调整，导致劳动力潜力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被浪费了。“在调整制度时要避免年龄歧视，要从观念认知上去主动适应老龄化社会和人口负增长的社会。发挥好制度红利，才能更好地提升人口质量以及劳动力使用效率。”这位人口专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