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怎么开启国共合作的？

　　共产党的二大上确定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

　　那么问题来了，具体要联合谁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嘛，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就是那么形成的吗？

　　事实虽是如此，但其中这个联合的过程，却异常的曲折婉转。

　　既然是联合，就不能只以一方的意愿为转移，就像谈恋爱，除了需要双方的机缘之外，有时候还需要一个“牵线搭桥”的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就是共产国际。

　　为什么共产国际要促成国共合作呢？这还得从苏俄十月革命后说起。

　　俄国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昔日沙俄的帝国盟友，一瞬间反过来变成了苏维埃的敌人。

　　英国、日本、法国、美国等借口苏俄单方面退出一战，开始纷纷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尤其是东面的日本，一边大举增兵远东，一边支持俄国白军政权与苏维埃对抗。

　　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内部有数量庞大、所占地域极其广阔的白军与之尖锐对立，而外部还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之中。

　　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愿意看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更不要说它的巩固和发展，不然自己国内的那帮“泥腿子”们就会纷纷效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就给中国送去了马列主义吗？

　　所以恩格斯曾经就说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很难单独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那时候他是从世界市场和全球分工的角度得出的结论。

　　但是后来，列宁依据俄国实际斗争的经验，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上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一国或数国中首先取得胜利的。

　　后来十月革命的胜利果然用事实验证了列宁的这一论断。

　　然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是胜利之后呢？

　　胜利并不意味着建成，建成也并不意味着稳固。

　　因此，一国是否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建成后又是否可以在内外敌人的进攻和破坏中长期存在和发展？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以后，两个阵营的力量又是否可以实现长久的和平共处？这些都是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的问题。

　　然而就当时的情形来说，苏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建立世界性的联合对抗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以打破帝国主义对苏维埃新政权的包围和绞杀。

　　不管一国是否能建成社会主义，在苏俄急需世界性的革命力量支援的这个问题上，苏共内部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那么苏俄统一战线的革命力量主要来自哪里呢？

　　从理论上说，可以简单划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这一部分力量从理论上看是最可靠的，他们也是最支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对它们的打击一定是最大的，因此这一部分力量是苏俄统一战线中最应该联合的力量。毕竟连马恩导师一开始也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另一部分，就是被帝国主义侵占和统治的那些殖民地国家、那些被压迫民族，这些国家一般来说无产阶级力量还很薄弱，建立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但是他们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都有着强烈的推翻统治本国的帝国主义的意愿，也就是说大家在反帝上是有一致性的。如果这些被压迫民族、被侵占的殖民地国家能奋起反抗帝国主义，谋求自身的民族独立，那么同样能沉重的打击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

　　事实上，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欧洲的无产阶级同样受到很大的鼓舞，相继爆发了一系列的革命。

　　1918年1月，芬兰爆发了革命运动；

　　9月，保加利亚士兵发生起义；

　　11月，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

　　欧洲革命让苏俄看到了西方无产阶级起来的希望，因此提出了推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西方战略。

　　然而，没过多久，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相继遭到残酷镇压，欧洲革命陷入低潮。

　　而这个时候，东方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却持续高涨，苏俄也就逐渐把统一战线的重心放到了东方民族中来，列宁提出了“把东方各国的一切革命因素动员起来”的号召。

　　而中国，又是苏俄在东方统一战线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支联合力量。一方面中国与苏俄有着绵延万里的边界，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一带的势力严重威胁到苏俄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因此对苏俄来说，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统战价值。

　　于是，1920年七八月间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就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个提纲的核心重点其实就一件事，那就是联合和支援那些被压迫民族、那些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力量，让他们先把自己国家的侵略者、帝国主义力量赶出去。

　　如果这些国家在反帝的民主革命中，能够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甚至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取得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则将来赶走帝国主义以后，他们还可能接着就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不得不说，列宁这一观点，对中国革命后来的情形有着很强的预见性和指导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共产国际开始派代表来到中国，谋求可以联合反帝的革命力量。

　　彼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力量渺小，在共产国际的眼里，不过是“具有宣传性质的小组织”，意思就是搞搞动员、宣传一下群众、传播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行，要说打仗、反帝这些事，他们的力量还远远没法想象。

　　所以一开始，共产国际也没想过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起民主革命的重任。

　　但是呢，他们一开始其实也没看重孙中山的国民党，就他们的观察来说，当时的国民党就是一个组织松散、纪律松弛、投机盛行、毫无生机的党派，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从头到尾居然就没有建起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稳固经营的根据地。那么多年来，此人四处奔走却屡屡失败，不管是讨伐袁世凯，还是举起护法旗帜进行北伐，无一不是依靠这个军阀讨伐那个军阀，然后又依靠那个军阀讨伐这个军阀，因此就连他当时最为亲信的心腹陈炯明，也常常在他背后骂他是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

　　那么，共产国际一开始最看重的联合力量是谁呢？

　　是吴佩孚。

　　大家可能觉得很神奇，吴佩孚不是后来在北伐中要被打倒的军阀吗？怎么当时还能成为民主联合对象？

　　事实上，没有哪个军阀会在自己脑袋上写着军阀两个字，恰恰相反，他们个个都高喊着“造福百姓”、“还我河山”的口号，只不过是不同的口号，借以达到不同的目的罢了。

　　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派系，北洋派系和南方派系。

　　北洋派系中，皖系与奉系皆与日本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而日本则被苏俄视为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因此北洋系中唯一有可能联合的反帝对象，就是背靠英美的直系将领吴佩孚。

　　而吴佩孚在五四期间，对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就表现出很大的同情和支持，还为他赢得了“开明军阀”、“爱国将军”的赞誉。

　　吴佩孚治军又素以军纪严明著称，在直皖战争中打败了段祺瑞之后，更是一跃成为当时最具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的一股力量。中共的一些领导人称其为“进步的军阀”、说他“带有爱国和反抗强邻的色彩”。

　　苏俄也非常看重吴佩孚这支军事力量，认为他是最有可能控制中国局势，同情工农运动，甚至走上反帝道路的一个军事将领。

　　但是因为吴佩孚早就与英美两国利益牢牢的绑定在了一起，因此双方的合作一直没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后来更是因为苏俄红军为了消灭盘踞外蒙古的俄国白军，未经北洋政府同意就开进了外蒙古，战后还并未撤兵，由此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极大反感，双方的联合也就更加难以实现。

　　到了1923年，吴佩孚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大肆镇压和杀害工人群众，制造了“二七惨案”，自此，不但双方再无联合可能，吴佩孚与英美帝国主义深度绑定的利益关系，也暴露了其军阀性质。

　　苏俄第二个看重的联合对象，也不是孙中山，而是在广东掌握着实际政治、军事大权的陈炯明。

　　陈炯明属于南方派系中的重要军事将领。

　　当初孙中山发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南方将领们则纷纷举起了护国的旗帜，反对袁世凯称帝。

　　但是这些南方将领们，大多并不关心什么帝制还是共和制，他们更多的是借着孙中山护国的旗帜来实现自己的割据和独立。

　　袁世凯去世以后，北洋派系分裂，北洋政府拒绝恢复孙中山时期的国会和《临时约法》，于是孙中山又发起了护法运动。这些南方将领们又纷纷打着护法的旗帜，实行南方各省的割据和独立，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事实上与北洋派系对立存在着的南方派系军阀。

　　南方派系中一开始以桂系和滇系军阀为两股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孙中山在举起护法旗帜的时候，也主要依靠这两支军事力量。

　　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和护法旗帜来对抗北洋政府，但他们心中并没有所谓的“国会”与“约法”，只是借护法的旗号保护自己的地盘；与孙中山的联合，也只是在壮大自己的声势，目的是与北洋政府讨价还价。

　　所以一旦孙中山以护法的旗帜计划出兵北伐的时候，这些南方派系的军阀就往往反过来排挤孙中山，他们对北伐毫无兴趣，只不过是借孙中山的旗帜割据独立而已。

　　因此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以后，孙中山对南方派系的军阀得出一个结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于是，此后孙中山便十分注重培养自己的嫡系武装，并且希望能在广东建立起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稳固的根据地，而不是总依靠其他各省的军阀来完成自己的北伐大计。

　　而他着重培养的这支所谓的嫡系武装，就是陈炯明旗下的粤军。

　　陈炯明追随孙多年，曾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1917 年，孙中山将自己以极大努力争取到的省长公署的二十营警卫军交给陈炯明，由此建立了一支嫡系粤军。孙中山把这支部队，视作自己最可靠的革命武装，认为陈炯明是“最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

　　为此，他倾尽自己的全力来装备和扩大这支部队，为其筹饷筹械，粤军也由最初的8000人迅速发展到2万多人。在军费一度十分紧张的时候，孙中山抵押房产、四处筹募资金给粤军使用。

　　但是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这种关系并不牢靠，这种联系更像是旧社会拜把子，靠着兄弟义气来维系相互间的关系。孙中山也把对粤军的控制完全寄托在陈炯明这类个人将领身上，这就为后来他举行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失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1920年8月，在粤桂战争中，陈炯明驱逐了一直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队，占据了广东这一块根据地。11月，孙中山从上海来到广州，重组军政府，开始发起第二次护法战争。

　　这个时候的孙中山认为自己终于有了一支靠得住的军事力量，又有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北伐有了成功的希望。

　　刚刚在广东站稳脚跟的陈炯明，为争取民众的支持，也一度表现出自己“造福百姓”、“同情工农”的一面，甚至还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据说，这个人之前还曾给列宁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他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想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这一制度”。

　　陈炯明治下的广东，在当时全国来说，也是民主气氛最好的一个省。

　　大家还记得毛泽东、李立三他们在湖南搞工人运动的时候，工人夜校只能打着“国学”的幌子去搞，工人报刊随时被赵恒惕暴力封禁，湖南自修大学后来也被赵恒惕以宣传“过激思想”的原因查封。他们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只能在赵恒惕制定的“合法”规则之下展开，否则就有流血牺牲的危险。

　　但是在广东就完全不同了，不就是工人夜校吗？办；不就是工会吗？搞；不就是宣传共产主义的期刊吗？不但要办，陈炯明还在资金上支持共产党人办。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在给列宁的汇报中，曾一度夸赞陈炯明，认为“广东省是革命的摇篮”、“陈炯明将军是一名革命者”。再加上他又是广东掌握着实际军权的人，因此苏俄一度也把陈炯明作为最主要的联合对象。

　　相比较于孙中山，陈炯明在初期是苏俄更为青睐的联合对象。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之后。

　　在陈炯明占据广东之后，与孙中山的分歧越来越大，孙从护国战争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北伐，完成统一大业。但是陈炯明则觉得孙中山就是异想天开，认为就凭南方军阀的实力，是完不成孙中山口中的北伐大业的，他以保境安民的理由，公开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大计，主张实行地方分权，热衷于把广东建成一个模范省，实际上就是西南军阀一贯以来的割据独立思想。

　　一个要北伐，一个要固守广东，双方矛盾越来越尖锐，直到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完全倒向英帝国主义的怀抱，炮轰总统府，双方彻底决裂，陈炯明也被打上了叛徒的标签，暴露出其军阀的特性，声望一落千丈。

　　共产国际与陈炯明之间的联合战线也不再可能了。

　　然而，也正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事变，将苏俄与孙中山的国民党之间的联合战线迅速推进，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

　　原本一开始的时候，双方各自都有点瞧不上对方。

　　苏俄觉得孙中山革命了那么多年，都没能完全掌握和建立起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和根据地，实在有些拉胯。干革命怎么能只凭一腔热血呢？别说陈炯明背后说他不切实际，共产国际的代表多少也觉得这个人有些不切实际。

　　尽管当时陈炯明已经掌握了广东，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粤军，但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陈炯明对粤军的掌控和影响力远大于孙中山。

　　另外，当时的苏俄还正在尝试着与吴佩孚搞联合，而孙中山所在的广州政府，是与北洋政府直接对立的，孙北伐路上的第一个阻碍就是吴佩孚，双方之间有着很多难以调和的矛盾，所以苏俄也不好公开和孙走得太近。

　　而反观孙这边，当时陈炯明还没有叛变，孙对自己的北伐大计还有很高的期待。

　　就他个人而言，其实并不赞同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他认为这些根本不适合中国。就这一点而言，孙这个人还是非常坦率的，至少不像陈炯明那样满嘴跑火车。

　　其次，孙中山当时并不想与苏俄走得太近，只希望大家建立起一种地下式的联络，原因也很简单，与苏俄公开联络，甚至是建立起某种联合，这很可能遭来英美帝国主义的反对和干涉，从而影响他的北伐大计。

　　所以双方一开始并未在实质上确定任何形式的联合关系。

　　直到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以后，情形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孙中山苦心经营的所谓嫡系粤军，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广东根据地，原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而自己立刻又变得孤立无援。

　　陈炯明叛变后，美国要求北洋军阀趁机出兵扑灭孙中山的北伐势力；英国政府更是直接为陈炯明提供军火、经费以支持其对孙中山的叛变，扶植陈作为广东的代理人。

　　这个时候，唯一肯出来支援和公开谴责陈炯明的国外力量，竟然只有苏俄，而孙中山一直寄希望得到援助的英美，却反过来支援他们各自认为可靠的军阀代理人，试图彻底扑灭孙中山的北伐力量。

　　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不仅是致命的，而且是极其沉痛的。

　　革命数十年，不是依靠这个军阀，就是依靠那个军阀，好不容易汲取了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的教训，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才有了陈炯明这支在他看来听命于自己的心腹嫡系，有了广东这个稳固的根据地，北伐有了可靠的保障。

　　结果伴随着陈炯明的一声炮响，几十年的期望又瞬间化为泡影。

　　痛定思痛后，他发出感叹：“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这并不是他受到巨大挫折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苏俄愿意伸出双手，因而产生的情感上的慰藉之言，而是他积数十年革命经验后得出的理性思考。

　　在漫长的革命实践中，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我者以扑灭我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人民耳。”

　　简单说，他终于明白，在中国，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行动，都必然触及各个军阀，以及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他所能依靠的革命力量，既不可能来自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来自任何一支军阀力量。对外，援助只能来自于社会主义的俄国，对内则只能从人民中去寻找力量。

　　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就为后来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打下了基础。

　　尽管这种思想仍然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范畴内，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根本不同的，但就民主革命阶段来说，双方追求的革命目标已经有了一定的一致性。

　　而经过2年时间的观察、接触、沟通，苏俄也确定了，只有孙中山的国民党才是“比较革命的政党”。就当时中国各个军阀集团而言，无一不是处于某个帝国主义的直接影响之下，进而又展开着军阀之间的混战，相对来说，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最具有反帝反封可能性的政党，也是最可能与苏俄建立比较稳固联盟的政党。

　　就这样，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之后，双方的联合进程迅速推进。

　　那么问题又来了，双方具体要怎么合作呢？

　　就孙中山而言，他最迫切想要获得的，当然就是苏俄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他曾作过具体的设想，就是由他组织一支一万余人的队伍，从四川，进甘肃，到内蒙，然后由苏俄经外蒙路线提供资金、武器、技术上的支援，帮助武装这支队伍。将来如果他能重新组织起北伐的力量，然后又配合这支苏俄帮助武装起来的力量，实行南北两条战线的统一作战，这样的话北伐统一的希望就又大得多了。

　　苏俄那边一看，这不还是原来的军事冒险那一套吗？

　　于是苏俄那边开始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

　　还是搞原来那种单纯的军事行动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把政治与军事相结合，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方面，放在政治工作上，而不是单纯军事冒险，只有如此，才能培养和领导自己的革命力量。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

　　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原先的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

　　这个改组流程看起来很复杂，比如党的纲领、组织结构、选举制度、党纪党规、组织部门等都要改组，但是真正纠其核心，改组背后遵循的原理其实异常简单。

　　以前的国民党党纪涣散、组织松散、投机盛行，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什么规则、流程、制度、部门设置上的问题，真正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国民党，本质上是一个由民族资本家、官僚政客、帮派分子等组成和把持党务的一个党，由这些人在党内当家，怎么可能不投机、怎么可能去执行真正有利于国民的决议和政策？

　　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

　　虽然党员里面也有不少的工人、商贩、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但是这些人根本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更不用说参与党务。

　　所以，改组流程里内容非常繁杂，比如党纲里面要突出民众的反帝反封的需求，如废除军阀所借外债、取消不平等条约等；要突出民主权力，如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改善民生等；要增设农民部、工人部，吸收工农分子入党。

　　这些内容看起来复杂，但背后遵循的原理只有一个——要把国民党由原来的官僚政客、商人资本家等把持的政党，改组成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联合执政的政党。

　　说得再简单点，就是以后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小资产阶级代表要能掌握一部分党的权力，要能说话，要能影响党的决策。

　　而所有关于党纲的修改、组织结构的重塑，都是围绕着服务上面那个本质目标来进行改组的。

　　同样地，后来国共双方的矛盾，究其实质，不过就是不同阶级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比如农民阶级要搞农会，要斗地主，反映到党内来，就是一部分管农会的共产党员要支持农会，而另一部分代表地主、买办的国民党员要坚决反对，斗争不就来了么？

　　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的核心。

　　鉴于过去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的痛苦教训，苏俄代表提出，当务之急并不是搞一支军队，而是先创办一所军官学校，加强军官思想教育，把这些学生军官派遣到各级军营中充当干部，而不是依靠少数将领一手包办，黄埔军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为解决建校初期的各种困难，苏联对这所黄埔军校提供了大力支持和援助，除了直接资助200万元作为开办费用外，还从海路运来了8000支步枪和200万发子弹等军需物资，这些都还只是物资上的援助。对黄埔军校影响更大的，是派遣了一批有丰富经验的军事教官，并且引入了政治工作制度。

　　第三，就是国共合作

　　要改组国民党，要吸收工农分子入党，要改造其成为一个各阶级联合执政的政党，就需要具体的人去干这些事。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具体工作。

　　而当时谁代表工农群众呢？当然就是刚刚成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嘛。

　　因此，国共合作就成为了上述一切工作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一年的实践奋斗后，也意识到当时条件下自身力量的弱小，于是由一大时拒绝与任何党派联合，到二大时就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

　　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苏俄还是中共都希望双方的合作是采取两党合作的形式来展开，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原则下合作。但孙中山拒绝了这个方案，他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形式开展合作。

　　可能是因为当时共产党在资历、影响、力量上还远不能与国民党相提并论，也可能是因为孙中山还不愿意公开表现自己在对待共产主义问题上的倾向，所以孙中山才只能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

　　起初，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等很多党内同志都反对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认为这必然削弱党的独立性。但是在总的民主联合战线原则下，最终大家还是妥协了。

　　于是就有了1923年6月12日召开的党的三大。

　　这次大会决定了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合作，正式确立了统一战线中联合谁的问题。

　　随后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正式开启。

　　然而，有联合的地方，就一定有斗争，如何既联合又斗争，这又成为了国共合作开启之后的一个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