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洱光影录

洪绍海 杨峰 茶应明、李玉华夫妻

　　夜幕降临，听到广播里传来音乐，大家晓得要放露天电影了。各处涌来的人们，自备小板凳，看着科教片，等待电影开场。

　　鹤庆县的洪绍海、剑川县的杨峰以及弥渡县的李玉华，可能在同一时刻拉开了洁白的幕布，接上放映机。随着眼前闪烁的幕布缓缓铺开，三位放映员的不同人生，正以幕布为舟，驶向滇西的夜晚。

终一生爱一事的老放映员

　　在鹤庆县，今年69岁的洪绍海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已经50年，从最初的5人放映队到现在的单枪匹马，累计放映电影超过1万场次。

　　4月，鹤庆县田屯村的老年活动中心又迎来了一场电影放映。和往常一样，刚吃完晚饭的洪绍海提起放置在墙角的放映机，把“家伙们”搬上自己的老年代步车，向老年活动中心驶去。

　　“老洪又来放电影啦？今晚放什么？”田屯村的老人们热情地和他打着招呼，帮忙清理放映场地。

　　“《三毛从军记》。”洪绍海一边回话，一边从车里拿出放映设备——一块幕布和一台放映机。扫视一圈后，洪绍海选了广场上最粗壮的一棵树来悬挂幕布，一边抽拉绳子将幕布升起，一边反复确认幕布是否已经挂正。老人在广场上忙碌着，搬桌子、拿设备、调亮度、试音响……

　　50年间，洪绍海风雨无阻行走在放映路上。1972年，17岁的洪绍海从鹤庆一中毕业。两年后，鹤庆县电影队在翻看鹤庆一中毕业生档案时将其选中，从此开启了他与电影相伴的一生。

　　1976年，洪绍海获得了电影放映资格证，放映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渡江侦察记》，因其踏实肯干，很快便成了鹤庆县电影队二队队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将电影作为重要的宣传手段，通过乡村放映队将电影送至战场前线、工矿、农村地区。放映队连接着乡村与广阔的外界，让村民们得以跨越地理的阻隔，看见世界的多彩。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电影甚至成为农村地区最具影响力、覆盖面最广、最受欢迎的大众传播媒介。

　　每当放映队到来，村民们总是热情地夹道欢迎，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在放映途中，洪绍海渐渐和各村村民熟络起来，偶尔放映结束还会小聚一番，马场的炖鸡、大碗的铜锅洋芋饭，至今他仍忘不了那些味道。

　　许多人甚至步行几十公里只为看一场电影，20世纪80年代，洪绍海放映的一场《白蛇传》吸引了近5000人观看。“那时，我在门口收票钱，钱袋子都塞得鼓鼓的，票价只需一两角，最后竟然收到了500元。”

　　一场场电影大受欢迎的背后，有着洪绍海对放映的严格要求——场地要选择无风的、发电机的声音一定不能扰民、门口的灯光一定要亮、片子必须要完好无损。

　　在那个物质条件相对匮乏、信息流通尚未广泛普及的时代，4匹骡子5个人就是一个电影放映队。每次放映，洪绍海和队员们都需要携带重达数百斤的设备，驾驶着手扶式拖拉机翻山越岭，在鹤庆县的各个村庄辗转奔波，一次巡回放映往往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所幸，大多数村子都比较重视电影放映活动，往往放映队还在路上，村民们就已经来迎接了。但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洪绍海和队员们只能身背胶片，一步一个脚印行走在红土地上。

　　“放映路上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保障放映正常进行，这才是真正的技术。”谈及放映过程中遇到的紧急情况，洪绍海谈起那卷被机器劈成两半的胶卷。

　　放映前一天，胶卷卡在了机器的齿轮里，一下子被劈成了两半。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放映，洪绍海通宵修补胶片。一个人、一盏灯、一瓶胶水、一卷破碎的胶卷，一段一段耐心拼接。

　　“现在好多了，不用再操心机器问题。不像以前，要时时刻刻盯着机器。”随着数字电影机取代了胶片电影机，洪绍海少了很多战战兢兢的时刻，这条放映路更顺了，这块幕布更省心了。

　　然而，幕布前的人却少了。

　　千禧年时，国家曾提出过面向21世纪，每个月面向行政村、公益电影、农村群众3个关键主体，播放1场公益电影的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但近20年来，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小屏”让农村电影似乎快消失了。

　　据《湖北日报》报道，目前，各地执行的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补贴标准一般为每场200元，如到山区乡镇放映，村落间距较大的来去路程可达七八十公里，仅油耗成本就达100元，选一部50元的影片，留给放映员的劳务报酬仅剩下50元。若路程更长，放映员可能连油费都保不住。

　　“身边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只有我这个老骨头还在这待着。”洪绍海说，2016年，在经历改制、下岗等一系列风波后，洪绍海与昔日的放映伙伴分开，开始一个人放电影。

　　标语和横幅装点着场地，银幕矗立在中央，大喇叭里传出即将放映电影的通知声……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这些流动的幕布，曾是第一次探触世界的窗口，是茶余饭后的美好时光，也是连接邻里的情感纽带。

　　白幕在晚风中轻颤，放映机的光束划破暮色。在短视频等碎片化消费加剧的今天，这种“集体观影”的仪式感，愈发珍贵。

　　云报全媒体记者 段苏航 吴沛钊　通讯员 李睿逸

流动的幕布与静止的电影院

　　杨峰的父亲曾是大理电影公司的员工，2000年前后，全国电影院开始改制，父亲承担起了剑川县的农村电影放映工作。那时，乡村文化生活匮乏，农忙结束后，乡里乡亲围聚一起看电影成了日常。

　　杨峰七八岁时就骑着自行车跟随着父亲进村放电影。“那时真的太热闹了，买电影票要排队。如果买不到票，村民们会买站票，站在投影的白墙周围。如果遇到村民家杀猪，一定会打电话叫父亲来吃。无论父亲到哪个村庄，都会有热情淳朴的村民来帮忙抬放映机、拉幕布。”杨峰回忆，有一年，父亲去放映《黄飞鸿》，进门的通道都快被来看电影的村民挤满了。

　　从小耳濡目染，杨峰决定进入云南省电影学校学习，并于2000年毕业后投身流动电影放映行业。父亲离世后，杨峰开着一辆面包车走村入户放电影。甸南镇有16个村子，每个村子放1场电影，一个月就是16场。影片类型涵盖了爱国主义教育、农业科技推广、法治宣传等方面，既有经典老片，也有当下热映的新片。一般在放电影前，要先放音乐，随后就是一个简短的科教小短片。

　　过去，流动电影的胶片较为特殊，如何保存一直是杨峰头疼的问题。即使在学校学过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在真正上手实践时，他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只能一边学着父亲的样子使用胶片，一边自己摸索研究。“胶片的摆放是有顺序的，如果放的位置不对，电影就没办法放映。”杨峰拿出自己收藏的老式放映机介绍。

　　从业以来，杨峰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雨中放映电影。“记得有一次，电影刚开始半小时，天空就开始下雨。为防止设备损坏，我只能暂停播放。可电影太精彩了，村民们都舍不得离开。”杨峰说，他刚要关闭机器，一位老人大声说：“不要关！”没办法，杨峰只能借了一把伞护住放映机，在雨中和村民们一起看完了那场电影。

　　“电影能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向村民们传达政策法规，同时也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杨峰表示。

　　2005年12月，在多方共同支持下，杨峰的红影电影院投入运营。每天清晨，杨峰和妻子会早早来到电影院。妻子打扫柜台，清洗爆米花机；杨峰则会来到电影院大门右侧的小黑板处，用颜色各异的粉笔写出今日的电影放映信息。直到今日，杨峰仍保留着手写海报的传统，也没有采用现代化的营销手段售票。电影院还加入了国家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这决定了该电影院每月有固定的放映任务和补贴，加上观影收费，能勉强维持运营。

　　红影电影院内挂着一块红色宣传牌，上面贴着杨峰与一群学生的合照，写有红色电影进校园公益活动的细节。红影电影院还是剑川县中小学的公益电影基地，学校会定期组织学生观看红色电影。有时，杨峰会奖励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一张电影票。看着孩子们为电影感动、嬉笑、疑惑的状态，杨峰找到了一种不同于对电影单纯热爱的成就感和价值感，他喜欢和观众一起看同一部电影的感觉。

　　新冠疫情期间是杨峰和红影电影院最难熬的时间，也是他最想放弃红影电影院的一段时间。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剑川县建起了现代化商场，带来了高端化、规模化的电影院。这些电影院的涌入，让红影电影院面临巨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现代化电影院的观影氛围，红影电影院逐渐不再受到居民的青睐。红影电影院面临的困难是设备老化、资金不足、人才短缺等问题。杨峰通过降低票价、增加场次等方法，希望能吸引大家到红影电影院观影，但作用都微乎其微。好在妻子一直支持他，不论是经营红影电影院还是进农村流动电影放映队。

　　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和思考，杨峰还是决定不放弃红影电影院。

　　“《天堂电影院》中有一句台词——生活和电影不一样，生活难多了。”杨峰说，看着空荡的影院座椅，他忽然明白，自己守的不只是胶片和数字的更迭，更是让电影成为“生活一部分”的执念，只要剑川县的孩子还想看电影，他就会一直放下去。

　　云报全媒体通讯员 冯婧 袁枫

一段接力放映的“夫妻档”电影

　　“只要幕布一亮，就得把片子放完，哪怕只有三两个观众，哪怕等到凌晨。”李玉华说，这是已故的丈夫茶应明告诉她的。电影散场后，她还要收好幕布和放映机，然后骑着她那辆蓝色的三轮摩托车回家，有时回到家已过零时。

　　弥渡县红岩镇有12个村委会，每月每村要放1场电影，一年144场。13年来，茶应明、李玉华夫妻俩共放映1872场电影，其中9年里，茶应明是放映员，李玉华陪着丈夫一起放映；后面的4年里，李玉华接替已故丈夫，成为红岩镇的放映员，一个人坚持继续放电影。这对“夫妻档”乡村电影放映员，在2024年第三季度被评为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我丈夫这辈子最痴迷电影，在他还是小伙子时，就在生产队‘跑片’放电影。我们1992年结婚，平时在家，他一早起来就播放起各种电影里的老歌，这些歌他都会唱。”李玉华说。

　　李玉华家中，仍存放着茶应明曾经使用过的老式胶片放映机和电影放映培训合格证。放映机是20世纪80年代茶应明在生产队放电影时使用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公社电影停止，夫妇俩不再放电影了，在当地做饲料生意，收入可观。

　　2011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启动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全州告别电影胶片放映，进入数字电影放映时代。新成立的大理州星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在全州各地招聘电影放映员，有人找到了茶应明，热爱电影的他决定继续从事喜爱的放映工作。

　　“当时放映员月工资是1500元，他为了放电影，特意买了新车来拉放映设备。”李玉华说，茶应明去世后，这辆车没有人再开，直到报废的时候，表盘的里程数仍然停留在1万多公里，这是他放映电影所跑的里程数。

　　在陪丈夫放映电影的过程中，李玉华学会了操作放映设备。“他去世前两个月仍然在坚持放电影。其实，他一开始是反对我继续放电影的，不让我学车，怕不安全。到后来又怕我这么多年放电影跑习惯了，晚上一个人不习惯，觉得有点事情做也好。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能独立完成放映工作。”李玉华说。

　　放映电影是一件辛苦的工作，寒来暑往，路途辛劳。从前，通往许多村子的道路不好走，颠簸泥泞、耗时很长。近年来，路修好了，弥渡县还建成“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李玉华的放映路安全多了，有时候，她还会带上小孙子一起去放电影。

　　除了路途辛苦，电影放映员也是一个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的工作。茶应明、李玉华夫妇都与乡亲们有着多年交情，路熟、村子熟、人也熟，到村子里放电影时，村民都会搭把手同她一起搬运设备，村委会工作人员还会递上一瓶水。

　　“每个乡镇都有1名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员，我们偶尔也会聚到一起聊聊天，能坚持放映这么多年的都是对电影比较热爱的，假如我们有谁上年纪了干不动了，也会推荐可以接替的人。”李玉华说，之前也有年轻小伙子加入放映员行列，真正到村里，总觉得人不熟，看到观众中途离场了，小年轻就觉得气馁。李玉华等老放映员碰见了，也会开导他们。“农忙时活计多、娃娃们第二天要上学、老人上了年纪熬不住，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心态要好，不要觉得尴尬。”李玉华说，有的片子时长两个多小时，放映员一个月要看12遍，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热爱的活儿。

　　放映电影，有遇冷的时候，就有热闹的时候，农村流动电影仍能给村民们，尤其是老人们带来慰藉。“老人们爱看以前的战争片和喜剧片，像《地道战》《举起手来》、周星驰的《功夫》、本土题材的《五朵金花》等，放《五朵金花》的时候，人来得最多。”李玉华说，还是有很多人怀念过去的电影，观众多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感到很有成就感、有存在感。

　　云报全媒体记者 吴沛钊 段苏航　通讯员 张钰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