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洪流下，归途何在？——评纪录片《归途列车》

　　《归途列车》是一部现实题材纪录片，以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家庭为拍摄对象，记录了2006年到2008年间家庭的生存状况和命运选择。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归途列车》的视听语言、叙事结构和文化表征，以深刻展现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真实际遇，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对群体困境和社会问题进行深思和批判。

　　一

　　引言

　　《归途列车》是加拿大华裔范立欣执导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影片聚焦进城务工的张昌华一家，以农民工春运为背景，以一家人命运为主线，连续三年记录了他们的生存际遇和人生选择，刻画了21世纪初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与留守儿童的群体形象和真实困境。作为一部优秀的现实题材纪录片，《归途列车》上映后获第83届奥斯卡奖纪录片奖提名，第33届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等。本文以《归途列车》为分析对象，探究其视听语言、叙事结构和文化表征，以彰显其高超的艺术内涵，表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生存际遇，理解城乡差异和代际教育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二

　　视听语言：沉浸感与真实性

　　视听语言是纪录片完成叙事、表达思想和传递情感的关键元素。在《归途列车》中，独特的视觉呈现和听觉设计让影片具有电影化质感的同时，又充分提升了纪录片的沉浸感和真实性，彰显出高超的艺术旨趣和美学思维。

　　（一）视觉语言

　　在视觉上，大量长镜头的运用增加了观众的沉浸感，提升了影片的真实性。在影片开头，导演就运用长镜头从高空中拍摄在雨中等待的人群，随着镜头缓慢移动，一个个点状的人逐渐汇聚成密集的网，凸显了人群之渺小，带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 (李佳铃, 2023)。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长镜头莫过于父亲张昌华和女儿张琴打架的场景，这段长达两分多钟的镜头没有刻意的推拉和变焦，只用中近景跟随人物运动，着力突出二人的激烈情绪与肢体冲突，增强了场景的真实性，充满了朴素的纪实美感。

　　空镜的使用是影片的又一点睛之笔。片中的打工地广州和家乡四川回龙村第一次都以空镜的形式出现，在故事发生前先引导观众沉浸于环境之中，起到了交代环境和推进情节的重要作用。影片中几次描绘城市场景的空镜，都以被沙尘掩盖的黄灰色调为主，渲染了沉闷忧郁的氛围，让人切身感受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压抑和艰辛。其中最为巧妙的空镜是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妻第一次春节回家坐船之时，陈素琴向导演叙述着自己在外务工的经历和心情，镜头却从她身上缓缓移开，转向孤船独行山水间的空镜。这与此前火车上的喧闹形成鲜明对比，既表现了夫妻二人回到家乡的放松，又隐露在外打拼的孤苦，用空镜形成了巧妙的留白设计，留给观众充分遐想和体悟的空间。

　　（二）听觉语言

　　在纪录片《归途列车》中，从头到尾都没有解说词的出现，而是以同期声为主。这完全区别于“画面 解说”的专题片模式，减少了后期人为雕琢和修饰的痕迹，充分彰显了纪录片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原则 (吴周筠, 2019)。

　　同期声作为影片主要的声音来源，分为访谈和现场声两类，在交代人物关系、推进情节发展和刻画性格心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影片中从未出现专门或刻意的访谈镜头，无论是影片开头张琴叙述村里青壮年外出务工的普遍情况，还是第三次回家的火车上路人吐露返乡的心声，都是在人物原本活动的场景中讲述，完全隐藏了采访者的存在。这与导演范立欣的拍摄习惯紧密相关，他往往选取主人公做事情时进行采访，力求让人物回归生活环境，将采访转变为闲聊 (吴周筠, 2019)。采访痕迹的隐藏把话筒交给了被拍摄对象，让他们自己直接讲述故事和传递信息，充分提升了叙事的真实性。同时影片中保留了大量的现场声，包括服装厂中缝纫机的踩踏声、火车站拥挤推搡的环境音、回龙村虫鸣鸟叫的自然声等，贴近生活的现场声还原了真实场景，拓展了画面意涵，让影片更富沉浸感和表现力。

　　三

　　空间叙事：纪实性与符号化

　　时间和空间是影像叙事中最为关键的线索，任何叙事作品都必然涉及某一段具体的时间和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空间 (龙迪勇, 2008)。纪录片《归途列车》主要表现不同社会关系下个人和群体的生存际遇，人物出场和情节推进主要通过空间的切换得以实现，使得空间叙事在揭示影片主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形象空间：城乡二元

　　在《归途列车》中，张昌华与陈素琴夫妻为了维系家庭经济，离开家乡四川回龙村，前往2100公里外的广东广州的服装厂打工。而在21世纪初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有千千万万个如他们一般的农民工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务工，成为每年春运人潮中的主力军。城市和乡村是影片中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也是矛盾和冲突激化的根源所在。

　　在纪录片的纪实美学中,“真实”本身是一种假定性的真实,创作者可通过光线、构图、色彩等表现不同的场景,对视听语言进行艺术性创作 (牛超杰, 2015)。在《归途列车》的叙事结构中，由于创作者的主观判断和价值取向，城市和乡村常常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在描绘城市空间的镜头中，摄像机主要对准了城市街头的垃圾、火车站拥挤的人群和凌乱昏暗的服装厂，以灰暗的色调集中呈现了一个被工业化污染的城市景象。而处在城市中的人，无论是老民工张昌华与陈素琴，还是新民工女儿张琴，无一例外都生活在狭小逼仄的空间，忍受着恶劣的工作环境，每年在春节来临之时抓紧时间“逃离”，凸显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对人的压迫和异化。与此不同的是影片对于乡村的塑造和呈现。从张琴背着箩筐悠然从远方走进画面开始，以干农活、一家人围坐吃饭和自然风光为主的镜头赋予了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美好意向。相比于城市的拥挤喧嚣、污染严重，这里人烟稀少、宁静闲适，风景美不胜收，是无数外出务工人每年心心念念想要回去的乌托邦。

　　乡村的自然美和城市的压迫感形成鲜明对比，二元对立的结构方式塑造起了影片中城市与乡村的形象空间。这种城乡建构中饱含着对乡村浪漫化、诗意化和审美化的呈现，对城市纪实性的描绘中又包含反现代、反城市化、反工业化的批判，这与西方近代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凸显的问题不谋而合，呈现出西方历史传统和价值判断的鲜明色彩。

　　（二）符号空间：火车表征

　　纪录片的影像语言一般包含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两种形式 (牛超杰, 2015)。现实题材纪录片作为社会和文化进程的表征，往往将纪实性事物进行符号化表达，赋予其丰富的意指和内涵，以含蓄而深刻地呈现人物情感、关系纽带和社会情绪等。火车是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视觉元素和重要意象，“火车并非只是电影中故事的道具或人物物理活动空间，它往往还承载着现代人丰富的情感意绪，表现出现代人对现代化追求的憧憬与焦虑及对现代性力量的体悟” (卫华, 2017)。《归途列车》中呈现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但也通过火车这一具有空间属性的事物将城市和乡村连接起来，具有强烈的隐喻特征。

　　火车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纽带，串联起了这两个看似对立的空间。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物，火车毫无疑问是工业文明的表征。铁路的修建、火车的开通打开了闭塞的农村，让广大的农民能够顺利进入繁华的城市，脱离原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加入了现代化、流水线的工业生产模式。在《归途列车》中，张昌华与陈素琴夫妻二人就是农民，居住在交通闭塞的农村，火车的开通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前往广州打工，赚取微薄的收入以支撑起农村家庭。同时影片中选取的三次春运节点也让火车的纽带作用凸显到了极致。以张昌华与陈素琴为代表的农民工群体每年于春节前后在务工地与家乡之间往返，而运输能力强、价格相对低廉的火车就成为了他们首选的交通工具，帮助他们实现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完成了物质追求和情感联结之间的维系和转换。

　　火车也成为了追寻理想的钥匙。在影片对城市和乡村二元对立的描绘中，高度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早已成为了物质文明的代表，而“乌托邦”式的乡村是精神文明的象征。但在二者之间，张昌华与陈素琴夫妻二人的选择是毫不犹豫的，支撑家庭和养育子女的重担让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广东打拼。火车载着他们进入大城市，进入工业文明的场域，成为了他们追求物质理想的钥匙。这在女儿张琴身上有着更为突出的体现。作为留守儿童的她极度渴望关心和陪伴，但父母长期在外务工的现实又让她难以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即便是每年春节一家人难得团圆的时刻，父母也总是教导姐弟二人好好读书，将来才能出人头地。在陪伴和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她的价值观逐渐发生转变，认为“没钱什么都干不了”。急于摆脱家庭和赚取金钱的强烈愿望让她辍学南下，成为了和父母一样的农民工。这时火车同样成为了她追寻物质理想的钥匙，载着她离家前往广州，也载着她赚钱的朴素愿望。张琴看着窗外，面无表情地说道：“我不知道深圳是不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说罢火车呼啸着穿过一个个隧道，忽明忽暗间也暗示着人物的命运——务工挣钱的人生选择充满未知、前途未卜。

　　四

　　文化表征：异化与迷失

　　作为一部社会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归途列车》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文化表征。纪录片中的故事情节并非是导演范立欣的刻意构建和拼凑，而是在顺应社会中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我矛盾冲突的基础上，进行有机组织和整合，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映射和人物命运的关照，集中凸显了影片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 (白喆，国玉霞, 2011)。

　　（一）时代洪流：人与环境的对抗

　　在《归途列车》中，为了表现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等群体的生存情况和现实境遇，作者着力凸显和刻画了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

　　《归途列车》聚焦于张昌华与陈素琴一家的生存情况和命运选择，但同时也不乏宏大的时代叙事。影片从2006年跟踪拍摄至2008年，主人公也在三年间经历了2008年重大雪灾、北京奥运会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历史性事件没有通过字幕辅助或人物叙述直接呈现，而是隐含在众多生活细节中，实现了时代洪流和个体命运的错综交织。影片中第二次春运回家时，张昌华与陈素琴夫妻带着女儿张琴共同加入了返乡大军，然而却碰到了史无前例的南方重大雪灾，广州火车站彻底陷入瘫痪，黑压压的人群无序地滞留在火车站，能做的只有焦灼的等待。等不到车、吃不到饭也找不到亲人，无助和恐慌的情绪席卷了人群，甚至与警察也时不时爆发争吵和冲突。其中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主人公命运的影响最为严重。张昌华与陈素琴在广州打工的工厂是国外企业的代工厂，生产出的服装专门销往海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工厂的订单量锐减，不少代工厂都在经济寒潮下纷纷倒闭，影片中就通过长镜头呈现了人去楼空、唯余机器的凄凉场景。陈素琴也在影片中讲述了即便加工，工资也在变少的无奈处境。影片将个体的生存际遇放置在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投射了时代洪流对个人的影响，增加了影片的时代烙印和社会体征。

　　《归途列车》中的社会环境主要聚焦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下飞速发展的城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先发展起来的城市之一，21世纪初的广州不仅是世界产品生产加工的主要集散地，更是众多南方农民工“下海淘金”的聚集地。在城市发展快节奏与高强度的压力中，雇佣、竞争、金钱、制度、权力关系密切交织，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现代社会的缩影 (白喆，国玉霞, 2011)。作为外来的农民工，他们白天在嘈杂的工厂里辛苦做活，晚上休息在狭小逼仄的房间内，脸上总是挂着疲惫和麻木的表情。即使有机会和千里之外的孩子们通电话，也总是被句句不离“好好学习”和“出人头地”。每年春运都要经历抢票难、上车难和旅途难的返乡困境。他们身处于偌大的城市环境中，但却位于社会发展中最边缘的位置，不仅经历着艰辛的生存环境，成为经济危机中最先被牺牲的群体，更被城市环境所异化，将物质追求作为生活的准则，将跃升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最终造成了激烈的家庭冲突。

　　（二）人际裂变：人与人的冲突

　　在纪录片《归途列车》中有着多样复杂的人物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农民工与雇主间关系、工友关系和军民关系等，多种关系错综交织，以冲突或疏离的形式展现了社会中的群体画像和发展问题。其中家庭关系在影片中最为突出，也是多重问题和矛盾集中之处。

　　张昌华与陈素琴作为父母和女儿张琴之间的矛盾是影片中冲突的核心。夫妻二人从四川农村不远千里前往广州，在外务工长达16年，他们承担着家庭日常的基本开支，更主要是为了供女儿和儿子能够一直读书。作为没有学历和文化，只能从事基本体力劳动的农民工，他们深知读书的重要性，也更加希望两个孩子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影片中也多处表现了他们对儿女出人头地的殷切期望，无论是为数不多能和儿女电话沟通的机会，还是每年一次春节回家团聚的时刻，母亲陈素琴总是最先询问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反复叮嘱他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但对于留守在农村的两个孩子而言，最需要的是切身的陪伴和关怀。当父母在成长过程中的缺位造成了两代人间的心灵隔阂，父母的殷切期望和孩子的实际需求也形成事实上的心灵错位，矛盾冲突当然不可避免。

　　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女儿张琴违背父母的想法，坚定地选择辍学打工，这一极端的行为打破了父母长期以来的希望和苦心经营的梦想，再次激化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第二次春运回家中父女打架的场景将代际冲突推向高潮。女儿对母亲留下来的说辞不信任的态度，戏谑“你才不会留下来”的话语和“老子”的自称共同激怒了一贯沉默的父亲，二人瞬间扭打在一起。这是一场家庭悲剧，折射了农民工与子女两代人间需求与观念的矛盾，父亲传统家长的权威因女儿的叛逆而遭到挑战，暗示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所维系的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土崩瓦解 (白喆，国玉霞, 2011)。同时这更是一场社会悲剧，反映了农民工进城务工选择带来的农村劳动力缺失、留守儿童教育等社会问题，真实展现了经济发展中城乡差距扩大、社会贫富分化等现实情况。

　　（三）自我迷失：人与自我的挣扎

　　《归途列车》中不仅表现了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冲突关系，更通过细腻的表现手法和敏锐的角度捕捉呈现了被拍摄对象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更加全面地刻画了群体形象，增强了叙事的张力。

　　女儿张琴无疑是纪录片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具有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第二代农民工、90后等多重身份，她的矛盾与挣扎折射着不同群体在社会发展中对自我身份的迷茫和追寻。她从小就是留守儿童，多年来父母在外务工缺乏对她的陪伴和关心，这使她对亲缘关系逐渐失望和冷漠。在影片中给爷爷烧香时，张琴明确表示了自己对父母的失望和不喜，认为过世前最常陪伴自己的爷爷才是最亲近的人。随着青春叛逆期的到来，父母一味“好好读书”的劝告反而激化了她的逆反心理，在对钱的认同和对“自由”的追寻下，她选择辍学前往广州打工。这是张琴在社会和家庭双重压迫下选择的对抗方式，表现了“子一代”对传统权威和价值观念的颠覆与反叛。

　　辍学打工的选择虽然将张琴暂时从农村的环境和留守儿童的身份中“解脱”了出来，但张琴的内心并不轻松，始终充斥着迷茫。第一次打工经历让她脱离了原来的环境，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但却带来了与家人矛盾的激化乃至决裂。在第二次前往深圳打工的火车上，张琴直言：“我不知道深圳是不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火车穿越隧道忽明忽暗的光影暗示着她未知的命运，她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向哪去，只是凭借“赚钱”和“寻找自由”的人生信条，一次次离家出走，也一次次追寻自我。她在深圳找到了一份在酒吧的工作，从初时的陌生不适，到跟着人群尽情摇摆，她在灯红酒绿中逐渐迷失自己，宣泄着“子一代”在物质重压和精神缺失的经历下，内心压抑的情绪和痛苦的迷思。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下，无论是张昌华一家，还是千千万万个如他们一般的农民工家庭，他们的归途究竟何在？或许谁也给不出答案。

　　参考文献

　　[1]吴周筠.(2019).纪录电影《归途列车》影片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

　　[2]李佳铃.(2023).后现代视域下中国独立纪录片《归途列车》的叙事特征.新楚文化(32),47-49.

　　[3]龙迪勇.(2008).空间叙事学: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6),54-60.

　　[4]牛超杰.(2015).纪实·表意·性格:纪录片《归途列车》的空间叙事探析.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6),32-34.

　　[5]卫华.（2017）.20世纪影视文学中的“火车”意象与现代性想象.湖南工业大学学报(05)，63-67.

　　[6]国玉霞 & 白喆.(2011).无奈中的抗争:《归途列车》叙事策略与文化表达. 电影文学(10),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