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科研为什么落后？———以贝尔实验室为例

　　原编者按：

　　1、反垄断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救的尝试。原先的实验室只能说是一个高度垄断的公司，但是还没有形成类似美帝国主义的超级垄断公司。这个位置上，早已有主人。因此反垄断法的胜利并不是美帝国主义国家倒退到资产阶级国家的胜利，正相反，是美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再一次胜利。美帝国主义国家迫不及待地追求更大的垄断。文中这点是值得商榷的。实验室式微，正说明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各个垄断资产阶级团伙有更赚钱的方法，比如说，金融。那么再进行革新就不带来突破性的利润，即使有，也可以通过垄断，强行收购新的技术。科研由此越来越落后，最后变成了比烂。最值得说明的一点还有，垄断资产阶级已经达到了一个利润的极点，但并非利润的极大点。这时候，进行一些基础的科研，并不能提高利润，短时间利润反而会下降。这时候很容易丢失市场，垄断资产阶级因为其分立的状态，不能承担这样的风险，必须拼死竞争。谁还管科研呢？

　　2、科学的停滞、实验室的式微，根本都是美帝国主义行将就木的迹象。美帝国主义下科学研究不能再为资产阶级带来突破性的利益，由于资本主义庸俗世界观的局限，科学探索被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再也止步不前。大垄断资产阶级无法承担这样低效的科学研究，而是投身于垄断、收购等手段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就是当今美帝国主义国家彼此“比烂”的实质。只有在科研领域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才能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驱散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贝尔实验室，可以说是人类步入信息时代永远绕不去的名词，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吝啬的说：一个贝尔实验室，半部电子信息发展史，而明明是信息时代的开创者，在如今却销声匿迹，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曾经的风光不再。而现在笔者将尝试从贝尔实验室的历史作为切入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科研的落后本质。

　　贝尔实验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7年贝尔电话公司的创建，在此一年前，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成功申请了电话的专利，并且敏锐地在从中嗅到了商机，贝尔电话公司很快发展了起来；

　　1895年，贝尔公司分出来一家子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靠着成熟的电话技术以及专利保护迅速崛起，势头很快压过了母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美国的电话服务；

　　1925年，AT&T收购了西方电子公司的研究部门，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贝尔电话实验室公司”，后改名为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经费来源于公司对全国电话业务的话费账单的附加收费，而又因为AT&T在电信行业垄断性地地位（占据国内电话领域 90% 的市场份额，而且曾一度进军加拿大等多个国家），贝尔实验室几乎不愁实验室的经费问题，实验室的第一笔研究经费就高达1200万美元，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

　　因为AT&T对市场的垄断使得其不需要让实验室快速将研究成果变现，这种相对自由的科研环境和充足的研究经费吸引了大量优秀的科研人员，他们除了致力于材料科学、计算机编程、电信技术等工程领域的研发外，还进行如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理论的研究。

　　1927年，戴维森和格莫尔通过实验证明了电子的波动性，为物质和能量的波粒二象性这一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同志们可以去看看关于波粒二象性的科普视频，并尝试用矛盾论去理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1947年，巴丁、肖克利、布拉顿三人发明了晶体管，大大提高了电子元器件的集成度，人类正式步入信息社会。

　　1948年，香农发表论文《通讯的数学原理》，奠定了现代通讯理论的基石。

　　像这样开创性的、从零到一的成就，贝尔实验室还有很多，比如第一颗通讯卫星，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研发出了UNIX系统和C语言，发明了电容耦合元件（现在数码产品经常说的“CCD”）。

　　但是好景不长，1984年，美国司法部赢得了和AT&T持久的官司，依据《反垄断法》，将AT&T拆成了八个小公司，贝尔实验室被划分到了八个小公司中的朗讯科技公司。

　　而因为朗讯自身的问题导致无法支付大额的实验经费去支持贝尔实验室一万多名工作人员的科研，自身的财政紧缺使得高层命令贝尔实验去把重心放在变现较快的工程研发上（网络，高速电子，无线电，纳米技术，软件等比较热门的工程应用），而不是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等到08年金融危机后，贝尔实验室直接放弃了对理论物理学的研究。

　　但诸多措施并未改变贝尔实验室的颓势，贝尔实验室经历了多次大规模裁员，科研能力大幅下降，千禧年初，实验室成员舍恩论文造假再次导致实验室陷入了舆论的漩涡，母公司被多次收购合并，贝尔实验室也多次易主，最后被诺基亚收购，更名为诺基亚贝尔实验室，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辉煌。

　　一些思考：

　　工程上的研发，要想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就必须有基础理论的理论支持，进而工程上的突破再反作用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如此螺旋上升，而在资本主义面临这么一个矛盾：基础理论的研究周期长，变现慢，工程研发的周期短，变现快，大多数资本家选择的是重视后者，这就是科学研究“利润挂帅”的后果。而初期的贝尔实验室因为AT&T提供的大量经费使得他们有能力去研究基础理论，进而使得在工程研发上取得突破，在AT&T被拆分后，朗讯无法提供高额实验经费后实验室就很快走向没落。

　　可是生产的社会化是历史的趋势，而且一个高度集中的企业各个部门可以很好的协调运作，而AT&T为什么会被拆分呢？这是因为在美帝国主义阶段，生产领域有着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统治者们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才开始的反垄断。也就是说资本家们是尝试通过生产的逆社会化来解决生产领域的矛盾的，这显然是在开历史倒车，而马列毛主义者主张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来解决这一矛盾。

　　除了经费上的不足，资本家们对科研过程的插手，对科研成果的急于求成，以及评职称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研人员的学术造假和学阀的产生。

　　而就算我们退一万步，现在的实验室有充足的经费和相对自由的科研环境，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动性，科研人员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没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很容易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或者说，现在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前方有一堵名为“资产阶级偏见”的高墙，在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到来之前，任何基础理论的研究都无法逾越这堵高墙。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横在其路上的障碍，并不只有科研上的，还有政治上的，我们只有不断地贯彻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和政治报路线，不断地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作斗争，不断地灌输教育群众，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科研人员和工农群众才能打碎那堵资产阶级的高墙，将一切的寄生虫和诡辩者赶出科学的殿堂。

　　要为真理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