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教育农民投身大革命

　　正如毛教员所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的思想意识灌输，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展开的：一是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训练班；二是组织领导农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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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训练班，培养革命骨干

　　为了培养干部，多吸收农村同志发展党的组织，并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根据共产党人彭湃等的提议，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出面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能够担负各地方农民运动工作的人才。正如《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所说：农民讲习所“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材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农运的决心”，能够深入农民群众，“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先后在广州和武昌两地举办，共七期。各届农讲所的主办人和大部分教员是共产党员，大多数学员也是由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选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做到有组织、有领导、注重培养骨干队伍，这是农民教育的重要原则和经验之一。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办了六期，时间从一个多月到四个多月不等，每届都要学习 20多门课程，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教员等分别担任各期的主办人。据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前五期的学员主要来自广东各县，共招收学员603名，毕业454名。其中，1/3的毕业生被派为特派员，其余2/3则分遣回原籍进行地方农民运动工作。1926年5月，毛教员出任第六期所长，将学员的招收范围扩大到全国，共招收来自19个省的327名学员，毕业318人，他们大多数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或有志于农民运动的青年学生。农民讲习所授课《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25 门，主要教员有毛教员、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陈公博、彭述之、陈启修、李立三、罗绮园、周其鉴、彭湃、毛宪、安体诚、于树德、张秋人、韦义光、黄焯华、李一纯等，以共产党员为主。

　　毛教员十分注意引导学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他给学员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专题，要求学员不要平面地看农村，要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农村。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学员按省区分成若干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召开座谈会，介绍自己所熟悉的家乡各阶级状况、封建剥削方式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并组织学员到各地实习调查，将调查材料整理成文在农讲所的《农民问题丛刊》上发表。学员经过四个月的学习，思想理论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毕业后一般派回原籍，从事宣传和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的工作，或者在各地创办地方性的农民骨干培训班，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人才，推动了各地农民运动的深人发展。

　　1927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由邓演达任所长，毛教员任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

　　据《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网页资料：

　　“1927年3月7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上课，学员来自全国17个省共8000多人。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担任常务委员。毛泽东实际主持工作，参与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亲自选聘教员，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要课程。许多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如瞿秋白、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方志敏、陈荫林、于树德、李汉俊、何翼人、李达等在讲习所任教。”

　　农讲所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践设立“农民问题讨论会”，由教职员与学员共同组成，对土地问题、武装问题、乡村自治问题、农村教育问题等进行讨论。农讲所还组织学员深入农村，调查农民受地主剥削压迫的情况及地主、土豪劣绅的罪恶，并经常请贫苦农民和农运干部到讲习所作报告。学员们结业后，分赴各地开展农民运动。各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训练班，造就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他们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成立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革命战争，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支援了北伐战争。农讲所的举办为农民运动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支持，建立和发展了国共两党的基层组织，并直接推动了党对农民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农民协会等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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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普及革命思想

　　农民协会是领导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为农民自身利益而奋斗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有一些共产党员投身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并组建农民协会等农民组织。1921年上半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沈定一到浙江萧山衙前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于同年9月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1922年夏共产党员彭湃在家乡海丰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后来又帮助临近的陆丰、惠阳成立农民协会。1924年11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重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1925年毛教员在湖南韶山组织农民协会。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党更加认识到发动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据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1926年6月，广东、广西、河南湖北等四省区成立了省农会，县农会有36个，区农会294个，乡农会5023个，农会会员981442人。1927年3月，我党党员毛泽东、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经湘、赣、粤等省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选举，组成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特别是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到1927年6月，江西、湖南两省也成立了省农会，县农会达201个，区农会1102个，乡农会16144个，农会会员增至9 153093人，相继形成了以广东、湖南、湖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的高潮。农民协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把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高租重税，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在教育农民投身大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各地党组织通过领导农民协会，积极教育广大农民投身大革命。

　　第一，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开展科学文化教育，破除封建迷信，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自身素质。湖南省农民协会制定了农村教育计划大纲，开展扫识字运动，为农民开办夜校，一边教授广大农民识字，一边讲授革命道理，并编写了《甲级成人读本》《乙级成人读本》作为教材，还通过成立农民通讯社，编辑《农友》杂志和出版“农民小丛书”等。当时的出版物主要有两种:一是专供农民阅读的周刊，通俗易懂，带有知识性、趣味性的特点，目的是给农民一些政治斗争和革命理论的常识：二是供给农民运动者及社会一般人士阅读的月刊，注重农民问题的理论论述及农民运动临时问题的分析。农民协会还编辑农民运动丛书、农民运动小丛书、农村补习学校课本和浅显易懂的标语、画报。农民协会提倡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推倒了神权、族权、夫权，使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家规、族法、神权等禁锢农民的精神枷锁受到猛烈冲击。各地农民协会还查赌禁烟、剪发放足、维护治安，改良了社会风俗。

　　第二，发动农民参与政治经济斗争。农民组织起来后，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并成立了大刀队、梭镖队、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农民通过清算、罚款、质问、示威、游乡、关押、驱逐、公审、枪毙等方式，把地主阶级的威风打了下去。长沙、浏阳、湘潭、衡山、宁乡等县还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各地农会开展了谷米限价和减租、减押、减税的斗争，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长沙、浏阳等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县，开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北伐军的政治机关及其政工人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伐军的各级政治部均设有专职宣传队，随前卫部队行动，沿途宣传北伐的意义和政治主张，动员和组织民众援助北伐战争。政工人员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召集群众大会等方式，宣传“工农商学兵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提出农民应免除额外税收，减租、减息、减押，取消一切超经济勒索，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农民协会则采取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途径和方法，直接高效、面对面地展开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收到了良好效果。

　　毛教员对农民协会在教育农民中起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

　　正如毛教员所言，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农民被发动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