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其人

　　【原编按】汪精卫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投降派典型。他在辛亥革命时期，背叛同盟会纲领，帮助袁世凯夺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背叛三大政策，反共反革命；抗日战争时期，背叛中华民族，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汪精卫的一生，就是叛变革命、背叛民族、反共卖国的一生。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历了新旧两个历史阶段。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1905年，孙中山组织同盟会，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明确规定了以国民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进而把这个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同盟会纲领和三民主义对于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说来，在当时是具鼓舞和一定推动作用的。列宁对于同盟会纲领曾有这样的评价:“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这个纲领的鼓舞下，广大人民奋起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国。在斗争过程中，革命党人演出了不少慷慨壮烈的场面，出现了一些顽强战斗、宁死不屈的英雄人物。与此相反，汪精卫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时，虽然也曾信誓旦旦地声称为实现革命纲领矢志不渝，但在辛亥革命期间，他却背叛了自己的誓言。

　　当时革命斗争的基本形式是武装起义。1906年至1909年间，同盟会发动了多次起义，但都失败了。汪精卫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决意孤注一掷，进行暗杀活动。孙中山等人再三劝阻，汪仍自行其是。1910年3月，汪到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汪被捕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种慷慨激昂的言词和他在狱中的丑恶表现，充分暴露了这个投降派的两面嘴脸。汪精卫在狱中受到清政府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的特别照顾，善同汪多次密谈，并馈赠书籍。这种攻心战术，果然奏效。汪即对自己的谋杀行动，愧骇忏悔，自我否定。当时有的革命党人就说过:“兆铭在狱时，固已投降民政部大臣肃王善耆。”

　　汪精卫背叛同盟会纲领，在“建立民国”这一条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成了中外反动势力的新代理人，是革命党的直接对手。1911年11月初汪精卫一出狱，即和袁勾结。同月中旬，他伙同袁氏幕僚，挂名君宪党的杨度搞了一个国事共济会。同时汪又组织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打着革命党人的旗号，充当袁世凯的帮凶。共济会的宣言和简章里充满了背叛“建立民国”的谬论。汪精卫不仅和杨度联名报端，招摇撞骗，抛出早为革命党人批臭了的革命“生内乱”、“召瓜分”的反动滥调；而且呼吁革命党人停止武装斗争，鼓吹在袁氏控制下的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 在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建立民国已是人心所向之时，汪竟提出应否建立民国还有待讨论，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他可耻地背叛了同盟会纲领。袁世凯通过杨度抛出共济会这一套，是要借革命党人之力压清廷交出更多权力，又借君主政体存废问题，强迫革命党人让步。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正是为袁卖力效劳。

　　当时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就以《无聊之共济会》为题，发表社论谴责汪精卫的背叛言行。社论说:“盖今日君主之不祥物，断断不容于中国，已不待片言之讨论。”强调革命党人对建立民国，不能“稍存疑虑之念”。社论还无情地揭露汪“意感虏廷不杀之恩”，“为彼满皇说法”。并严正声明:“共济会之说非吾全国共和党人之同意也。”《民立报》社论的发表，反映了同盟会内部革命与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汪精卫在助袁夺权的过程中，还不惜打击、孤立革命领袖孙中山，出卖革命队伍。1911年底孙中山回国，次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反对南北和议，汪竟恶毒地攻击孙说: “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在多方面的压力下，孙中山被迫让步。一些在北方的革命党人主张武装反袁，汪不仅“使人四出阻止”，甚至丧心病狂地把起义群众诬蔑为“匪类”，向袁献计加以镇压。致使许多革命党人被袁军绞杀在血泊中。与此相反，汪又把他过去痛斥为“清廷之豪奴”的袁世凯吹捧成“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竭力为袁上台制造舆论，充当了助袁夺权的内奸。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立即向革命势力进行反扑。他先杀武昌首义党人张振武方维，再暗杀国民党首领宋教仁，并且依靠帝国主义的巨额借款，北兵南调，挑起内战，妄想一举消灭革命党。孙中山忍无可忍，催促黄兴、李烈钧等起兵反袁。汪精卫当时正在国外，得悉革命党人将起兵的消息，便匆忙返国。他勾结袁世凯的幕宾、谋士张謇、赵凤昌之流，拟定了一个妥协投降的调停方案。以举袁为正式总统、不追究宋案为条件，换取袁暂不解除革命党人所任皖、粤、赣等省都督职务。但袁却置上述条件于不顾，先后撤掉三省都督。而汪竟一再表示，不因袁撤督而放弃求和，死心塌地劝诱革命党人放下武器，维护袁氏的一统天下。这些事实证明，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期间从理论到实践完全背叛了同盟会纲领，成为败坏革命的蛀虫。辛亥革命终于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当然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不能也不敢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支持革命的基本力量。但不可否认投降派的活动也是加速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继续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屡受挫折，在绝望里遇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欢迎列宁领导的工农政权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1923年1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次年一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即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尽管宣言对于帝国主义还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争取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也还有模糊认识。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然是一个动员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比较彻底的斗争纲领。

　　汪精卫自辛亥革命后，标榜超脱政治，醉心社会改良，远离孙中山，经常居住国外，过着所谓“久立橹声帆影里，不辞吹浪湿衣单”的“修养”生活。当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酝酿制定三大政策，准备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汪精卫又投机革命，扬言继续追随孙中山。他高喊革命口号，满嘴进步言词，对孙中山和三大政策却采取假拥护真背叛的态度，扮演了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可耻角色。对于改组国民党，他赞不绝口地说:“实在是起衰振废的良剂”，还颂扬改组后，“对于帝国主义与军阀，采取不妥协态度。”装出很像一个衷心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的样子。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汪精卫以“左派”头衔和孙中山遗嘱记录人身份，窃踞了广东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俨然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和三大政策的权威解释者。他振振有词地说:“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已成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而打倒帝国主义，较之打倒军阀，尤为根本之根本。”这些话表面看来也不能不算激烈。同年八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反共势力日益嚣张，汪曾抨击反共主张说:“我们同志要反帝国主义的，便向左去；要生存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使中国永为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国主义之永保势力于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什么共产与反共产的口号。因为，如果要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不是将反共产三字便可作为护符。”随后又用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口吻大声疾呼:“我们如果同在国民革命的战线上，而妄生共产与非共产的分别，以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者，决非总理的信徒。”汪精卫这些娓娓动听的言词，给人以“革命”的假象，而将其反革命真面目掩盖起来。但这种掩盖是不能持久的，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显露出他的反共反人民的凶残本相。

　　当汪精卫还在玩弄两面派手法，进行种种假左派丑恶表演的时候，另一个以三大政策追随者自命，窃取了北伐军总司令职务的蒋介石，却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反共旗号。1926年3月蒋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同时，蒋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力，还利用这一事件把蓄谋反共的汪精卫排挤出国。蒋、汪本是一丘之貉，但是蒋排汪的这幕闹剧不仅掩盖了汪精卫的反共真相，反而提高了他的假左派身价，增加了他的欺骗作用。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蒋介石的权力急剧膨胀，他通过买办、流氓头子虞洽卿、黄金荣等旧相识，和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了更紧密的勾结，决定全面反共。

　　蒋为了瓦解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为核心的武汉政府，认为汪精卫的支持对他还是不可少的。因此在1927年春，蒋又数次电邀汪迅速回国。汪也认为这是他捞取政治资本、恢复自己权势的大好时机，便于4月1日兴致勃勃地回到上海，并立即投入反共营垒。蒋、汪连日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反共的行动步骤。他们的反革命立场是一致的，但具体做法略有不同。蒋认为“必须马上就做”，汪则提议开国民党第4次全体会议，解决“分共”问题。这种不同实际上是蒋拟用军权夺取党权，而汪则想以党权限制蒋的军权。说穿了是两条狗在争夺反共领导权。

　　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假左派的身份进行反革命活动。就在蒋、汪密谋的同时， 汪于4月5日又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说什么:“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实质上是为蒋介石预谋的反革命政变打掩护，以麻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6日汪从上海动身到武汉，继续招摇撞骗，利用武汉政府中国民党左派对他存在的幻想，图谋以合法身份撺取党政大权，从而达到瓦解武汉政府，实行分共的罪恶目的。为此，他又大耍两面派手法。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一天，汪在一段题词中写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政变后，汪还假惺惺地发通电、写声明，指斥蒋破坏三大政策。他在《铣电》中说: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蒋实赞其谋，今日何忍对于总理留遗之党及政策加以毁坏”。他“谴责”蒋对待共产党人“见着就捉，捉着就杀”，甚至操着悲天悯人的腔调说:“每日得着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

　　但这不过是惺惺作态。事实上，汪窃踞武汉政府党政大权后，目睹蓬勃高涨的工农群众运动冲击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十分惶恐焦忧，心惊胆颤。深感以假左派身份建立新统治的企图行将破灭。因此，便在5、6月间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镇压工农运动的法令。他利用陈独秀等人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短棍也被收缴，并强令解散农民协会，接着便一手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一切假象都剥去了，暴露出来的是他的狰狞面目。他公然叫囔:“最大的错误，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还以反共过迟，向国民党引咎检讨，并表示要“先补过，后引咎”。所谓“补过”就是要对共产党“毫不姑息地加以制裁”。在暴力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方面，他提出“宁可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还狂妄地叫爱要反对共产党的理论，说什么:“只将共产党分子分出去，而共产党理论，仍然存在，分共之目的，是不能达到的。”至此，汪精卫以其反动言行，宣告他彻底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汪精卫还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附的话，这时则已完全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用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建立了反革命专政，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实行疯狂围剿。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反革命围剿不能消灭共产党，也不能扑灭革命，而是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 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 进中国本部来了。”(《新民主主义论》)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它是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方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不仅激化了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加深了英、美与日本的利害冲突。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亲日派和以蒋介石为头子的亲英、美派；一些中下层军政官员和广大士兵拥护抗日的情绪日趋高涨。民族资产阶级也表示接受共产党所提出的团结抗日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成熟了。蒋、汪两派因争权夺利，分合无常。1928年至1931年间，受蒋排挤的汪精卫， 曾联络南北军阀共同倒蒋。九一八事变后，蒋、汪握手言欢，叫嚷“攘外必先安内”，顽固坚持反共卖国政策。1932年1月汪精卫取得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大力推行降日卖国路线，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投降主义方针。主张以不承认伪满为“最低限度”，求得妥协。汪说:“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绝口不提抗日。这种以“忍受”当“交涉”，用“拒绝”充“抵抗”的屈辱媚敌方针，不过是在举国要求抗日的情况下，劝告日本暂缓建立满洲国，以缓和中国人民的愤怒。但贪得无厌的“主子”并不采纳奴才的献策，而是进一步制造挑衅事件，扩大侵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之下，国民党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等丧权辱国条约。

　　此后，英、美帝国主义用贷款、技术合作等方式援助国民党政府，扶持亲英、美派。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悍然声称:“反对中国方面利用他国势力以图抗拒日本之任何举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激化，引起国民党政府内部倾轧加剧。1935年11月，汪精卫被刺，出国就医。蒋介石立即自兼行政院长，并大力排斥汪派势力。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扣押。汪视为实现剿共降日卖国路线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立即兼程返国，准备取代蒋介石。但当他于1937年1月抵沪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蒋介石已在被迫假装承认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条件下获释。汪阴谋未能得逞。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汪精卫仍然顽固坚持剿共，反对团结抗日。人民呼呼一致对外，汪却叫嚷，“安内为攘外之先着”；人民要求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汪竟恶毒咒骂，说什么万不可为共产党“所摇惑，中了他们挑拨离间之毒计”。汪的反共言论不过是降日的前奏，理所当然地要受到人民的反对。正因为如此，汪终究不能阻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下，奋起抗战，粉碎了日寇灭亡中国的迷梦。而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却终日惶恐不安。他操着两面派的故伎，在公开场合高喊，“人人抗战，处处抗战”；还提出“焦土抗战”的口号，说什么:“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所谓“焦土抗战”，其实是把抗战视为毁灭的绝望哀鸣。暗地里，他肆意鼓吹妥协投降，曾私下对人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要另想办法了。办法是什么呢？他叫做“转圜”，实际上是投降的同义语。汪的主张得到蒋介石的共鸣，但蒋唯恐投降后，英美派利益丧失殆尽，又怕导致共产党单独领导抗日，使他们面临“大乱”，有覆灭之忧。汪则认为只有降日才可以维持苟安局面，他公然提出了“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张。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派政治代表，除了具有反共反人民和随时准备投降帝国主义的共同特点外，还有一个选择主子的区别。于是，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就形成了以汪精卫为头子的日趋公开化的投降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隐藏的投降派。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在汪精卫看来，抗日绝无光明前途可言，舍投降外别无出路。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方针造成大片国土沦丧，也成了他降日卖国的借口。1938年秋冬间，广州、长沙相继沦陷；汪精卫悲观绝望，哀叹局势临近“国亡种灭”的边缘，决心争取时机，尽快叛国投敌。汪曾有这样的自白:“我对于觅得和平(即降日)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其实，日寇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破产之后，也屡次采用招降策略，希望结束战争。1937年10月至12月，日本政府就曾发动诱降攻势，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牵线，蒋、汪当即表示愿意接受“调停”。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了这个罪恶勾当，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讨下，投降活动哲暂时被制止。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近卫声明，对蒋、汪采取分化策略，扬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进行和谈。7月，日寇决定大力搜罗中华民族的败类，声称要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这是日寇向汪精卫招降的信号。11月初，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恢复向国民党政府招降，但要求它“更换人事组织”，这更是为汪的降日活动撑腰打气。事实上，11月中旬，汪精卫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秘密会商，并于20日签署了反共卖国的《日华协议》。汪即千方百计密谋出走，12月18日乘机离渝，次日叛国外逃。23日日本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汪即于29日发表艳电响应。至此，汪精卫名正言顺的成了可耻的汉奸卖国贼！

　　投入日寇怀抱后的汪精卫，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凶残镇压抗日力量，充当日寇扩大侵略战争的帮凶，犯下了滔天罪行。汪伪政权成立前，汪精卫即于1939年11月与日寇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 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蒙疆(当时的绥远、察哈尔省和山西省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作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还承认汪伪政权成立后由日本设顾问“监督”等卖国条件。

　　1940年3月汪精卫等卖国贼在南京粉墨登场，建立伪政权，号称“中华民国”，实际辖区却只有苏、浙、皖等省的一部分，沪、宁二市以及湘、鄂、粤、赣等省少数地区。8月，伪政权与日寇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和一系列秘密卖国条款，从政治、外交、文化、教育、宣传、产业、贸易、金融、交通、通讯等各方面实行大拍卖；还明确规定日、汪“共同防共”。11月，在日寇指使下，汪伪政权又参与签订《日满华共同宣言》，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这样，汪精卫便把当年不承认伪满的遮羞布扯去了。1941年12月， 日本政府发动太平洋战争，汪当即表示要成为日寇的“有力伙伴”，“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 1943年1月汪伪政府与日寇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对英、美作战，为日寇安定后方、搜罗物资、强征人力效尽犬马之劳。

　　汪精卫投敌卖国的同时，更加疯狂地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1941年5月汪伪政府成立“清乡委员会”，忠实执行日寇的“三光政策”，妄图消灭新四军，镇压抗日群众。

　　第一年“清”主要在江苏境内，次年扩大到浙、皖、鄂、粤等省。敌伪铁蹄所至，杀人放火、抓丁抢粮、奸淫妇女、掠劫财物。此外，汪伪政权在推行强化治安，征收苛捐杂税，进行物资“统制”，实施奴化教育等方面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汪精卫这个厚颜无耻、丧尽天良的大汉奸，在中国人民的尸骨上跟民族敌人大讲“相亲相爱”、“共存共荣”。还详洋自得地向他的喽罗宣讲奴才经，说什么:过去受许多强国的气，今天只受一个国的气。蒋介石搞了那么些年，弄得损兵折将，焦头烂额，结果是内外不讨好。共产党一天天坐大，英、美还是给他气受，他过的日子不会比我们好。今天我们能把日本人拉下水来帮助我们反共，这又有什么不合算呢？这段自白既道出了汪精卫仇恨共产党、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动本性，也活生生地表露了他卑劣的奴才心理。这个无耻之徒还把孔孟之道作为卖国的理论根据，他宣扬汉奸的“和平运动”“是儒教真精神”。并把反对孔孟之道诬蔑为“荒谬绝伦”，大力鼓吹尊孔。看吧！尊孔、卖国就是这样在汪精卫身上紧密结合起来。

　　1943年汪精卫60岁，他预感末日来临曾写下一首自我写照的七言绝句:“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这就是说，只要他一息尚存，就要反共卖国到底。汪精卫从当年在北京行刺载沣，模拟志士口吻，吟出“引刀成一快”的“豪言”，到石头城充当日寇卵翼下的傀儡，面对覆灭的命运，发出“六十年无一事成” 的哀鸣。他在30多年的反革命生涯中，以背叛革命纲领，拋弃政治信仰，反共反人民，出卖民族利益等等极其卑劣的行迹，铸成了一个可耻的投降派典型！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一家医院死了。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同志们，通过汪精卫这个投降派典型，有助于我们认清现代投降派的反动本质。投降派的出现不是个别人的偶然现象，而是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政治势力在革命内部的必然反映，汪精卫是这样，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汪精卫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利用在革命党内窃取的权力，挂着革命党员的招牌为反动阶级效力；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反对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力量；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最终公开投入民族敌人的怀抱。这个投降派典型的一些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帝修反的存在，还会在其国内外根源的支撑下而糜烂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