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真假文明，重返中国大道——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文化意义

　　【西史辨按】：举世瞩目的陶寺遗址博物馆于2024年11月12日正式开馆了。陶寺遗址是名副其实的“文明祖地”，因其非同一般，与世界上真正的古典文献——儒家经典《五经》《四书》的早期内容相互印证。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生命力的文明古国，陶寺遗址乃中国文明的起点，亦是人类文明的真正源头。

　　一般认为，文明概念来自法语（civilization），却不知法语的civilization一词来自中文雅言。文明的“文”字见于陶寺朱书陶壶，“文”指尧帝，《尚书•舜典》说：尧为“文祖”，孔子在《论语》中所言的“斯文”，即指传承自尧帝的文化传统；而文明的“明”字，则指尧帝“光被四表”（《尚书•尧典》），《谥法》曰：“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是也。“文明”的概念最初见于《易经•文言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19世纪，西方中心论“以夷变夏”，僭越了来自中国的文明观，杜撰出“文明等级论”，进而将自身标榜为“文明民族”，反过来将中华民族贬低为“未开化或半开化的野蛮民族”。于是出现了假文明取代真文明的逆流。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澄清文明史的真相；西史辨运动的要旨正在于此。相信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将向世人呈现原生文明的真实面貌，有助于人们提高辨别真假文明的能力、廓清西方伪史迷雾、重返中国文化大道。

　　西史辨学者一行于10月25-28日，怀着探寻人类文明祖地的心情，受临汾市文旅公司之邀，参观了国家一级博物馆——临汾市博物馆与陶寺遗址博物馆（布展中）等文物单位，在临汾及太原，与当地专家、学者及文旅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以“辨别真假古文明”为主题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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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假古文明”之辨

　　一般认为，全世界绵延不断的唯一文明是中华文明，而西方古文明久已烟消云散；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用“活文明”与“死文明”来进行区分表述；而西史辨同仁的研究成果则揭示，文明与其分之为“死活”，毋宁进一步辨其“真伪”，正如《西游记》中有“真假美猴王”一样，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也存在“真假古文明”之别。

　　二十世纪初以来，流行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与古代中国）之说，来源于梁启超的一首古风体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1900年1月30日）。然而，除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之外，其它“古文明”早已灰飞烟灭。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其史学名著《历史研究》中，对世界上二十六种文明形态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认定中华文明是唯一具有未来性的文明。[1]实际上，西史辨的研究越来越指明：中华文明不仅是活着的文明，而且是唯一真正的原生古文明。而山西襄汾尧都陶寺遗址所发掘出土的文物及遗址本身所揭示的内容，显示这里正是唐尧的都城遗址，为中华文明正脉之源头，可以称之为“文明祖地”。

　　而西方中心论的成说则认为，世界古文明分为“古典文明”与“古老文明”，前者指古希腊罗马文明，而后者所指为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并上溯至苏美尔文明等，后者为前者的源头，如古希腊文明是古埃及的学生。而“古老文明”在地理上又恰好围绕在“古希伯来文明”的周边。于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古希伯来文明”并称为“两希文明”，被推崇为“西方文明的源头”。

　　不仅如此，19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反客为主，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文明等级论”，颠倒黑白，通过概念游戏、名词变换的手法：将对欧洲人的认知，从起初的“野蛮民族”（哥特人），修饰为“自然的民族”（日耳曼人），继而将其提升为“高贵的民族”（雅利安人），来推行白人至上主义，以窃据世界文明高地；反过来，将真正的文明民族——中国，贬低为“未开化或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同时，还发明了“中华文明西来说”，这样一来，所谓的“两希文明”不仅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甚至被打造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然而，西方的所谓“古典文明”及“古老文明”经不起推敲。按照西史辨伪的学术标准，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史学原则衡量一下，就会发现那不过是一种由西方中心论所杜撰的“假文明”。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这里所谓的“古典文明”及“古老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近代类文学建构，其历史不超过300年。举例来说，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法国神父斯卡利杰是伪造世界历史的始作俑者，他编造了最初的近东历史文本；起初遭到冷落，连牛顿都不相信，但毕竟铺下了其后想象性层累建构世界历史的最初基石；到了19世纪，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列强与共济会三者合流，对近东地区展开“考古学的十字军”运动，掀起了用科学手段伪造“西方古老文明”的高潮，将斯卡利杰等杜撰的伪史转为正史。[2]

　　历史的真相是：在17世纪之前，欧洲既无可信的历史，也无理性的哲学，更无体系化的科学，呈现一派蒙昧、野蛮的状态。由17世纪发端，到整个18世纪，因受中国文化的广泛影响，形成了风靡欧美世界的中国风。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为了抵消中国风的影响，在欧洲兴起了民族主义，并进行了有组织、大规模的伪造历史运动，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的由来。所谓的西方“古典文明”及“古老文明”显系晚期虚构。换句话说，在真实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两希文明”，两者均出于18世纪中期之后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构建。

　　西方提出“文明标准三要素”以中国历史为蓝本

　　要辨别文明的真伪，首先要明确文明概念的来源及其最初的含义，进而还要搞清楚文明的内涵及其外延，进而明确“文明的标准”为何。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最初在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横空出世，对于传统欧洲而言是一个外来词汇。当时的法国承担着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角色，该词显然是一个来自中国文化的概念。与“文明”相对应的概念是“野蛮”（barbarians），最早出现于英法七年战争期间，法国人自称“文明人”，称英国人为“野蛮人”[3]。

　　人们以为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来源于日本的“和制汉语”，而和制汉语中“文明”一词的意涵是从欧洲概念（civilization）翻译引进而来；然而，人们却未必知道欧洲语言中的“雅言”概念，包括“文明”一词，实际上来源于汉语雅言。欧洲语言中“文明”与“野蛮”的概念是在18世纪中期以后突然出现的，并无欧洲本土起源的痕迹，例如，文明一词不存在于狄德罗与达朗贝尔合编的《百科全书》里，也曾被萨缪尔·约翰逊以从未用过为由、拒绝编入由他主编的、直至1772年再版不断的《英语大词典》中[4]。究其根源，原来“文明与野蛮”这对概念是出于对汉语中“华夷之辨”（又作“夷夏之辨”）中“华”（夏）与“夷”的翻版，华指“华夏”，夷指“夷狄”。华夏与夷狄的区别在于，华夏为礼仪之邦，崇尚仁、义、礼、智、信，互利互惠；夷狄为野蛮之群，唯蛮力是尚，唯利是图，损人利己。

　　在欧洲，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本来是专指中国文化而言的，与此对应，欧洲相当于文明的对立面——“夷狄”（哥特蛮族、日耳曼蛮族等）。然而，法国学者基佐（后来担任法国首相）在巴黎大学作系列演讲，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首次将“文明”一词套用在古罗马以来的欧洲历史的头上，其后将其结集为《欧洲文明史》（1828年）一书，听讲的学生们大受启发：原来欧洲历史可以这样讲！其后，基佐又出版了4卷本的《法国文明史》，从此，欧洲学者们就开始将“文明”一词用来指称欧洲历史了。从此之后，文明一词“高奏凯歌”[5]，在欧洲大行其道。

　　欧洲学者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1877年）一书中，为“文明”概念制定了最初的标准，就是“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肯定了摩尔根的意见，将文字的出现确定为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界限。其后，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称为“历史时期”，前此时期则称之为“史前时代”。稍早时，西方的博物馆陈列工作人员，出于展品分类的方便，分别将上古大宗器物以石器、铜器、铁器分类，并将石器排列在前、铜器居中、铁器置后进行陈列，于是形成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的考古时代划分。[6]由于大量青铜器出土的时期与有文字出土的时期（殷商）大体相当，于是从制造工具的层面添加了冶金术作为文明的要素之一；而青铜器的出现，依靠发达的社会分工协作，必须以较大规模的社群聚落为前提，于是文明的要素又增加了“城市规模”及大型建筑（宗教、宫殿建筑等）这项内容。这就是国际上“文明标准三要素”之说的来历。[7]

　　然而，考察一下世界历史便知，真实的西方古代史正好缺乏这个“文明三要素”。西方考古学所标榜的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图画文字”以及“古希腊线形文字”等，实际上都是17-18世纪之后伪造出来的假古董；试想，连字典都没有，如何能够根据今日的语音、迈越几千年的时间去破译随时随地变动不居的所谓拼音文字（一种语音现象）在上古时期的确切意涵的呢？几千年设若有如此成熟的文字，为何却如昙花一现，没有在随后的历史留下逐步演进的痕迹呢？[8]

　　同时，西方的考古遗址中缺乏大批量青铜器遗物的出土，在西方博物馆中展示的所谓古代青铜器物，大多是从文物市场收购回来的来历不明的器物，或者宣称从沉船中打捞出来的遗物。[9]从这些来自文物贩子之手或者沉船中打捞上来的器物来看，完全缺乏在历史长河中被风化、受浸蚀的岁月遗痕，与中国的出土的同类器物相比照，真伪立判。更不用说在西方找不到锡矿资源，在其考古中铜矿采掘遗址、加工作坊遗址、铸造模具以及制作工艺等也完全缺位。

　　进而，西方考古实践中没有发现过真正的大型人群聚落遗址；甚至到了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仍然缺乏大型的人群聚落。例如，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心城市佛罗伦萨，不过是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甚至到了17-18世纪，西方社会仍然是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例如所谓的德意志，不过是由800余个互不统摄的政治单位相互兼并到300个左右政治单位的一个过程，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所谓统一的德国，实际上是普鲁士邦排除了真正的德意志（奥地利），而冒名顶替建立起来的一个小德意志联邦。总而观之，举凡当时意大利、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等西方社会，其人群聚落大抵如此。用“文明标准的三要素”来衡量，不仅西方“上古时期”，一无文字，二无青铜器，三无大型人群聚落，处于典型的前文明状态，甚至18世纪之前的欧洲社会也依然会被排除于文明世界之外。

　　总览世界历史之经纬，只有中国才是符合此“文明三要素”的唯一国度。“文明三要素”正是中国历史的特征，只有中国的文字（汉字），具备完整的文字形态（字形字义字音）；只有中国历史上存在真正的青铜时代（夏商周），也只有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承载文明的大型都会聚落（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及二里头遗址等）。世界历史上唯一真正的原生文明就是中华文明。而西方在抄袭中国历史、引进文明概念的同时，甚至其所推崇的文明标准，也是从模仿中国历史而来！

　　

　　陶寺遗址——中华文明正脉之源头所在

　　1958年在晋南文物普查时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镇发现大面积上古文化遗存，从1978年开始正式发掘，经过考古工作者四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揭示出一个年代在距今4300-3900年前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文明城市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遗址之一。这里不仅发现了早于甲骨文800年并与甲骨文、金文一脉相承的文字，观测月相轮等齿轮状铜器，精致的铜制车马器等，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观测天文的圭表以及观象台，可以与《尚书·尧典》：尧帝“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正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进而，发现了具有礼乐制度性质的陶鼓、石罄、铜铃等乐器、礼器，说明作为中国文化特色的礼乐制度在当时已初具规模。这里所发现的彩绘蟠龙纹陶盘达四张之多，龙作为中华文化的图腾，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根据文献记载及各种考古学、天文学、地理学的综合证据链，考古工作者基本认定，这里就是唐尧的都城。[10]

　　21世纪中国文化迎来全面复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学，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孔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而孔子一生的事业，概括起来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八个字。可见唐尧在中华文明正脉源头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祖述尧舜”，说的是孔子的学说以尧舜之道作为自己学术传统的起点，“宪章文武”文武即周文王与周武王，意指尊崇以文王、武王及周公旦的政治传统，孔子周游列国，栖栖遑遑，目的是“如有用我这，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意思是要在东部中国重建西周文武周公的政治秩序。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文”指周文王，而周文王的政治传统也是尧舜之道的展开，孔子所发扬光大的“斯文”道统，正是延续了以尧舜之道为开端的文化传统。这样一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斯文”传统，完整地体现在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八个字上。[11]

　　孔子以山西为精神故乡，不仅讲学的内容关乎山西的古圣先贤——尧、舜、禹，而且在鲁国讲学不用鲁国口语，而是以“雅言”（雅者夏也，雅言就是夏言[12]）来讲授经典，亦即以“夏言”（尧舜禹故都所在地使用的语言，即上古山西话）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言”（古汉语的由来），《尔雅》一书就是以“夏言”为基础来规范词汇的，“尔”者近也，“雅”者夏也，以夏言规范古语（释诂篇）及方言（释言篇）之谓也。

　　孔子“祖述尧舜”，尧舜之道为儒学正脉——“斯文”道统的起点。《尚书·舜典》说：尧为“文祖”，《论语·泰伯》说：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而陶寺遗址为唐尧旧都，因此可以说这里是真正的“文明祖地”，也是名副其实的“最早中国”（或“最初中国”）。

　　帝尧——西方人伪造历史的年代坐标

　　17世纪之前在天主教欧洲流行创世纪故事：上帝在4004年前，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并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类。后来由于人类不遵守上帝的规矩，于是降下大洪水，将人类基本灭绝，只剩下诺亚一家躲在方舟里避开了灭顶之灾。后来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及雅弗——繁衍子孙，迁徙到世界各地，开创了世界历史。这就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前欧洲最标新、最权威的历史观。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因而大受刺激。在接触到中国的经学与史学之后，将中国历史的时间观念传回欧洲，引发欧洲人的头脑风暴，形成了欧洲历史上创世概念之外最初的历史时间观念。接触到《周易》《尚书》《论语》《史记》等经史典籍时，听说《易经》出于伏羲画卦，《史记》以黄帝开篇，《尚书》以《尧典》开篇，《论语》以《尧曰篇》结尾，于是形成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开端的最初印象，并由此分别以伏羲、黄帝、尧帝作为编造欧洲版世界历史的时间坐标。伏羲就是亚当，神农就是该隐，黄帝就是以诺，尧帝就是诺亚。[13]

　　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之际，其宗教传统浅显简陋，也没有堪称“典籍”的文本。[14]不仅上帝的读音尚未定型，就连上帝是谁也不甚了了。因而来华传教士受到中国文化的震慑，于是纷纷袭取中国文化的概念来进行粉饰。

　　例如，在18世纪之前，在欧洲对上帝有一种读法，读作Iao（音尧）。[15]大概就是把中国的尧帝当成了天主教的上帝。更有进者，这种说法将诺亚与尧帝同一化，不仅称尧帝就是诺亚，而且说中国的《五经》（《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出自诺亚方舟；当时的传教士还认为，希伯来文为象形文字。

　　法国耶稣会士白晋认为：儒家五经来自诺亚方舟，犹太所有著作出于中国典籍。[16]傅圣泽也说：中国古代典籍来自诺亚方舟。[17]伏尔泰相信伪书内容：犹太十族进入中国，也有五经。

　　犹太人在2000年以上时间里从来不说希伯来语。[18]欧洲最著名的犹太人斯宾诺莎的证言：“古时说希伯来话的人没有把这种话的任何原则基础留给后世。他们没有传给我们任何东西，字典、文法、修辞学，一无所有。”[19]19世纪后半叶，立陶宛犹太青年埃里泽•本•耶胡达（本•耶胡达在希伯来语中的含义就是“犹太人之子”）创编了希伯来语。

　　教会观点：希伯来语是上帝的语言。在教会中，人们“无论在何处、永远而且完全”接受的学说是，万能的上帝所讲的语言是希伯来语，上帝把这种语言传授给了亚当，地球上的所有其他语言都是在巴别塔毁坏、众人分散时，从这种语言中产生的。[20]

　　希伯来语是亚当夏娃的语言。[21]英国人约翰·韦布在《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初语言》（1669年）中写到：汉语（汉字）是从亚当和夏娃那里传承下来的（原初纯正和普遍通感的“伊甸园语言”）。[22]“1713年，一位旅居荷兰的法国学者马松（Philippe Masson）出版了一部论述汉语的著作，题为《汉语评述——论汉语与希伯来语的关系》（Dissertation critique sur la langue chinoise où 1'on fait voir autant que possible les divers rapports de cette langue avec 1'hébraique）。作者认为，汉语与希伯来语有许多相似之处，由此推测，这两种语言可能同根同源。”多位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希伯来文是象形文字！[23]

　　中国古代史与《圣经》二者一体，中国的“上帝”即摩西的上帝，伏羲就是《摩西五经》的亚当，“黄帝”一名出自以诺。[24]

　　希伯来文是象形文字还是字母文字？19世纪末开始“复活”的希伯来语是字母文字；早期学者讲述的希伯来文是象形文字。12-13世纪希腊字母文字取代希伯来文字，说明希腊字母文字也不靠谱，实际上两者互不沾边。

　　由此看来，17-18世纪欧洲人所寻找的“古希伯来文”，从其内涵（儒学经典）及字形（象形文字）上来说，无疑就是中文。现在作为拼音文字的希伯来文，是19世纪后半叶，一位立陶宛犹太青年埃里泽•本•耶胡达（本•耶胡达在希伯来语中的含义就是“犹太人之子”）编造出来的，并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进行了最初的推广。

　　这就解释了本来天主教与犹太教水火不相容，为何天主教要到河南开封去寻找犹太教的希伯来文经典的问题。因中国的经书为五经、四书、十三经，于是后来编订旧约时附会五经名目编出了《摩西五经》，编订新约时附会四书名目将福音书编定为《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25]，听说中国有《十三经》的名目，于是在开封找到了十三部“希伯来文本经典”。（后来为了先前的冒失而改口，称其原先所找到的是一部经典的十三个抄本，以自圆其说）

　　不仅如此，说《旧约》中的大洪水故事发生在西亚也不靠谱。以耶路撒冷为基点的西亚地区，多为沙漠地带，根本不可能发生什么世界大洪水。诺亚方舟在亚拉腊山，亚拉腊山位于亚美尼亚高原今亚美尼亚与土耳其交界处，此地山势高峻、降水稀少，怎么可能发生世界大洪水呢？为了圆谎，西方伪史后来又炮制除了大量的所谓泥板文书，来支撑世界大洪水之说。然而数以百万计的各类“泥板文书”，大量、集中出现在西方中心论鼎盛时期的19世纪末，此前未见、其后绝迹，显然是当时西方中心论者以其绝对的话语权蔑视天下，嫌伪造碑文费时费力，不屑于顾及常识，而肆无忌惮伪造历史的一种“新境界”，不足辨也。

　　历史上最早可靠记载的大洪水发生在尧的时代。《尚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里尧帝对舜所言“四海困穷”的背景，就是大洪水，要将治水的职责交给了舜。《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舜亦以命禹”（《尧曰》），大禹又从舜帝手里接棒治理洪水，最终降服水患，之后舜帝“肇十有二州”，从冀州分出幽州、并州，又从青州分出营州，变成了天下十二州。《尚书·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古九州始于冀州，而冀州以当时的山西为中心。大禹治水从山西的汾河流域开始。《禹贡》开篇就说“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这里说的就是大禹治水，地点在汾河流域的太原盆地与临汾盆地之间。岳阳为太岳山，在太原盆地与临汾盆地之间，山南为阳，岳阳为太岳山之阳。关于“梁”与“岐”，古注有误，称其在雍州[26]，《禹贡》在这里明明讲的是冀州，怎么突然跳到雍州去了呢？宋代学者已经指出，这里的“梁”指吕梁山，“岐”指介休的狐岐山，正是汾河从太原盆地流向临汾盆地的必经之地。太原盆地上古时有一个大湖，古称“昭馀祁泽薮”，因古晋阳城在太原盆地，因而俗称昭馀祁为“晋阳湖”。灵石县在太原盆地最南端位于太岳山之北，“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是当地口耳相传的大禹治水的主要工程，因此说“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文献记载尧帝“始都晋阳”，《诗经•唐风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太原晋阳，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唐尧时代版图的中心位置在太原盆地与临汾盆地，因此大禹在冀州的治水范围，主要从太原盆地开始，再到临汾盆地。太原盆地北部有系舟山，传说为大禹治水系舟之处，这里才应该是诺亚方舟的故事原型。

　　前文提到，18世纪之前传教士认知里，亚当就是伏羲，炎帝就是该隐，黄帝就是以诺，尧帝就是诺亚。而临汾洪洞县卦地村传说为伏羲画卦的地方，附近还有人祖山，传说人祖正是伏羲与女娲。炎帝陵在晋东南的高平，而黄帝的元妃嫘祖西陵氏为晋南人，中国第一次田野考古（1926年）在夏县尉郭乡西阴村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的养蚕遗址，印证了“嫘祖始蚕”的传说并非虚言[27]。再加上传教士指认尧帝就是诺亚，大禹在冀州（山西）治水的历史就成了旧约大洪水故事的不二源头。这些旧约人物与山西的关系如此密切，因而传教士们将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堂之一（明万历年间）建在晋南（新绛县），就不难理解了。20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选择在山西筹办大学（山西大学堂，为山西大学的前身）[28]恐怕也非偶然。

　　认清文明本质，重返中国大道

　　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了“古史辨运动”，其结果是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打击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中华文明西来说”一度占据了显著的学术地位。究其源头，我们发现这场古史辨运动并不单纯，它继承了19世纪传教士质疑中国古史的遗绪，属于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构建西方中心论的重要一环。

　　西方传教士以己度人，在编造西方伪史的同时，开始质疑中国古史的真实性。著名的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ÇoisFoucquet,1663-1739），来华见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以此为据，只承认战国为中国纪年信史的开端，开始了无端质疑中国古史的恶例。接下来在19世纪，有荷兰学者德胜（Isaac Titsingh）、法国汉学家老德经（Joseph de Guignes）、老德经的儿子小德经（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英国学者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等，不断对中国古史进行质疑。其质疑中国古史，无外乎采用双重标准及捕风捉影的手法，并无实质性学术依据。

　　上世纪甲骨文的发现，早已回击了“疑古派”质疑中国上古史的论点。“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周书·多士》），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采用地上地下“双重证据法”，证明司马迁所叙商代帝王世系并非虚言。然而，至今还有人面对大量夏代文化遗址拒不承认夏代的存在，大概原因是如承认夏代的历史，就将危及西方中心论构筑起来的西方伪史体系，因而，在中国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时，西方就会有一些学阀跳出来歇斯底里地进行指责，其态度完全超出正常学术探讨所能理解的范围。

　　今天，陶寺尧都遗址的发掘与展示，完全印证了中国文明的内涵真实不虚，这里不仅发现了与商代甲骨文及金文一脉相传的朱书扁壶篆书文字，而且所发现的字恰好有一个是“斯文”道统的“文”字，《尚书·舜典》说：尧为“文祖”，非虚言也。文献记载尧、舜、禹的都城都在山西境内：“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平阳位于现在的临汾市（襄汾陶寺所在地）地界，而蒲坂、安邑，则在山西省运城市地界，与陶寺都属于晋南地区；“尧都平阳”的面貌现已得到考古学的初步揭示，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以晋南为中心的地区一定会有更多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信息揭示出来。

　　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西方感觉到自身以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西方中心论世界秩序受到威胁，于是挑起了东、西方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领域的激烈博弈。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之外，原来还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文化战争！

　　美西方假文明的政治实践与真文明完全两样，假文明视自身为上帝的选民，视他者为上帝的弃民，这是一切双重标准的总根源。美西方以邻为壑，任意制裁他人，发动代理人战争，搞脱钩断链、技术封锁、金融割韭菜，是伪文明强盗逻辑的典型表现，一点不奇怪。

　　陶寺尧都遗址所揭示的文明才是真文明。孔子将所传承的尧舜之道归结为“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道”，为文明的基本标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忠道”，为文明的高级标准。“恕道”在西方也逐渐获得承认，被称之为“金规则”，可以视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文化底线。“忠道”为利他主义，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在非洲修铁路、柬埔寨挖运河等项目的实施，就是真文明“忠道”的体现；倡议与祈愿世界和平的民族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民本主义在当代的伟大实践。

　　2014年林鹏先生在为西史辨学者专著写的序言中提出，真正的文明需要具备下列三项标准：第一，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项要素；第二，有了文字，还需要“文以载道”，未能“载道”，就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第三，既称“文明”，必须照亮历史，唯有“中华文明”曾经照亮历史、并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29]陶寺遗址正好符合文明定义三项标准，尤为重要的是，陶寺尧都遗址与《尚书》《论语》《孟子》等中国经典最为契合。这里不仅发现了文字，而且尧为“文祖”（《舜典”），他所开辟的“斯文传统”，达到了“文以载道”的高度，正是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学的直接源头，通过孔子的继承与发扬光大，“斯文传统”开辟了数千年中国文明史，“光被四表”普照天下；并在数千年后继续“协和万邦”，影响欧洲启蒙运动，照亮世界历史。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中国文化互利互惠的精神与全世界致力于和平发展的民族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林鹏先生生前非常关心陶寺遗址的发掘，当时他听到陶寺的考古现场被回填了、无法参观时，感觉非常遗憾。如今，陶寺遗址博物馆如愿建成并于2024年11月12日正式开馆。在此可以告慰林鹏先生在天之灵，真正的“文明祖地”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遗址博物馆。

　　注释：

　　[1] 刘涛《汤因比的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载《社会观察》2013年第3期。

　　[2]详见诸玄识、董并生《“世界伪史”纪年体系来历揭秘》，载黄河清主编《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8月。

　　[3] 详见诸玄识、董并生的近著：《虚构的世界大文豪——莎士比亚》第6章相关内容。

　　[4]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刘瑞洪译，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第31页。

　　[5]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刘瑞洪译，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第31页。

　　[6] 1819年，丹麦考古学家C•J•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1788-1865）将馆藏武器与工具按藏品材料的性质进行分类，分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种不同的器物类型，并排列出先后相互衔接的三个时代，提出“青铜时代”（BronseAge）这个概念。

　　[7]这种文明因素的分析，这种理论，最早的出现是在1958年，在美国召开的关于近东文明起源的一个研讨会上，经过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格林·丹尼尔《最初的文明》传播普及开来，这本书在西方成为考古学生的必读的参考书。”参看李学勤《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代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10页。

　　[8]详见裴峰《如何彻底证无古希腊——兼谈破除西方伪史的方法论》，载黄河清主编《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8月。

　　[9]参看董并生《质疑“露脸”中国故宫的“古希腊文物”》，载【董并生公众号】2019年10月16日，以网名“朝行千里”发表。

　　[10] 参看苏秉琦（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何努（陶寺遗址发掘主持人）等学者的相关考古学论著。

　　[11]参看赵驰在“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国文化复兴学术论坛”上的发言，载【西史辨伪公众号】2024年01月13日《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国文化复兴学术论坛综述》。

　　[12] 上古“雅”和夏代的“夏”相通，在《墨子》、《荀子》及地下发现的竹简里，“雅”和“夏”都通用。

　　[13] [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第224-245页。

　　[14] 16世纪西班牙来的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毋羡（Juan Cobo,1546-1592）所传教义文本曰《天主要理》，全书约五千字左右，为代表当时欧洲天主教水平的文本。与此相应，1592年，高毋羡将中国明代初级入门启蒙读物《明心宝鉴》译成了西班牙文，启蒙欧洲。天主教来华传教三百余年，为何偏偏不把自己的经典《新旧约全书》（如果当时真有这部经典的话）传过来？天主教的《新旧约全书》中文版的问世是1968年的事！今日所见各种文本的《新旧约全书》当时并不存，19世纪初现身的贺清泰《古新圣经》稿本（今书名曰《古新圣经残卷》），实际上是一切文本《新旧约全书》的祖本，非残卷也。

　　[15]伏尔泰在其历史名著《风俗论》的导言中提到：犹太人摩西则自称同上帝Iao谈过话，并说将上帝读作Iao来自腓尼基。见[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第1版2008年5月6刷，第64-65页。

　　[16] [丹麦]龙柏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52-153页。

　　[17]傅圣泽在《智慧之巅》中将此论点细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日本中国卷卷4,4,（2），5，页1-220。他实际上是将此作为第四个命题的第二部分提出。

　　[18] Glaude Hagège：《共通语之世界史——关于欧洲诸语言的地政学》，糟谷启介、佐野直子日文翻译，株式会社白水社，2018年12月发行，第102页。

　　[19][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10月第1版，2019年11月第9刷，第112-113页。

　　[20] [美]安德鲁・迪克森・怀特《科学-神学论战史》，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1月，第2卷，第902页。

　　[21][美]安德鲁・迪克森・怀特《科学-神学论战史》，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1月，第2卷，第936-937页。

　　[22]诸玄识《西方现代性理论中的“汉字密码”》，载黄河清主编《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8月，第39页。

　　[23] Anatoly Fomenko, Gleb Nosovskiy: Crusades and Exoduses, Delamere LLC, 2016, 10.3.

　　[24] [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第224-245页。

　　[25]在伏尔泰的时代，西方的《福音书》名目有上百种之多，伏尔泰能列出书名的就有五十余种。见伏尔泰的名著《哲学词典》。

　　[26] 雍州，为中国古九州之一，史料载，其名来自于陕西省凤翔县境内的雍山、雍水。

　　[27]详见赵驰在“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国文化复兴学术论坛”上的发言，载【西史辨伪公众号】2024年01月13日《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国文化复兴学术论坛综述》。

　　[28]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创办的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的前身）与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齐名。

　　[29]见林鹏先生为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一书所写的序言：《文明的唯一性》，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