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臻|有毛主席这样思虑精细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炮打米高扬（续）

　　根据前文引用的毛主席1.26指示，我们已知中共在民盟解散后仍然坚持吸收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参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根据前文引用的中共3.6声明已知，民盟恢复、民革成立之后，中共仍然坚持和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组建联合政府，根本不需要苏共在4月多才提醒。这篇文章主要是对这一历史真相的具体细节做一些必要的其他补充，从而进一步展现主席在处理当时错综复杂历史问题时展现的惊人的精细思维，从而彻底在根本上否定米高扬吹苏辱华的历史谣言。

　　我们知道建国后有接受中共领导的“八个民主党派”这一说法。1947年，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在当时消失了。为什么？当时民革还没成立。对其他党派，当时中共也做了具体分析。青年党一直是反共的蒋介石集团附庸、致公党是华侨组织而非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组织、九三学社是知识分子组织、台盟是地方性组织而不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组织。除这些外，还有农工党、民主促进会、民建。

　　农工党，“1947年2月，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作，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农工党党史》：《第一章、峥嵘岁月》）由于这时的农工党已经宣布完全赞同和坚持中共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政治主张、后来一度完全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根本上已不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

　　民主促进会，1947年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斗争，到1948年8月才重新成立了组织。“1947年春夏，民进被迫转入地下，化整为零，在白色恐怖下顽强斗争……1947年底，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秘密转移到香港。此前，林汉达已到达东北解放区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雷洁琼、严景耀夫妇抵达北平。许广平、周建人、柯灵、郑振铎等留在上海坚持斗争。”（《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可见，第一，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压力下，民主促进会化整为零、组织已不存在；第二，为了和民主促进会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合作，中共尽力帮助他们转移到其他相对安全地步，并坚持吸收他们参与中共领导下的政权机构，例如在此之前就让林汉达担任东北解放区的辽北生教育厅厅长。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之后，民进才在中共党员孟秋江、司马文森及陈秋安等帮助下成立了港九分会。可见，1947年底到1948年8月，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民进处于组织不存在的状态。这里提到的雷洁琼，就是后来1994年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写下“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那位老人。这八个字寓意深长，体现了她对主席的敬仰和她的觉悟程度要比八十年代初说“过头话”诋毁主席老人家的一些共产党员都要强十万八千倍以上。

　　民建的历史更为复杂一些。1947年底那段时间，民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在反对土改方面，民建代表黄炎培和蒋介石还有一定的相似性；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两面性、动摇性，黄炎培当时对蒋介石也没有完全放下幻想。与黄炎培相似的是后来民革的代表、军阀出身的蔡廷锴和李济深。主席一向不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所以对于他们在当时有必要的战略性提防。所以，主席在十二月会议特意指出：“黄炎培是中等资产阶级右翼派，动摇得很，对冯玉祥、李济深、黄炎培不要宣传，这些人没有军权未上台前，可以表示革命，有了军队，就撑着我们死打，到底是地主军队……对民族民主革命是动摇的，虽为数不多，但要批评揭露他，对其政治影响要打击，经济上不是消灭，要反右也要反‘左’。”“地主穿衣吃饭容易认识，就是挨边上的，不容易分清楚，两头小中间大，中间阶级很大，也是挨在边边上的不好搞，资产阶级末尾的不好搞，具体的如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容易区别，黄炎培反蒋，但又对蒋磕头，时而赞成土改时而反对土改，这种人很难分清，接合部地方不好搞。”（《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二卷）》：《在中央会议上的谈话——陈毅同志传达》）从民建代表黄炎培对于中共的态度，可以看出当时民建还没有彻底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还有一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因素存在。

　　在主席的十二月会议谈话，主席还提到了很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这些如山铁证，和主席后来对晋冀鲁豫根据地政权的1.26指示遥相呼应，体现了主席搞吸引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参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根本不需要任何外部势力提醒。主席精准指出：“民主同盟一类在国民党区，不能说没有作用，这类团体对我们有很大作用与帮助，将来还准备帮助它。”（《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二卷）》：《在中央会议上的谈话——陈毅同志传达》）可见，即使民盟已经解散，主席还想帮助民盟的成员，甚至认为这类团体对我们中共帮助作用很大、提出要帮助它。注意，主席这里说帮助的是“团体”，这和帮助已经解散的民盟重新组织为团体性组织是无异的！主席想实现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合作，甚至还想帮民族资产阶级重建团体，不需要任何外部势力提醒！

　　主席还精准指出：“中间没有了，民盟解散了，致于解放区素无中间派。”“中国还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民盟解散了。不等于解散统一战线。”（《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二卷）》：《在中央会议上的谈话——陈毅同志传达》）可见，主席的意思非常清楚——民盟解散了，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了，但是不等于统一战线没有了——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还可以参与政权建设。所以主席说：联合政府口号可以先不提，因为“党与非党联盟是联合政府”（《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二卷）》：《在中央会议上的谈话——陈毅同志传达》），含义是一样的。主席根据实际情况特别指出：“中国无自由，无多党，但并非无团体和个人，如我们占领大城市，就都出来了，我们仍遵守解放军宣言，凡参加斗争者皆团结，在农村中除地主富农外，要团结中农，争取农村中人口百分之九十，城市则争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口号是‘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二卷）》：《在中央会议上的谈话——陈毅同志传达》）主席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虽然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了，但是如果出现民族资产阶级的团体和个人，我们中共照样遵守解放军宣言、联合他们组建政权。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解放军宣言的内容，就包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 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而且，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的正式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引用了宣言的这条内容之后指出：“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可见，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消失并没有影响中共严格遵守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解放军宣言、搞人民民主专政而不直接搞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毛主席独创，更是毛主席早就知道的道理，根本不需要国内国外其他任何人提醒！对各个政治力量进行精细的具体分析，对于统一战线组织形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精准的分类——主席思虑的精细程度确实是惊人的。

　　后来，我们已知民盟恢复、民革成立之后，主席指示下，中共中央在1948年3月6日就第一时间表达了团结一致、为组建联合政府共同奋斗的目标。这时，由于中共战胜和蒋家王朝覆灭基本上已成定局，冯玉祥、李济深、蔡廷锴、黄炎培都表示了对中共的强烈支持，李济深等组建的民革直接宣称愿意拥护中共的领导。于是，根据新的实际情况，主席改变了对黄炎培的民建以及对李济深、蔡廷锴的态度，表示既然你们愿意合作、我们也愿意和你们合作。正如主席后来在3月15日给莫斯科的电报所说：“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分子和一些小党派，对国民党和美国还寄予定的希望，不相信我们党和人民有力量、有能力战胜一切国内外的敌人，认为要走某种第三条道路才能解决国内这场危机。正是这样，使他们处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当国民党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全都陷入了困境，并处于依附地位，结果就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威信。这迫使他们于1948年1月接受了我们的口号，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反对美国，声明与中国共产党联盟，对苏联友好。上述党派代表现在聚集在香港。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团结的政策，同时批评他们的错误观点。”“我们认为，在我们建立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他们有代表参加这个政府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中苏关系卷》）主席的意思很清楚——民盟恢复了、民革成立了、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又产生了，所以我们对他们采取联合的态度，愿意和他们组建多党合作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后来，苏联方面4月20日回复毛主席的电报中，对毛主席1948年3月15日判断表示了认可同时，对于毛主席1947年11月30日电报提出的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观点的否定，实际上就是苏联方面缺乏对黄炎培代表的民建等小党派在1947年底到1948年1月这段时间的真实情况的了解。虽然主席已经向苏联解释了“当国民党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全都陷入了困境，并处于依附地位，结果就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威信。这迫使他们于1948年1月接受了我们的口号，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反对美国，声明与中国共产党联盟，对苏联友好。”（《俄罗斯解密档案选》：《中苏关系卷》）这一事实，但是主席并没有告诉他们黄炎培、蔡廷锴、李济深、冯玉祥的具体情况，而苏联方面本身就对于1948年初之前还没有完全转变到拥共立场的民建缺乏充分详细了解，所以对其曾经的封建性、买办性的估计严重不足。但是，苏联方面认可了毛主席3月15日早就提出的组建中共领导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决策，已经和毛主席基本形成了共识。

　　虽然莫斯科对于主席11月30日电报产生误解，但是4月26日，主席复电莫斯科：“我已收到您4月20日的来信，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俄罗斯解密档案选》：《中苏关系卷》）这就体现了主席的思虑精细之处。

　　一方面，由于冯玉祥、蔡廷锴、李济深、黄炎培已经转变为拥共立场、完全接受了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主席和苏联方面已经不需要解释曾经他们的买办因素和封建因素了。另一方面，沈志华说的“中共此时对苏政策的目标十分清楚中国革命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然而，面对中苏两党关系的现状，毛泽东的处境一分微妙……所以，毛泽东既要实行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政策，又要同莫斯科保持一致，避免引起斯大林的疑虑，就必须知道苏共对中共这一政策的态度”（沈志华：《动机判断与史料考证——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三封往来电报的解析》）也有一定道理。虽然中苏联盟问题不是毛主席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中共粉碎美帝国主义在华殖民锁链的非常重要的战略考虑就是利用美苏相互制约的雅尔塔格局、注意对苏联尽可能表示友好和保持一致。一句“完全同意”，不仅不影响国内统一战线战略决策，而且有利于强化苏联方面对我们的信任、争取联苏抗美方面尽可能大的效益，何乐而不为？不做无用功，一切行动争取有效力、尽可能做最困难准备同时争取最大效益——典型的毛式决策风格！

　　主席处理中苏关系的过程很微妙：一旦苏联方面提出了不利于中共和人民事业的错误建议或者造成消极影响，他就第一时间提出反对意见并坚决抵抗；但是苏联方面如果没对中共帮倒忙、没有制造危害中共和人民事业消极影响，即使对中共产生一定误解，主席也会选择为了加强中苏同盟、坚持联苏抗美而注意和苏联保持一致。

　　可见，主席心中唯一不可触犯的底线就是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在其他方面表现了高度精细的灵活性。正是因为有毛主席这样思虑无比精细的政治领袖，中共游刃有余的处理了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成功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有毛主席这样思虑精细的政治领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也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神矣伟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