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关于教育农民的重要思想

　　大革命时期，我党通过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骨干，建立农民协会普及政治教育，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农民教育经验，在全国掀起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也为我党的思想意识灌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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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农民思想意识灌输重要性的认识

　　农民这支庞大的队伍是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生力军。我党的早期领导人认识到解放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陈独秀在1923年就指出：

　　“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是中国革命最坚强的动力之一，领导农民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内容，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是其参加革命运动的基本保证。然而，农民阶级虽然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由于农民阶级深受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和禁锢，严重影响其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的发挥。正如毛教员所言，“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而且，绝大部分农民阶级缺少必要的文化教育，难以很快接受革命思想，造成农民阶级自身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农民阶级落后的思想觉悟状况客观上要求党在团结农民阶级时，必须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保证他们正确认识和对待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始重视农民问题以后，不但从事实践活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而且进行理论总结，提出了许多教育农民的重要思想。1926年10月，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系统地总结了宣传、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的第一部专著。毛教员在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农民问题丛刊》撰写序言时，评价彭湃的这本著作“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毛教员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并认识到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要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联合农民这一庞大群体；我党也必须对其进行思想意识灌输，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进而使之了解并接受先进革命理念最终树立起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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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思想意识灌输的基本原则

　　第一，阶级分析法。1923年7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这是党的领导人分析农村阶级的第一篇文章。1926年初，毛教员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两文，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科学地认识农村阶级，从而使党的二大以来有关农民问题的思想得到扬弃和升华，创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阶级分析理论。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教员提出了党在农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他认为，中农对革命的“态度是游移的”，在革命的高潮时可能参加革命，要注意团结和争取他们。“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要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热情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应成为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也是区分党内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水岭。通过以上分析，不但明确了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为确定各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以及对革命的态度提供了依据，也为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

　　第二，物质利益原则。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要启发农民的觉悟，发动他们积极投入革命斗争，必须满足农民的实际生活需求，要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符合农民利益的口号和政策。早在1922年6月，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上提出了“耕地共有”的口号。1925年底，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中，突出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土地问题的紧迫性，主张实现“耕地农有”。192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指出：

　　“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了要没收共有的田地和地主出租的土地。毛教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纲领和两步走策略，虽然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和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没有实行，但这为后来彻底的土地革命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更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的物质利益原则对教育农民、争取农民的极端重要性。

　　第三，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原则。我党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意识灌输的过程中，教育内容和方式都符合农民的实际和特点，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走群众路线，注意处理好先进性与广泛性之间的关系。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指出，对农民的宣传，“材料当取之于农民生活；尤其要指明农民与政治的关系”。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南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对土豪劣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武汉国民政府的右派指责农民运动为“惰农运动”“痞子运动”，党内也有人受其影响，说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为了回击对农民运动的攻击，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和国民党右派及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教员在长沙、湘潭、醴陵、湘乡、衡山五县实地考察后，于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把农民运动的成绩概括成十四件大事，把普及政治宣传列为其中的第八件大事。他讴歌了农民的革命先锋精神和首创精神，痛斥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污，从理论上解决了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同时也给农民运动中的思想意识灌输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