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思想（上）

　　原编者按：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才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他们和反动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从而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且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矛盾也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全国各地连绵不断地爆发了农民、城市市民和少数民族的起义，从而使得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开始动摇。作为这一矛盾斗争的反映，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斗争中，从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变法革新，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从而同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区别开来，形成了地主阶级的改革派，他们的思想即成为后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龚自珍(公元1792年生)和魏源(公元1791年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完全腐朽了。在这个时期里，龚自珍大胆而尖锐地暴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他指出:封建统治已经到了临死的末日，社会已不是什么“太平”时代，而是枯木将调，黑暗即将来临的“衰世”，它如同草人一样，大风一起，就要化为“泥沙”。龚自珍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状况也作了揭露。他指出:这个社会里的官吏都是按照乡里、师徒关系使用的，并且又都是“宫室车马衣服仆妾备”。他说，他们因袭、贪污、剥削，实是一些“无耻之徒”。龚自珍说，在这个封建社会里，一切是非善恶都被混淆，一切聪明才智都被扼杀。他向封建王朝提出警告:“山中之民”，正在壮大，一旦大声呼喊，天地就要振撼了。由此他得出结论:“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如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这是说，前代传下来的法令、规章总是要败坏的，与其政权被別人夺去强迫改革，不如自行改革。他引证《易传》的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说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保持长久。他发出呼吁:“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要求一个新的局面到来。龚自珍的这些言论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性，讽刺了腐败的封建官僚制度，抨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预示一个大的社会危机即将爆发，打击了当时粉饰太平的封建当权派。他把封建王朝看成是从“盛”到“衰”的发展过程，依据《易传》中的辩证法思想，提出了变法革新的要求，同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的思想对立起来，这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他的变法革新论是在农民革命运动的打击下提出的。

　　龚自珍还进一步提出用财产平均的办法来解决清朝统治的危机。但是他所主张的“平均”，决不是全社会共同享有社会财富，而是用按宗法制度授田的办法来“平均土地”，他企图让那些豪强大地主捐出一些财物来周济贫困的农民，以缓和阶级矛盾，使整个地主阶级避免再受农民革命风暴的打击，这同样是幻想！他的“平均”论，也同样是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产生的。但其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因为贫富对立只是表面现象，而造成封建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龚自珍不可能认识这个真理。相反，由于地主阶级的偏见，他却认为一部分人所以富起来。那是因为他们的智力和体力超过了另一部分人，使自己获得了更多的财富。这又为封建剥削制度作了辩护。由于他不能揭露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最后，把对社会财富的和掠夺归之于“人心” 的“不平”，说什么“人心亡则世俗坏”，“人心者，世俗之本”，这就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了。从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龚自珍提出了解决贫富问题的对策。他宣称:“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这是说，治理天下的最高理想是“平均”财富。怎样实现这个理想呢？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王心”，在于皇帝有个“公”的“心”；王心一平，则人心正，不但物产增多，贫富对立也消除了，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胡说！这种谬论恰恰反映了地主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的幻想。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封建皇帝的所谓“善心”上，主张自上而下进行一些改革，以抵制革命的爆发。因此他又得出结论说: “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这是说，只能慢慢地改善，不能进行剧烈的变革。这样一来，他的变法革新论又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

　　在封建社会解体前夕，龚自珍自认为他的学说为腐朽的地主阶级开创了“新风气”。所谓“新风气”，无非是说走变法革新的改良道路。形而上学的渐变论和历史唯心主义是他鼓吹这条改良道路的理论根据。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是和人民革命的道路相对立的。在他死后10年，终于爆发了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宣告了他的改良思想的破产。我国近代历史表明，不对封建统治阶级进行革命的打击，不搞阶级斗争，任何改革的要求都不会实现！尽管龚自珍写了不少评论时政的文章，但封建当权派始终没有重用他，他终于消沉了:“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只好皈依佛教，念经拜佛去了。

　　下面谈谈魏源，魏源是个官僚知识分子，曾做过知州等官。鸦片战争时期，他亲自参加了抵抗英军的斗争，后来又组织过地主阶级武装--“团练”，打过太平天国。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他提倡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要求建立中国自己的新式工业，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鼓吹机器生产的人物。他的学说也反映了19世纪中期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的要求。当中国开始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时，魏源反对在一切方面都采取闭关自守的封建的顽固立场，认为中国必须了解外国情况，面向世界，增加新知识，才能战胜外来的敌人。他提出了学习敌人长处以抵制敌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序)的对策，号召人们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魏源要求发展机器生产，以抵抗西方国家的侵略，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的，在当时有进步的意义。可是，封建顽固派却竭力阻挠发展新式民族工业，搬出了道学家的反动哲学，把机器生产说成是“形而下”的“器”，是坏东西，宣称:“奇技淫巧，坏我人心”。魏源同这种反动思想进行了斗争。他驳斥说:“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认为只要对国计民生有利，就不是坏东西。他同封建顽固派的辩论，实际上成了近代史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论战的先声。但魏源又把发展工业和抵抗外国略的希望一心寄托在清王朝的身上，根本不想触动封建的统治秩序，说什么只要“吾皇仁勤”，守祖宗的遗训，“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海国图志》序)由于他不想触动封建势力，结果他的富国强兵论又被封建买办势力的政治代表洋务派所利用，把新式工业变成了他们制造军火屠杀中国革命人民的工具。魏源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它并没有摆脱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尽管他求发展机器生产，但却不反对封建制度，而且敌视农民起义。为了对付农民起义，他宣扬了“君子小人之弁”，把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污蔑为“盗贼”，“禽兽”，说成是对“人性”的破坏，扬言必须对劳动人民进行“教化”。于是他抬出了地主阶级的“仁爱”说教，说什么“仁者天地之心”，“圣人”的责任就是教化人民把心中固有的“仁爱”种子发扬光大。由于他坚持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和英雄史观，结果使他不能摆脱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影响。为了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他和封建道学终于穿起了一条裤子。

　　魏源在反对封建顽固派的斗争中，还宣传了具有进化论因素的历史观，作为鼓吹变法革新的理论根据。他肯定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后代总是胜过前代，井且把对人民方便有利看成是历史进化的标志，这是宣传一种具有进化论因素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正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即将到来在哲学上的反映。当然，魏源所看到的只是历史进化的现象，他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出历史进化的原因和规律。他所列举的那些制度的变化，对劳动人民说来沒有什么好处，只是对他所代表的那个地主阶层有利。在剥削阶级占统治的社会中，文明每前进一步，同时也就意味着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后退一步。剥削阶级总是把自己同全社会视为同一的东西，把对他有利的东西，硬说成是对全社会也一定有利。魏源的历史进化论就是如此。但是它承认今胜于古，反对了形而上学复古论，这在当时是有进步的意义。

　　魏源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解，是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历史发展观不可避免地又打上了地主阶级的烙印。他虽然承认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可是由于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敌视农民革命运动，力图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结果又把“三纲五常”说成是不变的“天道”，宣称“其不变者道而已” (《古微堂内集》)。这是说，统治人民的办法因时而变，但封建等级制度却是不能改变的。这样，他又陷入了形而上学不变论的泥坑。由于他不肯承认农民革命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又宣称什么春秋以前“有流民而无流寇”，春秋以后出现了“揭竿之患”，阻碍了社会发展，所以封建制又有胜过郡县制的方面。由此，他又得出结论说:“君子之治”，“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默觚》)。这是说，三代以上的“道”，还是值得效法的。这样，他又滚进了形而上学复古论的泥坑。他虽然主张因时制法，可是同龚自珍一样，反对进行剧烈的变革。说什么“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要产生坏结果。于是他又提倡起黄老无为政治，企图防止激烈的阶级斗争。最后，他终于脱离了实际，宣扬起老庄的贵无论，把虚无主义奉为至宝，说什么“道”就是“无”，老子生当乱世，见学术日益分裂，所以用“常不变之道”来拯救世界(《老子本义》)。他同龚自珍一样，终于成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吹鼓手。他在政治上投靠封建王朝，在哲学上就不能不向封建道学和老庄求救了。

　　魏源的哲学是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产生的。由于他反对农民起义，把抵抗外国侵略的希望寄托在清王朝身上，幻想走改良的道路，结果他的富国强兵论及其理论武器--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和历史进化论，同他的政治实践一样，打了败仗。但在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广大劳动人民却总结出一条经验:“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就是说，要打败外国侵略者，必须打倒“辱国殃民”的封建官僚。在这种认识的激发下，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终于登上了近代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