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功夫在诗外”：不懂政治和战略，有些名诗是读不懂、写不出的

　　《花甲懂事集》绪言与诗论

　　张文木

　　目录

　　一、在文学诸形式中，诗大概是最古老的形式

　　二、诗言志

　　三、比与兴

　　四、诗歌本质上是实践的

　　01 历史上国家的文化高峰与经济高峰是在此消彼长的不平衡中推进的

　　02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03 禅与儒：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04政治诗和战略诗

　　五 “功夫在诗外”：诗词不完全属于文学，不懂政治和战略，有些诗是读不懂、写不出的

　　六、花甲刚懂事：诗歌创作的心得体会

　　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文字间的节奏、韵律、排行的形式，以形象（思维）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在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则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

　　“诗言志”是贯穿中国诗学的主线，与“言志”相对应的是“思无邪”，“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抓住了这两个范畴，也就抓住了中国诗学的“大纲”。孔颖达《诗谱序》引郑玄注《尧典》曰：“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

　　基于此，孔颖达《毛诗正义》、郑玄《诗谱序》都认为诗不产生于伏羲、神农之时。《诗谱序》云：“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孔颖达对这句话解释说：“上皇谓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郑知于时信无诗者，上皇之时，举代淳朴，田渔而食，与物末殊。居上者设言而莫违，在下者群居而不乱，未有礼义之教，刑罚之威。为善则莫知其善，为恶则莫知其恶。其心既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

　　一、在文学诸形式中，诗大概是最古老的形式

　　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事物，即使进入自我否定阶段，在其出现之初一定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然它就不会出现。诗歌的出现也是这样。

　　“学之兴起，莫先于诗。”诗歌产生于人民实践。诗歌的起源最初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诗歌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言志”，而是为了记录。比如人类早期的“史诗”，就是无文字时代先民们通过记忆和口口相传留下的对民族历史的最初的记载，而诗韵则是帮助先民们完成庞杂事件记忆的有效工具。英国作家埃德蒙·R.利奇对缅甸部落文化的考察中发现：

　　这种献祭要求不歇气地吟诵传统史诗达8到10个小时，而献嘎纳只是这类献祭礼中的一种。在一个目瑙上，背诵史诗可以持续数天之久，能够完成这一壮举的祭司都拥有斋瓦的称号。在1940年，整个八莫地区可能只有两到三位合格的斋瓦。如果有哪个帕朗人举行目瑙的话，他一定得花大价钱雇其中一位来才行。

　　在结绳时代，远古部落没有书面文字，在部落仪式上他们采用诗或韵律语言的形式来讲述部落的历史。最初的诗继而史诗不可能是为了“言志”，而是出自个体和集体记忆及其档案贮存。当一个部落或当地人们遇到一些特别事件时，如战争、迁移、洪水，人们便很自然地用咏唱和舞蹈形式来记载和保存这些事实。换言之，那时部落档案只贮存于吟诵者——比如上面引文中的“斋瓦”——的大脑中。

　　美产生于生活实用。当物件，比如石碾、纺车等成为审美时，它就远离了实用。审美不仅是一种创造，更多的是人类对成功经验的记忆。可以推测，诵诗在文字没有出现前是一项初民部落贮存历史信息的工作，这种工作在初期是不亚于体力劳动的极为繁重的脑劳动，而正是这一脑力劳动造就了人类体力劳动与脑力工作的最初分离，并由此产生了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当需要贮存的信息积累到个体脑劳动不能承载时，便出现了信息的脑外贮存形式——文字。由此，可进一步推测，在文学诸形式中，诗大概是最古老的形式。相对于散文的其他形式，有韵的诗最利于记忆。

　　只是文字出现后，这些贮存在大脑中的记忆信息便转化为文字，并得以大规模地实现部落、民族的个人和集体记忆的记录，并在这种记录中带入部落和民族的个人和集体的情感、经验等，由此产生内容丰富、结构宏大的长篇叙事史诗。比如古希腊荷马的《伊利昂纪》《奥德修纪》，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德国的《尼贝龙根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中国古代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云南景颇族的《目瑙斋瓦》等。

　　这样，诗的功能就从单纯的帮助记忆的工具升华为孔颖达《毛诗正义序》开篇说的人类情感表达的文学形式：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

　　二、诗言志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解决了没有文字条件下的信息贮存需求后，诗的功能才从实用升华为社会教化，才可以进入如《尚书》倡导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高境。“言志”，孔颖达认为它不仅是个人情绪的“无为而自发”，同时它也具有“论功颂德”与“怨刺形于咏歌”的功能，“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在歌颂与批评中“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

　　诗，《说文解字》：志也。那志的方向是什么呢？孔子说：“志于道。”这样，“道”与“志”在“诗言志”的语境中就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也就是说，只有理解“道”才能认识“志”，从而认识“诗”或“诗言志”所蕰含的如吴宓先生所说的“诗以载道”的真谛。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么，“道”，进而“诗”与“志”其本质是什么，在不同的语境下，古代思想家们有时候表述为“义”，比如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有时候表述为“仁”或“礼”，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同时孔子也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孔子还说：“克己复礼为仁。”志，帜也。主张也。

　　“道”“志”“诗”在中国古代大儒的学说中总是讲政治的。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董仲舒说：“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诗是政治理念的表达。至于礼义诗乐，都是载“道”的工具：“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当记忆功能让位于审美功能后，诗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思想性成了评价诗歌的标准。

　　西晋陆机在《文赋》中认为诗文的作用在于：“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故而诗文最忌讳的是“辞浮漂而不归”，好诗文则要“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吕居仁评曰：“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于绮靡而无高古气味。杜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如果放到“诗言志”的语境中就是，好诗不能仅仅是个人私意的宣泄，它应当有救世道于未坠之地，颂风雅于不泯之时的济世功用。孔子赋予诗四种社会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意思是说：诗可以启发想象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能培养合群性，可以发泄人的怨气。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可以“发愤之所为作”。

　　“诗以载道，且以布道”，这是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经验，也是对“诗言志”这一古训的补充诠释。与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命运相似，杜甫在诗中反映出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人民苦难，以及杜甫从人生实践中用诗总结出的积极且深刻的生活和政治经验，使杜甫在中国诗歌创作史上获得“诗圣”的殊荣。

　　“圣”，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毛泽东直说：“老百姓也是圣贤。”“政者，正也。”“农用八政”，孔颖达疏：“食为八政之首，故以农言之。”“农，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为政，“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政者，百姓衣食住行为正治。正，止于一，一者，民之死生存亡也。杜甫关注民生，故称“诗圣”，乃反映人民感受的诗人也。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诗言志，难道诗不可以言情吗？也就是说，男女之情难道就不能入诗吗？这牵扯到“诗言志”与“诗言情”这两大创作原则的关系。关于此，朱熹说得清楚：

　　经，常也。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夫妇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诗之始作，多发于男女之间，而达于父子君臣之际，故先王以诗为教。使人兴于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妇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纲既正，则人伦厚，教化美，而风俗移矣。

　　朱熹的学说并不是有人曲解的“伪道学”。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但朱熹这里所说的“天理”是基于对饮食男女的尊重之上的。学者认为，朱熹“所灭的人欲是指人欲中的私欲，而不是人的客观物质欲望。”在诗歌创造中，朱熹将男女之情当作“诗之始作”，是情与理的统一。情是基础，理，也就是“道”“志”等，是情的归宿。情是用于载道的。“经”，法也；常，下裙也，或从衣，百姓日用也。孔子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李贽在写给友人邓石阳的信中说：“然世间惟下下人最多，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若夫上上人，则举世绝少，非直少也，盖绝无之矣。”故此，“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同样的说法朱熹也有，他说“正人”“是平平底人”。

　　“经，常也。” 段玉裁注：“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是故“圣人之道”，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语境下就是人民之道，就是为人民服务；“诗言志”，诗歌要以人民为总念。这一点也是流淌在笔者诗歌创作中的原则——在笔者的心目中它何止是原则，它简直就是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创造要有生死感，只有在生死边际上才能尽脱“绮靡”而近“高古”，才能产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传世名句。故此，孔子告诉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三、比与兴

　　都在“言志”，但诗与散文不同。散文可以无韵，但诗不是韵脚的堆砌，也就是说，仅是押韵，不一定就是诗。除韵脚外，诗贵在“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借用对物的形状描写来抒发作者的情绪和“言志”的诗意形式。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提出“形象思维”的原则，他说：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形象思维的对应概念是抽象思维。前者是感性的，后者是理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中的抽象思维的内容须用形象思维来显现。黑格尔说：“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毛泽东提出的“形象思维”的原则与黑格尔说的“感性显现”，都深刻地反映出了文学艺术的特质。清人袁枚说：“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毛泽东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毛泽东——还有黑格尔——的这些论述是文学艺术创作者应当深刻体会的。

　　四、诗歌本质上是实践的

　　01 历史上国家的文化高峰与经济高峰是在此消彼长的不平衡中推进的

　　马克思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恩格斯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历史上文化的高峰与经济的高峰是在相互交错和此消彼长的不平衡中出现的。

　　朱熹也发现了这一规律性的现象，他说：“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

　　这种文化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从世界范围看在我国宋代表现得尤为典型。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我国宋朝在经济处于世界经济发展巅峰的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这个新起点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衰落的历史节点，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节点。

　　宋代经济成就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与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整个社会的文风委靡而烦絮，辞浮漂而不归。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则天下只是一理，故推至四海而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虚无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朝廷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摊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的闪电，晴空中的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

　　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于湘湖地区，这是因为湘湖一带是中国历代尤其是宋、明两代亡国后从中原逃难的文人汇聚之地。亡国了，就不会空谈了。面对江北昨天还属自己，而今却易手他族的大好河山，这时的文人做学问就不会再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闲情了，而“醉游太白呼峨岷，奇才剑客结楚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则成了那一时期涌动在南逃文化人心中的主流意识。南宋朱熹在岳麓书院开一代新风，后经明朝王阳明、王船山等力推，促成了中国文化的近代觉醒，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及后来的一大批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国破家亡造成南宋诗文的觉醒，而盛世繁华反导致北宋诗歌的浮漂不归。

　　02“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诗歌是人类抒情言志的载体，而其情其志的高下不主要取决于作者的文字技巧，而是取决于作者人生实践的深度。生逢北宋亡国之际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1125～1210年）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在75岁时就如何写诗告诉儿子：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他在给儿子的另一首诗中，从自己的创作经验中提炼出“功夫在诗外”的创作理论：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

　　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

　　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陆游在诗中说他最初学写诗的时候，只追求文辞华美。中年才有领悟，逐渐窥察出诗境的宏大。“怪奇”诗句偶尔写出，有如顽石被急流冲洗。李白、杜甫像数仞高墙，常恨自己领会不深。元稹、白居易只能说才在门边，温庭筠、李商隐显然还不值一提。即使是扛鼎之作，也没有达到“三昧”的境界。诗是六艺之一，不能耍小聪明，把写诗当笔墨游戏。陆游特别叮嘱儿子说：你果真要学习写诗，那作诗的功夫来自诗外的历练。

　　陆游写这首诗时已84岁，他两年后去世。这首诗可以说是陆游为儿子留下的诗歌创作经验的毕生总结和精辟概括。

　　03 禅与儒：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尽管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光时刻，但并非无可挑剔，相反却大有重新总结的地方。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马克思的墓志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总结唐诗。

　　唐诗读多了就会发现，其领军人物李白和杜甫代表两种认识路线。李白的认识论的基础是佛学中的禅宗，禅宗是魏晋玄学与西传佛学结合的产物，禅宗本质是以私念为核心的虚无，其特点是着眼于无关痛痒的解释世界，而不着眼于需要牺牲的改变世界。禅宗因此在晚期也走向堕落。“中唐至北宋，禅宗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它在北宋被推向高潮并弥漫于知识分子中，以至二程先生看到北宋学者“习庄、老之众”、“多溺于佛说”、“谈空寂者纷纷”的现实，说这些人““深固者亦难反”，痛呼：“清谈甚，晋室衰”。北宋文人多以“横看成岭侧成峰”“也无风雨也无晴”——实则是“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或曰“不担当”——的玩世或曰“躺平”心态对待国家和政治问题。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毛泽东与康生、吴江等谈哲学问题，他说：“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

　　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说得更绝：“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他甚至认为北宋理学完全与孔孟儒学无关，他说：“‘《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学者认为，这“一方面是提示这种这种‘禅学化的理学’的根源可以追溯至程门高第，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儒学之‘本’是孔子，应当根据孔子的学说来衡量后世学术理论的正误与价值，而不能本末倒置。”

　　杜甫、陈子昂与韩愈是积极的儒家路线。韩愈是反佛的，唐朝反佛是北魏崔浩反佛路线的继续。北魏的崛起，崔浩反佛立了大功；北宋的灭亡，禅风泛滥当为首因。 如果说玄学在东汉之后还有解放思想的作用，那么到唐时它与禅宗合流并滴水穿石地销蚀着中华文化中的斗争意识。鲁迅笔下的“阿Q”，可以说是禅宗的极端堕落表现。可喜的是，就在鲁迅先生发表《阿Q正传》的当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此后，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禅诗多出于知识分子中那些在社会实践中失败并因此向往自然山水、逃避实践的失意“隐士”。这类诗歌的特点是回避中国传统文化中“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在确定的时空中确定具体真理的科学方法，用多元或相对时空来否定或淡化乃至“空化”人的实践探索真理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比如李白在《古风》一诗开篇盛赞“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可到结尾处一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又否定了秦王的实践意义。李白入朝前高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赐金放还”后就萌生“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消极退意。毛泽东知道李白禅心可以作诗但不能成事，说：“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

　　北宋晚期，其间“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王朝政治风雨飘摇，“靖康之难”的阴影日益逼近，司马光、程颢、程颐这些同时代的优秀学者看到禅学的危害性，忧心忡忡。这在二程先生的遗作遑论司马光的著作中被撕的体无完肤，说这些禅人们尽是一些“不可以治天下国家者”：

　　释氏有出家出世之说。家本不可出，却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于世，则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饮而饥食，戴天而履地。

　　谈禅者虽说得，盖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国家者，然又须道得本则可以周遍。

　　要之，释氏之学，他只是一个自私奸黠，闭目合眼，林间石上自适而已。

　　说也说了，批也批了，只是禅学其势铺天，以至“方其盛时，天下之士往往自从其学，自难与之力争”。

　　苏轼（1031～1101年））与司马光（1019～1086年）、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生活在同一时代，可后三者对北宋学风中的禅“害”却看得清楚，都在尽力回天。然而，这种“害”由来已久，以至可追溯至几百年前的李白这里。

　　杜甫青年时也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其诗贯穿着很强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仕途受挫后，杜甫并没有采取李白那种自暴自弃的人生态度，而是积极总结经验，探索适合自己特点的实现抱负的人生道路。仕途受挫、离开凤翔入川后，书载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其诗歌日臻高峰。更接地气的作品如《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及“三吏”“三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诗，就是杜甫离开凤翔到四川后写的。

　　至北宋，从唐以来的“主观唯心论”发展为“客观唯心论”。以苏轼为重要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遁世心态更是登峰造极。程颐说与这些人说话“正如扶醉人，东边扶起却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却倒向东边；终不能得佗卓立中途。”郭沫若也批评苏轼“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这都反映了北宋的意识形态深陷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逝世。真是国家不幸诗人幸，20多年后，金兵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徽、钦二帝，诗词歌赋“大文豪”扎堆的北宋，在君妃臣仆的凄惨呼号中灭亡。

　　北宋的“靖康之变”和明朝的“土木之变”两件相似却结局不同的历史事件，是对禅学和儒学两种思想路线之于国家所具有的生死存亡的意义最有力的阐释。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军在土木堡败于瓦剌军，英宗被俘。瓦剌军进犯北京，立志“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议，誓死保卫京师。明朝因此避免了北宋覆灭的结局。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郭沫若说苏轼是“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陆游对知识分子的这些缺点认识是清楚的，他说“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将陆游这句自嘲诗用于评价苏轼之类的文人也是贴切的。

　　笔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主张“诗以载道”的路线，并不认为人类实践是一场“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历史虚无，相反它是“历史是非石不动”即不容颠覆的唯物主义存在。在本书中收录的诗歌多贯穿着这样的认识。我在《读蜀汉史》一诗中表达了这样的创作观：

　　武侯西去昭烈远，格局泥云事后看。历史是非石不动，鸿毛泰山话不闲。

　　程颐对北宋禅学不讲是非的学风痛心疾首，说：“学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许多道理，何事忘为？”诚哉斯言！

　　04政治诗和战略诗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应诗人徐迟之请，亲笔题词：“诗言志”。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中央会议期间，参观杜甫草堂，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政治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战略诗”。毛泽东诗词中鲜有个人情绪的婉约宣泄，更多的还是在表达自己的政治战略思想。关于此，2023年笔者出版《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一书，分析毛泽东在自己的诗词中是如何将言志、战略及对历史大规律的认识用诗意表达的。

　　1956年石桥湛山就任日本首相，次年因病辞职。1959年夏，在日中关系因日本政府的敌视而陷入僵局之时，石桥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访问中国。同年9月，石桥应邀来到北京。访华期间，石桥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63年9月，石桥再次访问中国，10月26日，毛泽东为他书写了曹操的《龟虽寿》这首诗，说：“曹操这首诗有辩证法的观点。”他意在告诉日本政治家：国家与人的寿命一样，“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如果学会运用辩证法，日本的国力也可以达到“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境界。1973年4月25日，石桥逝世，终年89岁。周恩来总理致电表示哀悼，电文中说：“石桥先生是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多年来为日中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里的“有远见”就是有“知止”的辩证哲学，这是对石桥湛山的不透支国力的“节制”思想的高度肯定。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其间大部分时间谈日美关系和未来的中日关系，临别时毛泽东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了书，你看（指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编者注）这是《稼轩》，那是《楚辞》。（田中等都站起来，看毛泽东的各种书）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

　　毛泽东这是在用《楚辞》中的故事婉转告诉田中角荣如何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争取日本的利益。要理解这一点，就得了解屈原写《楚辞》时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周王朝后期，周天子已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在当时七雄中最强大的只有秦、楚、齐三国。楚国面临着联齐抗秦，还是联秦抗齐的两难选择。秦国为了破坏楚齐的合纵关系，派张仪出使楚国，用600里商於之地，诱骗楚怀王与齐国绝交，而楚怀王政治头脑简单，爱贪小便宜，为了得到秦国的土地，遂放弃与齐国的联盟，此举遭到屈原的极力反对，怀王一怒之下免去了他的左徒之职，屈原在内外反对势力的夹击下，只得暂时离开了朝廷，来到了汉北。

　　楚怀王与齐国断交后，置相印于张仪，国事懈怠，根本不听大臣劝谏，等到他派人到秦国接受土地，才知是一场骗局。怀王大怒，出兵与秦兵战于丹阳，楚大败，殉难士兵8万余人。这次战争给楚国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并丢失了汉中土地。怀王调集全国兵力再与秦战于蓝田（今湖北钟祥境内），复败于秦军。韩魏两军也趁火打劫，袭楚之邓地，楚军只得撤退。这两次战争都因怀王匆忙用兵和得不到齐国的救援而遭遇失败，怀王这时悔恨不已，遂召回了在汉北的屈原，但屈原未能恢复原职参与大政，仍为三闾大夫，做些外事方面的工作。

　　楚国由于连年战败，国力损失严重，已经无法和秦国抗衡，楚怀王深感恐惧，外交再转向齐国，使太子入齐做人质，向齐国求和。此时，秦昭王再向楚怀王示好，欲招怀王入秦，以续两国之好。怀王左右为难，屈原力劝怀王不能再相信秦国的花言巧语，并建议怀王发兵抵抗秦军。秦昭王给楚怀王写信，要求楚割让巫（今湖北清江中上游和四川东部）和黔中（今湖南西部和贵州东北部）两郡。楚怀王在秦国的胁迫下，被迫前往秦国武关。楚怀王随即被扣留，秦国要求楚国割让土地，遭楚怀王拒绝。楚怀王试图逃跑未遂，最终死在秦国。楚国国内昭睢、屈原等力排众议迎接在齐为人质的太子横回国即位，是为顷襄王。屈原按当时风俗为怀王招魂，写了《招魂》一诗。公元前278年春（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袭破郢都，烧毁楚先王陵墓，楚国兵散无法抵抗秦军，顷襄王带领群臣退守陈城（今河南淮阳）。公元前247年，秦王政继位，知楚将项燕擅战，先遣李信为将，领20万兵马，再遣老将王翦，统秦师60万，相持一年，公元前223年，大败楚军，俘虏楚君负刍。项燕扶持的熊启也很快被俘杀，楚亡。屈原见家国沦丧，万分悲痛，在极度绝望之中投汨罗江。

　　当我们了解了上面的故事后，也就理解毛泽东送田中角荣《楚辞集注》包含的战略寓意。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显，就是用楚怀王不听屈原劝阻，在明知被骗的情况下，还死心塌地地跟随秦国并最终惨死在秦人之手的历史故事提醒田中角荣，对美国不要太死心眼，要留一手，不然日本会死得很惨。

　　事实上，“政治诗”及其中的“战略诗”在中国传统诗词中不仅占据相当的篇幅，而且还占据着最耀眼的高地。这些作品的作者都带有浓重的致力于改造世界的儒风。他们不同于李白。比如他们的诗背后总有一个“国之大者”，而李白的诗的背后总摆脱不了那个大“我”，前者考虑的是如何改造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那个世界，而李白只注重解释他所认为的那个世界。尽管李早年也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入仕豪情，但他关注的只是个人的“恒殊调”的名士形象，如果“人生在世不称意”，那调头就会“明朝散发弄扁舟”。至于自己那些“放言高论，纵谈王霸”对国家造成的后果，李白是不负责的。书载，“白晚好黄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以自我为中心的“诗仙”，竟让“人生在世不称意”成了他的宿命。

　　将李白（701～762年）、杜甫（712年～770年）、高适（704～765年）这三位中唐著名诗人的人生作比较是有意义的。

　　与李白相同，杜甫青年时也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抱负。他曾游历吴、越、齐、赵等地。虽然一路上作了很多诗篇赠予达官贵人，但始终未能入仕，因此生活困苦，只能将妻子儿女安顿在奉先县（今陕西渭南蒲城县）。最终他得到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职，根据《唐书》百官志记载，这只是从八品下的小官。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被囚禁在长安长达九个月。与李白曾受到玄宗的接见并很快进入诗人的至暗时刻的经历相似，杜甫在至德二年（757年）四月冒死逃出长安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并被肃宗授为左拾遗，但不久就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杜甫与房琯是布衣之交，被认为是房琯的同党。唐肃宗命令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一起审讯杜甫。幸亏有宰相张镐出面营救，还有御史大夫韦陟为他做一些解释性工作，杜甫得以幸免杀身之祸。此后杜甫被贬到华州（今华县）。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举家迁至蜀中。

　　与遭遇“赐金放还”后的李白表现不同，764年，杜甫举家来到成都并很快得到剑南节度使严武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大概是自己在凤翔大牢中的经历以及看到李白投奔永王李璘后“佯狂真可哀”的流放结局，杜甫次年从严武处辞职并放弃了从政的念头。此后，“他的诗就成了他的全部生活”。杜甫的诗歌创作也由此再上高峰。有学者注意到：

　　杜甫比李白生年稍晚，虽然也曾亲见开元盛世，而大部分的作品都出于安史乱后。凡是他的名篇，直接为生民疾苦呼吁，像“三吏”“三别”都已为大众所熟知。

　　同样的蒙难经历，在李白那里考虑的是如何改造自己，使自己更加“恒殊调”，杜甫则想找到改造世界的更好途径。李白“赐金放还”后仍不甘，反复投靠政治势力，终不得志，于762年蒙难而死，而杜甫善于总结人生经验并找到适合自己特点的人生路线，使自己更好地前进。比如《春夜喜雨》这首诗如果从“政治诗”的角度阅读，就发现它是在总结自己（可能还有好友李白）的从政经验，更是对自己那“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文人毛病有了深刻反省：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苦难与诗歌是对孪生子。伟大的诗作与生活的苦难不可分割。杜甫写这首诗的时间是刚刚从凤翔走出时，因此它就不可能是单纯“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只可能是“冤哀悲离之作”。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苏联翻译家和汉学家费德林谈到屈原说：“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诗歌像其他创作一样，是一种精神创造。”与屈原一样，杜甫一生喝的也是“苦酒”，他的诗歌创作也与其仕途多舛的苦难经验密切联系。人到天命之年后，杜甫对政治已有了较深的认识。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诗的第一、二句说的是做事原则是要恰到好处，“雨”如不“知时节”，那就不是“好雨”而是“坏雨”——这两句包含了杜甫几年前因为房琯说情而受的遭遇后的感慨。

　　第三、四句是说办事要学会借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善于等待上下共识的形成，有了共识，才可以“随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依靠群众依靠领导——成事。当时肃宗被永王李璘起兵（756年）事弄得很焦心，而杜甫的好友李白又投靠李璘成为幕僚，杜甫为老皇帝玄宗派来的房琯兵败求情，这自然要引起肃宗的震怒——这与李陵兵败后司马迁为李陵说情引起汉武帝的震怒的原因一样。如果联系到杜甫写《春夜喜雨》的时间（761年）是在李白“坐罪”赦免（759年）之后，经历了这场大祸的杜甫就会深深体会出“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重要性，再看看李白的遭遇，那个年轻时就“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杜甫就会认识到他曾向往的“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748年）的人生只是丰满的理想，而“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765年）才是他不能回避的骨感现实。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在说：成事之后，不要出个人风头，更不要贪功——这时杜甫大概知道当年自己救房琯错在不会“随风”即等待肃宗与他的共识。

　　第五、六、七、八句是总结，说这样看似长夜漫漫，看不到明显成绩，但天明时就会发现“花重锦官城”即收获满满。

　　笔者不才，杜甫58岁的人生体悟我在49岁时有了理性认识。2006年我发表《谈谈学术与政治的和谐与宽容》一文。我写道：

　　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与此相应，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学术，则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首先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要求学生抽一定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实践，这是在强调经验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的赵括、马谡、陈独秀等，苏联现代史中的盖达尔，乃至以书生的眼光处理政治问题的戈尔巴乔夫等，败不在于思辨不大胆，也不在于逻辑不严谨，而在于经验，尤其应对残酷形势的政治经验极不成熟。

　　一些学者在进入政界后，往往将学术“立言”规则用于政治“立功”。他们不懂“为治不在多言”的道理，不愿将大量时间用于下面细致的人事及其思想工作，而是愿意在台面上表达其“新思维”。他们论人主才气，论事以奇新，行文断字则以所谓“逻辑”“框架”或“范式”论高下，全然不顾实际运作的可行性。其结果往往因不适应而苦恼。历史上有太多的才子——典型的如唐朝李白——在从政路上被折腾得丢魂落魄，更有许多还无谓丢了性命，但至死仍不知其所以然。

　　那么，是不是知识分子与政治无缘呢？也不是。主要是政治与学术遵循的是不同的实践规律。学者可以用写作的形式而不一定非得用入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战略见解。2022年5月27日，青年时也曾有“欲与天公试比高”梦境的我，在65岁的生日时用诗的形式表达了与晚年杜甫同样的认识：

　　“男儿一片气”，夜读孟浩然。读书虽五车，入幕吾心远。年少有大志，自信两百年。跃跃策论心，愈奋愈边缘。好在人愚钝，问学腰不弯。花甲退休日，论著可对天。老来思其故，一生守界边。君看唐僧路，大难多出圈。圈外唐僧肉，圈内步可闲。文人从政多，汨罗事不远。

　　不求，上进；求之，不得。杜甫一生都以政治家为目标，想不到事与愿违，越努力与政治家越远，成了伟大的诗人。与近千年前的司马迁命运相似，杜甫在仕途上颠沛流离，遭遇了太多的坎坷，官阶不高，但悟出了由于自己“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的文化人通病造成的鲜血淋漓的从政体验，杜甫将这种体验总结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之中，是杜诗中的一大亮点。毛泽东看出来了这一点。1958年3月7日，毛泽东在成都游览杜甫草堂，在杜诗版本展览室，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杜甫诗集说：“是政治诗！”

　　中国历史上比较好的战略诗多出在国破家亡时期。如朱熹所言：“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事实上，唐在玄宗开元年间已险象萌动，同时唐诗中的战略锐风也起于“青蘋之末”。

　　诗人，尤其著名诗人热衷从政似乎是唐朝政治的一道风景，高适大概是其中既懂诗歌又懂政治的战略诗人。与李白相反，高适在中唐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总能“义而知变”，即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他三次出塞，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他通过诗表达出关于政治战略的深刻思考，一扫以往诗界淫艳刻饰、佻巧小碎的诗风，鞍马为文，横槊赋诗，雄浑简远，指事言情，大开大合，《旧唐书》评价说：“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与两汉相似，唐初太宗乃至武周时期的边疆政策还是属于自卫性质，可到玄宗时期，其边疆政策就有了东汉“窦宪式”的好大喜功倾向。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这话对于唐开元以降的朝廷政治而言，也是适用的。

　　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唐初太宗时期边疆用兵是比较节制的，目的属“恢复旧疆”，“中国所费不大”；玄宗时期，对外“不必要之攻战”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唐诗中对玄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的批评也多了起来。与我们传统的理解不同，这些批评性的诗歌已不是简单的“对开边战争的厌恶”，也不仅仅是“同情下层人民”“反映人民疾苦”，而是在表达与唐太宗一脉相承的节制拓边的思想——这在今天类似毛泽东说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比如高适在《登百丈峰》一诗中对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即将匈奴换成鲜卑因而“白忙活一场”的汉朝的边疆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并以此影射中唐不恰当的扩张政策。诗曰：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

　　明末清初学者唐汝询说出了高适此诗“叹苦战之无益”的主题：

　　此叹苦战之无益也。言登高而望边境，见汉垒而想去病之北征，彼其时以为必灭匈奴而后已，然终果灭乎？狼居胥之封徒草草耳。既无足称，然睹鸿雁之飞而独伤怀抱者，窃有感于传书之事也。夫去病伪功而取封，子卿守节而薄赏，适盖有概于当时矣。

　　从汉之后中原王朝更迭走势看，高适及唐汝询——可能受司马迁“是以建功不深”评价的影响——对武帝反匈奴政策的批评有张冠李戴之嫌，其对霍去病及苏武的评价有失公允且过于轻率。因为西汉反击匈奴的战争性质属于自卫，可到东汉和帝（公元89～105年）时，窦宪、耿夔出击北匈奴并造成“漠北空矣”的举动已超出自卫界限，徒为虚功，向已经衰落的北匈奴炫耀“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武力，实为不智之举。高适将后汉窦宪、耿夔的错误归于霍去病，正如将秦二世之过归于秦始皇，将戈尔巴乔夫解体苏联的行为归罪于列宁斯大林一样是不合适的。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将高适对西汉治边失误的批评用于东汉，那还是正确和有益的认识。

　　与高适持同一见识的还有杜甫，《前出塞九首》是作于唐天宝末年的组诗。这个时期是唐朝在军事上的扩张期，唐玄宗即位以后，为了满足自己好大喜功的欲望，在边地不断发动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朝廷上上下下的预估大多是乐观的，杜甫却对唐玄宗的军事路线不太认同，在诗中对此提出批评：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其一）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其六）

　　全诗首篇婉转质疑玄宗“君已富土境”，为何还要大规模开疆拓土呢？过度扩张会给民众带来负担；第六首更是提出中国止戈为武的节制哲学，提出流血牺牲的原则只能用于自卫即保卫疆土和制止外敌侵略而不是滥杀，即使与敌作战，也要选择最主要的打击对象，而不是不分主次滥用武力。这其实是孙子“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思想的诗意表达。吕思勉说，杜甫“此诗九首，皆写西方用兵事。第一首谴责玄宗之开边也”。

　　从“政治诗”的角度看，其深刻性可与杜甫《前出塞九首》相媲美的，有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前者写的是天宝八年（749年）间哥舒翰西征石堡城，后者则写的是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后），杨国忠奏请由李宓出征南诏。是役唐全军覆没，李宓亦败死西洱河。与杜甫相比，高适不限于对节制战略的本质即它的正义性的描述，他用诗文指出战略资源不足以支撑这次远征战的战略目标是其失败的原因。高适在《李云南征蛮诗》中认为此役李宓南征失败不在兵士不勇敢，也不在将领畏战，而是因为“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正是由于后勤补给线太远跟不上以致唐军陷入“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的窘境。这个总结不可谓不深刻。诗曰：

　　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料死不料敌，顾恩宁顾终。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梯巘近高鸟，穿林经毒虫。鬼门无归客，北户多南风。蜂虿隔万里，云雷随九攻。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精诚动白日，愤薄连苍穹。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列亭堠，拓地弥西东。临事耻苟免，履危能饬躬。将星独照耀，边色何溟濛。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廉蔺若未死，孙吴知暗同。相逢论意气，慷慨谢深衷。

　　高适边塞诗中的节制拓边的思想与其现实主义学风有密切联系。这可从高适的《营州歌》看出，这首诗讽刺的就是那些不知深浅、把打仗当儿戏的公子哥的“精英”做派。诗曰：

　　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

　　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营州是唐代东北重镇，在今辽宁朝阳县。开元后设平卢节度使，统辖河北长城以北及辽河以西一带。营州少年饱食终日，因而打猎这种活动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身着“皮裘蒙茸”的贵族游戏。而胡人的狩猎则是生存必需，因而“胡儿十岁能骑马”，十岁的娃娃骑马时不可能像中原公子哥们“皮裘蒙茸”仅玩“猎城下”的游戏，他们必须纵横于旷野。读到这里，就可以明白，唐之后总是北方“胡人”“满人”取代中原政权的原因。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明末清初的学者唐汝询生活在东北满洲族崛起、明朝为之动摇的政治形势中，对高适《营州歌》的理解就很有生死感。他说：

　　此排斥少年之词。猎必于野，今彼厌原野而猎城下者何?乘醉以夸善骑耳。我想虏人饮千钟而不醉，胡儿十岁即能骑马，则又胜汝矣。深贱之，故以胡虏取譬。虏酒胡儿，倒装作对，益见奇绝。

　　除此之外，其他解释则没有生死感，皆“皮裘蒙茸”，隔靴掻痒耳。

　　与唐诗相比，在战略诗中经历亡国之惨痛的南宋诗人的作品尤显锐风。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北宋惨灭于北方金人之手，对宋朝那些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是一大刺激。他们逃亡到南方后，就少了“横看成岭侧成峰”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闲意和“兴亡百变物自闲”的洒脱，多了一种“犹耿孤忠思报主，插天剑气夜光芒”的豪情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使命。当时包括朱熹在内的南宋文人的写作氛围是救亡，而不是弥漫于北宋的“之乎者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比较北宋那无问西东和禅意十足的作品，南宋的文学诗词则有了更强烈的战略回响。

　　南宋诗人刘过（1154～1206年）湖北襄阳人，四次应举不中，流落江湖间，布衣终身。他对宋朝文人那种“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且脱离实际的“腐儒穿凿”的“龌龊”文风极为厌恶。他在《多景楼醉歌》一诗中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情绪：

　　君不见七十二子从夫子，儒雅强半鲁国士。二十八将佐中兴，英雄多是棘阳人。丈夫生有四方志，东欲入海西入秦。安能龌龊守一隅，白头章句浙与闽?醉游太白呼峨岷，奇才剑客结楚荆。不随举子纸上学《六韬》，不学腐儒穿凿注《五经》。天长路远何时到？侧身望兮涕沾巾！

　　刘过曾为陆游、辛弃疾欣赏，亦与陈亮、岳珂为志友，词风与辛弃疾相近，抒发抗金抱负，其抗金复国的战略思考尽显其诗词中。他写的《襄阳歌》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将襄阳的“用武国”地位说得清楚，这反映了他对地缘政治规律的深刻认识。诗曰：

　　十年着脚走四方，胡不归来兮襄阳？襄阳真是用武国，上下吴蜀天中央。铜鞮坊里弓作市，八邑田熟麦当粮。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土风沉浑士奇杰，呜呜酒后歌声发。歌曰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买剑倾家资，市马托生死。科举非不好，行都兮万里。人言边人尽粗材，卧龙高卧不肯来。杜甫诗成米芾写，二三子亦英雄哉！

　　作为一方重镇，襄阳是武汉的侧翼，其地位具有区域性支点的意义。南宋时期荆襄的得失，关系到政权的存亡，地位尤其重要。刘过看得明白：“襄阳真是用武国，上下吴蜀天中央”，“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这说的是地缘政治：襄阳既是中原东西之间的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重要接触部位。除了地理条件外，能使襄阳成为“用武国”的还有物质和人文条件。刘过诗曰：“铜鞮坊里弓作市，八邑田熟麦当粮”，“土风沉浑士奇杰，呜呜酒后歌声发”。这里不仅丰产粮食，而且铜鞮坊里兵器制造和兵器市场都很发达。这里的人酒后只知呜呜发声，识文断字不行，但这些粗人为了君主都可以像荆轲那样做到“买剑倾家资，市马托生死”。刘过在这首诗里一扫北宋文人那酸腐禅风，喊出“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说只要国人团结，天是可以翻过来的；如果利用好湖北“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有利战略地位，北方那半壁江山早就可以从胡人手里夺回。事实上，南宋就是在襄阳失守后灭亡的。

　　五、“功夫在诗外”：诗词不完全属于文学，不懂政治和战略，有些诗是读不懂、写不出的

　　1973 年 7月 17 日，毛泽东会见物理学家杨振宁。杨振宁说:“我读了主席的《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特别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我很想去看看。”毛泽东说:“那是长征快完时写的。讲了一个片面，讲不困难的一面,其实里边有很多斗争，跟蒋委员长斗争、跟内部斗争。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如《诗经》，两千多年以前的诗，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我看，过百把年以后，对我们这些都不懂了。”毛泽东显然对一些诗词专家对他写的《长征》一诗的解释不甚同意，认为“过百把年以后”人们对他诗词的解释也会遇到与《诗经》同样被误解的命运。毛泽东提出“政治诗”纠正了人们对杜诗的附会和误读,我们后人也应当从政治的高度，不能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端正对毛泽东诗词的阅读。毛泽东首先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的诗词的文学性是服从政治性的。因此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毛泽东诗词，可能最接近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理解;只有这样理解毛泽东诗词，才可能在“百把年以后”避免出现后人“对我们这些都不懂了”的结果。

　　战略是政治诗的核心内容。毛泽东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那毛泽东的诗就更是政治诗。读历史人物的诗词不可能不与他们那个时代的波澜壮阔的政治活动相联系。如果不从政治的角度而只从文学角度阅读他们的诗词，那一定不得要领。比如对《卜算子·咏梅》，如果不从政治的视角，就读不出毛泽东“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真意。同样，对于中国历史中的一些著名诗词，比如前面提到的高适、杜甫、陆游、刘过等诗人，如果不从政治和战略，或者说政治哲学和战略哲学的高度，就既不能读懂他们“诗言志”中的政治抱负，也不能读懂他们诗词中包含的战略思想。而读不出这些，那我们在诗歌领域的研究就真是盲人摸象、不得要领并与作者内心所要表达的真义南辕北辙。

　　六、花甲刚懂事：诗歌创作的心得体会

　　青年要多读史，读史可以明智；老年人要多读诗，读诗可以怡情，利于健康。本书选录了我迄今创作的能反映我思想发展线索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张文木战略文集》中的战略理论与战略哲学形成的历史过程。

　　宋儒程子有言：“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文章物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皆所未备。”战略是“义理”的产物，然战略若也能以诗意表达，那就会有切入心脾的感染力。战略诗是本诗集的重要特色。毛泽东说“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政治诗当然是从生活的“苦酒”中熬出来的，我的诗也是从生活的“苦酒”中熬出来的，其中言情婉约和流连风景的诗极少，青年时言志的诗多些，进入21世纪后，战略诗的数量开始多了起来。它包括对人生战略思想和国家战略的研究，这些战略研究成果第一次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比如，关于祖国统一，我在2020年9月23日写的《统一策》一诗中提出“搂草打兔子”设想，诗曰：

　　潇潇秋雨歇，抬眼望两岸。天兵冽冽过，仁心在城全。天兵回话硬：没有中间线。回顾台湾事，事情在周边。岛人多同胞，绑匪是关键。绑匪今肾虚，蔡女已胆寒。可学毛泽东，围城再打援。可学曾国藩，险除陴不安。化瘀先活血，旁敲贼自乱。搂草打兔子，智慧在民间。北平有先例，西藏有示范。再远有施琅，澎湖后息战。统一事不拖，两岸路不远。

　　再比如，2024年9月1日，我在青岛海边想到“往事越千年”的曹操，联想到祖国统一大业，有感而发写的《振长策》，就有很浓厚的战略诗的味道。诗曰：

　　怪石嶙峋，茫茫海蓝。秋风萧瑟，洪波烟澹。临风诵诗，把酒问天。蛇腾乘雾，神龟已倦。把酒酹海，心绪万千。老骥长嘶，烈士暮年。洪波涛沉，廉颇可饭。不观沧海，心系台湾。磅礴中华复兴兮，大器花莲。蛇出星河，龟衔两岸。振长策而御西太平洋兮，余烈再添。贾生低吟，魏武挥鞭。歌以咏志，东瀛归汉。幸甚至哉，观音面南。克拉地峡，天竺不远。

　　在这首诗中我提出“磅礴中华复兴兮，大器花莲”，“振长策而御西太平洋兮，余烈再添”以及“幸甚至哉，观音面南。克拉地峡，天竺不远”的战略构想，关乎台湾及台湾花莲的战略地位，关乎台湾问题解决后西太平洋治理，以及摆脱我们海上运输的“马六甲困境”等问题的思考。诗中“歌以咏志，东瀛归汉”，是我对未来日本发展走向的预言，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后，日本又会回到唐时，派团到中国学习中国经验。这都是我在《论中国海权》一书中提出的“三海一体”战略构想的推进及诗意表达。

　　我偏爱传统诗歌中儒家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原则，我反对明人杨慎《临江仙》中表达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禅意和历史虚无的人生观。对此，我在《读蜀汉史》组诗中针锋相对地提出“历史是非石不动，鸿毛泰山话不闲”的批评。往事并不如风，司马光看到那些“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郭沫若）误国误事，写了《资治通鉴》，其目的就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国事如天，国家为大。国家兴衰成败都有血写的经验和教训，后人当然要认真汲取。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下面谈谈诗歌创作不能绕过的律诗及其应用问题。

　　中国传统诗歌有古体和近体两种诗体，古体诗是与唐以后的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在近体诗形成之前，除了乐府诗、楚辞外，各种没有严密格律限制的诗歌体裁都被视为古体诗，也叫“古诗”。唐以后的人写的古体诗，常称“古风”。古体诗不拘对仗，不拘粘连，不拘平仄。押韵较宽，可押平声韵也可押仄声韵，也可以邻韵通押。篇幅不限，可以说是古代自由体诗歌。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以五言、七言居多，简称“五古”“七古”。

　　近体诗也称今体诗，与古体诗相对，是律诗和绝句的通称。南北朝时期，讲求对偶的骈文兴起，加上语言音韵学的进步，产生了把汉语四声和骈偶修辞运用到诗歌创作的尝试，形成了格律，出现了律诗。唐初完成了律诗的创制、定型，进入成熟期。律诗讲求对仗、押韵和平仄，格律严格，故名。律诗每首八句，分五言、七言等。五言简称“五律”，七言简称“七律”。此外还有排律（又称“长律”）。

　　唐人元稹在谈杜诗时对律诗的弊端说得很到位，他说：

　　……至汉武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翕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留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之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迨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

　　新中国成立初，文化界对诗歌创作就有深入讨论。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同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歌创作问题。毛泽东说：

　　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练，（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诗必须有诗意，要含蓄。我写词，因为词比较自由，句子长短不等。不要在青年中提倡旧诗。

　　在此前两天（1月12日），毛泽东复信臧克家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首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选入《诗经》的诗多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调查研究时说：“在广东农民讲习所收集民歌几千首。民歌使人得到很多东西，丢了很可惜。”

　　有丰富的诗词创作经验的毛泽东在这里提出诗歌创作原本不是出于大雅之堂的冥思，而是出于人民实践中的有感而发。因此，人民实践才是诗歌诞生的最富饶的土壤：最初是为了实用即部落贮存信息，文字出现后有了审美。格律是诗歌的形式提炼。但随着诗歌的发展，“文体之变极焉”，格律日益复杂反而成了写诗者的门槛，以至“律切则骨格不存”，徒有形式，这样就使诗歌日益脱离人民，使人民在高高的格律门槛前望而却步，而没有人民广泛参与的诗歌创作，诗歌就会“教失根本”，从而陷入“务华者去实”的死路。故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诗歌的人民性原则，而民歌——就是《诗经》中的“风”——则是诗歌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故此，毛泽东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也就是说，学习和尊重古典格律是必要的，但诗歌不能因此失去它本有的人民性。诗歌是人民吐露心声的工具，来自人民生活的诗歌发展不能反而成了人民望而却步的高墙深院。

　　毛泽东评价讲究格律的旧体诗时说：“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965年7月21日 为改诗事致信陈毅。信中说：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

　　事实上，在“律诗”领域，笔者更是“门外汉”，借用毛泽东写给陈毅的话说就是“从来没有学习过”，也“还未入门”。在这方面，笔者无意于“班门”，更无心“弄斧”。

　　但自己毕竟是个读书人，“发乎情，止乎礼义”毕竟是读书人不能没有的生存状态。司马迁在这方面有深切的体会，总结说：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也是我力主的诗歌创作原则。笔者多用理论形式来表达对“止于礼义”的认识，随着年纪增长，这种认识便进入政治及其最核心的战略领域；而诗歌则是笔者表达“发乎情”内容的另一方式。五十知天命，进入天命之年的我认识到“礼义”不能仅是“之乎者也”，它更是国家和阶级的大政治，“止乎礼义”，就是将与国家或阶级政治的同频共振即“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过这个问题，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文艺创作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他还明确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孔子到七十岁悟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高境。我人生走过了一个甲子后，才弄懂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真义，发乎情，就是“从心所欲”，“止乎礼义”，就是“不逾矩”，矩，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大局。人可以任性，但不能犯规。诚如二程先生所言：“礼者人之规范，守礼所以立身也。安礼而和乐，斯为盛德矣。”懂得了“礼”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懂事”，“礼”就是政治。

　　“文章颂戎马，诗词唱大风。”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的诗歌创作也就从单纯的个人情绪的宣泄提升至毛泽东说的“政治诗”继而我认识到的“战略诗”领域。非常有幸，本作品得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约稿，根据我上述认识的变化，我为这本书取名为《花甲懂事集》。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读者在读我的诗时会发现多处用“佛”的概念，它不是宗教意义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正如毛泽东也谈“上帝”，他只是借用“上帝”一词表达人民的无限法力。1960年，谈到美帝时，毛泽东说：“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的。”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在谈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时，对非洲朋友说：“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笔者在本诗集中所使用的“佛”也是大自然或历史规律的代词。这毕竟是写诗，用形象的事物比兴，是写诗的基本规律。

　　花甲懂事，是人活到新高度后的幸福感，身为中国知识分子，幸甚至哉。我在2021年底写的《幸哉新时代》正是这种幸福感的诗意表达：

　　爱读杜审言，常苦人生短。杜诗藏经验，体悟靠时间。花甲刚懂事，耄耋路不远。击水三千里，人老心无倦。心系两岸情，家和不等天。幸哉新时代，贞观可续年。

　　事情，情系于事，情随事走；事有多大，情就有多大。当诗人有了“国之大者”的情怀，而非仅仅是个人的私情，这时写出的诗歌就会有较强的感染力。“国之大者”可以说是本诗集的主线。诗集出版，会有新的朋友和新的交流领域，“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感谢山东人民出版社，感谢为这本书付出辛苦劳动的编辑同志。正是：

　　少年文章颂戎马，

　　人老诗词唱三秦。

　　花甲不悔懂事迟，

　　一饭难忘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