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牺牲于左倾错误路线的肃反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着队伍上横山，

　　一心闹共产。

　　……

　　这首朴实无华、高亢明亮、亲切感人，优美动听，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陕北大地传唱至今，一直受普通老百姓喜爱且人人会唱的陕北民歌，唱出了刘志丹带领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人民打江山求解放的心声，唱出了人民对这位深受百姓拥护爱戴的群众领袖的敬仰怀念之情。

　　(一)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36位军事家之一，西北工农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陕北，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解除人民的苦难，刘志丹立志报国为穷人打天下，从青年时起便投身革命，1925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进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大革命时代，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奉党指示，回到了陕西，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组织发动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及参谋长，后来，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刘志丹历任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刘志丹仍负领导责任，1934年5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一起，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之后，由于左倾错误路线在陕北搞肃反，刘志丹及许多干部受到牵连和诬陷，被关押起来。1935年10月，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等人前往瓦窑堡，制止了肃反，刘志丹等人才得到释放，之后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等职。1936年4月，刘志丹率二十八军东征，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3岁。他的遗体由山西运回陕北，葬于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1936年6月，红军历时75天的东征返回了陕北。为纪念刘志丹同志，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党中央主要领导也都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的题词是“红军模范”；周恩来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张闻天的题词是：“子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我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中国的马列主义的路线。子丹同志，精神不死！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灵榇在志丹县举行公葬，毛泽东为新建的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字，正面写着“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写着碑文：“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毛泽东高度地评价了刘志丹的短暂一生。

　　(二)

　　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时，就是一位有远大抱负和理想的学生，周恩来对自己这位最优秀的学生钟爱有嘉，对他的牺牲万分悲痛和惋惜，对左倾肃反错误非常地痛恨，他曾对人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就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周恩来的这番话道出了刘志丹牺牲的真正原因。这个原因还可以从刘志丹与张秀山的最后一次谈话得到证实。

　　1935年9、10两个月，红25军和党中央先后到达陕北，由于陕北贫穷落后，一下子涌进了这么多部队，当地政府和老百姓难以承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增加群众的负担，调整红军的战略布局，1936年2月，党中央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出了主力红军东征的决定，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总政委的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到山西，以便打通抗日通道和使红军得到物资兵员上的补充。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1936年3月初，刘志丹、宋任穷奉命率领红28军抵达神府，并准备从此渡过黄河，开赴山西，配合主力红军与阎锡山作战。到达神府的一天晚上，许久没有见到自己的老领导，现担任了神府特委组织部长的张秀山，特要与刘志丹睡在一个炕上，叙旧交谈。两个老战友相见，感慨万千，他们从东征谈到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尤其在谈到了左倾肃反给陕北苏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时两人都无比地激愤。刘志丹说，左倾肃反错整了我们许多同志，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活埋，二百多名好干部被无辜地杀害。我们这次东征，就是要以我们在战场上的胜利来给那些搞肃反的人看，来证明我们是清白无辜的。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左倾错误路线正在搞肃反，尽管党中央立即制止了肃反，释放了被关押的同志，但由于战事紧急，还没有来得及彻底为这些受冤屈的同志平反、恢复工作，无疑这些同志身上还背着的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包袱。这就使得那些搞肃反的人依此认为自己没有错误，也不承认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反而使那些被整了的同志觉得憋屈和压抑。对此，刘志丹对张秀山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刘志丹这番对张秀山的肺腑之言，不仅道出了他对肃反错误的愤恨和对党中央毛泽东的信任，也充分证明了周恩来的谈话，与刘志丹和张秀山的谈话是完全吻合的，足以说明刘志丹就是死于左倾肃反的，这也回应了陆定一、毛泽东所说的刘志丹牺牲是意外一说，应该讲周恩来对刘志丹牺牲的结论是客观真实的。

　　(三)

　　陕北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惟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远在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及中央红军，正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中获悉了此消息，才作出进军陕北的历史性选择。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师，使陕北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诚如毛泽东所说:“没有这块土地，我们就下不了地”。但是，由于左倾路线在陕北搞肃反，仅剩的这块根据地差点也被葬送了。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敌人的围剿，二是苏区的肃反。由于中央忙于战事，就先派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和贾拓夫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接管由左倾路线控制的保卫局，调查处理肃反问题。鉴于江西苏区肃反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毛泽东特意叮嘱王首道等人：“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在了解了陕北肃反的情况之后，毛主席又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听取了五人小组关于审查肃反案件的情况汇报，接见了被错整的同志。他再次严肃的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周副主席说：我们从前方回来后，经过了解，认定陕北肃反是极端错误的，志丹和你们这些同志受了很大的打击和委屈，……这都是对我们共产党员的考验。这些从牢狱中走出来的同志，个个泪流满面，感激毛主席党中央救了他们，救了陕北红军。毛主席也对这些受迫害的同志说：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过了三十就是初一，大家要忘掉过去团结一致向前看，我请同志们相信，这类自己人整自己人的作法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是不会再出现了。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从前线回到了瓦窑堡并亲自接见了刘志丹。刘志丹一见到周恩来，就激动地上前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说：“周副主席，你在黄埔是我的老师，”周恩来说：“过去我们是师生，现在是战友。你在陕甘边区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很有创造性。你时时受左倾分子的打击，这次差点被杀头，但你总是忍辱负重、赤心一片，这点很了不起。”刘志丹见到毛主席后激动不已，毛主席紧紧握住刘志丹的手说：“我们是来投奔你的呀！”刘志丹急忙说：“不，是党中央救了我们，也挽救了这块根据地”。毛主席看了看周恩来对刘志丹说：“共产党里的怪事也不少，主人反被客人关起来了(指红25军里的个别人)，歪人当道，好人受气呀，让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听后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刘志丹是个党性和原则性很强的人，他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和得失，不仅自己，也要求受委屈的同志都要向前看，要用做好工作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天，习仲勋在从安定回瓦窑堡的路上，碰上了正准备出发东征的刘志丹，两位老战友相见，格外亲切，刘志丹语重心长的对他说：“仲勋，你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的，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刘志丹的一席肺腑之语，让习仲勋深切地感受到了刘志丹的坚定党性，和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不计个人恩怨，努力为党工作的高度自觉性和人格魅力。

　　(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社会上一股反毛辱毛的恶风甚嚣尘上之时，一些反动公知便别有用心故意歪曲历史，把原本刘志丹牺牲的真相肆意恶搞。说什么刘志丹不是被敌人打死的，是自己人在背后下的黑手，妄图颠倒黑白把水搅浑，达到否定党的历史的目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一切完全都是徒劳和无用的。

　　为了以正视听，再现历史，我们不妨引用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来证明刘志丹牺牲的经过。当时系国民党晋军71师师长兼晋西警备司令的杨耀芳在其《阎锡山阻击红军东渡的概况》一文中说：“1936年3月下旬，红十五军团到达文水、交城地区后，变更战略，没有兵临太原，即调转方向，由文水开栅镇经娄烦、岚县到达兴县，复转回临县的白文镇，与红二十八军刘志丹部会师，继续向南进展。红二十八军与红一军团在白文镇会师后，继续南下，进入离石、中阳地区。在三交镇与驻守该地的陈长捷旅展开激战，在这次战役中，军长刘志丹被孙楚指挥的章拯宇团马连机关枪流弹击中牺牲。”。当时系国民党陕北“剿共”总指挥部参谋的潘振英在其《从晋军进犯陕北到红军渡河东征》一文中说：“河西晋军东渡后，遂在柳林以南地区展开激战。参加战斗的计有陶振武之第二旅、马延宁之第三旅、方克猷旅之章拯宇团。红军因敌军地形均不甚明了，乃向后撤至中阳县以南地区，孙楚率部追击，双方又在中阳县东南地区展开战斗。晋军方面，又调来炮兵第三团，集中炮火向红军轰击。红军因处于劣势状态，又鉴于北进困难，转而稍向南移，拟乘机越过同蒲路线东进，又为晋军截击于中阳县之铁头村、冀家园一带，战斗极为激烈。此时，红军指挥官为刘志丹，晋军主力部队为方克猷旅之章拯宇团，双方伤亡极重，红军指挥员刘志丹于是役阵亡。”。时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第四纵队第七十二师二0八旅旅长，后任第七十二师师长的陈长捷在其《堵截红军东征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道：“当刘志丹红军过黄河北进临县时，方旅避近临县城和丁旅相依。红军主力南返，刘志丹红军亦转向三交，方克猷旅向之侧击和拦截，刘志丹率红军猛冲方旅章拯宇团受伤阵亡，红军经三交渡河回陕。”。《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大事记》中也记载：“1936年3月上旬，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剿共’总指挥，率15万中央军入晋，与晋军共同对付红军。晋军陈长捷旅与红军28军在三交镇激战，红军军长刘志丹牺牲。红军攻克三交镇后，进迫中阳县金罗镇与晋军发生激战，歼灭晋军196旅392团。5月5日，红军西渡黄河，回到陕北。”。

　　事实胜于雄辩。在这些连红军的敌人都承认的事实面前，所有的一切难道还不能充分的说明，刘志丹不是死于国民党晋军之手？任何反动公知罔顾事实的邪说，只能说都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也是不会得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