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蓝：百年巨变中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12月28日提出“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获得的长时段判断，既是指中国经历并正在面对的发展大趋势，也是指世界正在经历和面临的发展总态势。

　　在这个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变局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其关键节点之一。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洗雪百年耻辱、从沉沦中奋起、走上“站起来”的伟大历程。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坚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民，以持久战武装全国民众思想，并带领民众英勇战斗在抗日战争前线，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最终领导中华民族，彻底打败了邪恶的日本法西斯，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从世界历史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战胜国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使人类文明获得了巨大进步。

　　围绕这场战争的意义，学界已有相当多的代表性研究成果问世。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和宽广的视野，简要考察、评述这场大战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就教于方家。

　　一、走上“站起来”的伟大历程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全国民众奋起反抗，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都未能阻止这种沉沦的趋势，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扼制住中华民族的沉沦趋势，并走上了“站起来”的艰难历程。可以说，这一艰难历程的关键一步，正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

　　概括地说，这一历程包括两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第一，中国人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独自抵抗日本法西斯百万军队，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自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中国人民开始局部抗战，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之前，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几乎是单独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苏联、英国、美国、法国（败降前）等给予了中国一定的援助。据统计，苏联从1938年到1939年6月，共对华提供贷款2.5亿美元。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共对华提供援助贷款1550万英镑，美国共提供财政援助贷款1.7亿美元，法国为1500万美元。到1941年5月，美国将租借法案用于中国，但1941年一年拨给中国的物资，仅占美国拨给各国物资总额的1.7%。这些援助，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支持，但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的需要。

　　但是，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坚持抗战，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的主力仍在中国。日本投入南方战场（即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只有10个师团和3个混成旅团，约占陆军地面部队的20%，而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下辖21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20个混成旅团，另外还有大本营直属第四师团驻上海，关东军司令部则下辖13个师团和24个混成旅团。从1937年至1945年的8年时间里，日军主力始终盘踞于中国战场。到停战时，日本在中国的军队除75万人左右的关东军之外，还有111万左右的军队，中国战场牵制日军兵力大约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274万人的约70%。以1937—1945年8年累计，日军在华战死44.7万人，相当于二战期间战死日军总数113万的40%。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约121亿美元，相当于全部战费340亿美元的约35.5%。而中国的伤亡人数则超过了3500万！这些统计数字足以证明，中国的抗战，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牵制了日军，有力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抵抗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实质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正如刘大年先生所说：“有了中国抗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在亚洲和东方的胜利。”

　　第二，随着战争扩大到全球规模，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地位也日益突出，反法西斯盟国以援助中国和修订新约的方式，承认中国为世界“四强”之一，中国在政治上赢得了大国地位。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终于为美、英等国所承认。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因此，为了使中国坚持对日本的有效作战，美国众参两院于1942年2月7日通过了援华贷款5亿美元，扩大了对华援助的规模。罗斯福在将此事告知蒋介石的电报中写道：“此案之获得国会异常迅速和一致的通过以及全美国的热烈支持，足以证明我国政府与人民对于中国的衷诚敬佩。……中国军队对于残忍侵略者的英勇抵抗，唤起了美国人民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最崇高的赞扬。中国武装与非武装人民在将近五年里实行坚决的抵抗以反对在装备上远为优秀的敌人，他们面对巨大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其他联合国家的战斗人员与人民全都受到激励。”

　　美、英两国特别是美国，为了进一步争取中国，加强在太平洋战场反击日本的力量，在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的态度逐渐积极起来，而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1942年春天，中国社会掀起了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热潮。4月23日，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如是我观》的文章，谴责西方国家在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呼吁有关各国尽早予以废除。该文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致函美国政府有关部门，要求立即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许多报刊也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的要求。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就是否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展开的讨论也基本有了结果，主张立即废约的意见被接受。正如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珍珠港事件以后，美、英两国为了再次表明对华友好，希望中国坚持抗战、不投降、不同日本媾和，因此提出了终止在华治外法权，同时缔结新约，把中国法院根据中国法律审理各国公民的权利交还中国。另一方面，日军占领上海后，美、英等国在公共租界的治外法权已经名存实亡，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于是美国开始与英国磋商是否考虑在战时废约的问题。10月4日，蒋介石对来华访问的美国共和党领袖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正式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他指出：“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这时美、英就立即废约问题也达成了共识。10月9日，美、英两国同时通知中国驻美、驻英使节：两国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谈判废约问题，不过他们都准备把所放弃的特权范围限定在“治外法权和相关的权利方面”。但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够的，于是蒋介石向美、英提出：除了“领事裁判权以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权，应务望同时取消，才得名实相符也”。他还指示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希望在谈判中“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整个撤消，重订平等合作之新约”。另外，1943年1月9日，为了拉拢汪伪政权继续依附日本，日本与其签订盟约，故作姿态地“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这也迫使英、美加快了与中国签订新约的速度。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简称“《中美新约》”）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简称“《中英新约》”），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取消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终止该条约及其附件给予两国的一切权利；两国放弃在北平使馆界、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所享有的权利，并协助中国政府收回这些地区的行政管理权和官方资产；取消两国在通商口岸的特别法庭权，在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的特区法院制度，在中国领土内各口岸雇用外籍引水人的权利，两国船舶在中国领水内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的权利，两国军舰驶入中国领水的权利等项特权；英国交还天津和广州的租界，放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权；等等。

　　在美、英的影响下，其他在华享有特权的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新约。尽管《中美新约》、《中英新约》并不完美，例如英国就拒绝交还香港和九龙，但是应当承认，这些新约的签订，标志着在法理上结束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百年特权，洗雪了中国人民的百年耻辱，使中国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获得了国家的独立，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

　　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获得国家独立相伴随的，是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政治大国的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时盟国开始真正意识到中国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1942年1月1—2日，26个抗击法西斯的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布签字各国为了将这场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而协同作战。1月1日，罗斯福还宣布成立包括中国、泰国、印度支那和缅北的中国战区，以后该战区有所扩大。中国战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区的一部分。以这两件大事为标志，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终于得以形成，从而奠定了最终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名方式。在美国的支持下，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排在26个国家之首，并比其他国家提前一天签字，其他国家则于第二天按国家名称的字母顺序排列签字，这就使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正式出现在国际文件和国际舞台上。实际“反映了新的联合国家联盟后面的真正均势”。尽管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比中国仍然贫弱，尽管美国出于其战时和战后长远战略利益的考虑支持中国的大国地位，但是，从根本上说，正是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英勇抗战和民族的巨大牺牲，才赢得了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正如罗斯福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在1941年12月27日提交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所说，《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方式“要打破按字母编排的次序，把象〔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提到同我国和联合王国并列的地位，区别的办法可以是，那些在自己的国土上积极作战的国家为一类，另外则是已经被轴心国征服了的国家。我认为这种排列极为重要”。从此，中国不仅为战争的胜利继续作出努力，继续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而且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四个最主要的参战国”，为重建战后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二、中国为促进战后世界走向和平作出重要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以反法西斯同盟大国美国、英国和苏联为主，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共同设计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蓝图，也就是雅尔塔体系。在雅尔塔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国地位不仅一再得到确认，而且中国也在重建战后的世界和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特别体现在作为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的创建方面。对此，可以举出下述重要史实。

　　第一，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

　　1943年3月，宋美龄在美国与霍普金斯会谈，她代表蒋介石表示，应当立即采取某种步骤，使四大国一起商谈战后的事务。1943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代表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正在进行作战（指对法西斯国家进行作战——引者注）的四大国之一。对中国来说，如果现在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在一边，将极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造成最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因此他认为，“在四国宣言中漏掉中国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最终作为“四强”之一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亦称“《莫斯科宣言》”），宣布要“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四大国“按法律与秩序重建及普遍安全制度创立之前”，将彼此协商，“并于必要时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磋商，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从而确定了中国在建立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与美国、英国和苏联所处的特殊地位。

　　同年11月，中、美、英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在11月23日罗斯福和蒋介石的会晤中，罗斯福表示，支持中国关于日本窃取的中国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的要求，并将其写进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当中。1945年7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则再次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就在国际法上明确承认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在当天的会晤中，罗斯福与蒋介石还讨论了未来的国际组织问题。罗斯福再次支持“中国应当拥有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四强小组的机构并参与制定它的一切决定”。蒋介石则当即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定决定”，并指示中国代表团成员王宠惠草拟有关筹建新的国际组织的建议，以供讨论之用。24日中国政府就提出了有关建立四国机构或建立联合国机构的四点建议：1.在联合国总机构未设置前，由美英苏中成立四国机构，协商四国宣言规定的具体事项；2.四国机构的常设机关设于华盛顿，根据情况，该机关可以在伦敦、重庆或莫斯科开会；3.四国机构应负筹设联合国总机构之责任；4.联合国总机构的组织，中国政府同意美国的设计，即由11个国家组成一个执行机关，由美、英、苏、中任主席。由此可见，中国对建立维持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组织的态度是相当积极的，同时也再次表明，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进一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确认。

　　第二，中国在参加商讨未来国际组织的筹建会议时，将自己定位于东方人民的代表，并力所能及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诺曼底登陆成功，欧洲第二战场成功开辟的情况下，1944年7月，赫尔将根据罗斯福的指示起草并得到国会同意的“普遍国家组织暂定方案”，分送中、英、苏三国政府征求意见，同时邀请三国于8月在美国举行会议具体商谈未来国际组织的筹建。蒋介石立即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向来主张早日成立战后国际和平机构，如其可能，并望在战事结束以前成立，他还表示“中国必须参加此次会议……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意义也”。实际上，中国一贯支持朝鲜、越南、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在东南亚殖民地国家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华人华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作为东方人民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章程的制定工作。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会议，蒋介石指示中国代表团“应该促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取得成功，我们的所有建议都应服从于这个总方针”。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拟定了《我方基本态度与对重要问题之立场》，其中提出：1.世界和平机构以愈坚强有力为愈宜；2.世界和平机构之全部或一部分应尽早成立；3.凡美、苏、英在世界和平中参与之事项，我国应以平等地位同样参与。该文件还对有关世界和平机构的16个主要问题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另外，中国还提出《国际组织宪章基本要点节略》，对21个重要问题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主张。

　　鉴于苏联以本国未对日本作战为借口拒绝与中国代表团同桌讨论，美英两国为了尽早取得对德国战争的胜利而迁就苏联，致使中国只参加了会议的第二阶段，但是在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都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例如：中国代表团团长顾维钧10月3日拜见罗斯福，后者再次表示要将中国列为战后负有维持和平责任的大国之一。中国代表团“为了使新国际组织能够有效地促进国际安全与和平”，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了14个早已准备好的与第一阶段会议采纳的提案有关的问题，希望对这些提案进行改进与修订。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三点非常重要的建议：1.为解决国际争端提出了一项重要原则，即这些国际争端“应根据正义和法律原则加以解决”。正是由于中国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这项原则，并最终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支持，才使后来的《联合国宪章》写进了“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解决国际争端这一提法。正如顾维钧所说，这是“为了实现和平，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2.联合国大会应具有进行调查与作出建议的任务，以发展并修改国际法的规范与原则。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具有在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文化问题上促进合作的特殊任务。上述建议先后得到美、英、苏等国的同意，并作为“中国建议”被吸收到上述三国签署的《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之中。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建议”，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立场，更是表达了其他深受强权政治之害的国家与民族的心声。

　　《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作为四大国一致同意的提案，于1945年5月5日提交旧金山制宪会议审查。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基本规定了联合国的构成，为旧金山制宪会议奠定了基础。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活动得到与会美、英代表团成员的高度评价，认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巧妙而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1945年4月，联合国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中国是这次重要会议的四个发起国之一。中国共产党派出自己的代表董必武，与国民政府的代表共同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特别体现了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所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园〕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在这次制宪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为大会所接受。1.针对国际联盟不能有效制止侵略行动的教训，以及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中的不足，中国代表团提出：授权安全理事会当发生紧张情势时在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办法。2.针对可能发生的破坏和平的国家或发动侵略的国家拒不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情况，中国代表团提出：授权安全理事会采取办法以实现国际法院的裁决。3.针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中要求非联合国会员国承担维护和平的义务但未提这些国家的权利问题，中国代表团提出：授权安全理事会确定向本组织提出请求的非联合国会员国应当享有的权利。4.对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中国代表提出“要斟酌地域上的公匀分配”。5.对于国际托管的目的，中国代表团认为，“托管领土朝着独立的道路发展”。这些建议都反映在《联合国宪章》之中。

　　总之，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和种族平等，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积极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成为中国在创建联合国的外交活动中的一大特色和独特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被与会国一致肯定，中国被确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文也成为联合国的正式语言之一。

　　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就进一步在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使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100多年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努力结果，是正在极其严峻的抗战形势下站起来的中国，坚持为东方人民说话，使《联合国宪章》包括了东方人民的要求，这对于当时尚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很大的鼓舞，也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而赢得的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遗产分析

　　今天，当我们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和广度回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深深感到它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中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举其要者，有如下两点：

　　第一，对中国来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它奠定了建立新中国的坚实基础。

　　必须承认，中国在战时取得了政治大国的地位，但也必须承认，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一个大国的实力，因此也没有真正获得美英苏等国的平等相待。当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需要妥协时，牺牲中国的利益仍然是它们的选项之一。例如，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在不让中国知晓的情况下就达成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即《雅尔塔密约》，其中，美国以中国的主权为筹码，以维持外蒙古现状，南库页岛及邻近岛屿归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合营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千岛群岛归苏联等条件，换取苏联在纳粹德国投降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随后美国又迫使中国接受该协定，苏联则基本按照该协定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实际上并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再如，中国抗战胜利后，英国仍拒不交还香港和九龙，美国更是介入中国内战，并依靠中美两国1943年5月签订的《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以及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不仅使在华美军实际享有治外法权，而且使美国获得了多方面的在华特权。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曾长期遭受列强的侵略压迫致使国家积贫积弱这个主要原因之外，还与战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专制、腐败密切相关。

　　反观中国共产党方面。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坚决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坚决维护全民族团结抗战，使敌后战场成为抗战的主战场，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而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山东、冀热辽、苏北、苏中、苏浙皖、淮北、淮南、皖江、浙东、河南、鄂豫皖、湘鄂、东江、琼崖等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总面积约95万平方千米，人口9550余万。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各项建设，如民主政权建设，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等，使抗日根据地成为敌后战场得以坚持并取得胜利的基地，不仅为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

　　因此，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加速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革命进程，从而加快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步伐。

　　不仅如此，只有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才摆脱了贫弱状态，中国人民才真正站立起来，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也才真正得以确立。从此以后，中国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从站起来开始，继续走在富起来、强起来的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着。正如习近平所说：“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第二，对人类历史发展而言，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战争与和平、国家关系的相处模式、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都有着划时代的变化和进步，人类终于进入了世界整体和平的时代。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特有现象，并实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新世纪再次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不能说完全消失。然而，80年来世界无大战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究其原因，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伴随着人类用极端的世界级大战的手段对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遍又一遍的洗劫，人类本身制约世界大战、维持世界和平的能力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种能力的养成，除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势力被埋葬之外，还包括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二战中形成的反法西斯大同盟以及由美、苏、英、中等战胜国所建立的包括联合国在内的雅尔塔体系，第一次将美英和苏联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从总体来说，它共同制约了美国与苏联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处理。因此，二战后，美苏之间虽有多次冷战对抗，但双方之间始终没有发生过直接军事对抗的热战。特别是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大力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成为它们指导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便在整体上维持了世界的和平状态。

　　（二）是发端于战争之中，为了军事需要而出现的核武器，使人类第一次面临核战争的毁灭性前景。因此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维护和平已经成为所有国家关心的首要问题。即使是在冷战最激烈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进行核威慑、核讹诈的同时，也不敢真正使用核武器，而是极力把争端和冲突限制在常规范围之内，使双方不致滑过战争的边缘，并最终通过谈判和相互妥协解决争端。因此，尽管战争并未从地平线上永远消失，局部常规战争有时亦相当激烈，但核武器的出现的确改变着战争的观念，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和平需要以全人类的力量加以维护也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

　　（三）是战后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大战期间，双方为了调动一切经济力量赢得战争，使世界各国的生产因战争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当二战结束、和平重新恢复、经济在高科技的推动下重新起飞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各国的经济生活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局面。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之时，国际合作谋求发展也成为必须之事，并出现了持久的和平行动。因此，正是从迄今为止最惨烈的战争中产生出的对战争自身的否定力量，才随着战后世界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大大发展，并成功地抑制了二战后一系列局部战争与冲突的扩大。

　　（四）是民族解放运动带来的国际政治民主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对日本法西斯的坚决抗争，给世界殖民体系以沉重打击，以自己的民族解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声。二战后仅仅20多年，那些曾幅员辽阔的殖民大帝国便土崩瓦解，100多个民族独立国家在这些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以惊人的速度结束了欧洲自15世纪就开始构筑的世界殖民体系。今天，193面庄严绚丽的国旗在联合国的广场上飘扬，这是人类历史的极其巨大的进步，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划时代变化。大批民族独立国家进入联合国，并在联合国这个多边外交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它们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大大促进了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这同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大变局之一。

　　（五）是人类还通过百年来的两次世界大战，逐渐学会了如何相处。首先，在约束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国际法方面，对禁止使用武力作出了越来越明确的规定，从而使避免战争本身成为这一系列规定的最终目标。从《国际联盟盟约》要求会员国为增进合作保持和平与安全，承诺不从事战争之义务，到1928年的《非战公约》，再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以及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对纳粹战犯和日本战犯的审判，直至1974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有关侵略定义的第3314号决议，人类终于在战争方面完善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其次，当人类付出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巨大代价之后，开始学会处理国际争端的一种既古老而又全新的方法──通过外交手段实行必要的妥协。二战之后，人们更多地接受历史的教训，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危机时表现出更多的谨慎，冲突双方都给对方留有余地，妥协的方式也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纠纷的常规手段。妥协，就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意味着参加谈判的国家在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的同时，必须承认和照顾谈判对手的合理利益；意味着谈判双方在各自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之间实现某种有取有予的平衡；意味着反对和抵制国际关系中的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妥协是斗争结果的另一种形式。二战以后，这种妥协的实例比比皆是：联合国的大多数决议，欧洲联合的进程，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发展，一些地区和国家内部武装冲突的政治解决。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以对话代替对抗，以缓和与合作代替战争或冷战的新局面，来之不易。这是人类社会在经过20世纪的大战与冷战之后，进一步走向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

　　回首二战，还可以看到二战胜利的重要的成功经验，也是二战的政治遗产之一，那就是人类曾经在面临共同的敌人法西斯的时候，能够摒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团结战斗战胜了邪恶的法西斯。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但世界仍然很不太平，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也比20世纪更为深刻和复杂。为应对、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倡议并身体力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全球挑战，当可视为二战的成功经验在新时代改革与建设国际治理体系、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