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因分析

　　编者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编发了郭建波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反右的几篇研究文章，现在我们将陆续编发郭建波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阶段进行纠“左”的若干篇研究文章。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左”的乃至极“左”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反右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纠“左”工作。本来，毛泽东同志将改组后的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排除阻力，寄予希望，不仅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还竭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但是，作为中央直接负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却在这个时候没有发现、批评、纠正业已发生的“左”的错误，而且陈伯达、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向社会上发布了打倒陶铸的信息，也是严重违犯组织纪律的。这种没有及时采取纠“左”措施又擅自行动的作法，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强烈不满。因此，毛泽东同志才对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严厉的批评，要求他们进行内部整风，以便能够根据中央部署做好文化大革命的指导工作。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三部分中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相关情况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因分析

　　郭建波

　　目录

　　1、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

　　2、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

　　3、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生活会进行内部整风。

　　4、批评引发出另一个事件。

　　5、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评析。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现实斗争中出现了“左”的行为。这种“左”的行为既表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上，也表现在群众团体的行为上。因而为了使文革能够顺利进行，就要纠正“左”的错误。这是文革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纠“左”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批评在夺权斗争中的“左”的行为，纠正“左”的错误，是从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开始的。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我们还是要先从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谈起。

　　1、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将重新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1]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成为在常委领导下直接负责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在“五一六通知”下发特别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2]毛泽东当时还曾说过：“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3]以古喻今，对中央文革小组予以了支持和称赞。

　　一九六七年初，上海爆发一月革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后发出，又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的。这是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三个党政军最高机构并列在一起发出文件，[4]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和声望。

　　由于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当时工作的重点，因而直接负责文化大革命指导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在中央机构中处于特殊地位。这既是由于文革发展的需要，也是毛泽东鼎力支持的结果。当然，毛泽东是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才这样做的。他竭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排除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中的阻力，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增强中央文革小组的影响力。这不仅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负有指导文革发展的职责和使命，也是由于小组成员能够积极、主动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作所为又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缘故。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对周恩来一个提议的否决以及听取张春桥等汇报大闹怀仁堂事件后的要求上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二月二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

　　“（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四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

　　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毛泽东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汇报后，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5]

　　从周恩来的提议中可以看到，周恩来计划将中央碰头会分成两个会议：钓鱼台会议和怀仁堂（国务院会议室）会议。钓鱼台会议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怀仁堂（国务院会议室）会议由四位中央常委和四位副总理、叶剑英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或指定的人员出席，讨论党政业务问题。两个会议的主题明显不同，一个是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一个是党政业务工作。

　　虽然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也能够参加这两个会议，但是一旦分别召开以后，实际上就把原来的合署办公变为各负其责，将文革工作与党政业务分开进行处理了。这样无形中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钓鱼台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怀仁堂会议（国务院会议室）处理党政业务工作。经过这样分工以后，虽然各有侧重点，讨论起来更为专注，但是却将文革与中央日常工作割裂开来，不能在同一个会议上有效协调文革与中央日常工作的关系，容易造成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导致整体部署分散，不利于文革的发展。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除去陈伯达、康生是常委外，其他成员在党内地位较低，影响力较小，而怀仁堂会议（国务院会议室）的与会人员在党内资格老，份量重，影响大。这样分别召开会议以后，无疑会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中央日常事务决策变得更为困难，也难以将文革与中央日常事务协调起来部署工作，不能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否决了周恩来的这个提议。

　　毛泽东否决周恩来的这个提议，就是要求中央碰头会集中而不是分别开会议事。因为分别开会议事会削弱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和影响力。这还可以从二月十六日毛泽东要张春桥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他让张春桥告诉周恩来，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中央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重大问题，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而后再作出决定。这无疑又一次肯定了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虽然这是毛泽东在听取大闹怀仁堂汇报以后才说出来的，但是从前文毛泽东否定周恩来的提议以及在此前后关于文革小组地位的表态来看，这是一以贯之的，并非是情急之下才作出的决定。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指导各地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它的职责就是将各地文革发展的动态收集起来，及时报告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碰头会，同时把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和处理意见及时传达到群众中，指导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这样担负着上传下达的工作。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尽管毛泽东竭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维护他们的声誉，提高他们的影响力，中央文革小组也在中央机构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决策权方面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只有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才具有文革发展的决策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了大政方针以后，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行使执行权的。他们的言行必须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大政方针的范围内才有效力，才能对文革的发展予以指导。他们可以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只有在被采纳以后才能付诸于实施。这就是当时的程序。

　　一旦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逾越了这个程序，即没有经过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就作出决定并付之于行动，发生了越权行为，就会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生的。

　　

　　2、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

　　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是由陶铸问题引发的。陶铸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从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上调入中央，又于同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陶铸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和中央宣传部部长，但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并且还多次在会议上与其他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并最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表现了出来。在这次会议上，江青等人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当时陶铸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四位的常委，鉴于陶铸在党内高层的地位，解决陶铸问题必须在报经毛泽东等中央常委批准以后才能实行。但是，江青等人却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对陶铸的问题定了性。这显然是违背组织程序的。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6]

　　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究竟是因为他们违背组织程序给陶铸的问题定了性，还是因为他们对陶铸问题的定性（即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来就是错误的？据王力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对于江青等人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没有意见，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对陶铸的问题定了性。后来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也是这样。[7]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他们的批评主要是组织程序上的，而不是对陶铸问题的定性上的。

　　毛泽东虽然对于他们作出了这样的批评，但是陈伯达、江青还是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将陶铸的问题捅到了社会上。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代表团。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陈伯达等人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这次接见是下午五时，到晚上九时造反派就见诸于行动了：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大叫“打倒陶铸！”同时，四处散发《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8]

　　一月七日，陈伯达、江青等人在新华社发表讲话。陈伯达说：“从陶铸接管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人物，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的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你们不肯受蒙蔽，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能够识别他，识别这种（江青插话：“恶劣的”）极端恶劣的手法，揭发这种阴谋，揭发这种极端恶劣的手法，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一月十日，陈伯达和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造反派。陈伯达说：“现在有一小撮搞阴谋诡计的人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已经被揭露了，例如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在刘、邓路线推行时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和毛主席想挽救他。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群众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的。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9]

　　陈伯达、江青发表的这几次讲话，将陶铸调到中央以后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言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他们在讲话中不仅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还进一步说明了打倒陶铸的原因。这些原因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这里的问题是，像陶铸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是要报经毛泽东和中央同意以后才能采取行动的，而不能由他们自己擅自决定。可是，他们却在造成既成事实以后才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的。这就是他们的错误所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陶铸在上调中央后，虽然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和中央对于陶铸仍然是寄于希望的。这在陶铸能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名列第四位常委上反映了出来。遗憾的是，陶铸却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仍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是因为这样才最后被淘汰出局的。如果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江青等人是在没有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么这次也是在没有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不仅如此，中央文革小组在对文革的指导上，对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于是，二月六日、十日、十二日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陈伯达、江青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二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毛泽东说：你们这一摊子（指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毛年谱编者注）要接受批评，你们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项，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都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以后登报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给我看看。你们代替了书记处。常务工作，由总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开一次会，我来主持。[10]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是严厉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存在的局限性，又说明了他们所犯的具体错误。他们存在的局限性就是没有工人、农民、军队以及政治斗争经验。所犯的具体错误则是表现在三个方面：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没有报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同意就向外宣布了打倒陶铸的问题。这是违犯纪律的行为；运动中打倒的干部太多，一切干部都打倒，打倒一切，这样发展下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早晚也会被打倒；没有报经中央批准，中央文革小组就对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的问题表了态。

　　从中可以看到，陶铸的问题和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的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报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常委批准就擅自决定的。这是违犯程序的越权行为。因而毛泽东在对此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提出以后各省登报的重要消息都要送给他看看，还要由他来主持召开会议。这是为了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所采取的补救措施。而对干部冲击过大、过多，出现打倒一切的风气，甚至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作为政治问题来看待，则是明显的“左”的行为。虽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既没有对此作出防范，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将这些问题予以解决，则是难辞其咎的。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对他们发出了如果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他们早晚也要被打倒的警告。毛泽东作出的这些批评虽然是对陈伯达讲出来的，实际上也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不过由于陈伯达是小组组长以及他自身存在问题的缘故，毛泽东才对他进行点名批评的。

　　二月六日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以后，毛泽东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较大层面上对陈伯达、江青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出席。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范围要扩大，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11]

　　毛泽东在批评陈伯达的时候还说：“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在批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同时，毛泽东还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毛泽东还说：“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12]毛泽东在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时，还说：“要是你们中央文革没有人敢批评他们，那我就自己找人来批评。”[13]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这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第一次。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的批评是严厉的，因为陈伯达、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这是严重违犯组织程序和纪律的。从毛泽东说陈伯达过去在他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以及江青眼中只有一个人来看，这是把新、旧错误联系在一起进行批评了，反映出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所犯错误批评的严厉程度。

　　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像以前中央书记处那样对他进行封锁的问题。不管陶铸犯了什么错误，对于他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须要首先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批准以后才能采取行动，而不能由中央文革小组随意行事。这不仅是组织程序问题，也是纪律问题。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这样。鉴于此，毛泽东才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的。

　　由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形势更为复杂、混乱，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于文革形势发展的整体管控，毛泽东在谈话中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提出要扩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范围，并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参加会议。从参加人员上来看，既有老资格的中央领导干部，也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毛泽东是在同时吸收双方人员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当然，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刚刚挨了批评，处于全面夺权阶段形势稳定的需要，在参加的人员上还是老资格的中央领导干部多了一些。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谢富治除外）后来在怀仁堂会议上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攻击，又被取消了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资格。

　　毛泽东虽然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毕竟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其成员所犯的错误又是局部性的，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也需要这样一个机构来负责，因而毛泽东还是希望小组成员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汲取教训，改正错误，继续做好文革的指导工作，而不是处分他们，更不是要打倒他们。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要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将对他们的批评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不准扩大。对此，王力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王力说：“主席还讲：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说是不准讲，当然办不到。叶剑英就同老帅们讲了。李富春就同副总理们讲了。这样就点起火来了。”[14]

　　由于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得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又获得了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资格，就借机在会议上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猛烈进攻，大闹怀仁堂，于是才又不得不发起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以后，要王力通知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来京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15]张春桥、姚文元到京后，毛泽东又与他们以及王力、戚本禹谈话，进一步指出了中央文革小组所犯的错误，继续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

　　毛泽东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

　　谈到上海一月夺权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指没有让《人民日报》转载1967年2月7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登载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毛年谱编者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巴黎公社如果胜利，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苏联名为苏维埃，后来内容也变了。实质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党委，暂时抓不起来，过些时候，群众会需要。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工厂叫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16]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从三个方面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一是中央文革小组在代替了中央书记处以后，仍然搞独立王国，独断专行，目无纪律，没有把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二是运动中发生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出现了要将干部统统打倒的风气，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口号。如果将干部统统打倒，将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权，由于没有经验，是难以稳定形势的；三是以上海成立人民公社为例，再一次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对重大事件进行讨论，也没有报经中央批准就擅自作出了决定。夺权后成立新的权力机构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不必叫人民公社，因为这涉及到改国号、外国承认以及冲击中央等一系列问题，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既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就重大问题进行认真、慎重地讨论，也没有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就擅自作出决定并付诸于实行，也是因为面对运动期间出现的严重的“左”的错误，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予以解决，也没有及时发现上报中央。当然，客观地说，运动期间出现的这些严重的“左”的错误，有不少是群众在夺权斗争中自发产生的，并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所能够控制的。但是作为负责文革的中央机构，应该及时发现问题并向中央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不仅没有对群众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纠正，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论从对文革的正确指导还是对这些错误的抵制与反对上，中央文革小组都是难辞其咎的。从这里来说，他们是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就是对他们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要高度重视业已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从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二月六日、十日、十二日的三次批评中我们看到，他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是严厉的，还说了一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话。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在实际行动中不仅没有做好上达下传的工作，而且还在没有报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了决定，出现了严重的越权行为。这在打倒陶铸和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我们还注意到，面对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行为，中央文革小组既没有及时发现、上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也没有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予以解决。同时，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错误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他们的指导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成为毛泽东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又一背景。

　　3、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生活会进行内部整风。

　　陈伯达、江青分别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组长和副组长，这次犯了严重错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毛泽东责令下，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批评陈伯达、江青的生活会，进行内部整风。张春桥、姚文元也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这次生活会。由于这次生活会的资料尚未公布，我们只能从当事人的若干回忆中来窥探生活会的基本情况。

　　我们先看当时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生活会的王力的回忆。

　　王力说：“十四日下午，开会批评陈伯达。在这之前，陈伯达很紧张，想自杀。他先是单独对我说的。我说你怎么要自杀呢？主席批评你是好事，他说过，我批评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还有希望，没希望的人就不批评了。陈伯达说，我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的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他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劝他不要自杀，要请求总理帮助。陈伯达说他再找总理、康生、关锋三个人谈谈。我说，你这样的心情，检讨写不下来，不如给主席先挂个号，写几句，备个案。他说几句也没法写，要我替他写，他抄。陈伯达说：打倒陶铸会上发言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江青搞的。陈伯达又说：我服了安眠药没醒，乱讲一通。我说，这不对，你讲得很有条理。他说，我自己没有法了，不讲不行了。我说：你要向总理谈清楚。陈伯达打电话，要到总理那里去谈，总理说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总理同他谈话后，他才不自杀了。这是十四日文革小组开会前谈的。陈伯达也同康生和关锋分别谈了。开会前，我和关锋去请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当时我没说话，认为他们要吵就吵吧！关锋劝告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才憋住气了。

　　十四日下午这个会，是在钓鱼台十六楼召开的，从三时开到七时，江青不到会，说病了。会上光批评陈伯达一个人，一句没批评江青。这次是文革小组内部会，也没有请总理。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会开得马马虎虎的，因为康生、关锋和我都知道陈伯达被逼得要自杀了，谁还去批评？这是第一次，说以后还要再开。在会上张春桥、姚文元为江青开脱，说主席二月十日讲的话，是说陈伯达问题的性质同江青的性质不一样，陈伯达是路线问题，江青眼高手低，是作风上的问题。后来有人把陈伯达要自杀的事告诉江青了，江青指着陈伯达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怪事多呢！文革小组也不是铁板一块。”[17]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陈伯达在毛泽东批评以后压力是很大的，甚至想到了自杀。为了给个人的自杀正名，陈伯达还查阅资料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以此来证明共产主义者是可以自杀的。其实，拉法格自杀后，列宁虽然参加了他的葬礼，但是并不认可拉法格自杀的作法。列宁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把身体当作公家的财产，这种以自杀结束生命的作法就是毁坏公家的财产，是与列宁的信念相抵触的。列宁不过是从大局考虑才参加了拉法格的葬礼并对他进行纪念的。这怎么能说共产主义者是可以自杀的呢？

　　王力不仅用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是对他寄于希望来安慰他，劝他不要自杀，还为他出主意要他寻求周恩来的帮助，向毛泽东写检讨承认错误，争取改过自新的机会。陈伯达说他事先对打倒陶铸发言的事不知道，把责任推给了江青，这倒引起了王力的共鸣。当陈伯达以吃了安眠药为由来推卸责任时，当场遭到了王力的否定。无奈之下，陈伯达只好说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讲话的。后来，在周恩来做了陈伯达的思想工作后，他才不自杀了。生活会前，陈伯达还与康生、关锋交流过看法，寻求他们的批评与帮助。

　　从王力的回忆看，他和陈伯达将打倒陶铸的责任推到了江青身上，康生也认为是江青搞的，要为陈伯达鸣不平。在开会的时候，江青竟然以生病为由没有到会，周恩来也没有参加会议。会上，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与江青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会后，江青又对陈伯达的自杀冷嘲热讽。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生活会也是在敷衍塞责，应付差事。那么，这是不是历史的真相呢？

　　无独有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对于生活会也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戚本禹说：“江青对陈伯达在挨了主席批评后哭着要自杀很反感，她批评陈伯达‘没出息’。但她也怕陈伯达真的自杀。因为那时陈伯达翻出了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一句话，说‘共产主义者在某些情况下的自杀也是英雄行为’（我未查对，大意是如此）。所以江青就专门跑去安慰了他。”

　　“按照主席的指示，文革小组专门开了一个会，陈伯达、江青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会上大家对陈伯达、江青也进行了批评。我出狱后，从归还我的部分书籍里，意外发现了一张康生写给我的便条，使我回想起来当年开会时的一些情景。康生在会上运用了一句典故来批评陈伯达，说你到处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其实是哗众取宠。由于我在会上没有听清楚康生用的典故，散会后，我问了康生。康生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谦，美德也，过谦则近于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进于奸。’并注明了（见‘一夕话’）。从这张纸条上所留下的内容来看，也可以看到当时开会对陈伯达他们的批评是很严肃的。”[18]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虽然江青对于陈伯达的自杀很反感，甚至为此看不起陈伯达，说他没出息，但是从大局出发，为了防止陈伯达寻短见，还是去看了陈伯达，劝慰他要正确对待批评，认识错误。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生活会对陈伯达、江青进行的批评是很严肃的。陈伯达、江青不仅在会上作了检讨，与会人员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康生还引经据典地批评了陈伯达的工作作风。江青不仅参加了生活会，还在会上作了检讨。至于周恩来是不是参加了这次生活会，戚本禹倒没有提到。

　　从他们两人的回忆来看，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生活会，这是没有疑义的。王力说，会前康生迁怒于江青，生活会开得马马虎虎，江青没有参加会议，生活会上张春桥、姚文元将矛头对准了陈伯达，会后江青得知陈伯达要自杀的消息后对陈伯达威胁恫吓，冷嘲热讽。戚本禹则说生活会开得很严肃，江青不仅参加了生活会，还和陈伯达一起作了检讨，与会人员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他保存的康生书写的引经据典的字条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活会的情况。尽管江青对于陈伯达要自杀很反感，甚至还说了一些尖刻的话，但是江青还是去劝慰了陈伯达，防止他走极端。

　　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生活会是在毛泽东责令下召开的，这次生活会应该是有记录的。这既是中央文革小组会务工作的要求，也是向毛泽东报告生活会召开情况的需要。由于这次生活会的档案尚未公布，因而我们还搞不清楚生活会的实际情况，只能从王力、戚本禹这些与会者回忆的片断中来透析生活会的场景。

　　从当时党内高层的工作程序以及王、戚二人在文革后的不同表现来分析，在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进行严厉批评并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批评他们二人的情况下，江青是不大可能缺席生活会的。在生活会上，陈伯达、江青是要作检讨和自我批评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是不能不对他们进行批评的。否则的话，他们是无法向毛泽东和中央进行汇报、交待的。因为从程序上来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仅要执行毛泽东要他们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指示，还要将召开生活会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毛泽东。从这里来说，戚本禹的回忆似乎更切近生活会的真实场景，王力的回忆则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且与党内高层的运行程序又出现了不合。当然，真实的情况还是有待于生活会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公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责令下，陈伯达一度精神紧张，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众人的批评、帮助和开导下，陈伯达的情绪才恢复了正常。这反映出陈伯达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一面。这种性格和心态对陈伯达以后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生活会，不仅陈伯达、江青检讨了错误，与会人员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小组生活会是按照党内程序进行的，洋溢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浓厚氛围，气氛是严肃的、民主的。

　　4、批评引发出另一个事件。

　　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成为怀仁堂事件发生的引线。毛泽东后来也说，他们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19]这是为什么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虽然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进行内部整风，但是从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出发，还特别指出他们的问题只能在这里说，不要扩大。但是与会的李富春、叶剑英还是把这件事传了出去。[20]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等人听说后，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21]于是，他们就趁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机会，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猛烈进攻。这就是大闹怀仁堂。

　　与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于二月十六日晚十时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听取汇报后，毛泽东又看了他们整理的会议记录。二月十九日凌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会议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七次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帮助。[22]

　　这里有一个疑问，既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进行了严厉批评，那么，为什么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会议上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表措词激烈的言论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呢？

　　从形式上看，毛泽东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似乎是因为他们攻击了中央文革小组，但是进一步分析以后可以发现并非是这样。虽然毛泽东说过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只能在这里讲，不要扩大，但是既然小组成员犯了错误，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对他们提出质问和批评，即便言词激烈，态度、方式欠妥，也是不至于招致毛泽东那样严厉批评的。之所以如此，主要的还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批评，而是因为这种批评涉及到对于文革的整体性评价，呈现出否定文革的趋向。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他们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集中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23]这三个问题，触及到文革的本质问题，关系到文革要不要进行下去以及如何才能取得成效的问题。

　　在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上，实际就是文革是依靠各级党委还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党内走资派就潜伏在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如果文革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就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那么就会出现由党内走资派来领导文革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怎么会将打击的矛头对准自己呢？为了保护自己，势必会转移运动的方向。这样文革也就难以取得成效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24]

　　文革是不是要把老干部全部打倒？当然不是！毛泽东早在二月六日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时，就严厉批评了这种打倒一切的现象。[25]因为这种行为已经背离了文革的目的，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如果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只是反对夺权过程中对干部冲击过大，对打倒一切老干部的错误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倒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与文革的发展要求相一致的。在这方面毛泽东与他们是存在共识的。遗憾的是，他们并非这样，而是以此为由对文化大革命表现出强烈的质疑和反对。

　　试想，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干部队伍中。在干部队伍中寻找走资派，势必会造成对干部队伍的较大冲击。冲击面过大，出现错误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又何必如此猛烈地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呢？不然的话，又如何清除潜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呢？如果不把混迹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清理出来，又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即便进行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又能取得什么成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因而从他们发言的激烈程度以及质问是不是要把老干部全部打倒来看，业已透射出否定文革的趋向。

　　文革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当然是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但是不能以此为由，反对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党、军出现修正主义危害就大了。[26]要知道，军内走资派是党内走资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整军内走资派就是整党内走资派的重要一环。至于军队文革出现了错误，就要及时予以纠正，而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军队进行文革。当然，军队文革是在承担战备和为文革保驾护航任务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要审慎、有序的进行，但是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军队进行文革的必要性。

　　由此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攻击，形式上是在批评军队文革中出现的错误，实际上则是要不要进行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处。从这里来说，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攻击，不过是他们抗衡、反对军队文革的具体表现而已。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论是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还是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都是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又予以了帮助与宽容的。这表现在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严格限制了对中央文革小组批评的范围，当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怀仁堂会议上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猛烈攻击的时候，毛泽东又果断出手，打退了他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进攻，保护了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虽然提议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是当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怀仁堂会议上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时候，毛泽东却又对于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起草了《红旗》杂志社论——《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一文送交毛泽东批准时，毛泽东不仅压下了这篇文章，还要江青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也不同意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27]四月三十日夜，毛泽东还在住地邀他们开了一个团结会，同意他们在“五一节”上了天安门。[28]

　　这表明毛泽东对于当时党内高层出现的“左”、右两种错误行为，是以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的。不论“左”还是右，只要脱离了文革发展的道路，影响了文革发展的大局，毛泽东都要进行严厉批评并采取相应措施的。在批评中开导、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5、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也在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随后，在中央文革小组受到攻击的时候，又对中央文革小组提供了保护。这种对中央文革小组既进行严厉批评又维护其威信，并提供保护的作法，成为毛泽东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鲜明特点。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以及在其他若干重大问题上未向中央请示就擅自作出了决定。同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对干部冲及过大、打倒一切的风气，也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这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上独断专行，存在着严重的越权行为；同时，对于文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并提出适宜的建议，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以防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反而对这些业已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就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尽管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威信，毛泽东将批评严格限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范围内。但是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的消息还是传播了出去，成为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大闹怀仁堂的引线。[29]大闹怀仁堂的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又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反过来又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声誉。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表现出批评和维护的双重态度。

　　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严厉批评，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已经严重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保护的态度，不仅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曾经为文革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也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在此后的文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他们所犯的错误不过是局部错误。这些错误本来是可以纠正的。但是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却紧紧抓住这些错误不放，还将文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错误，统统扣到中央文革小组头上，大闹怀仁堂。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为名，实则发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中央文革小组采取批评和保护的双重态度了。

　　从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既进行严厉批评，又进行必要保护中可以看到，不论是进行严厉批评还是提供保护，都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的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作为违犯了党内组织程序，影响到文革的正常发展；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保护，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中央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机构，担负着指导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重任，即便犯有错误，提出批评意见要他们改正就是了，是不宜用这种激烈的方式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这种攻击从形式上看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则表现出否定文革的意向。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央文革小组提供保护就具有保障文革发展的重要意义。

　　陈伯达、江青等人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正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等人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毛泽东才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的目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抹煞他们的成绩，对他们发起猛烈攻击，进而对文革产生质疑和反对。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就是要纠正他们所犯的“左”的错误，同时还要排除来自右的方面的攻击，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声誉。从这里来说，不论批评还是保护中央文革小组，其目的都是为了文革顺利发展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二○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文献索引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247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466页至1467页；[21]，第1481页；[23]，第1480页；[24]，第1423页；[26]，第1408页；[27]，第1483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1页；[6]，第27页；[10]，第47页至48页；[11]，第50页；[16]，第51页至52页；[22]，第54页，56页；[25]，第47页至48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5]，第122页，127页。

　　5、《动乱中的陈伯达》周国全、郭德宏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三月第一版。

　　[8]，第84页至85页；[9]，第86页至87页；[12]，第87页。

　　6、《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7]，第656页至657页；[14]，[15]，第657页；[17]，第658页至659页；[20]，[29]，第657页。

　　7、《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3]，第562页；[18]，第563页，562页。

　　8、《“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19]，第136页。

　　9、《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28]，第157页。

　　10、《<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3]，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