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降级”辩证法

　　前些天笔者写了篇文章《你不能只在泡沫膨胀时才支持市场经济》，今天蹭促消费文件和之前各大媒体围攻蜜雪冰城事件的热度，进一步深入写写消费的问题。在上一篇文章里讨论了促消费不是搞项目，而是搞环境，而这正是我们国家治理经验不足的领域。新发的促消费文件意识到了收入不高、时间不多等抑制消费的核心问题，目前还只是最高层级的指导性意见，更偏大而全，在一些增收举措上偏谨慎，政策如何细化落实还需进一步等待观察。

　　打工人关心的那些提法用什么机制往下落、能不能落下去，更是真正把消费变成增长主动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至少短期内，上一篇文章关于促进消费堵点的判断依然适用。

　　要讨论如何促消费，必须先亮明态度：促消费是为了什么？疫情期间，在某内部研讨会，曾有专家发表如下炸裂发言：现在每个人都有健康码，把800元消费券发到每个人的健康码账户上，规定时间内不花完，就一直给他赋红码，这样消费很快就能上去了。

　　在这位专家眼里，促消费是手段，是拉高每个月社零数据、每个季度GDP增速的手段，是满足地方考核KPI和他自己“建言献策”KPI的手段。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外国人入境消费大增会被当成内需扩大、消费旺盛的论据和政绩。站在普通国人的角度，这样的促消费不是匪夷所思就是浑身膈应。

　　消费不是手段，是让最广大普通人的生活更舒适、更美好，满足人更高层次发展需要的目的。不妨用这把尺子量一量很多促消费的言论或做法，有很多问题就会一下子清晰起来。

　　现在消费到底好不好？

　　在舆论场上，保守派理性派指出消费是现在经济增长的短板，激进派则动辄拿京沪等大城市的社零数据、餐饮利润增幅甚至身边统计学、个例小作文，把消费形势说的哀鸿遍野。在很多人的体感上，消费的胆量和意愿确实有所降低，更倾向于买高性价比产品。

　　如果要笔者分析消费到底好不好，笔者只能无奈的说：不知道。身边统计学、单一行业的数据都难以描述或代表超大规模经济活动的全貌，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观察高度依赖于统计系统，但很遗憾，现在国内的消费统计体制极其不健全。如果说其他领域深入分析统计数据和指标解释，细节清晰后很多情绪化的表达不攻自破，消费这里却是越深入、可用信息越少。

　　我国GDP统计以生产法为主，而经济学101里学的“GDP=消费 投资 政府支出 净出口”是支出法，在我国统计系统里方法不成熟、发布很滞后、线条非常粗，根本不能发挥资政参考作用。（PS：网上拿社零、固投对位消费、投资，说和GDP增速对不上质疑数据真实性的，都是纯纯的外行）

　　替代用来衡量消费的最常用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但它只统计商品销售和餐饮服务。早些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确实以这两大类为主，这个指标代表消费的效力还是很强的；但近年来尤其是疫情后，我国服务消费的发展速度极快，居民消费篮子里服务占比快速提升，这个指标越来越不能代表消费需求了。

　　比如前年末到今年哈尔滨旅游爆火，但因为住宿、门票这些旅游支出的大头都不在社零指标里体现，当地政府有意识地控制物价，社零增速却仍然不高，热度原地起飞的2024年一季度社零增速4.9%，而2023年同期是8.5%，2019年全年是5.6%。疫情转段后，消费者体感上可以明显感觉旅游、演出、文博等服务消费的热度较疫情前也有很大的提升，但宏观社零数据总是起不来，部分来自服务消费完全在“消费”统计之外。

　　

　　服务业增加值等指标也没法反映服务消费，金融、审计、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都在里面呢。最新发布的服务零售额又只能反映服务情况，因为部门分水而治的原因合不到社零里面去。“消费好不好”本来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不同行业冷热不均、表现不一、症结不同，当唯一一个相对高频的宏观指标被实际甩开后，就更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社零和GDP一样，不仅是政府经济仪表盘的一个重要读数，也是促消费时代的一项考核指标，但社零和消费实际的偏移反而造成了政策发力点的偏倚。社零中商品消费比重很高，商品消费中汽车、家具、家电等大件比重又很高，所以在社零指挥棒驱动下，从08年开始，促消费主旋律无非促买车、促买家电、促买家具（和房地产耦合）。居民家电和汽车渗透率达到较高水平后，以旧换新成为拉动耐用品消费的新方式。

　　从正面看，这些政策加速了大件耐用品的普及，但耐用品不可避免地要透支未来的需求，补贴的边际效果也在不断下降，或者说，撬动同等消费的成本在不断提高。耐用品消费还有一定逆向补贴性质，尤其在20年这一轮以旧换新启动初期、政策不完善的时候，让资金更多流向了够更强购买力/已拥有财产的家庭，而不是中下收入群体。

　　

　　同时，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消费新方向、急难愁盼的医疗教育消费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补贴，因为这些消费不算在“消费”里。过度把一两个消费指标异化为目的，可能导向过犹不及的结局。（“还好”每年促消费力度一直不太大，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

　　“消费降级”是坏事吗？

　　“消费降级”是这两年唱衰消费乃至经济的主旋律之一，用来支撑呼吁给少数群体增加财产性收入。当前舆论语境下，消费品价格降低（不论消费量升高不升高）就叫消费降级，这显然是不严谨甚至不正确的概念。然而我们要从大的历史尺度上看看什么大众消费是怎么“升级”的，才能知道现在发生在中国的现象算不算消费降级。

　　在出现大规模工业生产前，普罗大众并无所谓消费，因为他们占有的社会产品种类单一、数量极少，大多依靠自给自足或极小范围的分工交换即可满足，充其量可以叫“消耗”。工业革命开始后，商品经济才逐渐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普通人在市场上购买并消费资本产出的商品，满足资本主义不断挖掘新的市场的迫切需要，消化生产过剩冲动。

　　第一次工业革命，英格兰“粗制滥造”的机织布在市场竞争中打爆弗兰德斯和北意大利生产的精美但昂贵的手工织布，英国工薪阶级穿上便宜的纺织品，这是一例典型的“量增价减”。第二次工业革命，福特发明流水线T型车，把汽车价格从4700美元打到260美元，汽车从奢侈品沦落为中产乃至普通工人买得起的商品，又是“量增价减”。第三次工业革命，从土豪手里1万块的砖头大哥大，到几乎人人在用的智能机，还是“量增价减”。

　　

　　按当下的定义，工业革命的标志性结果竟然都是消费降级，这说明要么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与文明的巨大退步，要么“消费降级”是扯淡。不论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利润率趋于零框架，还是西方经济学市场竞争或创造性破坏的框架，成熟商品/服务价格下降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

　　现在语境中的“消费降级”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仅仅盯着固定的商品篮子，认为价格下降一定会导致全社会收入下降和通缩。事实上，技术进步在压低成熟产品价格的同时，也在带来新产品的供给，基数最大的普通群体一边消费更多的成熟产品，一边逐渐渗透接触新产品，以购买力计算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不断向前迈进的消费循环。

　　面包价格下降，工人买入更多肉食和酒；食品价格下降，工人开始购买家具和汽车；商品价格下降，工人追求更好的教育医疗和文化消费……消费升级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的购买力和不断丰富的消费篮子。而消费降级，应当被定义成由于价格上涨或收入下降，能够消费的商品总效用下降（比如这个月能顿顿吃肉，下个月被迫只能一天吃一顿肉）。

　　

　　

　　搞清楚了定义，再来看我国的消费形势。发达的电商体系下，快递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切口。这两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在高位保持近20%的年增速，尤其是在某些中高端人士眼中颇受鄙视的某下沉平台，极大提高了低线城市和县城乡村的网购渗透率。同时单个包裹的均价也有下降，这是消费降级论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笔者从中看到的却是消费基数的扩大和社会消费浪潮向被忽视的10亿人（非中产群体）的传导。

　　真正出现消费降级的，是一些早年间过度扩张赚取超额利润的行业，正在由于监管铁拳（金融）或市场出清（互联网房地产寓公等）等因素，个人消费和公司报销能力大幅下降，连带一线城市消费数据表现难看。这些行业的舆论声量大、媒体资源多，鼓噪出不买奢侈品、不去高端酒店、不下高端饭店就是消费降级的舆论氛围，但他们也只能代表少数人而已。

　　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消费降级”，而是“消费升级受阻”，消费升级的两个要素——收入上升和消费篮子丰富都出现了问题。收入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有所讨论，这里再补充一点。

　　论证居民收入占比太低的言论，必说政府收入占比太高，要求政府向居民（实则是企业）让利。这些言论的论据不外乎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人口再除以GDP得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40%左右。然而入户调查得出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较大程度上低估了居民收入（原因很复杂展开就太琐碎了，可自行搜索），如果用全球可比的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各部门收入占GDP比重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与发达国家差距远没有20个百分点之多，政府收入也在不断让利萎缩，而企业分走的GDP蛋糕却高过很多发达国家。

　　

　　“内卷”问题固然令人担忧，但也要区分清楚，有一部分价格下降是技术进步的红利（如新能源汽车技术的高发展），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本不应该压缩的成本被压缩，造成的恶性价格下降，比如偷工减料，比如压低劳动收入，比如互联网思维惯用的烧钱挤死竞争者然后搞垄断。不是价格太低连累了打工人的收入，而是普通打工人收入长期低于均衡水平甚至法定底线导致价格终将下行。

　　再说消费篮子的丰富。为了对抗技术进步带来的价格下降和利润压缩，资本发明了符号（zhuangbi）价值支撑垄断利润。30元的奶茶真的比4块的柠檬水好喝7.5倍？奢侈品牌包包就比帆布袋更好用？住三亚五星酒店就远比去小县城度假能带来更好的出游体验？债务驱动的泡沫时代落幕后，消费者发现用更少的钱可以带来等效的享受，消费者的效用没减少，赚不到暴利溢价的资本开始哀嚎。

　　

　　

　　

　　问题是，打破符号价值迷信省下来的钱，匹配不到新的高质量消费对象，消费篮子装不进新的项目，原有项目降价的通缩效应就显现了出来。原因是多面的。我们处于两轮科技浪潮的交界，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消费品创新逐渐接近技术边界，不能像10年前那样不断产出智能机、自媒体等绝对新鲜的商品和服务，或者用网购的商业模式把已有的商品低成本送到未接触过他的消费者面前。

　　休息时间过少收紧消费服务的约束线，降低服务消费体验，这个原因我们上一篇文章讲过，不再赘述。

　　最后一个原因，是资本只懂赚快钱割韭菜的生产模式，产出不了满足消费者品位和审美的服务供给。在有些行业，消费降级已经成了商家无力产出优质供给的遮羞布。去年电影行业十分萧条，业内不分析流媒体短剧等友商冲击，不反思“老艺术家”和流量小生拍的烂片倒了观众的胃口，简单把大锅往“消费降级”“经济下行”甚至“打压进口片”“民族主义”上一甩，顾影自怜岂不美哉。

　　直到今年哪吒2给消费者的不满情绪打开了一个泄洪口，给消费者一个值得“just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的对象，电影领域的消费降级论立刻脸被打肿。哪吒2近乎“疯狂”的票房曲线对想靠劣质产品溢价营销发财的商家竖起了中指，“不是我降级，而是你一直太低级”。

　　

　　我们需要80%的消费率吗？

　　消费占GDP的比重叫消费率，同理还有投资率。美国居民消费率80%、印度居民消费率70%被作为了标杆，中国居民消费率40%是不重视民生云云。问题是，这么高消费率数字背后，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

　　首先号召提高消费率和主张稳住房地产价格就是矛盾的。我国很高的投资率可不只是修路架桥、扩张产能或者浪费在某些无用奇观上，房地产开发投资始终占据固定资产形成的很大一块。而房地产价格高企及衍生的利息支出庞大，是抑制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如果一个人/机构嘴里同时批评我国消费率低和主张促进房地产回春，那他肯定没把消费当成普通人改善生活的目的，而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

　　这一期讲的“统计叙诡”有点多。关于消费应该记在谁的账下，有“消费支出”和“实际最终消费”两个概念。简言之，消费支出统计“谁花钱”，实际最终消费统计“谁享受”，比如义务教育阶段老师的工资由政府支付，算作“政府消费支出”，实际上由居民享受，算作“居民实际最终消费”。

　　前面说过，我国支出法统计非常不成熟，消费支出的统计还存在很多堵点，遑论精准区分到底谁受益的实际最终消费。“巧”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水电燃气取暖等）多且广泛，在居民消费生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结果大量的居民消费被粗略地划在公共消费里，反倒成了别有用心之人乱说一气的“证据”。

　　在数值上，我们的消费数据也很“吃亏”。涉及民生的商品和公共服务价格受到严格控制，从居民电价到高等教育再到医疗服务，在计算GDP时，作为货币计量乘数的“市场价格”实际上远远低于所谓自由市场下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有”的价格。

　　这形成了一个很神奇的悖论：凡用货币计量的指标，比如人均收入（GDP或者GNI，甚至购买力平价计量下的货币指标）、消费率，我国距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小差距；但一旦比较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等实物指标，我国远超很多购买力平价人均GNI是我国2倍以上的末流发达国家，也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之耻。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计算的人类发展指数（HDI）里，我国两项指标非常吃亏：一是购买力平价人均收入，二是现有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受老一辈受教育水平低拖累较大，反映当前教育水平的预期受教育年限非常高，说明我们在两代人时间里实现了教育质量的巨大跨越）。从HDI上看，我国不如俄罗斯、白俄、墨西哥、哈萨克斯坦甚至利比亚，但实际中谁会认为我们的生活质量比他们低呢？

　　假如我们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把医疗服务完全交给市场定价，推动医疗占GDP比重从当前的7%上升到美国的17%，那么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立刻上升到46.5%左右，骤升6.5个百分点，当然这还没算衍生的商业医保繁荣，推高了居民金融服务消费。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放弃人均预期寿命向80岁以上迈进的趋势，并原地下降0.8岁，字面意义上的用命换数。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支付寿命的代价。不难发现，一些特别在意消费率数字应该达到几十的专家和机构，往往同时特别在意发展高端服务业，包括引进外资医院和大学、放松医保集采、提高本科学费，乃至全面放开关键服务业和公用事业定价等等。如此这般，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可以随着消费率数值的膨胀而膨胀，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质量，会因为40变成了60而提高一半吗？

　　美印70%以上的居民消费率本来就属畸高，大部分欧洲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不超过60%。太多实物量指标证明，我国居民让渡一些货币收入和直接自己花钱的消费机会，让社会主义政府举办质优价廉的消费项目，实效远远好于把现金直接发给原子化的个体消费者，面对强大的市场化服务资本接受低议价权盘剥。如果真挖空心思追求畸高的消费率，普通人就要经历真正的“消费降级”了。

　　现代经济活动本已足够复杂，用来测度经济事实的统计工具同样复杂微妙，甚至不甚完善。很多所谓经济学家或专家，要么出自学艺不精不求甚解，要么出自搬弄事实为己谋利，会用各种方法讲出“叙事性诡计”的数据解读。普通人很难深入辨析数据的局限或逻辑的陷阱，也很难评估预测所谓的建议对自己利大于弊还是反之。如果只是为了发泄对现状的不满，随之摇摆附和抱怨，最后被卖了也只能得到一句“自己选的嘛，老兄”。

　　现在，普通人参与的舆论对政策方向的影响正在不断上升，而很多政策理念处于改变的微妙平衡点上，舆论的重量很可能成为导致政策向某一方向偏重的砝码。在促消费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感到，投资驱动的旧有政策理念正在动摇，但是走高端消费路线还是大众消费路线，尚没有清晰定论（虽然有一些苗头已经更倾向于前者）。这也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在很多文章中反复分析这些话术和逻辑的原因。

　　

　　普通人大可坚持四个基点：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保障合理的休息权，保持质优价廉的公有制主导公共服务体系，拒绝高溢价低质量的符号价值PUA、倒逼商家提供更丰富的优质供给。从这些立场出发，很多虚无缥缈的数据摆弄，别有用心的情绪引导都会失去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