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弗雷恩 | 关于工作我们可以想象什么样的未来？

　　编者按

　　近几年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已经让打工人时刻感受到失业的隐忧，而最近一段时间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更是让我们担忧自己的工作有一天会被取代。与步步紧逼的外部环境相对应，互联网上所谓“职场发疯文学”和“摸鱼文化”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人们一方面担心着自己失去工作，另一方面又为工作所累、所苦。本应作为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工作为什么成了阻碍幸福生活的元凶？大卫·弗雷恩深入描绘了工作对生活的全方位侵蚀，并援引一系列社会学理论，分析了何为工作伦理、工作伦理为何依然难以撼动，以及关于工作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未来。

　　本文大卫·弗雷恩著作《对工作说不》的选节。

　　路在何方？

　　文 | 大卫·弗雷恩  译 | 重命名小组

　　尽管一个不那么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的前景听起来很吸引人，然而消极的一面是，目前似乎不存在任何有发展时间政治的潜能的文化运动。我在本书探讨的对工作的抵抗，与其说是一个成形且连贯的政治项目，不如说是一种心态或可能性更准确。那些抵制工作的人，无论我们如何定义他们，并不具有整体的使命，没有公共的发声，没有超越共同经历的真正团结。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对工作的文化幻灭，但这种幻灭感尚未找到集体的表达或政治手段，而对“工作然后消费”这种生活方式的日益不满能否转化为真正的社会替代方案，还有待观察。人们的心态已然发生变化，但“严重缺乏的是对其意义及其潜在的激进主义的公开诠释”(Gorz, 1999: 60)。有鉴于此，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抵制工作教条呢？

　　一、敞开讨论的大门

　　我的第一项建议是敞开讨论的大门。首先最重要的是，敞开大门需要工作批判家们做出更加协同的尝试来吸引公众，而不是只面向少数学界人士。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对工作和失业活生生的现实进行更多公开调查，帮助人们认识到神话般的工作神圣性与人们实际经历中令人不安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项目可能需要明确地致力于向广大民众表明，工作存在共同的结构性问题，并非某个雇主或工作场所的对抗者特有的问题。

　　敞开讨论的大门，还需要说明有多少通路可以走进批判性讨论。最近的许多文章都强调了迈向一个不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的生态理由，他们意识到如果将生产力的增长导向更充裕的时间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消费品，可能会给环境带来好处。有人推测，拥有更多自由时间的人可能更有能力也更倾向于参与环境友好但更花时间的活动，比如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修理而不是丢弃、自制而不是购买包装商品 (Hayden, 1999; 2013)。正如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我自己的案例研究里有一些初步证据，证明时间对于过上更加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的益处，这些证据表明，如果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他们很乐意减少图方便的消费或补偿性消费。

　　如果生态环境是进入讨论的一个可能通路，那么其他人也可能会出于公众健康的兴趣加入讨论。2014年，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军人物约翰·阿什顿建议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以此解决从高血压到焦虑、抑郁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他将这些令人担忧的发病率部分归因于工作分配不均，它导致一些人因长时间工作而影响健康，而其他人则因失业和贫困而焦虑不安 (Campbell, 2014)。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的是，关于公共卫生的讨论能够更加坚定地直面疾病的社会根源。批评家马克·费舍尔称此为将疾病“重新政治化”的努力，他认为压力和其他现代情感障碍是“可捉摸的不满”的形式：是更广泛的系统性不和谐的局部迹象，社会分析家的职责正是解读这些迹象并将其发展为对政治现状更广泛的批判 (Fisher,2009: 80)。从这个角度来看，压力、焦虑、抑郁等问题与其说是个人问题，不如说是对当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及其固有问题——不安全感、异化和常常超过身体恢复能力的生活节奏——的深刻控诉。我们不应该把现代疾病视为必须经过专业评估和医学治疗的个人病症，而应该认识到，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压力造成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理智实际上可能正是一种癫狂。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身体的极限和我们星球的极限正在提醒我们，社会需要变革。

　　还有一些可能进入讨论的路线。一些女权主义者开始对削减工时感兴趣，她们认为这样的政策可以使有偿和无偿劳动在男女之间更加平等地分配。这种观点认为，削减工时加上更公平的工作分配，可以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并让男性有更多时间参与家庭生活。因此，缩短工时是解决许多妇女习以为常的“两班倒”问题的一个可行办法，因为她们从事有偿工作的权利还没有与免于家务劳动的补充权利相匹配（参见Hochschild, 1990）。尽管强调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在言辞上很有诱惑力，但我们应该警惕仅仅基于“家庭价值”来论证减少工作的必要性。强调家庭时间的一个弱点在于，它将减少工作的论点禁锢在责任和义务的词汇中：“在我看来，问题在于，用无偿工作的道德化来主张减少有偿工作，阻碍了对主流工作价值观进行更广泛或更坚持不懈的质疑。” (Weeks, 2011: 159)。

　　本书的词汇不是责任和义务的词汇，而是自由的词汇。我的主要关注点是我们渴望逃离现实工作生活的困扰，我相信，减少工作最关键的优势在于它能让我们过上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快活的生活。就我而言，呼吁减少工作最具说服力的一点是它赞美了人类的自主能力：“这是重新表现和重新创造自我及人际关系的能力，在可见的范围内设计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自由”(Weeks, 2011: 168)——而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通过异化和殖民的过程阻断了这种能力。然而，归根结底，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反对工作的有力论证，我们就应该花一些时间认识到当今批判性文本涉及的广泛范围。社会活动家们应该强调，对工作教条的抵抗可以同时是为了环境、健康、性别平等、家庭、自主性，还有别忘了享乐，而做出的抵抗。

　　二、积极关注社会的局外人

　　对工作教条的研究干预需要研究人员积极关注社会边缘人群的价值观和实践。我在此想象的研究人员的角色是，利用自己的技能和洞察力，与拒绝工作的运动团结一致。马克斯·海文和亚历克斯·卡斯纳比什认为，当今社会研究被学术机构垄断，研究人员往往是在对社会运动做研究，而不是与社会运动并肩作战。研究者的角色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趁机介入”，致力于运用学科视角进行研究，并为学术界提供有用的知识(Haiven and Khasnabish, 2014: 13)。然而正如迈克尔·毕利希所言，与这些研究事业相关的出版物往往晦涩难懂，并总是自我指涉的（无论如何，在学术界之外，这些出版物往往是不见天日的）(Billig, 2013)。与海文和卡斯纳比什一样，我也希望看到研究人员能够自信地为自己辩护，他们与社会运动团结合作，以实现社会变革为目的，而不是相反，为了创造学术资本而对社会运动做研究。

　　为了促进对拒绝工作的长期研究，研究者需要以积极的心态接触社会边缘人群，不仅将他们视为被排除的个体，需要重新融入社会，还要将他们视为反对工作的潜在灵感来源。一门具有解放性的社会科学应该抵制基于工作和消费主义的规范化生活方式，并避免暗示偏离这一规范必然会带来匮乏和羞耻的经历。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研究项目，彻彻底底地思考那些在去技术的和微观管理的就业领域之外探索生活、合作、表达和创造的多种方式的示范性经验。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研究项目，超越经济交换关系的范畴，对用不那么传统的方式满足生活需求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通过调查，研究人员或许能使人们更多地了解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的创造力，他们已经在发展自己关于愉悦、自足、财富和幸福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和一个不那么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相适配的。如果研究者愿意以清晰的风格传达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许读者会从这些例子中得到启发，那些曾经各自为阵或成为零碎小群体的抵抗者和局外人将获得更强的团结感和集体目标感。

　　三、加入言辞之战，武装起来

　　在某种程度上，对抗工作教条的战斗就是一场关于语言的战斗。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社会有能力吞噬和消化抵抗的一些例子，其手段要么是掌控激进语言，要么是把批判性交流扼杀在摇篮里。如果说曾经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主张人们“做自己”的权利来挑战，那么第二章则展示了这一想法是如何被当今管理者的快乐文化所征用。如果说许多人站出来公开反对工作，那么第四章则展示了媒体如何用异端和个体病理的语言来讨论抵抗行为，从而压制和羞辱持不同意见的声音。如果工作教条的批评者想要加入这场语言之战，他们最好全副武装起来。例如，针对今天对所谓“权利文化”的道德恐慌，我们可以发展出对更为普遍的“感恩文化”的批判来予以回击。当人们迫于压力生存，开始投身于可能提升他们简历的任何形式的工作时，感恩文化就会蓬勃发展，无论那些工作是有偿还是无偿、合适还是不合适。在我所从事的学术领域，感恩文化盛行，激烈的求职竞争让刚入行的学者别无选择，只能一头扎进任何可能的工作岗位。在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对合同、薪酬和工作条件等问题发牢骚几乎成了一种不体面的行为。你应该感恩最开始有这样的机会(参见 Brunning, 2014)。与其鄙视那些因权利感而拒绝工作的人，让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有权利感一些，并对今天的感恩文化做出大胆的新批判。

　　总之，我们似乎需要在语言上更具创造性，并以暴露工作伦理已经过时的方式引导讨论。我们需要挑战经济理性，想方设法谈论非工作活动的内在价值，以及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工作一词，以描述比雇佣工作更广泛的活动，我们需要消除一个人要么在工作，要么就没有做任何有价值的事这种错误的二分法。我们该如何命名一场反对工作的运动，这个问题似乎也相当重要。在本书中，我曾多次用大卫·坎农“有价值的伦理”的概念来描述受访者的动机。采纳“有价值的伦理”意味着质疑有偿工作的神圣性，并坚持认为，可以围绕其他——可能也是更值得的——活动来安排生活。我之所以借用这个词，是因为用它来描述对工作的抵制似乎有某些好处。最明显的好处是，它刻意映照了它所希望取代的概念——工作伦理——同时也有一些其他好处。首先是，基于“有价值的伦理”的运动的概念避免了试图以现有的社会类别（如阶级或性别）为基础将人们团结起来的陷阱。向一个不那么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会使许多人受益，而对更自主的生活的渴望并不属于任何单一人群。只要人们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只要人们感到社会预先规定的角色与自我意识之间存在裂痕，就会产生超越以工作为中心的存在方式的愿望。无论这些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有没有家庭，工作还是不工作，富有还是贫穷，情况都是如此。人们有可能可以在“有价值的伦理”这面旗帜下团结起来，作为一面旗帜，它的一个优势在于含义广泛，它并不把抗争局限在任何特定的文化群体。什么是“有价值的”，由每个人自己决定。

　　“有价值的伦理”在概念上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强调了我在本书中一直阐述的一个观点：那些抵制工作伦理的人并不一定像刻板印象所暗示的那样没有道德。相反，伦理的提法坚持认为，除了献身于工作之外，还有另一些人生信条让人们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和方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价值的伦理”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对“赋闲”概念的改进，是反对工作教条的呐喊口号。尽管“赋闲”的本意是自嘲（就“闲人联盟”而言，它成功吸引了不同人群的想象），但如果它最终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抵制工作就等同于过一种懒散的生活，那也是违背直觉的。在我的研究中，有几位不属于“闲人联盟”的受访者实际上对与自称“闲人”的人参与同一项研究感到有些失落，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歪曲。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努力表明，没有工作的生活不一定是空虚的、没有道德的。

　　四、保卫想象力的重要性

　　最后，我还想强调持续致力于乌托邦式思考和分析的重要性。露丝·列维塔斯将乌托邦式思考定义为“渴望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表达”(Levitas, 1990: 9)。乌托邦思维不是从现实出发进行推论，而是促使我们首先思考我们想要抵达何处，然后思考如何抵达。想象一个替代性的更理想的未来，有助于我们反思当前社会条件使之产生但尚未满足的愿望。然而，尽管这听起来值得追求，“空想家”常常被用作一个贬义词，用来形容那些鼓吹不切实际的改革，或对社会完美抱有荒谬愿望的人。正如列维塔斯所指出的，这种蔑视既有幽默的一面，也有极其严重的一面：在天平一端，空想家被贴上白日梦想家的标签，而在另一端，空想家被视为暴君，因为他们忘记了乌托邦思想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 (Levitas,1990: 3)。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乌托邦一词总是在这样的贬义的语境中提及。

　　与这样的趋势相反，我希望我们能够捍卫更加乌托邦式的思考和说话方式。如果说最近的经济危机向我们表明了什么，那就是危机本身并不足以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无论危机如何升级，除非我们社会对另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持开放态度，否则积极的变革就永远不可能发生。乌托邦思维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我们总有办法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它促使我们从危机中组合出新的东西来，而不是在现有体系内寻求更荒谬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在我看来，无论这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变得多么支离破碎——无论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有多么惊人，无论今天的工作者感到多么有压力和沮丧，无论这种压力以种族主义、暴力和成瘾的形式渗出多少，也无论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多大压力——除非我们开始积极考虑和探索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否则，积极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发生的。再次借用凯西·威克斯的一句话，乌托邦思维的重要性在于“解开‘当下’的束缚” (Weeks, 2011: 205)。乌托邦思维旨在帮助我们获得一个珍贵的视野，超越那些太过于熟悉的可能性。

　　这并不意味着要为社会变革提供并强加一种预先设定好的蓝图，也不意味着减少工作是包治社会百病的药方。我在本书中想做的只是，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对社会世界的方方面面提出问题，否则这些方面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或看似无法改变。发展一种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态度，并不意味着要否认目前工作的必要性以及工作带来的满足感，但确实意味着要在我们自身和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些健康的批判距离。乌托邦式的评述应试图激发、鼓舞和启发读者的欲望，在不屈服于平庸的乐观主义的前提下，唤起读者的希望。如果有人指出乌托邦思想不现实，批判家应当予以反驳——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相信事态永远不会改变也同样是一种被哄骗的结果。

　　最终，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工作可以带来一系列至为重要的愉悦——如果不是来自生产过程本身，就是通过与之相关的社会交往、经济回报、地位感或成为公共人物的机会。然而，我想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权利必须依赖于对工作——一种往往是剥削性的、对环境有害的活动，更不用说其稀缺性了——的臣服？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思考满足收入、权利和归属感需求的其他方式来展开政治讨论？对于那些认为除了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别无选择的人们，我想说，一个无法想象以商品关系之外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团结和目标感的社会是极其可悲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