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南宋时期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上）

　　编者按：北宋末年，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极端腐败，空前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不堪压榨，奋起反抗，北有宋江，南有方腊，农民起义的浪潮此起彼伏。不久，北边的金国统治者大举南侵，夺取了广大的黄河流域，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而仍然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压榨。钟相、杨么在湖南起义，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南宋统治集团采取对金消极防守，对劳动人民积极加强镇压的政策，维持苟安的局面。在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继承二程，宣扬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加强封建礼教，企图用以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巩固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统治。历史上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最起作用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丘以后在我国封建时代影响最深的一个大儒。朱熹的著作很多，有《四书章句集注》等。从南宋到明清几百年间，程朱学派的哲学成为正统的官方哲学。陆九渊(生于公元1139年)，出身于官僚世家。他继承儒家思孟学派，并使之与佛教禅宗的思想结合，构成了他的主观难心主义的“心学”思想体系。他是维护南宋封建统治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著作有《文集》等。到明代，王守仁发挥他的学说，称陆九渊的学问为“心学”。他们的学派后来称为陆王学派。这里我们要讲的朱陆两派是南宋唯心主义的两大派。

　　朱熹发挥了二程的理一元论，加上一些补充，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程朱学派所谓理有几层的意义。理的本来意义是事物的规律。事物的规律是一类事物所共同具有的，是一般的东西，而事物则是特殊的东西。但程朱把一般与特殊割裂开来，认为理是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并且是事物的根本，在事物之先。这样，他们所谓理就不是事物的规律了，而只是一些一般性的概念，观念。讲理在先，也就是讲观念在先。而程朱所谓理还不简单就是关于事物的抽象观念，他们所讲的理的内容主要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基本标准。实际上，他们是把封建道德标准绝对化永恒化，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字宙的根本，一切事物的根源。他们把封建道德的基本原理说成是自然世界的基本原理，把封建的社会秩序说成是自然的永恒的秩序。这一方面把封建道德原则神秘化，永恒化，一方面又赋与自然世界以道德意义。其目的是抬高封建道德的地位，借以巩固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反动统治。程朱学派以理为中心观念，所以称为“理学”。

　　朱熹认为“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他说:“未有天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语类》)这段话清楚说明，在没有天地万物之前，先有天地之“理”，天地是从“理”中产生的。没有“理”，天地万物和人类也就不存在了。天地万物的生存变化，都是由于“理”的流行运动所发生的作用。“理”是超然于万物之上的，是绝对不变永恒存在的。朱熹的理实际上是最高的封建教条，他说:“理只是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语类》)君臣之理，父子之理也都是天理，只不过“其分不同”； 所以人人应当遵守，各安其分。他说:“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则安得私？” (《语类》)各安其分，即是“天理”，不安其分即是“人欲”，“人欲”发展就造成“乱臣贼子”。由此可见，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完全是为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秩序和伦理纲常作论证而提供的反动理论根据。

　　朱熹极力宣扬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认为人的心中生来就含有一切事物之理，但心虽含有万理而不能直接自己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格物”工夫，就事物加以研究，然后才能达到心的自己认识，从而对于天地万物之理就无不了然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直接渊源于二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他说:“格物致知”的目的“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列宁曾经批判黑格尔说:“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某种永桓的‘绝对观念’的体现，而且人类精神在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时候，就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现实世界认识‘绝对观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朱熹的“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的实质也正是这样，所以是典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这种先验论的认识论和他的唯心主义“理”一元论是分不开的，由于他一切都从“理”这个虚构的绝对观念出发，因此在认识论中，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都不外是理的化身，就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批评的那种思辩哲学一样，首先虚构出一个所谓的绝对观念“理”，然后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又把“自己跟自己结合”起来。从认识的主体说，那就是被安置在人身中的“性”，“性即理”； 从认识的对象说，那就是事物中之“理”；这“理”当然不是事物的规律，而是绝对观念安置在事物中的东西。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就是“理”自身的结合。朱熹的“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人们“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文集》) 所谓“明人伦”，就是教人们自觉地执行封建伦理道德来巩固封建社会秩序；“讲圣言”就是要精通孔丘以来的封建教条；“通世故”，就是要懂得封建地主阶级的人情世故。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在封建社会后期起着极为有害的作用。

　　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提倡的所谓“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论。他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气杂而言之”。(《文集》)天地之性(即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所以是纯善的；气质之性， 则是与气相杂的理，受气的局限和制约，所以有善与不善。二程、朱熹的人性论是直接同封建的伦理道德相结合的。朱熹说:“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玉山讲义》)意思是证明仁义礼智是人人都有的道德本性。他还认为，人性中的天理，只是一般人由于“物欲”所蔽，未能实现出来。他说:“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的，就是“圣人”；“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的”，就是“愚”、“不肖”(即对劳动群众的蔑称)。这样，他就将“人欲”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只有变化气质，用天命之性来主宰，才能恢复善性，即不至于违反封建道德。朱熹认为这种修养的方法就是“去人欲，存天理”。这也就是当时道学唯心主义者，也是朱熹所着重强调的所谓“天理人欲之辨”。就是说首先要分清“天理”和“人欲”的区別，“天理”是至善的道德标准和体现，而“人欲”则是一切不善行为的根源。只有克服和去掉“人欲”，才能保存和恢复“天理”。这就是要求人们的一切思想动机，都必须符合封建道德的标准，而一切违反封建道德的要求都必须消除干净。这是加强封建礼教统治的反动说教！

　　照朱熹看来，人们如果做到“存天理，灭人欲”，那么从这个人说就是有道德的人，这样的社会就是合理的社会。所谓“存天理” 就是说人们应按照自己的地位做应该作的事情。所谓“灭人欲”就是人们也应该按照自己的地位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朱熹完全和二程一样是“以理杀人”，企图用他这套伦理说教把人们框在封建等级制的框子里，安分守己，任其宰割。他的天理人欲之辨，最集中地表现了其哲学思想的反动性和僧侣主义实质。宗教把一切物质欲望看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朱熹也正是这样，他吸取了宗教的禁欲主义来为巩固封建道德制度服务。根据“理欲之辨”，朱熹还强调了所谓“王霸之辨”，宣扬历史退化论。南宋以后，程朱学派强调理欲之辨，大大加强了封建礼教的强制性和残酷性，强化了君权、父权、夫权等封建绳索，“去人欲，存天理”成为箝制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更是深受其害）思想，消除人民斗争意识的反动工具！

　　朱熹是中国封建时代唯心主义思想集大成的人物。在中国封建时代的长时期中，唯心主义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汉代董仲舒宣扬神学目的论，形式比较粗糙；魏晋玄学唯心主义放弃了神学目的论，宣扬“以无为本”的虚无主义的本体论，外来的佛教则大讲其“万法唯识”，“一切唯心”的主观唯心主义。经过唯物论者的批判，这些都不行了。二程扬弃了虚无主义，提出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 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比较精致，虽然没有佛教唯心主义体系的复杂，但更适宜于宋代以后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朱熹根据二程的学说更加以发挥和补充，他对唯物主义关于气的学说的思想资料，加以歪曲利用，一方面断言理是根本，一方面又讲理气不能相离；一方面断言心本有知、宣扬先验论，一方面又讲“即物穷理”，承认研究事物的必要。他的学说是比较精致的，也是更加狡猾的。朱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内容更富于思辨性，因而具有更多的欺骗性。他写的《四书集注》，后来成为几个封建朝代的知识分子必读书（也就是所谓的“十年寒窗苦读”之物），借孔子的名义宣传他自己的思想，因而影响最大，流毒也最深！朱熹的学说，受到南宋，元、明以及清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这种僵化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起了延缓社会经济发展的反动作用。朱熹的哲学不但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而且在近代，在封建殖民地的旧中国，也还有人推崇朱熹，把他的学说和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结合起来，为反动统治集团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服务；而现代的一些政治骗子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也是和程朱学派的唯心主义一脉相承的。

　　陆九渊嫌朱熹的学说太复杂太烦琐，于是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干脆的办法。他说理就在心中，“心即理”，因此不必多向外求，只要“保吾心之良”，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封建道德原则，一“理”。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陆九渊认为，他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简易直载”，才是维护封建的社会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于，无限夸大心的思维作用，以至否定了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把心看成唯一的实体。陆九渊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杂说》)。他所谓理不是客观世界的规律，而只是封建道德的原则。他所谓的心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意识。所以陆九渊所谓心即是理的实际意义就是认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意识是最高的实体。他认为这个就是世界的根本，世界就是依据这种地主阶级的道德意识而存在的。他说:“此理塞宇宙，……说即是邪说，见即是邪见”(《语录》)。这样，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趋向、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见解，但他武断地认为一切与封建地主阶级道德原则不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都是必须排斥的。可见他顽固地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心即理”，那么是否说任何心中的观念都是合理的呢？陆九渊是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才提出不合乎封建伦理德的思想都是“邪说”。这就完全暴露了陆九渊所鼓吹的“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矛盾百出的，其目的无非是要强调封建伦理秩序的永恒性和内在性，企图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地主阶级纲常名教的绳子上。

　　陆九渊认为世界的本源便是吾心，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他提出了一套所谓“简易”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他认为心中本有理，理本在心中，因此只要反省内求，就可以得到理。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理”，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必须经由“格物”的途径。而主观唯心主义者陆九渊认为世界的本源就是“吾心”，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便是对“吾心”的自省。这些道学家的“理”也好，“心”也罢，实质上都是封建的伦理道德之类，但是在对这个绝对的本体的认识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陆九渊强调认识无须向外探求，因为“天下万物，不胜其繁”，而良知(不虑而知)良能(不学而能)乃“我固有之，非由外铄”，取得认识真理的途径，只须“保养”“本心”，万物之理自然明。他认为这种认识的途径，就是“简易功夫”。他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安落得净尽，方是。”(《语录》)所谓“简易工夫”就是这种宗教修行式的“禁欲主义”和“愚民政策”，后来王守仁所说的所谓为学在减不在增，正是陆九渊这种思想的发展。陆九渊无限夸大“心”的作用，说什么“吾心即是宇宙”。他这样强调不受任何外界的束缚，充分暴露了处于危机四伏的封建地主统治阶级自欺欺人的空洞无能。

　　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提倡向内反省的“简易工夫”，目的正在于反对实践，他认为只需闭目塞听，静坐修养就可以达到认识真理。但是，离开客观世界，离开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等实践活动，而从打坐瞑想中忽然得到所谓的境界，那只能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自欺欺人的精神状态。一切主观唯心主义者就是喜欢这样不厌其烦地宣扬神秘主义来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和陆九渊所鼓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论相联系的就是他的唯心主义的道德修养，他在这方面也提出了一种简易直接的修养方法。他认为，要先肯定自己的仁义礼智的本心，然后以充分的自信依照本心所认为对的去做，就可以恰到好处。他认为本心就是理，本心的自己认识就是理的自己显现。但人也还有欲，欲是妨害心的，要保持本心，必须清除欲望。这种“存心去欲”的说教就是把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人所固有的，而任何违背这种道德观念的欲望都被认为是不正当的。他就是这样来否定劳动人民为反抗剥削压迫而进行的斗争。

　　陆九渊曾对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辩” 提出异议，那主要是反对把天和人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天人只是一心)，不是反对分别理欲。这种论学方法上的不同，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只是唯心主义内部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区別。朱熹所谓“理”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准则，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就是把封建道德的准则客观化、绝对化、永恒化，从而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陆九渊的所谓“理”也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准则，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把封建道德准则说成是人心所固有的先验的内容，从而为封建制度辩护。一派把理抬到天上，一派把理放在心中，其目的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斗争乃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朱陆两派学说都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为巩固封建社会制度而创造出来的思想工具。所以陆九渊的唯心主义道德观和朱熹的道德观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他也是要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一切阶级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道德意识，从而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教条说成是人人心中所固有的、自发自主的原则，把传统的封建道德教条的枷锁安置在人的内心之中，妄图以此来巩固封建伦理秩序，维护封建专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