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胡适最大的“政治道德缺陷”，并非买办与卖国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以很大的胸怀解禁了对胡适的学术研究和纪念。

　　其实胡锡进并没有说错，他非常贴合实际的叙述出了胡适这个历史人物在大陆学界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身位变换。

　　但是为什么作为曾经自50年代开始即被新中国批判的反动文化代表、却能够在80年代卷土重来再登庙堂，这是胡锡进不愿、当然也是无法回答的，甚至很多十分憎恶和鄙斥胡适的人也难以说清楚。

　　胡适最大的历史问题，并不是文化买办，也不仅是汉奸通敌，更不止是反抗新中国的建政……

　　论清「胡适」这个脸谱化的人物到底象征着什么，才能够真正厘明半个多世纪前我们为什么批判他，以及三十余年前又是什么人、出于何种目的请回了他。

　　1

　　首先，中国20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借助”、或者说“融合”、“带领”了民族主义最终取得了艰苦而伟大的成功。

　　因而，哪怕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胡适也根本没有任何洗白的可能性。

　　1915年，当日本政府悍然提出“二十一条”、妄图用不流血的手段“征服北洋”时，面对留美中国学生的愤慨，同是“庚子赔款生”一员的胡适却在大洋彼岸写出了一封洋洋洒洒的《致留美学界公开信》，公然嘲讽在美留学生：

　　都已完全昏了头，简直发了疯。

　　不到十年，1924年春天，早已经成为剧变中中国的政治明星的他，“如愿”得到了满铁——辅佐日本军部“经济侵华”战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巨额投资。

　　那年夏天，受到日本人重金邀请的胡适风光游历东北，在长春、沈阳、大连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称颂日本军国主义所谓“团结东亚”实质意图吞并中国东北的演讲。

　　当时日本媒体《盛京时报》为此做了大量篇幅报道，也得以作为史证留存，在此不妨摘取一例：

　　满铁当局此举之贤明，而与胡博士之惠然肯来，使东省人士得以聆其高论，无不胜欢迎之至也。

　　……大连虽系中国领土，而租借多年，且满铁所办之夏期大学，乃专为日人而设，是则胡氏今次东来，大有几分国际讲演之意味，以开中华学者出国讲学之新例，甚可喜也。

　　一年后，五卅惨案爆发。

　　在全国各界群情激奋之际，胡适再一次为刽子手开脱……根据据汪原放的回忆，陈独秀曾愤怒质问胡适：

　　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

　　然而胡适悠悠答曰：

　　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

　　胡适为什么不承认「帝国主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似乎一直以来被学术界漠视的史学话题。

　　仅仅是因为其汉奸卖国吗？这个话题后文会有探讨。

　　9月26号，就五卅惨案的社会讨论，胡适在武昌大学发表演讲，语出惊人：

　　况且英人没有用机关炮，用的步枪罢了，这是的确的。

　　紧接着，沿着长江一路向东，10月11号，胡适又来到上海继续演讲，且又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像中国这种“太知足”的烂民族，现在绝对的欢迎西洋文化侵略！

　　注意，他明确使用了“烂民族”、“侵略”这样的词汇。

　　我实在不知道今天舆论界某些脑路奇葩的后人到底是出于何种心态将他奉为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先声”。

　　当时间来到抗战（前夕），不出意外，一直领着日本人资金的他自然是竭力阻挡化解国内的抗日力量。

　　作为与汪精卫、周佛海共同创立“低调俱乐部”的主和派代表人物，胡适也是蒋府内部鼓吹“放弃抵抗”、“交出东北”的核心幕僚。

　　1937年8月6日，胡适书信劝说蒋介石：

　　至于外交的方针，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对此媒体界都看不下去，五天后的上海《申报》明文驳斥胡适：

　　前几回“国难严重”的时候，还明明暗暗的说，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劝国人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胡适博士还叫大家“静待五十年”…可是这一回，连“文化城”的北平和天津都沦陷了，我们再照老样子，“卧”下去，“尝”下去，直到四十五、六年以后再抵抗吗？

　　事实上，早在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的1931年10月21日，上海公共租界曾召开过一场由美国在华商会主导的第四届“太平洋学会”年会，胡适盛装出席，并在开幕式上演讲。

　　那场所谓的“年会”召集了大量日本学者和商人参加，目的就是宣传和贯彻英美等国针对亚洲范围内日本法西斯扩张的绥靖主义。

　　胡适当然是心领神会了，特别是那一阶段他早已不仅领着日本人的钱，还拿着英美的钱——1924年，美国曾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培植中国国内亲美力量，随即中美双方合作成立一个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中方十名董事，美方五名董事，总共十五人。这里本没有胡适，但是英国人看到美国人这么会玩，旋即效仿，英国工党政府也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英方退还的庚子赔款，罗素被任命为委员会教育委员，并向英方推荐了胡适和丁文江出任该委员会中方代表。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年会的演讲台上，西装革履、举止优雅的胡适在九一八国难之际，大抒大发英美势力的绥靖精神：

　　感谢中日两国的学者没有被政治事件干扰，两国的学者都认识到，不管统治者的愚蠢为两国带来了多么大的国难，都应该聚在一起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讨论国际事务。

　　真特么荒唐！九一八事变从任何角度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拉什么“两国愚蠢统治”的偏架？

　　这种发言，立刻得到了会场上日本人高柳贤三的“呼应”：

　　中国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我们在沈阳等地的行动无所谓侵害主权！

　　但这就是胡适的国际观与战争观。

　　又一个月后的1931年11月29日，他在给老同学索科尔斯基的书信中同样弥漫流露着浓浓的投降主义情愫：

　　弱比强难，因为要一个弱国承认自己弱，要有很大的道德勇气。对一个被愚蠢的宣传吹捧到忘我的国家来说，其困难何止成倍？

　　可以说，连媚日俱日的蒋介石都至少在明面上假装对日强硬（也是以图获得美英支持、筑牢其中国及中国战区领导人的地位），然胡适此人却屡次三番在蒋府内宣扬“和平降日论”，真乃“民国大师”风范。

　　对此，1941年12月6日，蒋介石直接在日记中开骂：

　　胡适、郭泰祺、陈光甫等毫无志气，不知责任，更无国家观念，唯以私利权位为谋。对于此等政客奸商官僚不道非人之所谓，时起忿愤。不可抑制，岂不自我小乎哉。

　　当时的胡适已被蒋介石派到美国三年，要求所谓“争取外援”、“博得国际同情”……

　　然而，根据日本特务今井武夫的看法，则完全是另一种政治判断：

　　他们（也就是抵抗派）策划派遣胡适去美国，把反对抗战的人赶出国外。这一活动果然奏效，胡适作为驻美大使赴任去了……

　　今井武夫的看法绝非故意轻视胡适，早在1938年胡适赴美之初，美国记者问他：

　　如果与日本和谈停战，阁下愿意接受承认‘满洲国’作为筹码之一吗？

　　胡大使居然眉头都没眨一下：

　　我个人愿意承认‘满洲国’。我还愿意接受热河成为‘满洲国’和中国之间的非军事缓冲区。

　　针对此人在美期间的工作，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再度日记愤书：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乃彼之功。.呜呼！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真可叹也！

　　2

　　仅这些卖国求荣之举，其实便已足够将胡适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在我看来，胡适真正的“政治道德缺陷”并非在此。其一系列买办叛国思想背后的深层逻辑，才是更值得探讨细究的。

　　首要之义，就是明晰到底什么是「胡适」，或者说「胡适」到底是什么？

　　1925年，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一针见血指出：

　　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其政治代表就是国民党右派。

　　可以说，在共产党较为弱小和分散、而国民党又十分贵族化、官僚化、封建化的历史当口，几乎只有年仅而立的主席在20年代精准觉察：在一个旧文化尚未褪去而新文化远未立足的时代节点，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未被除尽的土豪劣绅和前朝士族。由于基层社会无组织、群众没有被动员，因而新生权力单元的文武官僚与基层的地主阶级总能够结合在一起。国家也好，百姓也罢，对他们无可奈何。

　　自上而下的所谓“改革”，只能暂时地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杂乱无章的无组织局面。

　　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依然有不少以拥护袁世凯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权者，又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分封地盘……

　　官僚阶级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死了吗？并没有，他们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军阀因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

　　国民革命发生后，随即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未亡的士大夫阶级、士人阶层，后来称为「民国知识阶级」。

　　他们混迹于国民党高层，同法西斯军人集团共同组成了国民党的权贵中枢。

　　他们依旧是官僚，他们的家人、亲属、同窗、弟子依旧盘踞在中华大地的各领域中枢，乃至与外国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换。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毛主席有如此论述：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胡适」们，就是这样一场“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辛亥革命的最大利益获得者。

　　从辛亥革命伊始，至五四运动之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阶级依旧遍布中国的核心权力层。

　　他们只是赶走了拖着长辫的满旗马褂，却让自己成为了依然未变的「少数人」。

　　这种旧制的士族身份所带来的获益性和秩序感，在看似已经表面上推翻了清王朝的伪现代、伪共和、伪统一的格局里，可以让各大军阀感到自重，可以让掌舵权杖的孙中山感到宽慰，可以让参与“四一二”大屠杀的蔡元培与吴稚辉感到舒适，更可以让蒋介石和汪精卫拿到大把资本和大片土地，还可以让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继续把攥着在华的势力范围…

　　以及，可以让胡适走上人生巅峰。

　　注意上文的一个词：秩序感。

　　在如今普遍吹捧胡适的言辞中，“新文化旗手”、“打倒孔家店等旧文化的领导者”等称谓，往往是胡适重新获得学界追逐的合法性论证。

　　可是历史一旦被深察，粉饰的面具便会不摘自落。

　　在唐德刚的名著《胡适口述自传》里，他曾明言自白：

　　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 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的开山宗师——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

　　事实是，早在留美学习期间，梅光迪在给胡适介绍和称赞痛批程朱理学的颜元和戴震（受到清末章太炎思想影响）时，胡适竟然恼羞成怒，与之破口对骂…

　　在写给梅光迪的信中，胡适痛骂颜元、戴震……并大为称道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千古第一伟著”、“程朱心性之学为世界哲学之一大派”、“人类最高尚之智识”…

　　溥仪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曾讲过一桩轶事。

　　彼时皇宫里第一次安了电话这么个新玩意，年幼的溥仪成天四处拨打，有一日打给了著名的“文学大师”胡适。

　　溥仪问：“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说：“你是谁啊？我怎么听不出来？”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统。”

　　“宣统？是皇上？”

　　“对啊，我是皇上。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胡适登时双股颤栗，面温难凉，受宠若惊得就颤颤巍巍进宫面见圣上了。

　　溥仪原文如是记载：

　　为了听听他对我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指北洋政府对清朝皇室的优待条例），我很愿意多念点书，像报章上常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他果然不禁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

　　这是新文化的旗手？向孔家店进攻的文字领袖？

　　3

　　毫无疑问，尊儒尊孔，是胡适真正深藏心骨的封建文化内核，也是其士大夫底色的价值取向。

　　不论西装革履如何笔挺光鲜，右手钢笔、左手咖啡如何现代垂范，内心深层的程朱马褂是胡适毕生脱不下的长衫。

　　因而，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胡适是嗤之以鼻且极为敌视的，对于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他同样怒忱相待。

　　因为自下而上的革命，就是要打破旧秩序；而这个“旧秩序”，正是胡适赖以生存的阶级温土。

　　所以，胡适会欢迎并拥抱一切自上而下的权力重组。

　　不论是旧研究系，还是北大学阀内部的江浙文人，亦或是后续崛起的国民党右派军阀，包括不断渗透入华的帝国主义——胡适皆张开怀抱，垂涎辅佐。

　　早在1922年10月1号的文章《国际的中国》中，胡适就已经开始了为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中国作辩护的工作：

　　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

　　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

　　“时局图”早已清晰铺开，却言“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这就是胡适一心维稳呵护的“旧秩序”。

　　这个“旧秩序”，一直持续到1949年，也一直让胡适享受着士人长褂的风光。

　　前文提及，日本炮制“二十一条”时，胡适曾力主爱国学生远离政治；而至1919年12月，胡适又在《新思潮之意义》一文里继续落笔“相劝”：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这是十分直白的以儒家经典作为“诱饵”引导进步学生投身国故经典的繁文缛篇而放弃向现实的帝国主义宣战。

　　鲁迅则愤然回笔：

　　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

　　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

　　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

　　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被真正大张旗鼓的喊出，而胡适当时给民间学子开列了数目繁多的儒学书目，劝习者钻到孔孟之道里去。

　　作为针锋相对的反孔文胆，鲁迅坚决反对：

　　我以为要少，或者不看！

　　1933年3月22日，据《申报 北平通讯》报道，胡适竟向日本侵略者献策：

　　(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用孔孟之道中的精华——王道，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某种程度上，日本军国主义者或多或少还真考虑采纳了些许胡适的“儒学谨言”。

　　1935年，日本人在汤岛建了孔庙，煞有介事地举行了盛大的孔丘祭典和“儒道大会”，还特请了孔子的后裔到东京去“拜他们的宗”。

　　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制定了所谓《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指导方针为：

　　对于抗日思想泛滥的现状，必须一面以威力为后盾，打开局面，一面提高国民经济，收揽人心，恢复东方文化，确立指导精神，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汉民族的自发的合作。

　　其具体内容中规定：

　　尊重汉民族固有的文化，特别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招抚学者，加以保护，并振兴儒教。

　　1940年8月27日， 汪精卫在南京孔子诞辰纪念会上，发表题为《纪念孔子的意义》的讲话：

　　中国之一切的典章文物，无不源于先师孔子，无先师孔子，便无所谓中国文化。“和平运动”体现的是“儒教真精神”。

　　资中筠在谈及自已在抗日战争时在日占区读书的情况时写道：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天津，强迫各学校改用伪教育局审定的课程和课本，当然有抗日内容的都删去，……奇怪的是，除正常的‘国文’课之外，增加了每星期一堂‘经训’课。

　　这是过去没有的，过去只在国文课本中选进一些片断，如‘孟子见梁惠王’……。而自大约1940年起，我赶上读经：自初中一至高中一，依次为孟子、《大学》、《礼记》、《诗经》、《左传》。……高小一年级读《孝经》、二年级读《论语》，我没赶上。

　　更有甚者，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民’课被日伪当局改成了‘修身’，讲的都是中国古人忠、孝、节、义的故事。到我上高中二年级时日本投降，课程又改回来，记得‘经训’课变成了‘中国文学史’。

　　抗战胜利，迁至大后方的学校和师生陆续回来，询问他们学校是否读经，都说没有，并以鄙夷的口气说这是日寇为瓦解沦陷区人民斗志，变相奴化教育的一部分。这倒与历代异族统治者尊孔似乎接上了线。

　　彼时依然是鲁迅，特地用日文写了一篇讨孔檄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寄给日本杂志发表，正面批驳了胡适的“以辱迫华”论。

　　胡适对儒学的孜孜拥捧，甚至改变了“弟子”傅斯年的价值观。

　　在1919年4月1号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中，时年23岁的傅斯年这般作文：

　　宋明的学问是主观的，清代的学问是客观的；宋明的学问是演绎的，清代的学问是归纳的；宋明的学问是悟的，清代的学问是证的；宋明的学问是理想的，清代的学问是经验的；宋明的学问是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怀疑的。就这方法上而论，彼此竟是截然不同，所以彼此的主义，竟是完全的相左。仔细看来，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西洋人曾经用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

　　然而不到二十年，深受胡适训育的傅斯年出版《性命古训辨证》，竟字里行间竭力为朱熹唱诵，并有样学样，跟随胡适的心路大骂戴震、阮元“缺乏历史的观念”而朱熹这些理学家“更懂历史”…

　　也是当时，1934年，胡适发表了长达五万字的著作《说儒》。

　　《说儒》堪称胡适“得意之作”，他自己评价：

　　数年来积思所得。

　　闻继宁在《胡适儒学观述评》中称之为：

　　在周密考证的基础上，大胆的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后来在给陈之藩的信中，胡适直陈：

　　你看见我的《说儒》了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

　　1948年10月，胡适又在《大公报》的《自由主义》一文中继续称赞：

　　孔子是提倡自由主义的先锋，他的'有教无类'一语就是启发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之路的确证。

　　1959年，已然被逐故土的胡适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作了《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演讲，提出：

　　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想，怀疑，热心而冷静的求知，都是儒家的传统……孔子，就是中国的苏格拉底。

　　吴虞在《说孝》中笔锋犀利：

　　他们（日本侵略者）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

　　正如日本特务头子喜多诚一少将说的：

　　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

　　4

　　这就是「胡适」掩饰不尽的封建底色，由此也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新中国会批判胡适。

　　连用父子关系来比喻中美关系、妄图让中国给美国“当儿子”时，胡适都依旧不忘施以孔孟之道：

　　孟子在一个场合说“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在另外一个场合又根据同样的理由说：“古者易子而教之。”这就是要让父子之间避免常常因为“责善”，而造成“离”的恶果。

　　孟子不希望发生在父子之间的“责善则离”的问题，却由一个大国的政府强加在其孱弱的盟邦政府身上。其无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憎恶、反问、与劫难。我希望这个二十三世纪以前中国哲人睿智的诫言，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人理解这过去十年来的教训，而且作为未来之师！

　　当然，也不难理解胡适为何会那般的憎恨工农阶级立党、无产阶级建政的新中国。

　　1951年1月19号，《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对胡适做了个专访，彼时麦克阿瑟正叫嚣轰炸我国东北、解决朝鲜半岛战事，杂志便对胡适问道：

　　如果我们轰炸满洲会怎么样？

　　胡适的回答则和1938年初到美国做大使时的嘴脸别无二致：

　　贵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告诉我说，当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南京的时候，他以为人民一定会恨国民党。结果当他跟南京人交谈以后，他很意外地发现他们欢欣鼓舞地说，国民党终于回来了。

　　只不过，正如胡锡进所言，1978年之后，胡适似乎解禁了、洗白了、翻案了…

　　严格而论，曾经胡适那些被新中国在建国后痛批审判的标签和污点，在80年代之后事实上一夜之间成为了“勋章”，这也为胡适卷土重来奠定了文化基础。

　　需要看到，胡适20年代的崛起源于社会土壤，50年代的沉沦也源于社会土壤，而80年代的“重生”自然依旧是源于社会土壤……

　　序幕拉开得其实要更早，庞朴于1978年8月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 ，作为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化呼应，实质上开启了“重评孔子”的“时代任务”，包括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都可谓“炸弹中的炸弹”。

　　1985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孔子评传》是一个标志性的读物，在所谓“重评孔子”的文化语境中，匡亚明“传”“论”结合的《孔子评传》相较于一般的传记更引人注目。

　　在《孔子评传》的出版“后记”里，匡亚明直截了当的谈起他写作《孔子评传》的多年愿望及对孔子认知的几个阶段：

　　我酝酿了四十多年的一个小小愿望，现在总算实现了。那就是对孔子做出较全面的、公正的历史评价。现在出版的这本《孔子评传》就是力图阐明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也是在那一年，杜维明在北京大学的儒家哲学家正式开课，引起学界乃至政界广泛关注。

　　次年，由匡亚明联合召集推动，竟说动了谷牧，孔子基金会拔地而起…而这背后，也有邓颖超的支持。

　　当时，谷牧的话读来特别有趣：

　　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为了用以服务现实，我们毫不讳言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一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孔子学说，其中有许多东西仍然可以为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所利用，我们应当敢于公开声明这个观点。

　　近二十年后，2004年9月28日，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悬挂着“纪念孔子2555年诞辰”的巨大横幅，两边的对联是“先师功德垂青史，儒学精华照五洲”。

　　“文圣吾祖，恩泽海宇。千古巨人，万世先师。”曲阜市市长江成肃立在孔庙大成殿前，诵读了孔子诞辰2555年祭祀大典祭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公祭孔子，曲阜市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代表，以及海内外游客3000多人参加了祭孔仪式，引起全球瞩目。

　　随之而来的，亦是二十多年来胡适们的重新登堂入室，伴随着儒学秩序观的某种旧潮泛起，“去革命化”的思想正式被埋进历史的角落。

　　如胡锡进所鼓吹：

　　在中国大陆，目前有一些胡适的纪念物，比如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绩溪，胡适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胡锡进（或许）不知道也绝对不想让今天的网友们知道的是，1937年8月6号，胡适曾给蒋介石进谏，而这份谏折，在胡锡进口中似乎非常推崇胡适的胡适家乡——安徽省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全集》中，没有收录。

　　该原件在哪呢？它藏在台湾“国使馆”的“蒋中正总统文物”里。

　　注意8月6日这个时间点，它是“八一三事变”的前夜，由此可看出胡适出使美国前的最后心态。

　　这份谏折中，胡适列了五条方针，第一条方针就是：

　　中华民国在某些条件之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

　　那么胡适列举了哪些条件呢？原文如下：

　　1、在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得自由选择其国籍；

　　2、在东三省境内，中华民国之人民得享受居留、经营商业、及购置土地产业之自由；

　　3、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应有充分机会，由渐进程序，做到自治独立的宪政国家；

　　4、在相当时期，如满洲国民以自由意志举行总投票，表决愿意复归中华民国统治，他国不得干涉阻止；

　　5、热河全省归还中华民国，由中国政府任命文官大员，在热河组织现代化之省政府，将热河全省作为非武装之区域；6、自临榆县（山海关）起至独石口之长城线由中华民国设防守御。

　　我想，胡适的家乡安徽，恐怕也不是如胡锡进笔下那般游刃有余、坚如磐石吧。

　　5

　　以中国士大夫精神重塑新时代领导干部精神世界，既是对中华优秀文化深厚底蕴的映照，亦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士大夫精神，这是2022年公开的一则惊煞全网的政治宣传。

　　再往前看。

　　2018年时，还曾有一条让人错愕的新闻：武警部队某部，在一位名叫张黎明的政委的带领下，集体学习儒家经典《弟子规》，且官宣语气十分自豪，如官文自介所言：

　　老套路跟不上新时代，hold不住现在的年轻人。国学经典，文化底蕴深厚，官兵更容易融会贯通，厚积薄发。

　　不读马列读儒教，不尊党纪尊孔孟……

　　仁爱孝悌，纲常伦理，君臣父子，宗族主义……这些九十余年前在井冈山上被毛主席历经艰辛斩断扫清的封建糟粕，竟可以在党内、特别是人民军队内（且是进入新时代建设时期）仍割除不绝，实在叫人震惊。

　　近十年间，领袖多次在视察部队时强调过一句话：

　　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

　　二十年来，大陆突然兴起“国学热”，这背后有着忽略不掉的资本推手，以及相当阳谋的政治诉求。

　　首先无法遮掩的一个事实就是：大陆地区的国学风、儒教风，并非自孕自生，而是刮自港台地区，且带有非常明确的人为感。

　　港台地区研究儒学主要有两个地方，一是香港的新亚书院，二是台湾的东海大学。

　　港台兴起儒热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趁着欧美经济不景气、滞胀无法缓解，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却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便引发了东西方学者探讨。

　　不过探讨的结果，竟是给孔教戴了高帽。

　　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他的《论语加算盘》一书中，认为自己成功的经验就是“算盘 论语”，开创了儒家式经营之风。

　　又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也曾提出了“儒教精神促进了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观点。

　　适逢大陆地区正乘“入世”东风，国学热和孔教复辟旋即伴随着港商和台商们的歪理学说，在原本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得铁骨铮铮的大陆人民间扎下了根。

　　十几亿国人，重新软绵绵了起来。

　　儒教卷土重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去毛化”。

　　早在2011年1月11日，为“弘扬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座孔子的青铜雕像曾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

　　这样一尊基座1.6米，铸造成的雕像，是成为继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之后第三位进驻这一区域的历史人物。

　　它西邻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它北望天安门城楼，与高悬的毛主席画像相互端视。

　　整整一百天后，孔子老先生又悄悄然灰溜溜得被移出了神圣的天安门广场。

　　尊孔为“教父”，暗含着一种十分浓烈的“文人治国”味道，这是一种非常阴狠、非常矫造的气味。

　　从程朱理学，到康熙祭孔，从民国的所谓“大湿辈出”，到80年代的所谓“解冻”……历史已早有明晰。

　　孔教儒生士大夫们的复辟归来，气势汹汹，杀气腾腾。

　　而儒热的背后，则是某些人即便不敢言“改弦易帜”，也始终在谋求“红色退潮”。

　　6

　　曾有人说毛主席“全盘否定孔子”，这是不折不扣的史谣。

　　主席上过七年私塾，熟读儒篇，说他全盘反孔实在是污蔑了。

　　他对于孔子是局部的、客观的“反”，这正是在于他对孔思想的了解和理解。

　　别的不说，毛主席甚至还用《论语》中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来给女儿李敏、李讷取名，怎能说毛主席反孔子？

　　毛主席反的从来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孔教——维护封建士大夫阶层反动统治的孔教。

　　主席曾亲口语：

　　孔夫子的很多思想是好的，但是现在的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夫子了。

　　当孔老圣人变成了维护贵族统治的“白匪工具”，主席的评价一针见血：

　　孔子当年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入的。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

　　《书经·大禹谟》中说：

　　皇天眷名，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意为天下万事万物，皆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应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统、国一统，统于中央、统于一人……

　　客观而论，官僚政治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统治得以运行的主要支撑，其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某种思想予以支撑。

　　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代产生之日起，其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包装：重农、选贤举能、大一统论、纲常教礼等思想均为官僚主义政治形态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上的便利条件。

　　还是回望大民主时代。

　　1967年1月6月，《文汇报》严肃刊文：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

　　1973年8月5日，主席写就名篇《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全诗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973年，那正是批孔运动的高峰。

　　洪文同志其时直陈：

　　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1974年漫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曾有刊文：

　　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大民主的语境下，孔教伦常与儒学秩序无疑是极为反动的。

　　十四年前年的国庆节，待孔子的雕像出走后，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又出现在广场，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弥散着某些人不死的野心。

　　只是，偌大的广场上已经早就不见了马恩列斯四位导师的巨幅画像，徒剩孤独的毛主席……

　　2011年，距离正本清源、扭转船头尚有一年，那也是中国舆论场群魔乱舞之最高峰，同时又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年的9月3日，电影《国父孙中山》片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发布会，导演王才涛携邱心志、聂玫、田亮等参演明星到场，宣布该片正式更名为《第一大总统》，并发布首款海报和预告片。

　　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居然成了国父……

　　不要觉得我杞人忧天，多年来不论体制内外，“以儒释党”“国学进党”“国学进军营”乃至“军队国家化”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息。

　　如下图，就是非常反动的高级黑、低级红：

　　我解放军“遗传了五千年文化”？

　　五千年历史上的军队、起义、暴动，多了去了，但鲜有农民军是文明之师——东汉末年、隋末揭竿、明末清初、太平天国，无不奸淫掳掠，比起统治阶层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偏偏只有毛主席的部队，从井冈山开始便唱开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革命初始就要求“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一个芋头”？

　　这是传统文化所就？

　　恰恰相反，这是割除了传统政治糟粕文明里的“官娇民顺”“民为官驭”的思想所就。

　　追求士大夫，本质是追求一种“官气”，去工农化而官僚化。

　　党内如果开始追求士大夫的官气，那么民间呢？

　　那便是近来网络上突然流行起的一股“厅局风”：以厅局级高官的穿搭为模仿，“厅里厅气”、“领导范儿”……

　　对此，毛主席早就批评过：

　　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7

　　共产党人追求“士大夫精神”，我彷佛闻到了一股1946年苏联红军与红海军合并、统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的味道……

　　不客气但又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党就是在推翻士大夫阶层的过程中成长和崛起的。

　　毛主席建立和领导这支政治（军事）队伍，从历史深处评析，并不具有“天然的先进性”。

　　由史而论，农民阶级由于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土地兼并而揭竿而起、上山称王的，也从来不乏巨众；但是最后不是落草为寇、就是接受招安，个别成功当上皇帝的也只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新旧轮替。

　　究其原因，就是没能走出反动的帝王统治思维，“打了一辈子仗还不能享受享受吗”话术的背后，就是对“再造士大夫”的追求。

　　而我人民军队在九十余年前能否避免重蹈农民起义覆辙、不当“陈胜吴广第二”“李自成第二”“石达开第二”，最重要的生命线就是坚持军队政治纯洁性和意识形态强基固本的建设、坚持党内人民立场的建设。

　　如新时期的领袖所言：

　　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党的一个极端重要的位置上。

　　儒教进军营，就是驱逐了党的领导；士大夫成为党内从政的目标，就是刷去了毛泽东思想的底色。

　　那么一旦“去毛化”，则必将“去人民化”。

　　去毛泽东化的所谓《新东方红》

　　建政伟业功成不久，主席却在一次谈话时愁诉：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

　　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

　　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

　　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进城第三天，机关食堂加餐，立刻就挨了主席的批评：

　　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餐桌上的菜饭就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

　　为治吏之事操心，是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无法安心的心病，他反复叮咛：

　　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

　　现在，有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我最欢迎。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享乐主义的政党或维稳主义的政党，从1939年2月毛主席在给张闻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开始，这个党就必须始终是一个革命主义的政党。

　　这一点，是党绝对永远不可被稀释的组织性质。

　　在中国共产党之前，有德国共产党的失败；在中国共产党之后，亦有苏联共产党的覆灭。

　　但是革命本身是不死的，国际共运是不死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以置身事外的。

　　逆流者恒亡，革命者永生。

　　1965年重登井冈山，72岁的毛主席带着一股苍凉缓缓诉说：

　　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如果“士大夫精神”是共产党人的追求，那么毛泽东恐怕会第一个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以“挣脱士人身份”为政治人格重塑，参与到民族救亡、乃至建党兴党的革命征程中。

　　1921年之前的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可以在东山小学堂（一个基层官绅富户出资建立的精英学院）入学，他可以在京城入住留洋十年、人脉遍布达贵的恩师杨昌济的家，他可以找政教界名流章士钊借银子，他可以令北大校长蔡元培替他给李大钊写举荐信。

　　以俗世的标准，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被日后国民党首脑集团嘴里戏谑而称的“泥腿子”。

　　往前看，他父辈的家产坐拥二十亩良田；往后看，他一度坐上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1924年1月，毛泽东为国民党的一大代表，代表号码39，为湖南区代表。

　　那时的蒋介石什么也不是，国民党一大代表中浙江区只有六人，没有蒋介石，且这六个浙江代表中有三个为孙中山私人指定。

　　而毛泽东这个湖南代表却非指定，是由湖南的国民党集体推选。

　　在大会上，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一共只有十九位委员名单，毛泽东便是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一年后，1925年2月，毛泽东就被任命为代理宣传部长——正职是谁？大名鼎鼎、位高权重的汪精卫。

　　同样在1925年的广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会宣言的起草人还是毛泽东。

　　一个湖南人跑到广东省，孙中山的老家，起草文件。

　　这就是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地位。

　　可是这个旧时代的“士人”，最终还是与国民党风流云散。

　　因为毛泽东不需要一个事实上旧制的“阶级高位”的身份，他需要让自己和这个国家挥别旧时代。

　　这一点，早在1919年前后就已经注定。

　　毛主席曾在一次与中央同志们的谈话中，回忆起学生时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正是辛亥烽火熊熊燃烧的1911年，青年时的主席当时强烈主张一个人做新生民国的总理——此人正是康有为。

　　然而，经过世事沉浮和基层调研后，年轻的毛主席后来观点是：

　　康有为虽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推崇儒教的儒生们失败了，作为后辈的毛泽东却依靠了中国千百年被残酷统治的被剥削阶级，亲自找到了一条拯救中华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新路：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这位从韶山冲走出的青年，渴望的既是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阶级雄心，也是一幅“唤醒工农千百万”的政治图景。

　　这种图景的实现，只能依托于新的阶级统治。

　　而新的阶级统治的前提，则是必须砸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让被统治、被压迫的国家主体阶级完成从肉体到精神的“土改”。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人民万岁”是上联，那么必须得有一个下联：“继续革命”。

　　土地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好，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好，社会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关系也好，所有的现状都无法向27岁的毛泽东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民的数量多达四万万，可是他们却吃不饱、却穿不暖、却老婆女儿被人抢。

　　恰似今天的青年人不明白：为什么《后浪》中宣传着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但是摆在面前的，却是挣脱不尽的996和难以跨越的“新三座大山”，亦或是拼多多大楼里猝死的打工人和蔚来大楼下汽车碎片里的试车员，以及那个大凉山深处被遗忘的墨茶。

　　百余年前的毛泽东，同样不明白。

　　他不明白为什么人数如此之众的农民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体，并且如果不是主体，那么农民又是什么？

　　他自己就是农民中走出的知识分子，并从旧式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分子——他不明白农民是什么，也就不明白自己是什么。

　　正是因为不明白，所以毛泽东没有和大批的同侪志士一同前往法兰西，而是选择留在了中国，留在一个生他养他却没有任何一种阶级身份可以满足他、解答他的国家里。

　　他要去寻找这种让他孜孜渴求的阶级身份，以及这种身份能够带来的自我认同。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8

　　1913年7月25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十万和五万元加以捉拿（此前，现在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袁府剥夺）。

　　扑灭革命党人的浪潮后，袁世凯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式下令“尊崇伦常”：

　　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1913年9月13日，北洋教育部公布以每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各学校届时必须举行“尊孔纪念会”…

　　一项项尊孔政令发出，各种崇儒团体相率成立、遍布全国，文化复辟之风登时刮起，封建帝制重燃的势头也开始灼烧……

　　初始，袁世凯的尊孔还较为掩饰，未公然提倡“尊孔读经”，而是以道德说教转移视线，妄图再度取代国民心中刚刚建立的民主、自由、革命等进步思想。

　　而至1914年，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开始加紧进行政治性的尊孔活动，大造“返孔”舆论。

　　当年9月25日，袁世凯颁发《祭孔令》，公开恢复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

　　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

　　9月28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

　　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仅仅一年之前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废止的“拜孔尊儒”，得以死灰复燃。

　　几日之后，袁世凯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

　　其时，某些包藏私心的军阀财阀首脑甚至向袁府发出请愿书，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最为令人吃惊的，是曾经七次上书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竟然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

　　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

　　他还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

　　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

　　在恢复祀孔制度的同时，袁世凯还决定恢复祭天。

　　1914年12月23日，冬至。

　　从新华门到天坛，全部是黄土垫道，警察出动、全城戒严、沿途街巷一空。天坛周围密布着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到处皆布岗哨。

　　清晨三点，一辆装甲汽车载着袁世凯出了总统府，向天坛驶去。在南门外，袁世凯下了汽车，换乘早已准备好的四角装饰着璎珞的轿车，到昭亨门下了轿车，又坐上竹椅轿直到天坛前。

　　到了天坛，袁世凯开始步行，这时天还没亮，天坛前点着明亮的灯火，他在更衣殿换上离奇古怪的衣冠便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由跪拜改为多次鞠躬。

　　他祭天所用的祝板，和清朝皇帝的几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子臣”两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

　　祭天大典从凌晨开始，一直进行到上午九点才算结束。

　　至此，袁世凯尊孔复古的目的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先向亲信透露：

　　如果天下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

　　于是乎，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好似一幅民主沸腾、众望所归之势。

　　然而这些所谓的“情愿团”，上自满清王公遗老、北洋政府官僚，下至各省督抚将军、巡抚使，无所不有，权贵利益集团样样俱全、无一缺席。

　　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称帝，改号洪宪……

　　一百多年前的袁世凯为何鼓吹孔教？如其阴谋所言：

　　须知家庭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

　　一个「秩序」道破天机。

　　恰如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曾对戴季陶有过精准总结：

　　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追求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

　　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关于这一点，早在1943年，毛主席同样就国民党的虚伪政策给出过辛辣评价：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

　　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就历史，也就未来，就党的革命与自我革命，也就党的建政与长久执政——人民，绝对不是任人宰割和随意摆布的牛马，人民正是出于“不做牛马，要做人”的愿望，才帮助共产党——工农阶级自己的政治队伍，推翻了反动腐朽的国民党。

　　袁世凯推崇「秩序」，但这种秩序仅仅维系了八十三天；蒋介石也推崇「秩序」，但这种秩序同样被那一辆辆看似脆弱的小推车在淮海平原上冲撞得土崩瓦解、不堪一击。

　　跋

　　1967年，毛主席有过这样的判断：

　　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知识分子之投机是无需争论也难以避免的，所以，或许真正应当去评辩的，是知识分子笔墨纸砚身后的花翎……

　　斯大林同志亦有回忆：

　　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同志则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 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