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久宽在《金光大道》中是个次要人物,但他的故事对扩展和深化小说的主题思想具有重要作用。
邓久宽性情比较呆板倔犟,心胸狭隘,平时看来老实拘谨,发起脾气来则八头牛也拉不住。他从青少年时代就与高大泉一起给地主扛长工,结下了深厚的“穷哥们儿”友情。土改后,他坚定地参加高大泉发起的互助组,内心把高大泉当作使自家脱离贫困、改变命运的“救命恩人”,后来却四次针对高大泉大吵大闹:这四次吵闹既有境况变化影响,又因品性思想痼疾,相似中有递进升级。作者通过这四次大吵闹的故事,刻画邓久宽的性情和思想。
邓久宽的第一次大吵闹发生在小说第二部第八章,当时,政府给高大泉互助组发放了一笔贷款,以帮助他们购置大车参加政府组织的矿石运输,从而达到生产自救和发展互助合作的目的。同村的中农周士勤在暗藏反动恶霸地主范克明的挑唆下,以要成立互助组为理由争要这笔贷款,吵闹中传播范克明制造的针对高大泉的谣言。高大泉决定因势利导,让出这笔贷款,促使周士勤等单干户组成互助组。他来到本互助组人员正在劳动的地里,提出了这个想法:
“谁也没有料到,平时被人们看成多少有点窝囊的邓久宽,……本来枕着树根躺着,听到高大泉第一句意外的话,翻了个身,听到第二句话,嗖地一声跳了起来。他冲着高大泉扯开嗓门喊:‘我今个早上听了点谣言,上了点火,耳朵有点聋,没听清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高大泉说:‘我想把贷款让给周士勤他们……’
邓久宽眯着眼睛,打断高大泉的话:‘我让你说清楚,这话是真是假?’
高大泉说:‘我真心实意.....’
邓久宽瞪起眼珠子,吼一声:‘你发疯啦,啊?’
高大泉说:‘久宽哥,你别急,听我摆摆理由。’
邓久宽粗暴地一摆手:‘我不听!你没有理由!’
坐在一边的春芳扯扯邓久宽的袖口,说:‘久宽哥先坐下,听大泉哥把话讲完,你再发表意见,还不行吗?’
邓久宽使劲一甩胳膊,冲着春芳喊开了:‘我知道你们这些积极的人得先拥护!今个这事儿,你们谁拥护,我也不干!’他又转脸对高大泉:‘噢,他周士勤造了谣言,骂了你,你不哼不哈,连个大气都不敢当他面去出,反过头来,你还要去奖励他呀!’
高大泉含笑说:‘久宽哥,你看错了,周士勤指我的名,骂的不是我一个人;从他一个人嘴里骂出来的,可不是一个人骂的——他的背后有一伙,这一伙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掺在一块儿,咱们不能把他们一勺烩,得细心地看看,花功夫择择,也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付,这样咱们才能取胜。要说这是奖励的话,是奖励常家、于家这两户贫农走组织起来的道儿,这是应当的,咱们互助组早该伸手拉他们一把。’……
邓久宽手一拍:‘屁!他为啥造谣?他为啥闹贷款?他跟谁伙穿着一条裤子?这些个你都知道不知道?……’
高大泉没机会把心里的话都吐出来,也有点着急:‘久宽哥,对啥事情,咱们得往远看......’
邓久宽又把高大泉的话打断了:‘你让我看多远?……’
……高大泉依然耐心地对邓久宽说:‘你先坐下,让我把话说完你再撒开吵,行不行呢?’
邓久宽一晃脑袋说:‘不行!不行!你想用什么大道理把我的心说软,办不到!’
高大泉苦笑一下说:‘你歇一会儿,让别人先发表发表意见, 总可以吧?’
邓久宽又一摆手说:‘谁举手拥护你这个也不行!我今个要跟你干到底了!……’
……高大泉……抬起手来,指着翡翠般的旷野说:‘……咱们铁了心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是为了对付吃上一碗粥、两个饼子。咱们要是不生着法儿把更多的人家带动起来一块走,光是咱们几个小互助组,搞得再好,能搞成社会主义吗?不能,绝对的不能!久宽哥,你往前看看,往远想想吧!’
邓久宽摇摇头说:‘我还往远处想什么?光想眼下,就够我受的了!钱一撒手,车就买不上,运输就跑不成,一步也不用想再迈了哇!’
高大泉说:‘你还是看得太近,想得太窄。把钱让出去,咱们再另想办法,车一定得拴,运输一定得跑。’……”
这一段,先是邓久宽“翻了个身”、“嗖地一声跳了起来”、“扯开嗓门喊”,接着是“眯着眼睛”问、“瞪起眼珠子吼”、“粗暴地一摆手”、“使劲一甩胳膊喊开了”、“手一拍”、“一晃脑袋说”等等激烈的动作,加上不停地粗暴打断高大泉的耐心解释,以及不由分说的反对之语,把个小农自私、头脑简单、冲动之下犯浑的倔犟人的情态描写得活灵活现。这第一次大吵闹,既表现了邓久宽的性格,又为他在以后一系列事件中的言行作好了铺垫。
第二次大吵闹在第四部第五章,其时高大泉互助组发展扩大为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两年,社里生产较大发展,成了村里乃至全区、全县经济实力和名气都数一数二的“富社”,社员们“囤里有粮、柜里有钱”,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像不少社员一样,邓久宽感到得意、满足,但他同时对高大泉等先进分子关心、救济、帮助村里其它较困难的合作社、互助组的行为渐生不满,把那些接受东方红社救济的困难户视为“伸手找便宜、摘枣子”,因为“他得为儿子预备房子,好让他们能够过上不犯愁的日子。盖房子要用大笔的钱,这大笔的钱,邓久宽得靠农业社多收入、多分红才能够攒够数目。那些伸手找便宜、摘枣子的人,实际上等于来拆他邓久宽的砖瓦木料,他能不心疼吗?”这年新年前,社里杀猪给社员分肉(成本价卖给社员,从年终分配中抵扣),邓久宽前去领肉,并想要一个猪头为自己年仅十四岁的儿子“说媳妇儿”请客用。他看到村里“穷社”奋斗社的社长秦方正提着东方红社支援的肉与高大泉、朱铁汉谈话,气就上来了,走过去对秦方发难:
“‘……你们社欠我们的工,还没还哪!’……‘秦方,……你们欠的那些工,一定得清!’
秦方只好开口:‘行,我们马上给你们找工。’
邓久宽说:‘我们是夏秋两季天长的时候给你们干的活儿,你们拖到这会儿,冬天天短的季节再补工,合适吗?’
‘那就等开春天长的时候再补。’
‘太迟了……’
……秦方说:‘我们不想占便宜,应下给你们补工,你又来个早也不行,晚也不中,到底让我们咋满足你呀?’
邓久宽说:‘这还不好办?找价呗!’
秦方说:‘可以,等我们把小猪崽子喂出去.....’
邓久宽使劲儿摇脑袋:‘一个借帐还账的事儿,不能隔年!’
秦方忍不住了:‘噢,闹了半天,你是把着年关找我们讨债来了?’……
秦方见邓久宽跟朱铁汉顶撞起来,又一次压住了怒火,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社里的事情伤人家社里的干部跟社员的团结……赶快用缓和的口气对邓久宽说: ‘你不用着急,我回去找会计,凑一凑,马上把钱还上,还不行吗?’
邓久宽却一口咬住不松开:‘除了夏天我们社员帮你们灭荒锄草的工,还有别的呐!’
‘行,有多少还多少。’
‘多一个也不要,就是用我们大车的那九个半工!’
‘我记得只用八个车工,又怎么跑出九个半工呀?’
……邓久宽……噌地一下跨到屋门口,咣当一声拉开木门板,哗啦一声扯下挂在门板后边的破雨衣……他用手指头指着门板背后,对秦方说:‘你睁开眼晴瞧瞧,这儿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一毫不会错!’……邓久宽半猫下腰,一手扶着门板,一只手指点着那些黄色的道道说:‘这八笔帐,是我们社给你们社抢种小麦拉的工,这一笔,是八月十六中秋节第二天,我们上天门镇送茄子,返回来的时候,给你们社拉的水车.....’
……秦方……把手里提着的猪肉往窗台上一扔,扭转身,气呼呼地走了。
邓久宽冲着他的背后说:‘你不用打肿了脸充胖子!少了你们这一伙摘枣子的,我们过得更美气点儿!’”
这一段,绘声绘色地描写出邓久宽,这位解放前经常被地主训斥、被在“年关”逼债的贫苦农民,刚刚富裕起来就对仍然困难的穷人“把着年关讨债”的咄咄逼人、刻薄无情、比“小算盘”秦富还要会“盘算”的斤斤计较的情态。
紧接着,邓久宽又对高大泉和朱铁汉这两位以前的穷哥们儿、共同发展互助合作的同志、如今的村社领导“顶”起来:
“朱铁汉跳起脚来:‘你给我住嘴!’
邓久宽说:‘我还有一肚子这样的话,积攒了好几个月,就等着跟大泉往外倒呐!’
‘我看你是发昏了!’
‘你才发了昏!今儿个我非倒出来不可!’……
邓久宽……发觉高大泉跟自己并没有想到一块儿,就反问一句:‘你说说,铁汉这样大撒手地往外泼,是对呀,还是不对?’
高大泉说:‘大撒手地往外泼集体的财产是错误的,一定要纠正。刚才我们正议论这个......’
邓久宽听了这句话后,冷了的希望又缓回热劲儿,说:‘你支书要是有这准头,就算对路了!’
高大泉一摆手:‘不,你跟我想的完全是两路!’
邓久宽又翻白眼了:‘咋的呢?’
高大泉说:‘用正当的眼光看,咱们富一点儿的社,伸出手,尽自已力气,帮助穷社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不能叫往外泼。铁汉在这点上坚持了农业社的原则,执行党支部和社委会的决议,我们应当支持他。……’
……邓久宽大手一摆,打断了高大泉的话:‘我没你们那么高的觉悟性儿!我没你那副活菩萨的好心肠!’……‘我是为集体!’
……‘你那个集体,就是你那三面墙、一面房的小院子.....’
‘你说我为自己?你凭良心说,冤枉人不?’……
‘……你不外乎是怕支援了旁的社十几斤肉,你自己少吃几两,别的还有什么?你想到多杀猪,少给集体积肥了吗?你想到多杀猪,少给国家上交数目了吗?你不用瞪眼珠子。这回该你凭良心说话了:宣布要杀十五口猪、还不够膘的小花脖都要杀掉时,你想过集体没有?你想过国家没有?你说呀!’
邓久宽的病根真让支部书记给揭到了,可惜他死也不能承认这一点。他梗着脖子,提高嗓门说:‘我没有你能讲!我讲不过你!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那些穷光蛋社是填不满的坑,坚决不能白填馅儿!那猪肉,一斤一两肉,也不准你给奋斗社!’
朱铁汉瞪着眼说:‘你没权力给社委会下命令!’
邓久宽一拍胸膛:‘我是社员一分子!’
朱铁汉说:‘一分子不行!全体社员把几斤肉的决定权委托给社委会了,今个非支援奋斗社不可!’
邓久宽被呛了个倒憋气,大喊大叫:‘好!好!你们官大,你们有权,你们压我吧!”他这样喊叫着,转身就走。”
这一段,被触动了私利而忍不住要发泄不满的邓久宽,对曾经无私帮助过自己的高大泉和朱铁汉,不讲情面、不管不顾地顶撞起来。
随即,因为要猪头没有得到满足,邓久宽更是如火上被浇了油:
“小黑牛扯着他的小弟弟迎面跑来:‘爸爸,那猪头,没有咱们的份了......’
‘谁抢走了?’
‘分给新入社的四户社员了......’
‘谁的主意?’
‘二林叔说,是社领导刚才定的......’
……邓久宽……呼啦一声旋回身,冲着高大泉和朱铁汉喊:‘你们谁决定的,不给我猪头!’
没等两个人回答,刘祥奔过来了,推着邓久宽说:‘咱是老社员, 觉悟得高点儿,好事儿得谦让着点儿......’
邓久宽冤屈地叫嚷:‘合着,我们带头奔社会主义道儿的, 就得受气挨剋呀?’
刘祥开导他说:‘有的新社员比咱们还注意团结,有两户, 孩子把猪头领回家,他们还退回来了,怎么说也不肯收下。你要是有急用,非要不可,也不该这么大吵大闹,让人家多笑话咱们?走,再好好地跟大泉和铁汉商量一下....’
邓久宽推开刘祥扳着他肩头的手,又冲着高大泉和朱铁汉大喊大叫:‘想欺负我,就不行!想灭了我,更办不到!你们给我个整猪我也不要了!我到镇上买去!我有钱!’……”
到此,邓久宽对高大泉和朱铁汉支援“穷光蛋社”、否定自己意见并批评自己的不满,发展到了对他们的怨恨。
这第二次大吵闹分为三个连续相承的阶段,逐步升级,深化表现邓久宽的倔犟性格和对社会主义集体互助开始离心离德,既与第一次吵闹有联系,又为以后的大吵闹埋下了导火索。
小说第四部第五十九章写到的第三次大吵闹是一年后的春耕时节,由于芳草地村被区县政府紧急征调大批青壮年去参加治河工程,各合作社都出现劳力紧缺、有的社牲口闲置无人使用、有的社缺少牲口只能靠人力耕地的状况,面临着延误春播节气的危险。高大泉和党支部委员、各社干部商量,经社员大会讨论,一致同意暂时把全村各社合并成“大联社”,统一安排使用人力、农具和牲口。邓久宽认为这是让其它“穷光蛋社”来“揩东方红社的油”(也就是揩邓久宽自家的油),火冒三丈,跳出来阻挡:
“邓久宽……冲着那些拉牲口、抬槽的人喊叫:‘凡是东方红农业社的东西都给我送回去,立刻就送回去!’
刘祥赶忙劝他:‘久宽,你怎么这样干?这是大伙儿一起讨论决定的大事情呀!’
‘谁决定也不行!送回去!送回去!’
朱铁汉和秦方从对面走过来。……秦方瞧见了邓久宽,就和颜悦色地说:‘久宽,咱们碰碰头去吧。’
邓久宽朝他翻白眼:‘碰什么?’
‘具体商量一下大牲口咋搭配......’
‘谁跟谁配?你们来抢了?’
‘哎,哎,你这是啥话?’
朱铁汉发现不妙,就一步蹿上来制止邓久宽:‘你有啥意见, 走,咱们单独谈谈。’
邓久宽的眼珠子都红了:‘光明正大的事儿,我还背着人干什么?我没别的可说,把牲口都给我送回去没事儿!’
朱铁汉说:‘这是集体财产,怎么能听你一个人的呢?’
邓宽拍着胸脯子:‘集体财产,有我的份儿没有?’
‘有!不是属于哪一个人,不能一个人说啥是啥......’
‘就兴你们一个人说啥是啥呀?你们是当官的,压老百姓?’
‘你问问大伙儿,是不是讨论决议的?’
‘我没跟你们决议!’
‘你可以保留意见……’
‘就得牵回去!’
朱铁汉也忍不住火了:‘你没权力下命令!’他又朝众人一挥手:‘赶快行动!牵走!’
……邓久宽正没办法,又见后边走来一伙牵着牛、驴的人。……邓久宽这下可找到能够跟朱铁汉抗衡下去的办法了,他一步蹿到吕成民跟前,瞪起眼睛伸出手:‘给我!’
吕成民被这突如其来的人吓一跳:‘你......’
‘我还活着,你们抢不走!’
‘这叫啥话?’
朱铁汉也蹿过来了:‘成民,别听他的,走你的!’
邓久宽身子一横挡住路:‘不能走!这是我的牛!’
朱铁汉说:‘你的?你把它入了社!’
邓久宽从吕成民手里一把扯过牛绳:‘我,我退社!’
他的这句话一出口,在场的人,不论什么身份,什么心情,都不例外地吃了一惊。郑素芝(邓久宽妻子)扑过来,要从邓久宽手里牵绳:‘你发疯了!你.....’
邓久宽不管别人怎样说,怎样看,牵着小黄牛就走。
……刘祥劝邓久宽:‘你可别瞎闹了。’
刘万也劝说:‘你看支书病成啥样?’
邓久宽哼一声:‘他病成啥样,也不是为我!’
朱铁汉吼起来:‘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你走吧!没有你,我们照样搞社会主义!’
郑素芝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
邓久宽气呼呼地拉着小黄牛就走。
高台阶上的高大泉又喊了一声:‘不能走!’
……高大泉缓了口气,移到邓久宽跟前:‘你,你这样做,是走死路哇......’
邓久宽把脖子一梗:‘饿死,我认了!’
‘我们不能答应!’
‘我有自由!’
‘不!……我们得为黑牛他娘几个想!’
‘用不着!你还是去为别人想吧!’
‘你把话说绝了,久宽!’
邓久宽使劲儿在黄牛后胯上捶了一下子,牵着就走。……郑素芝哭叫地追过去:‘你回来,回来呀!.....’”
这次大吵闹,邓久宽等于是当着芳草地全体村民的面,与他的“救命恩人”、大家尊敬爱戴的领路人高大泉撕破脸皮,从一个首批参加互助合作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变成了公开反对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道路的人了。
第三次大吵闹几天后,就发生了第四部第七十一章和七十四章描写的第四次大吵闹。
其时,省委个别领导按照中央个别人的意思发下“整顿、压缩农业合作社”的指示,一直鼓吹放任自流“发家竞赛”、反对农村“组织起来”的县长谷新民立刻行动起来,在全县掀起解散农业合作社的浪潮。他亲自跑到芳草地村,要求高大泉等人马上取消有利于春耕生产的“大联社”作法、缩小东方红农业社规模、解散其它合作社。此前,邓久宽曾在富农冯少怀挑唆下找谷新民帮忙安排大车运输业务,交谈中他发泄了对高大泉改良土壤、勤俭节约等作法的不满,等于是“告了一状”,谷新民就想以此为理由向不同意压缩、解散芳草地农业社的高大泉施压,他将邓久宽找来,让他当众说“要退社”,并说这代表了“群众反对”高大泉的“坚定性”,“下命令”要高大泉“先迈第一步,解散大联社”。但是高大泉说“我们更坚定,决不能解散!” 于是:
“邓久宽说:‘你要这样,当着县长、王书记的面,你们马上给我退地!’
朱铁汉压着火,接过来说:‘地现成,咱们也马上算账!’
邓久宽冲他问:‘算啥帐?’
朱铁汉说:‘你家入社那地,一半种了秋小麦,一半压了沙子,又送进社里的肥料,前天还播了种。你把这工钱、肥料和籽种钱,全退回以后再退社!’
邓久宽喊叫起来:‘你这要干什么?’
朱铁汉说:‘这叫公平合理,社章有明文规定!’
刘维帮腔了:‘这不是刁难人吗?’
高大泉问谷新民:‘您说,这算刁难吗?’
谷新民当然懂得政策,就避开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论。马上执行我的指示,解散大联社!’
……高大泉说:‘您不能下这种命令,得听听群众的意见。’
邓久宽又叫喊起来:‘我是群众不是?这个大联社就得散伙!不散,要我的命,也得退社!’他说着,就气呼呼地走了。”
想借谷新民的权势扭转高大泉却没有成功,反倒被朱铁汉与他“算账”要他“退回工钱、肥料和籽种钱”,邓久宽更加怨愤,回去找了一只筐子,闯到农业社饲养场去装谷草,“弄回去喂他那个小黄牛”,但是社员秦有力“张着两只胳膊护着装草的棚子,不让邓久宽过去”:
“邓久宽脸红脖子粗地质问他:‘你凭什么不让我用草?’
‘这是大联社集体的......’
‘哼,集体的东西,有你啥?你是出了力了,还是投了资了?你有脸,你说呀!’
‘哎,久宽,你问对了,像我这样一个对农业社没有出力、没有投资,压根儿没有为积累这样大的财产花心血、受熬煎,我都心眼里爱惜它,怕它受损失,更怕它散了。可你呢?你倒不心疼,还来退社、拆台,安心要败坏了它。你说说,咱俩谁对呢?’
‘你是到这儿找便宜的,你甭捡好听的说!’
‘不错,我看到农业社有便宜,我什么也不顾,要跟大伙儿走社会主义道儿,我一辈子也不会动摇。你呢?你受穷那会儿,也是为了有好处才入社的呀!你这会儿啥样?你把便宜找到手了,立刻就变了心!’
‘你放屁!’
‘骂人算啥本事?讲道理呀!’
邓久宽吼叫一声:‘你滚开!’
秦有力不示弱:‘这是大伙儿交我管的,我得保护!你敢抢是怎么着?’
邓久宽火了,扑上前去要动手,从后边赶过来的大个子刘祥拦住了他:‘久宽,你这是干啥?’
邓久宽又朝刘祥瞪眼:‘你说干啥?你们上上下下搭好了窝,要欺负我?我跟你们拼了!’
刘祥说:‘久宽呀,你咋变得这样了?说句老话,人不能不讲良心呀!’
‘谁没有良心?’
‘众人眼睛是杆秤,都约得出来。你别往水深的地方迈脚了, 危险哪!’
‘少来这一套!我今儿个非装草不行,看你们能把我咋样?’
‘装点草可以,得说清楚,这是照顾你,也是团结你.....’ ‘算了吧,你们就想逼死我,才称心呐!’
刘祥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你呀,鬼迷心窍了,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他又转身对秦有力说:‘给他装点儿,不看把牛饿坏了,也是大伙儿的损失?’
秦有力说:‘好不容易铡点儿碎草,夜里还等用呐。那边有没铡的乱谷草,装点还不行?一个牛,又闲着不干正事儿,好歹地吃点儿得了。’
邓久宽说:‘打发要饭花子哪?我不要!’
刘祥从他手扯过筐子:‘别这样,你家又没槽,碎的牛也不好吃,那乱谷草只是没铡,挺好的。’
邓久宽……等刘祥把筐子装满,提过来,又帮他把胳膊穿进背襻里,就嘟嘟囔囔地往外走,到了大门口又转回头来发泄一句:‘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有你们哭的那一天!’
气鼓鼓的秦有力在后边说了一句:‘久宽,你要是不把小黄牛牵回来,再喂草,自己想办法吧!’
邓久宽转身冲他翻白眼,说:‘想啥办法?没有草我就来这儿弄, 你管不着!’
秦有力说:‘再来弄,一根儿也不行!’
邓久宽把眼珠子一瞪:‘你敢不让我弄草,我一把火烧了它!’
迎面进来的秦恺听到这句话,也挺不高兴地说:‘久宽,你这话可不对!这草是几个社集中到这儿的,不要说你把牛拉回家,就是喂集体的牲口,从这儿领草料也得由干部打条子......’
邓久宽又冲秦恺吼叫起来:‘你们是不是想逼死我呀?’
秦恺说:‘久宽,你这话更昧了良心,大伙儿瞧着你往死路走,都拉你,你乱咬一气,不认识好人了?’
邓久宽把两条胳膊从背襻一抽,那筐子嘭地一声落到地上,他手提筐沿儿一翻个儿,又哗啦哗啦地把里边的草都抖落到地上,提起筐襻儿扭头就走。
秦恺、刘祥和秦有力都被气得脸色发白,他们面面相觑,半响不知说啥好。”
这次登峰造极的大吵闹,邓久宽既被县长谷新民的错误言行迷惑、鼓励,又在高大泉、朱铁汉和社员刘祥、秦有力等人有理有据的批评下理屈词穷,索性蛮不讲理、撒泼无赖了。但邓久宽想不到,他喊出的要“一把火烧了”饲养场的气话,后来被反动分子张金发和歪嘴子利用,企图焚烧饲养场并嫁祸于他,而县长谷新民又因为想借助此纵火案压服高大泉,便诱使、逼迫他承认纵火。这时邓久宽害怕了,他痛哭流涕地哀求高大泉“快救救我吧”,幸得高大泉冷静、负责,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抓出了纵火的歪嘴子,为他解除了冤枉。
这四次大吵闹对邓久宽的描写,在相同的倔犟、冲动性格中,在相似的粗暴、蛮横的言行里,又细致入微地写出了不同情境下的区别:第一次吵闹,邓久宽似乎是在为互助组集体的生产困境而担心,其自私自利的心理还不显然;第二次和第三次,他的“为集体”的旗号已经掩饰不住谋取自家利益的内里了;到了第四次,他则公然将自家利益与集体对立起来,公然要与曾经的穷哥们儿、曾经团结互助同志分道扬镳,公然要阻挡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了。作家浩然塑造的这样一个生动的人物,讲述的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古今中外罕有其匹。
邓久宽这个人物,突显了《金光大道》小说倾力表达的主题思想之一,即小说中高大泉反复思考、多次提出的那句话: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干不好社会主义事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和波折,以及之后至今的实际状况,都印证了这句话。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金光大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文学性的政治思想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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