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帝国主义”是清末士人用以认识论述19世纪以降国际形势的重要概念，由梁启超率先介绍到中国。部分士人认为，既然世界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应效仿列强，对内建设民族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对外与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一争高下。如此既能挽救民族危亡，又符合民族帝国主义的哲学根基——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逻辑。而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部分革命派人士，受以日本为中介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潮启发，反思检讨民族帝国主义及其实践。他们思考如何在中国国家建设中彰显社会主义原则，并探索如何构建一个真正平等公正的世界体系。
关键词：民族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 梁启超 章太炎 刘师培
近代以来，中国被卷入欧美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中，由近代民族国家参与的“万国竞争”、“弱肉强食”之势是必须直面的现实。清末士人借用一些外来新概念，描述外部世界局势和中国面临的危机，强调内部变革重要性，进而规划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具体路径。其中，一度颇为流行的“民族帝国主义”十分值得关注。清末士人基于“世界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认识，或主张遵循列强既有经验，效仿他们的“成功案例”，或是在社会主义等新思想启发下，检讨摒弃这条意味着对内发展资本主义、对外积极扩张的旧道，开拓新路。本文拟分析“民族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讨论其对清末士人认识内外局势与思考中国未来的影响，揭示其在特定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及理论限度，呈现部分清末士人以社会主义为思想资源，对一条不同于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的发展道路的宝贵探索。
一、梁启超对“民族帝国主义”的引介
明治维新后，随着近代民主主义思潮传播，日本社会兴起呼吁施行民主政治的风潮，自由民权运动由是而生。日本的自由民权派主张开设国会，提出体现一定民主原则的宪法草案，并成立政党，欲在国会中有所作为。不过，目睹西方列强在东亚不断扩张，不少日本政学人士渐生推崇效仿之心，开始呼吁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一度影响极大的民权主义，逐渐被强调国家利益、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主义取代。如福泽谕吉、德富苏峰这样曾不遗余力宣传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宣扬殖民主义政策，甚至摇身一变为狂热的国家主义者。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不堪一击”刺激帝国主义在日本知识界的进一步流行。他们宣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不仅符合日本国家利益，更体现人类社会进化规律、符合近代国家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日本政坛、军界甚至民间社会中，效仿西方列强故伎、对外侵略扩张的方案和宣传也层出不穷。日本思想界的转向和扩张活动的扩展，影响到主要借助日本学者论著来了解世界大势的梁启超。在发表于19、20世纪之交的《自由书》中，梁启超表示，他意识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此强权之所由起也。生存竞争与天地而俱来，然则强权亦与天地俱来，固不待言”，对东西列强既有发展道路的承认甚至推崇由此萌生并逐步强化。
在发表于1901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梁启超首次使用“民族帝国主义”概念。他借鉴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一方面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另一方面认为当时正是“民族主义时代”与“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交替之际；民族主义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但“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由此到来。
在发表于1902年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梁启超详细分析民族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与那些已步入此阶段列强的活动。他自言此文取材自“美人灵绶氏所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洁丁士氏所著《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理想》等书”。灵绶即美国外交学者、后任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其《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由近代日本政学人物高田早苗译为日文，专门分析19世纪以来的国际形势及列强对华政策。芮恩施致力于构建一个以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之互动与关联为框架的国际政治研究范式。他认为，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政治生活中产生巨大影响，民族主义思潮日渐膨胀的国家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海外，殖民扩张活动由此开启。由代表“全体国民意志”的民族国家主导的殖民扩张，就属于民族帝国主义。20世纪正是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芮恩施所用英语词为National Imperialism，高田早苗翻译所用日语词为“民族的帝國主義”）。另外，芮恩施关注中国局势，认为列强对中国的领土瓜分已然“过时”，未来国际竞争将以商业竞争为主，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
浮田和民的帝国主义论也强调晚近帝国主义是民族国家势力膨胀、为追求民族生存而彼此竞争之结果，故侵略性十足。其基于一定经济理由并体现国民意志，属于“自然的扩张”，明显不同于古代帝国主义。同时，浮田和民还提倡所谓“伦理帝国主义”，即不采取武装侵略方式，而用经济扩张、政治改造等手段扩大势力范围。虽表面上似乎比杀人掠地要“有道德”，但还是建立在对弱国的支配控制上。一旦日本需要对外扩张，“伦理”外衣便越发稀薄，与西方列强并无二致的帝国主义色彩就越发明显。据郑匡民考证，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的很多重要论点尤其是对民族帝国主义的认识，直接承袭自上述芮恩施、浮田和民的著作。
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写道，“近世列强之政策，由世界主义而变为民族主义，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皆迫于事理之不得不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他指出，“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在民族国家间竞争越发激烈之际，民族国家的特征从着眼于重组调整内部秩序，转变为对外扩张以保障本国利益，民族主义也转变为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国家是民族帝国主义的前提，民族帝国主义是民族国家演进的新阶段，采取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是民族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换言之，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展开思考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的共性，但二者在国家发展目标上的侧重点不同。他认为，民族帝国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优强民族自移殖于劣弱民族所居之地”，二是“优强民族能以同化力吞纳劣弱民族”；英国、德国、俄罗斯、美国正是“今日世界第一等国，而帝国主义之代表也”，他们的内政外交证明，未来世界政治的趋势是大国逐渐吞并小国，大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白热化，即进入“大帝国与大帝国竞争之时代也”；不属于“大帝国”的国家难逃被灭国的命运，“天地虽大，而此后竟无可以容第二等国立足之余地也”。民族帝国主义的哲学根源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将此运用于人类社会的、以斯宾塞学说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梁启超因此明示或暗示道德批判不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公理：国家间也适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原理，未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国家走向灭亡是自然之事；能不断扩充实力的国家理应占据更多土地、获取更多资源，无须遭到谴责。
可以看到，梁启超在论述民族帝国主义时，认可将其产生归因于民族主义的自然发展。与之相关，他认可民族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对外扩张活动得到本国民众的大力支持。在民族主义勃兴的时代，“国家恃人民而存立”，民主思想盛行一时。而到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人民恃国家而存立”，更强调民众为国家服务，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因此民族帝国主义之所以不同于古代的王朝或帝国扩张，关键在于它受民族主义熏染。在此意义上，民族帝国主义的完整表述应是“具有民族主义属性的帝国主义”。在梁氏看来，由民族主义自然发展而来的上述新政治—经济形态，源于全体国民对国家利益即是个人利益的体认和对国家对外扩张的全力支持。由于民意基础非常牢固，政策不会如古代王朝或帝国那样因统治者更替而人亡政息，“全民之扩张”是那些尚未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弱国难以抵挡的。
正因如此，国家意识与国民思想成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并非抽象的政治哲学论证，而是直接针对中国面临的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威胁的处境。《新民说》中对“权利”与“自由”的论述，旨在强调人只有具备高度独立意识、权利思想，才会自觉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正因“自由”在近代民族国家中占据重要位置，所以才要改变列强侵略中国、清政府助长列强侵略等对中国人个体自由造成极大损害的因素。中国连最基本的民族国家还未建设起来，在发展阶段上远落后于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强，必须先快马加鞭补上这一课。
梁启超在论述民族帝国主义特征时，未将整军经武、暴力侵略作为重点，因在他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此阶段的列强在对外扩张中采取与传统帝国不同的新手段，“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由”，即为本国商品与资本输出服务，将弱国纳入本国经济势力范围，是列强对外扩张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帝国主义国家进入以托拉斯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坐拥巨富的大资本家不但可以影响本国政局，而且要求操控全球市场，弱国经济难以得到根本上的发展，只能受制于强国，“五大洲物产、人力之菁英，将为最小数之大资本家所吸集”。梁启超更担心“全球平准界之横风怒潮波及于我国”，“十八省、千百州县之地，势必全为欧美资本家之领域”。在介绍美国的资本主义托拉斯时，他特别强调，“帝国主义，又托辣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之结果也”，“二十纪以后之天地，铁血竞争之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这是他思考民族帝国主义问题的延续。
清末梁启超言论的特点是，若他正面评价某一学说或史事，基本也就是希望中国积极借鉴效仿。在他看来，既然民族帝国主义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时代进化序列里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要想走出危局、实现富强，就必须在内政外交上效仿那些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阶段国家的所作所为，先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不断完善内部秩序，再与列强争雄于世界，“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不仅如此，梁启超认定由民族主义至民族帝国主义是不可违逆的历史趋势，感叹中国政治传统中缺少符合民族帝国主义精神的经验和措施，致使中国在近代落后于人。为此，他以列强海外扩张经验为尺度“挖掘”中国传统资源，撰写数篇中国古代政治人物传记，欲证明他们在“开疆拓土”上完全不落后于近代列强，是现阶段国人应当效仿的典范：“古今人物之与世界文明最有关系者何等乎？曰辟新地之豪杰是已”，“夫以文明国而统治野蛮国之土地，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中国数千年来怀抱此思想者仅有张骞、班超等人，“仅有一二人，是中国之辱也”，“犹有一二人焉，斯亦中国之光也”。同时，他借叙述东南沿海闽粤民众迁居海外的史事，声称“自今以往，吾国若犹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则彼两省人，其犹可用也”。
另外，他还极力表彰19世纪以降德国的发展模式：“欧洲列国中，其最能发挥现世帝国主义之特性，代表近来世界历史之趋向者，莫德国若也。”他认为德国在俾斯麦领导下，不但陆军称雄欧陆，而且大力发展海军，本国资本主义更是蒸蒸日上。其国家实力与殖民扩张手段较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后来居上之势，“德意志自建国以来，不过三十年，而其进步之速如此，观此可以见民族主义之势力，最强最厚，苟得其道而利导之，斯磅礴郁积，沛然莫之能御矣”。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更毫不吝啬地表彰德国对军事的重视和德皇英姿雄武，称其为民族帝国主义国家的表率：
独不见德意志乎？十九世纪之中叶，日耳曼民族，分国散立，萎靡不振，受拿破仑之蹂躏，既不胜其屈辱，乃改革兵制，首创举国皆兵之法。国民岁及二十，悉隶兵籍，是以举国之人，无不受军人之教育，具军人之资格。卑斯麦复以铁血之政略，达民族之主义，日讨国人而训之，划涤其涣慢苶靡之旧习，养成其英锐不屈之精神。今皇续起，以雄武之英姿，力扩其民族帝国之主义……
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梁启超感慨，“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英狮俄鹫东西帝，两虎不斗群兽殃。后起人种日耳曼，国有余口无余粮。欲求尾闾今未得，拼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门罗主义北美合众国，潜龙起蛰神采扬”。如果说他在描述英俄两国时用词还无感情色彩，那么形容德国美国的“殊皇皇”、“神采扬”，透露出对两国不加掩饰的羡慕、推崇进而希图效仿之意。既然在欧洲属于后起之秀的德国可以“扩张势力”、“后来居上”，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到。
针对民族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主要依靠的资本主义经济手段，梁启超也提出相应的经济主张：“今日乃经济上国际竞争你死我活一大关头。我若无大资本家起，则他国之资本家将相率蚕食我市场，而使我无以自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风行西欧、北美与日本之际，“惟有奖厉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使他之资本家闻其风、羡其利而相率以图结集，从各方面以抵当外竞之潮流”。因此，“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与之相联系的是，梁启超承认社会主义在欧洲出现的历史合理性，但强调在中国不宜提倡社会主义，更不宜宣传社会革命，否则定会妨碍本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壮大。
总结来说，梁启超将以殖民扩张为宗旨的民族帝国主义视为民族主义自然演变发展的唯一必然结果，并未区分践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弱小国家反抗侵略的民族主义。在他提倡新民学说、将中国建设为近代民族国家主张的背后，自然也隐含着中国必然融入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走上与列强相同道路的预测和期许。同时，梁启超还主张在建立民族国家后发展资本主义。即便暂且不谈中国能否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一旦选择这条道路，从本质上讲，自然也不可能脱离和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结局。一个饱受帝国主义扩张之害、怀抱正当反抗侵略救亡图存之志的国家如中国，居然必然与列强殊途同归，实际是一个堪比近代中国努力向西方学习，但“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的逻辑悖论。
二、“民族帝国主义”支持者的设想
在梁启超等人介绍下，源自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民族主义思潮经日本传入中国，时人逐渐接受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一方面，传统天下格局中不同区域之间的交往方式与礼仪制度逐渐被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文明等级论”为基础的近代国际法体系取代；另一方面，那些国力不断增强、军备越发精良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制度、政策与文化，成为清末士人主动了解、效仿的对象。梁启超用以描述晚近世界形势的重要概念——“民族帝国主义”也受到重视。清末最重要但立场截然相反的两个政治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中，均有乐于利用“民族帝国主义”概念佐证自身具体政见之人。他们一度沿着梁启超的思考逻辑，推崇和向往民族帝国主义所昭示的发展路径。
清末著名言官、立宪派士人赵炳麟，用五言诗形式表达自己对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的理解和看法。对民族主义，他写道：
西哲最要言，国者民之国。更有一治箴，政为国民立。是以国民事，应由民组织。我观百年前，政以民为则。谓之安民律，又谓自由策。至今权利表，实建万国极。
对民族帝国主义，他说：
国力相比较，强弱遂分明。苟无进取力，即无保守衡。锁港固非策，交通顺物情。拓地以保地，殖民以安民。民必为君用，君必重民生。君民同一鹄，众志自成城。是以举国中，农商即正兵。
赵炳麟清晰区分了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内涵是“政为国民立”，国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民族帝国主义的要义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域下的“国力相比较，强弱遂分明”。在优胜劣汰的铁则里，只有建立起民族国家后“拓地以保地，殖民以安民”，才能让本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来。为此国民需以国家利益为行动指南，与本国统治阶级同进退。此诗流露出对民族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因在厉行对外扩张上达成高度一致，而“君民同一鹄，众志自成城”与“是以举国中，农商即正兵”的歆羡，正体现他对中国未来的某种期许。
在创刊于1903年的《湖北学生界》的《叙论》中，革命派士人张继煦开篇即言当时的世界大势：
在他看来，帝国主义由民族主义发展而来，以对外扩张为进一步目标，因此可判定张继煦所说“帝国主义”即梁启超所说的“民族帝国主义”。而他后文又称，倘若中国青年学生能够发愤图强，借鉴由“斯宾塞、达尔文之精神鼓荡而驱使”的“欧洲政治人群之进化”要义与路径，“取他人之长，以补我之短”，那么“庸知夫中国将来不为地球第一强国”。
如果说这番话说得还不十分具体的话，同样刊登于《湖北学生界》的《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简明扼要揭示民族帝国主义的实质：
一方面，民族帝国主义国家以文明等级论为殖民扩张辩护，“杀人如草不闻声”，是危局中的中国人理应警惕的。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如果国人能充分认识这一大势，“同心协力，矢沉舟破釜之忱”，模仿列强所为，就能彻底摆脱近代以来的困境，让中国“一举而战胜于政治界，再举而战胜于经济界”，“压倒白人种于二十世纪之舞台，岂非支那民族史上空前绝后之光荣哉？”
梁启超认为民族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理由”的对外扩张。这一观点也被大量清末士人借鉴申发。《新民丛报》刊登的《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中，作者“雨尘子”（革命派士人周逵）认为帝国主义是19世纪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主义膨胀之结果，帝国主义的根源即在列强间越发激烈的经济竞争。在此情形下，“所谓商、工业家，非多数之劳动者迫于求食之念，乃少数之资本家求资本之繁殖也”。因此各国政府成为本国大企业的代言人，汲汲于对外扩张以获取经济利益。就此而言，“帝国主义之盛行，其目的不在领地之开拓，而在贸易之扩张”。他虽未直接使用“民族帝国主义”一词，但从对帝国主义的描述，特别是强调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帝国主义扩张的主要手段是经济侵略来看，推测他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来源于梁启超对民族帝国主义的描述。而作者如此铺陈列强“经济之侵略”，是为了揭示中国的自强之道，即应效法近代欧洲的经验建设民族国家，“欧人不于十九世纪中，大振民族国家之势力，则二十世纪中经济竞争，必不能强横至此”，并发展资本主义，“以固有之货殖力，据固有之沃土，以争霸于经济界中”。
相似的，在著名的《金铁主义说》中，杨度认为晚近世界形势新特点是“经济战争”成为常态。各国殖民扩张，“经济势力为军事势力之先锋，经济势力深入之后而军队随之矣”。因此，“今世文明国之对于文明国，盖无一日而不在经济战争之中；今世文明国之对于不文明国，亦无一日而不在经济战争之中”。在此情形下，为了避免亡国，中国应以建设“经济的军国主义”国家为目标。虽杨度同样未使用“民族帝国主义”一词，但他描述的现象和表达的观点与梁启超基本一致。同时，杨度也将近代德国作为效仿借鉴对象。“金铁主义”正是在修改扩充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后形成的，“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在具体政策层面，杨度认为中国应对标列强，大力发展本国工商业，先抵御外国资本借坚船利炮涌入中国，再在激烈残酷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获胜，军事上的“全国皆兵，并力于外”，也是因为“非此不足以为经济战争也”。他宣称：“吾之主张工商立国者，不外乎使国中生产事业日趋发达，于经济战争之中由劣败而反于优胜之意，姑以国际的社会问题为先，而以国内的社会问题为后也。”所谓“国际的社会问题”，不外乎要意识到“所居者为野蛮之世界，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并未自外于民族帝国主义式的发展模式。
当然，上述士人对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歆羡有加的态度，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及传统“善战者服上刑”，“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观点颇不合拍。这些认同者警惕批判列强对中国的武力和经济侵略，甚至意识到帝国主义侵略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却又主张效仿上述一直危害于己的发展道路，实是陷入资本主义列强的话语和逻辑陷阱而不自知。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言，与其说他们在内心深处真的认同、热衷于此，不如说他们是在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对既有道路和列强所谓“成功案例”产生某种盲目崇拜，也在当时帝国主义看似高歌猛进、资本主义看似一统天下的环境中产生某种路径依赖，认为只有沿着这唯一“可行”的模式发展，方能让中国摆脱困境。他们因此一度陷入人云亦云境地，在关乎中国未来的选择上丢失主体性和批判性。
梁启超1903年以后基本不再谈论革命，杨度更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主角。部分立宪派常用“民族帝国主义”概念论证其政治诉求的合理性，强调国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性。旅居加拿大的华侨叶恩在《上振贝子书》中写道：
夫今日列强并立，无不以民族帝国主义为方针，故其国民团合，视国家为一体，兢兢焉与万国争强。今满汉也，皆黄种也，同一民族也。同一民族则宜团为一体，不宜歧视。为令天下各州县开地方自治议会，准其自治，久之开各省会议，又久之开议院于京师，确立宪法，汉满民族，同担义务，同享利权，则中国不数年而强，大清之统不万年而存，未之有也。
他通过强调民族帝国主义的特征——国民一致支持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凸显中国内部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认为中国若不通过君主立宪来凝聚人心、集合民力，将难以抵御民族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更重要的是，在上述逻辑里，反清革命也不具备正当性，因其会造成国民之间本无必要的“分裂”，不利于“团结”抵制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外来侵略。
新学说与新话题能产生广泛的时代共鸣，往往被在现实政治中处于对立状态的力量所共享，成为表达各自政治观点的思想资源。虽然革命党与立宪派在立场上截然对立，但不妨碍双方汲取同样的新学说，只是赋予其不同的意义、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标。革命党人同样也使用“民族帝国主义”概念。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国力远弱于列强，是革命、立宪两派人士展开思考言说的共同语境。他们之间的不少论争，本质上也是辨析怎样的政治方案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倾向于革命的《江苏》杂志曾刊登署名“汉驹”的文章，作者为唤起民众的救亡图存之念，说：“莽莽六洲，林林五种，芸芸万国，何以削者削、弱者弱、灭者灭，至今归并成数十国，淘汰于一白人？推此活剧，非所谓‘民族帝国主义’之侵略冲激之效果耶！”在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东西列强的“大外交家、大政治家，汲汲焉以殖民政略为巩固国家、强大民族之不二法门，目光所注射、心力所经营，惟在开拓新地”。不过，只要中国能够充实国力，提升武备，将来“超英轶美，凌俄驾德，争握霸权于海上，一决黄白之雌雄，亦非难事”。
革命派杨毓麟认为，要想救中国，需要了解列强对华政策的“远因”与“近因”：
夫所谓历史上之远因者，何也？则民族建国主义是也。所谓历史上之近因者，何也？则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是也。民族主义之前，固已有所谓帝国主义矣，顾其为此主义之原动力者，或出于世主一人之野心，或出于武夫健将一二人之权略，而非以其全国人之思想为发生之基本，非以其全国人之耳目为运动之机关，故其末路往往丧败不可收拾。民族主义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则异是。其为此主义之原动力者，非出于政府一二人之野心也，国民生殖蕃盛之力之所膨胀也；亦非出于武夫健将一二人之权略也，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发生之基本，则全国人之思想也；运动之机关，则全国人之耳目也。故其风潮之猛，若倾海水而注之大陆……
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论述“中国民族”迁徙事迹时言：
盖迁徙之说所以明祖也，明祖所以尊祖，尊祖则敬祖心生，敬祖心生则自爱心生，自爱心生则保守之性质日益固，而团结之力日益强，此近世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所以弥沦滂渤而充塞于大地也。
很明显，革命党人同样用“民族帝国主义”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猛烈且残酷的对外侵略扩张，认为侵略扩张既为全体国民所支持，又是“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的结果。
因此，革命派中也有部分人士主张，未来中国也要步欧洲列强之后尘，实行民族帝国主义。如汪精卫称：
彼英德法等方盛行民族帝国主义，以广拓殖民地，而民族主义弃置不复道者，其境遇实使之然。我中国实行民族主义之后，终有实行民族帝国主义之一日。
革命党人宋教仁以书写汉族历史的方式强调，“一民族所以集合而能立国于天地间者；其原素虽复杂，而其主要则不外乎排外之主义，与夫进取之政策”，本国历史上更不乏“雄才大略之君主，饶勇善战之将士，挟其强武之力，奋其挞伐之威”，“其以视欧人今日之所谓民族帝国主义者，何遽不克逮耶！”他的论述有极强的现实所指，即中国也有足够资质能力走上民族帝国主义式的发展道路，与“欧人”一较高下。
与立宪派不同的是，革命党人如此分析世界形势，主要是为凸显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阻碍中国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导致民气衰颓，国家孱弱，难与列强抗衡，只有革命才能让中国摆脱危机。根本上说，部分革命党人与部分立宪派一样，之所以推崇民族帝国主义式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绝非因他们对这样的杀伐与争逐心向往之，而是因为他们根据接触到的世界大势，误以为这是未来国际政治演进的唯一“可行”路径，不遵循此路径则难逃灭亡命运。但是，革命派对中国内部变革道路有着相对立宪派更准确和彻底的认识，更具备推翻旧制度的无畏精神，一旦有机会接触到新的思想资源并进行更深入思考，也就更可能意识到世界政治经济矛盾和中国外部环境的本质，进而超越民族帝国主义的分析框架。历史也证明，部分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启发的革命派察觉到前人忽视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意识到民族帝国主义式发展路径的弊病，意识到中国在如此路径下难以真正摆脱困境，进而反思未来世界是否只有个别民族帝国主义列强彼此争霸或瓜分世界这一种前景。
三、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者的批判
近代中国面临的内外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所致。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也出于朴素的是非观、正义观以及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和平性，绝大多数中国人显然厌恶和反感民族帝国主义所代表的殖民扩张和压迫剥削，不断探索抵御之道。但在强势意识形态话语笼罩下，要摆脱发展道路上对东西列强的盲目崇拜和路径依赖，从现代学理层面驳斥民族帝国主义的话语逻辑和哲学根源，设想论证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替代方案，也并非易事。因此，在引进新知过程中，时人十分注意发掘突破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努力寻找相关的新学说新思想。批判帝国主义列强内外政策及本质的学说，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一经出现就引起注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同于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民族帝国主义”概念逐渐传播的同时，深入其逻辑和哲学根源的批判声音也逐渐涌现。
19世纪存在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在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动员无产阶级、对待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等方面不无差异。但它们都剖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批判资本主义国家间为争夺商品与资本输出地、原料与廉价劳动力获取地而进行的全球争霸，揭露其扩张争霸最终只使本国统治阶级获利，平民大众依然饱受剥削压迫。这是梁启超等人所不具备的视野，实际拆解了民族帝国主义的底层逻辑及其代表的发展道路理论。
1907年6月，刘师培、张继等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创建“社会主义讲习会”，批判当时舆论界“知倡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现象，致力于“研究社会问题，搜辑东西前哲各学术，参互考核，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该会成立后，部分日本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如幸德秋水、大杉荣、堺利彦等，常被邀请来讲座，章太炎、钱玄同等也频繁参与其活动。与彼时欧洲社会主义的流派分歧一样，日本也存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占主流地位的是欧洲第二国际所宣传的改良而非革命的社会主义，但它们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希望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平等、遏制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的对外侵略扩张。随着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声势渐大，戊戌变法后东渡的中国学生与士人也开始受到影响。他们或撰文介绍社会主义主张，或翻译日本学者编写的社会主义论著，开始形成批判民族帝国主义的意识。
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社会主义者对时局的分析就不局限在一国之内，而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全球性现象来剖析。经常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活动的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所著、并迅速被翻译成中文的《广长舌》与《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就将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广长舌》中，幸德秋水指出，帝国主义的特征是“团结其国民之力，伸其竞争之手段，以与他种民族争”，虽看上去声势浩大，但也是“吾人世界社会主义之导火线耳”，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贫富隔绝之过甚”现象难以根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运动，才能“矫正帝国主义之弊，而为现今之救世主也”。在《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中，幸德秋水认为帝国主义体现的野蛮“爱国心”与军国主义“大扩张其领属版图”的目的，是当前世界纷争不止的根源。针对帝国主义辩护者声称的今世帝国主义为“民国的帝国主义”，不同于古代帝王“个人的帝国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的说辞极为相似），幸德秋水强调，究其实，帝国主义并不代表“国民膨胀”，仅代表“少数之政治家与军人”、“少数之资本家与少数之投机师”的利益，对广大平民并无益处。因此他认为，要想彻底埋葬帝国主义，需进行“世界的大革命之运动”。具体言之：
变少数之国家，为多数之国家，变海陆军人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变贵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之社会，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而后以正义博爱之心，而压其偏僻之爱国心也，以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以布拉沙呼德之世界主义，而扫荡刈除掠夺的之帝国主义也。
可见，他设想了一条不以帝国主义为终点的发展道路，认为国际纷争的最终解决离不开各国内部政治社会矛盾的解决，尤其离不开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剥削结构。而资本主义列强借助民族主义宣传，靠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只会进一步扩大国际战争。民族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氛围是充满危机、难以持久的，所谓的“普遍民意”更是虚假的。在这个意义上，幸德秋水拆解了梁启超宣扬的民族帝国主义的理论逻辑。社会主义学说为时人提供考察晚近历史进程的新视角，提供了不同于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在社会主义视野下，民族帝国主义所代表的发展道路漏洞百出、弊病明显，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多从自己熟悉的传统出发理解社会主义。王瀚浩注意到，幸德秋水深受《孟子》影响，在批判帝国主义时将中国古典的“王霸之辩”进行一定程度的近代转化。他对社会主义的表彰，也常从后者更高尚、更具道德感出发。这种带有儒家色彩的论述方式使清末士人感到亲切。在上述思想因缘下，近代日本学者编撰的社会主义论著，特别是幸德秋水的论著，对清末留日人士尤其是革命党人产生不小影响，使他们在思考如何推翻清政府的同时，也思考如何构建一个不以民族帝国主义为旨归、真正平等公正的国内政治秩序和亚洲区域体系。
因“苏报案”扬名天下，后任革命党机关报《民报》主编的章太炎与社会主义讲习会关系密切，自言自己“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在广泛阅读西学之初，他对社会进化论青睐有加，对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持正面态度。不过，章太炎也研究近代社会学，关注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悬殊问题，为系统反思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对外扩张奠定思想基础。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成为革命党机关报《民报》主编。他在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典章制度时，常以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为标准，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会主义”。随着对中外形势的观察深入，章太炎注意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下，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支配剥削关系，强调政治变革须建立在改造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他提醒人们，随着中国进一步卷入由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过十年，中人以下，不入工场被棰楚，乃转徙为乞丐，而富者愈与皙人相结，以陵同类”。基于此，他提出四点经济主张：“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官立工场，使佣人得分赢利”；“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公散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最终目的是实现“豪民庶几日微，而编户齐人得以平等”。可见，章太炎所理解的革命，绝非仅基于“民族主义”立场来反清，也具有社会革命的意涵：改造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消灭旧式与新式剥削。
章太炎关于中国内部问题的新思考伴随着对中国外部形势的新认识。他在与日本友人笔谈时说：
我所希望的是在亚洲各国凡有政府者同时革命，被征服者同时独立。宫崎君说中国革命一旦成功，日本也将带来变化。但我以为日本革命并非当务之急。我很希望让安南、印度、缅甸等地，从现在的悲惨境地中解脱出来。
1907年4月，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中国革命者联合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日本等地的志同道合者，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该会的创建离不开社会主义讲习会的中国革命党人，以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洲其他国家革命者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色彩极为明显。也正因如此，该会将批判矛头直指在亚洲各国大肆殖民扩张的列强。在该会“约章”中，章太炎指出：“百余年顷，欧人东渐，亚洲之势日微，非独政权兵力，浸见缩朒，其人种亦稍稍自卑。”在这一帝国主义入侵浪潮之下，“越南、缅甸，继遭蚕食”。而亚洲和亲会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各国会员之间，应摒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伦理观与政治观，尊重彼此的传统文化，以文化为纽带建立休戚与共的联系。在政治领域，“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中国在其中的意义，便是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十数邻封，因是得无受陵暴”。换言之，章太炎等人构想的亚洲区域体系，建立在各殖民地与被帝国主义压迫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他希望中国的反清革命起到示范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反帝运动。可以说，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思考如何超越民族帝国主义的国际体系，革命党的革命论述由此更具批判力度与理论深度。
与印度爱国人士交谈时，章太炎表示希望中印两国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建立起平等关系，进而“使百姓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之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在他看来，“支那、印度既独立，相与为神圣同盟，而后亚洲殆少事矣”。不可否认，他的愿望有些不切实际，“帝国主义之群盗”不会因为中印建立友善关系而善待其他被侵略的国家。但究其动机，章太炎希望中印两国树立榜样，为建立不同于民族帝国主义的国际体系创建契机。
此外，1907年9月，章太炎在社会主义讲习会发表演讲，“痛斥国家学之荒谬”，进一步揭示为什么19世纪列强所秉持的发展道路与背后的意识形态根基是错误的。文明等级论是民族帝国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支撑，章太炎指出：“一般舆论，不论东洋西洋，没有一个不把文明野蛮的见横在心里。学者著书，还要增长这种意见，以至怀着兽心的强国，有意要并吞弱国，不说贪他的土地，利他的物产，反说那国本来野蛮，我今灭了那国，正是使那国的人民获享文明幸福。”因此，在思想层面拆解民族帝国主义话语，“第一要造成舆论，打破文明野蛮的见，使那些怀挟兽心的人，不能借口，任便说我爱杀人，我最贪利，所以要灭人的国，说出本心，到也罢了。文明野蛮的见解，既先打破，那边怀挟兽心的人，到底不得不把本心说出，自然没有人去从他”。基于此，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撰写许多哲学论著，拆解各种被近代西方帝国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用以美化其内外政策的概念，批判其“文明愈进者，其蹂践人道亦愈甚”。他对庄子哲学进行创造性阐释，形成“齐物哲学”体系，破除固定化的名相关系，解构名相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支配逻辑，达到“不齐而齐”的“齐物平等”，成为批判文明等级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利器。在章太炎看来，只有深入哲学层面的批判，才能真正瓦解19世纪以降强权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国也决不复制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奴役侵略他国的活动。
除章太炎外，刘师培等倾向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受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精神影响，开始修正前期部分革命党人偏狭的民族主义主张。作为晚清宣传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主阵地之一《天义报》的主要创办人，刘师培认为革命党人深受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影响，但西方民族主义往往以侵略别国为目标，如径直将其作为革命理论，则“民族帝国主义之说，亦将因此而发生”。要主张民族主义，应主张反抗“异族之特权”，“印度之于英、安南之于法、菲律宾之于美、中亚之于俄，亦当脱其羁绊”，“民族之革命，即弱种对于强种之抗力耳”。刘师培意识到近代西方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有意识地辨析旨在鼓舞被殖民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与旨在进行殖民扩张的民族帝国主义的本质区别，无疑比梁启超宣传效仿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道路来实现救亡图存的主张更合理深刻。
在发表于1907年的《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中，刘师培认为彼时世界不平等的表现之一即为强族对弱族的压迫，“欧美各国，侈言帝国主义，挟其兵财，雄视世界。推其原因，一由国家权力之扩张，欲逞国威于境外；一由资本家欲扩充商业，吸收他境之财源，盗为己有。积此二因，遂成戕杀之世界”。他所描述的帝国主义及其原因，正类似于梁启超对民族帝国主义的论述。因此，刘师培不是在抽象批判各种形态的帝国主义，而是具体批判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基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的民族帝国主义。相似的，在发表于同一年的《亚洲现势论》中，刘师培介绍法国殖民越南、日本殖民朝鲜、美国殖民菲律宾、英国殖民印度的状况，强调“帝国主义乃现今世界之蟊贼也”。他相信，亚洲“弱种相联，必有排斥强权之能力；而弱种排斥强权之日，即强族政府颠覆之日。盖此乃世界和平之兆机也”，亚洲遭侵略的国家与各国“民党”（即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政党）建立紧密联系，是推翻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方式：
倘亚洲属地之人民与欧美、日本之民党互相依赖，民党革命为属地独立之机，属地独立又为民党革命之机。倘亚洲人民共明此旨而实行此策，则世界之中，其有强权所加、人治所束者，均可同时颠覆，以图人类之自由。即赤种、黑种之民，亦隐受其赐，以泯强种之侵凌。人类最大之幸福，其在兹乎？
与刘氏相似，一位名“志达”的作者分析美国工人排华倾向时指出，“近日，各国政府实行民族帝国主义，只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此在上者之谬见也”。赴美工作的华人与美国本地工人之所以发生冲突，“均资本家有以致之”，“世界主义之公敌，在于资本家”。社会矛盾“实由经济问题而起”，工人之间的成见愈深，资本家愈能操纵工人、转移劳资之间的矛盾。要想彻底批判民族帝国主义及其经济基础，需“使黄人、白人之为劳动者，共明资本家为大敌，则人种之争消弭于无形，而世界主义之实行亦可计日而待矣”。由此可见，刘师培等人通过吸收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学说，意识到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国家中充斥着平民与政府的冲突、资本家对劳工的压榨，并将中国内外危机置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与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思考。他们分析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压迫剥削、制造的矛盾，进而探索反对帝国主义、构建真正平等国际体系的可能性。当然，因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影响，刘师培等人虽指出民族帝国主义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力量是造成中国社会矛盾的主因，却不赞成建立强大、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正因刻意回避组织、动员革命力量与建设革命政权等问题，将政治斗争设想得过于简单，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仅限于小圈子内的呼喊，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
余 论
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时人探索、思考与选择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历史。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人运用一些经日本学者译介的新说分析中国内部状况与世界形势，以此开展动员，推动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章开沅指出，“先进的中国人在研究二十世纪的时代特征时，自然首先要把目光集注于帝国主义”。清末士人对帝国主义的理解，与后来受列宁帝国主义论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之间有不小差异。后者同样从经济生产方式角度分析帝国主义问题，但更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是因为带有垄断色彩和强烈对外资本输出需求的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主导力量。正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导致中国农村破产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步履维艰。不过，对资本主义问题的高度关注、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侵略手段的揭示，贯穿清末以降时人对世界形势与中外关系的认识。如刘师培等人在社会主义还未形成潮流之时，便率先吸收相关理论，以此为资源拆解民族帝国主义的所谓“全民支持”，直指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列强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从分析要素和思考逻辑上说，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有不少相似之处。可以说，清末知识界对民族帝国主义的关注与讨论，为五四时期及其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接受，提供了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后，因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诸多遗留问题，中国知识界对政治社会现状深感失望，将批判矛头指向军阀官僚，但也常流于就事论事，罕能由表及里地分析中国社会诸多矛盾。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出现一批掌握科学理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进行彻底剖析，思考政党、阶级、军队、政权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探索如何组织动员广大中国人民参与革命斗争。较之清末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入也更具实践性。清末士人对平等公正国内国际秩序的朴素追求，至此才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
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梁启超对民族帝国主义的论述鼓吹影响广泛，但他很大程度上被民族帝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蒙蔽，未能深刻认识到相关政治实践的巨大弊病。梁启超始终对德国青睐有加，认为德国是民族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模范生。辛亥革命后，他发表具有政治纲领意味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同样视德国为中国的榜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梁启超又撰写《欧洲大战史论》。因对民族帝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执念过深，他认为这场帝国主义分赃战争的结局不但一定是“德之必胜”，而且是“决胜甚速”，因为德国政治组织极为完美，国民教育甚为发达，“其全国人之共为国家一器械而各不失其本能”，加之军队战斗力极强，符合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强国的特征。他甚至预测，“使德而败，则历史上进化原则，自今其可以摧弃矣”。但战争最终结果证明梁启超错得一塌糊涂。
一战结束前后，“民族帝国主义”概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列宁帝国主义论在中国流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更深入剖析世界形势，思考如何才能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上述分析视野不但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左翼知识分子思考言说的理论基础，而且对那些属于“中间势力”的知识分子产生不小影响。抨击以对外扩张为宗旨的民族帝国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知识界共同的思想底色。1928年，学者张慰慈撰文分析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认为“所谓民族帝国主义就是以本国民族做根据，把势力扩充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在民族帝国主义的逻辑里，“民族主义只适用于本国，不适用于别处，对于别处须采用帝国主义”。除了理论分析，他还回顾历史，“近世欧洲政治史只可以算是帝国主义侵略史”，“帝国主义的势力已经影响到全世界的各区域”。但是，张慰慈也认为，随着一战后殖民地解放运动兴起，当“世界被压迫的民族的抵抗力充分养成时，便是帝国主义的末日了”。他在思想光谱上并非社会主义者，但他同样意识到，民族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未来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必然挣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携手共建一个真正公正平等的世界体系。可见，探索一条不同于19世纪东西列强通过殖民扩张来增强国力的发展道路，在近代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思想基础。
（作者王锐，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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