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辟问题的初步分析

　　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失败？这无疑是1976年与1991年以来左翼面临的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之一。从学术界到互联网，再到地下小册子，关于这一问题并没有许多真正负责的解释。最为流行的论述只是对托洛茨基主义跳蚤的不断反复与对毛晚年思想的粗暴解读。除“官僚”与“民主”这两个似是而非的关键词外，这些论述并没有什么其它内容。工人、官僚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本就分为各种派别。而如果20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权能够实现工人的直接民主的话、如果从那样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不需要干部与官僚的话，我们早就不需要讨论复辟问题了。

　　如果我们诚实一些，那不妨抛弃“历史的可能性”“想象力”一类词汇，而承认这样一件事：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虽由一系列偶然导致，但这是必然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分析其失败的原因，而非臆想是否存什么政治手段可以规避这一结果。

　　我们当然知道，在70年代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发生了生产关系与产业分布的转型，福特制为“灵活积累”取代，福利国家瓦解，跨国资本转向第三世界寻求廉价劳动力。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发生在这一大背景下。但其原因只能从革命内部去寻找，因为这种转型同样也在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危机。

　　作为一个初步的分析，这里仅仅讨论东方的情况。

　　一、1956-1976年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征

　　1949年革命胜利后，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并通过国家政权推动全面的社会革命，到1956年基本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1956-1976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学特征是：

　　第一、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后，工人阶级通过国家计划分配生产资料。但工人阶级通过国家对生产的控制并非全面、彻底的：

　　一方面，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工业为主）与集体所有制（农业为主）两个经济部门，集体所有制并不被纳入国家计划，实际上是由国家与集体进行商品交换。在农业领域，这种交换表现为统购统销制度，国家按一定的比例和加个向集体收购粮食，并出售给城市居民。集体则将出售粮食所得资金用作集体的积累与农民的消费。

　　两种所有制的差异不仅导致工农业的产品交换通过商品交换进行，也在两种所有制的中间地带为商品生产与交换创造了条件。农民自留地的产出与余粮、集体企业所需的原料与生产的产品，均可能在自由市场或地下市场中流通，这也使得农民在农闲时可以经营副业，甚至成为雇佣劳动者（临时工）。这意味着即使雇佣劳动受到严格限制，但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商品化的劳动力。

　　以上现象的根本原因并非所有制形式的差别，而是集体所有制本身具有小生产的色彩。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得集体所有制采取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形式，与自然村大致重合的生产队重新成为基本核算单位，虽然生产采取了集体劳动的形式，但其并未跃出自然村的范围，且集体劳动在传统村落中本就并不罕见。由于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相对的压低了农产品的出售价格，农民并不认为向国家出售粮食有利可图，而与国家进行交换的生产队并未摆脱自然村落的限制，这就意味着生产队极有可能围绕干部形成对抗国家的小共同体，抵制粮食收购。大跃进后粮食统购比例的停滞不涨就与此有关，而二革十年中粮食征购量的增长也仅仅是因为粮食的产量快速增长。

　　这意味着，传统村社小共同体虽然集体化了，但仍然有可能构成对抗社会化大生产的力量。（这里仍然是一个利益问题，如许多原本经济条件落后、周边工商业生产不发达的农村，往往会比较坚决地支持集体化。反之，原本经济条件较好、周边商品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则认为集体化妨碍了自身利益。）这些小共同体的中坚就是通过不受控制的商品生产获利的新富农，与掌握政治权力的农村干部。一旦条件有利，他们就有可能转变为农村资产阶级。但他们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集合起来直接地表达自己阶级诉求的可能，因为农业小生产的交换关系并不发达，只有城市工业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才有可能被代表，从而支持其中的某一个阶级。因此，农业小生产虽然构成了8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支撑，但他们并非推动复辟的主动力量。

　　另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交换虽然通过国家计划进行，但不同企业间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导致企业间所获利润存在差异，这也使得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具有商品生产的特点。换言之，城市工业部门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个个以“单位”为外在表现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之间的产品交换具有商品交换的色彩，但同时被工人阶级通过党与国家机器约束。然而，党政权力的掌握者（干部）往往同时掌握着生产资料制的分配权力。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干部应当限制直至取消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生产色彩，但生产的商品生产色彩能够使其有机会从中谋利。这并非是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是因为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工人）也能够商品化的生产中获得利益。社会主义下商品化生产的利润首先是单位制同体的利润，是干部与工人共享的。这导致在地方有可能形成一个与中央计划，即与社会对生产的控制对抗的地方性集团。或许是某个企业，也有可能是某个经济区域。交换关系的发展越落后，这种区域性福利共同体就越有可能出现。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变不可能仅仅由某个阴谋家或阴谋家集团共同推动，而是可能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尤其在个别工人的利益与作为阶级的工人的利益冲突时。

　　以上并非什么新鲜的观点，实际上，1976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这样说过：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品既已开始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同时又仍有一定的私人性，还是商品。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反映到生产过程中来，使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同时是商品生产过程，所以，作为商品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就依然存在。这就是：一方面，它是劳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者的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还创造出新的价值。

　　社会主义生产的二重性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新资产阶级的条件。在更久远的年代，马克思与列宁“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也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

　　但本文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稳定运行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前身（干部或者说官僚）不仅无力改变社会主义政权，也并无彻底复辟的动机。残存的资产阶级法权足够让他们合法且安全的获得利益。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有密切关系。

　　第二，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实现最优规划，因而周期性地遭遇Ⅰ部类Ⅱ部类相对不平衡导致的危机。前文已经提到，受限于生产社会化的程度、阶级力量对比与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并不能彻底控制各生产单位，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最优规划”。这就导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对社会主义仍然有适用性。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毕竟对生产加以控制、对劳动力再生产加以保护，其危机并不常常源于生产过剩，而是源于Ⅰ部类Ⅱ部类的不平衡。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时候，为了说明一年内已经消费掉的东西怎样从实物上得到补偿，首先按照实物最终用途的不同，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Ⅰ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Ⅱ这样两大部类；第一部类的产品是用于生产消费的，第二部类的产品是用于生活消费的。各部类社会产品的价值又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构成。如果要社会生产能够持续，则必须使生产中消耗掉的东西从实物和价值两种形式上得到补偿，于是生产之后必须进行交换。社会产品的交换是按照以下三条途径进行的：首先，一部类内部进行交换。其次，二部类内部进行交换。再次一二部类之间进行交换。这里仅仅介绍最简单的情况，即如果要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必须使Ⅰ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等于Ⅱ部类的不变资本。即：

　　Ⅰ(v m)＝Ⅱc

　　在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转变为社会积累基金继续存在，而全社会的大部分积累基金通过国家计划投资到Ⅰ部类，投资的多少决定了该部类生产的规模。而一旦Ⅰ部类投资过多，Ⅱ的增长就会减慢，Ⅰ部类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就缺乏足够的生活资料，这又会反过来制约Ⅱ部类的发展速度。而一旦Ⅱ投资过多，Ⅰ部类的发展就会陷入停滞，Ⅱ部类的发展速度往往与Ⅰ有密切关系，Ⅰ部类的停滞最终也会导致Ⅱ部类的停滞。

　　上文所说“Ⅱ投资过多”只是相对的“多”，因为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工业生产的落后与帝国主义的外部压力导致Ⅰ部类的投资与Ⅱ部类相比长期保持优势，Ⅰ部类增长速度也长期高于Ⅱ部类，这就是“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因此第一共和时期常见的所谓“调整”时期说到底只是相对增加对Ⅱ部类的投资，而非在数量上使得Ⅱ部类的投资超过Ⅰ部类。如：

　　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逐年上升，1969年23.2%，1970年为32.9%，1971年为34.1%。东大国家基础工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1962一1965年三年调整时期是18.5%，三五计时期上升到23.2%，四五计划时期前两年达25%以上，1973、1974 年被压到平均每年23.9%。农业投资愈来愈少，1971年只占总投资额的10%，还有一部分被地方基建挪用，工业投资却达65.2%，在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仅占5.8%。

　　（见港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首先，“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造成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方面农业发展更多依赖集体企业自筹人力物力，即以活劳动代替资本；另一方面工业部门劳动者或是生活水平长期保持一定水准，或是产业工人数量上升较慢。此两方面的状况使得普通劳动者亦存在获取更多消费资率的意愿。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高积累体制是错误的。一方面，由于大跃进的失败，社会主义东大的积累率长期受限于农民对统购统销的软性抵抗，直到70年代的四五计划才重新恢复到大跃进时期的水平。另一方面，高积累高速度的发展实际上有利于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改善，有利于劳动者获取更多消费资率。但大跃进的失败、东大较为贫瘠的工业基础与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得东大从未如苏联一五二五计划时期那样“多快好省”。中高积累率与中高速发展反而延长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时期，导致社会长期存在对消费资料不足的不满。

　　其次，国家对生产控制的不彻底性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始终过度投资Ⅰ部类与过度投资Ⅱ部类之间震荡，形成另一种周期性危机，即经济过热与经济停滞的交替。Ⅰ部类过度投资往往导致财政危机（如大跃进、四五计划前期），危机导致中央政府必须压低积累率，相对增加消费资料。这样的“调整”期间往往导致两个结果。其一，工业投资减少导致就业岗位增加速度的减慢，从而造成失业问题。其二，增加消费资料最有效快速的手段并非增加Ⅱ部类投资，而是放松国家对企业与集体的约束，放任企业与集体在计划外生产消费资料，并进行商品交换，获得利润。这使得社会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一面被放大了，企业/集体利润共同体（单位）的干部与普通劳动者均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并在国家机关中寻求自己的政治代表，所谓“走资派”就是指这些人。

　　当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稳定时，周期性的“调整”后往往意味着下一个压制市场、增加Ⅰ部类投资的高速发展时期。而如果政治与经济危机重叠，“走资派”就能够利用普通劳动者对占有更多消费资料的渴望，推动国家计划的松动，并最终瓦解计划经济。当然，这在许多时候是无意识的。

　　二、1956-1976年社会主义的阶级分析，兼论所谓“官僚”

　　上文讨论的只是复辟的条件，或者说复辟为何可能。而如果没有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可能也不会变为现实。因此，我接下来将对1956-1976年社会主义的阶级与集团进行最简要的图式化分析。

　　农民的基本特点前文已经说了。他们虽然期望掌握更多消费资料，与国家进行软性对抗，形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小共同体。但他们是分散的，无法主动寻求自己的代表，因而在国家的动员下，他们在粮食供给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方面为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一旦国家机器的领导权发生转变，掌权的所谓“官僚”就可以用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放开粮食交易市场、允许分田单干都手段获取他们的支持。

　　其次是工人阶级。由于单位制的存在，虽然一部分工人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根本利益在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速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他们反对工厂中的党政干部，在CR中形成了“造反派”。但另一部分工人则更倾向维护自身基于单位制的经济利益，认为能够为他们争取福利的干部即使政治上专权，也可以接受。他们也就形成了“保皇派”。这一派的力量远远大于前一派。而他们在1978-1986年之间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中也的确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但1994年以后则付出了血泪的教训。

　　再次是干部，或者说所谓的“官僚”。托洛茨基主义对“官僚”的笼统分析认为，官僚因为掌握权力而腐化堕落，这无视了干部之间的巨大差别。在我看来，干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派别：

　　第一是地方官僚，尤其是掌握地方党政机关行政权力者。除去少数工业发达地区的党政干部（如柯庆施），大部分党政官僚实际上成为“封疆大吏”（不妨想一想四川、河南、广西）。资产阶级法权使得他们养尊处优，经济调整时期的管理权下放与市场松绑有利于他们扩张自己的权力。他们与他们在中央的支持者就构成了“走资派”。

　　第二是技术官僚。他们包括地方企业管理层与中央计划部门的领导人。他们当然支持计划经济，支持加强中央政府对“单位”的控制，但资产阶级法权同样能够让他们受益。因此他们大致属于中间派。无产阶级专政稳固时他们倾向于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瓦解后他们也不会坚定地反对市场化。

　　第三是意识形态部门的干部，也就是通俗所说的笔杆子。他们因为与生产、与资产阶级法权造成的不平等物质利益分配没有直接关系，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资产阶级法权能够采取比较激进的批判态度。

　　相对苏联较慢的经济增长导致技术官僚的成长也相对较慢，于是他们没有能够构成计划经济的支撑性力量。于是，1966-1976之间的基本格局是：地方官僚与保守派工人的政治集团，对抗意识形态干部与造反派工人的政治集团，前者取得了优势。第二个政治集团在1976年由于革命领导人的去世崩溃，此时又恰逢四五计划高积累后的调整期，经济上面临着增加消费资料与就业岗位的压力，于是掌权的地方官僚集团就可以顺势推动权力下放、放松市场等改革措施。

　　当然，社会主义的瓦解并非一夕之间实现，而是分为两个阶段：市场社会主义阶段与资本主义阶段，市场社会主义必然陷入经济危机而崩溃，在这一过程中权力越来愈膨胀的干部，将冲破企业/集体利润共同体的限制，试图将集体占有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复辟正是这样实现的。至于复辟具体怎样演变，这便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