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马克思越过了的蒲鲁东的观点在今天西方学者那里仍有大量体现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批评蒲鲁东观点的一本著作。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提到，蒲鲁东的著作被科学地越过了，这篇文章就展示了这个越过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被马克思在这里越过了的蒲鲁东的观点，在现代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家那里仍然有着大量的体现。它在说明如今西方学者的渺小的同时，也说明了蒲鲁东的确是个天才，而马克思则更加的伟大。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了交换的历史，并隐含地认为不同时期的交换，交换价值的确定有所不同，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交换价值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不同的时期包括，“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蒲鲁东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的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体现，可以说蒲鲁东比当代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伟大。而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批评，实际上也适用于今天的西方经济学。例一：在蒲鲁东那里，交换价值和稀少成了同义的术语；而在西方经济学中，稀缺与经济物品也成了同义的术语。例二：在蒲鲁东那里，一方面是效用（使用价值，供给），另一方面是意见（交换价值，需求）；而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个问题也是同样的。例三：蒲鲁东“使抽象达到极端，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代表性企业和代表性消费者。例四：“大家都知道，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蒲鲁东先生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他说：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末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西方经济学同样认为，按照均衡价格确定市场价格，供求也就必然会达到均衡。例五：蒲鲁东认为，“如果工资普遍提高，一切物品的价格就会上升。”西方经济学称其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但是，“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例六：“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吴敬琏也认为，存在“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但是，“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例七：科学在蒲鲁东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同样是无休止地追逐数学模型和公式，但是，“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而政治经济学恰恰是一门历史科学。例八：“蒲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而在萨缪尔森等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种肯定比比皆是。例九：蒲鲁东先生“承认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同样地，凯恩斯也是从心理上来理解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的。

　　马克思指出，“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生产者所供给的不仅是有效用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种交换价值。至于需求，它只有在掌握交换手段的条件下才有效。而这些交换手段本身也是产品，也是交换价值。”这是我们认识供求关系的一个指南。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消费者并不是自由的。“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而马克思关于“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的观点揭示了当前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和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下所处的困境。

　　马克思引用李嘉图的话说，“当我们谈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调节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原则时，我们总是只指那些人的劳动可以增加其数量，竞争可以刺激它们的生产而且不会碰到任何障碍的商品。”牢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从容应对那些拿任何劳动都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的东西的高价来质疑劳动价值理论的人。马克思还引用李嘉图的话来说明为什么价格取决于生产费用而不是供求关系：“个人或公司所垄断的产品的价值，是按照罗德戴尔勋爵确定的规律变化的：产品的价值随供应量的增加而下降，随购买者需求的扩大而上升。产品的价格和它的自然价值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在出卖者中间引起竞争而且数量可以适当增加的那些物品，它们的价格归根到底也不是取决于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生产费用的增减。”

　　一些看过《资本论》的人常常质疑复杂劳动是如何转化为简单劳动的，有一个什么样的公式没有。而马克思在这里指出：“据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的意见，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把复杂劳动日化为简单劳动日，这是不是假定把简单劳动当做价值尺度呢？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而不问它的质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这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如果说工人的劳动中有质的差别，那末这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决不能作为特点的无足轻重的质。总之这就是现代工业的情况。”

　　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或许可以看成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说明以及生产方式的一个定义。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今天中国也在强调发展生产力，那么这种运动是否也是两重的，会不会也因为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如果会，怎么克服这种压迫？如果不会，那么导致这种不会的原因是什么？

　　马克思指出，“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死板绝对。……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则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那里则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显然，我们也不能死板地看待历史的进程，强调什么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完全可以发展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马克思引用斯密的话指出，“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因而，随着分工的消灭，人们完全可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去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从而使重建个人所有制成为可能。

　　马克思指出垄断和竞争的辩证关系：“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在谈到所有权时，马克思指出，“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实际上，“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因此，那些认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的人实际上不懂得马克思已经通过描述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早就给出了所有权或产权理论。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了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地租理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他反对李嘉图把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并认为，“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从而，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中的地租甚至近现代史中出现的一些地租也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地租不是一回事。这是我们在研究地租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在谈到罢工和工联时，马克思指出，“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是单只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而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工会问题时，仍然只是从经济角度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