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十卷 只争朝夕 第15章

　　第15章

　　“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不要阻拦。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你有什么法呢？都是没法子的事。林彪他要走，由他去吧！”

　　话说毛泽东安全回到北京，完全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部署。

　　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果探听到毛泽东在下午确实回到了中南海，立即指示周宇驰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广州的行动计划。他又给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我两个小时后飞往北戴河，北京方面暂且由周宇驰负责指挥。

　　晚8点15分，林立果和刘沛丰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在海军山海关机场降落。

　　此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得知毛泽东已经回到了北京，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叶群的哭声，已经传出了窗外。

　　这天晚上，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晚10点30分，他接到汪东兴转来8341部队驻北戴河负责人的电话，转达林彪的女儿林立衡的秘密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乘飞机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周恩来闻听此言，紧皱着眉头，叫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

　　《汪东兴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他（指总理）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

　　不久，周恩来又接到从北戴河转来的林立衡的第2个报告：说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林立果从北京乘坐来的。周恩来当即问吴法宪：

　　“空军1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怎么回事？”

　　吴法宪支支吾吾地说：

　　“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

　　周恩来说：

　　“要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吴法宪说：

　　“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周恩来命令道：

　　“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周恩来将林彪的情况，秘密地向毛泽东做出书面报告。

　　此时，纪登奎一直往来于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传递信息。毛泽东看罢纪登奎送来的周恩来的报告，沉思良久，在一把白色丝绸折扇上写道：

　　“各求各志，各行各路；离凡离圣，离因离果。”

　　写罢，他让卫士立即将折扇交给纪登奎，要纪登奎送给周恩来。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不断出出进进，李德生等人知道有新的情况发生了。

　　汪东兴回忆说：晚11点30分左右，周恩来直接打电话给叶群，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先说不知道，后又改口承认北戴河确有一架专机，称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林彪打算要上天转一转。周恩来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去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吓了一大跳，赶快劝周恩来不要来。

　　至此，林彪，叶群、林立果知道南逃广州的计划已为党中央所觉察，便决定提前行动，马上向北飞。林彪交代说：

　　“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

　　据吴法宪回忆说：“我认为，林彪自己也觉得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对我们加强了管理，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让我们检讨，我们肯定受到了监视和行动已经不便，所以他就是真想搞政变也用不上我们了。唯一的就是他的儿子出面，企图把毛主席干掉后再让我们出来收拾局势。他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站到他的一边的。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的怀疑了。林彪逃跑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他不跑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杀害毛主席这已经把一切遮羞布都撕掉了，再不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如果仅仅是一个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逃跑，林立果的那些小舰队们也完全可以不逃跑，因为他们更没有理由害怕了。只有参与了政变计划或者干下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才会那么逃跑的。”

　　9月12日晚11时30分左右，周恩来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打来电话，要他查询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停留在山海关机场。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称：“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既到颐和园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处理完。心里很高兴。老伴进我的办公室说：‘既然事情都办完了，就早点休息吧。’她一边帮我收拾文件，一边与我闲谈。此时，刘秘书进来说：

　　‘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

　　我听后说：

　　‘立即转过来。’”

　　“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我：

　　‘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我回答：

　　‘好的。’

　　平时，总理指示我了解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也是很正常、很经常的事，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

　　李作鹏当即打电话到机场。他在回忆录中称：“我问：‘你是谁？’回答：‘我叫李万香，是场站调度室值班主任。’我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我问：‘什么时间落地的？’回答：‘20时15分。’我问：‘飞机走了没有？’回答：‘没有走。’我说：‘好了，就问这件事。’我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总理电话。接通后，我把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空军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10分左右。听完我的报告，总理仍用十分平静语气说：

　　‘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

　　当我听到‘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老伴帮助我记录。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4点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级指示的习惯，也为了让我老伴能够记录准确，总理每说一句，我都要按原话复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总理指示完毕后，我示意要过老伴做的纪录，再次向总理复述了他的4条批示。在复述时，将第一条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为了‘林副主席’。总理在电话中听完我的复述说：

　　‘那就这样吧。’

　　此时大约是23点30分左右。两次复述总理的指示，这是我长期做参谋工作，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工作习惯。”“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

　　晚11点35分，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主任李万香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

　　“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他还补充了一句：

　　“4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

　　后来有影印件显示，李万香的记录是：“告诉你，它的行动听北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付总长指示，我的指示，4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4个中间任何一人指示均可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23点45分左右，”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说：“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我又立即打电话询问机场调度室，机场值班员开始报告为256号，我将飞机号码报告了总理。几分钟后，机场调度室又来电话更正为252号，我又将更正后的情况再次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55分左右。”

　　256号是专机配置，252号是普通客机配置。机场方面听从空34师调度室的指令，对外将256号说成是252号。这对李作鹏这位海军第一政委也不例外。李作鹏并不知其中奥妙，机场说是什么，他给周恩来报告的就是什么。

　　“9月13日零时左右，”《吴法宪回忆录》中记载：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到了西郊机场，“我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驾驶员——空34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9月13日零时左右，周恩来接到8341部队电话报告称，林彪等人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挡，已乘车从北戴河往山海关机场，并开枪打伤了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周恩来感到情况十分严重，立即从大会堂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透露，周恩来告诉他：“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9月13日零点06分，李作鹏第二次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场站值班员，修改了第一次通话中他补充的话。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称：“通完电话后，我对照总理的电话指示，又仔细地想了想与机场通话的情况。我感到，在传达总理的第三条指示时，我曾补充说：‘4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不够准确。当时我考虑，虽然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个完全可以决定是否放飞，但又想到总理电话指示的第4点，吴法宪已受命到达西郊机场，空军直接领导的中央首长专机师和指挥系统都在西郊机场，而且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是属于空军专机师的，机组人员也是空军的，如果吴法宪不知道总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随时直接调动飞机。这样就不能保证总理指示的落实。因此，我觉得应向机场再强调、再明确一下总理的指示。9月13日0时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还是值班主任李万香接听的。我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4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在这次通话中，我特别强调和明确了两点：第一、强调‘4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第二、强调‘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当时我认为，这样是更准确、更完整地传达和落实总理的指示。但我有一点疏忽，就是没有让接听电话的对方复述一遍。”

　　后来有影印件显示，场站当时的记录则是：“李政委：中央指示，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零点20分，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打电话给李作鹏，李作鹏再次重复了此前下达的命令。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

　　“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认为此事不可能发生，况且周恩来并未授权他阻止飞机强行起飞，便回答说：

　　“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据李作鹏回忆说：“当时，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第5师所管辖的战备值班机场。机场作战值班电话与海军通信总站有专用线路，而通信总站与军委一号台也有直通线路，因此山海关机场作战值班电话具备和军委一号台、和总理直接通话的条件。当晚，总理对我的电话指示第二条（‘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就说明机场与总理的通话条件是具备的。”

　　1971年9月13日零点32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等人乘坐的红旗骄车，以极快的速度，开到了停机坪上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附近，上了飞机强行起飞。

　　事发9个月后的中发（1972）24号文件中说：林彪等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32分，强行起飞，仓皇逃命。”

　　关于三叉戟强行起飞的详细情形，时任山海关机场参谋长的佟玉春在回忆时说：“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的地方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她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这时，一辆吉普车开到停机坪，七八个8341部队的战士下了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林彪他们上飞机。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3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他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5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我感到情况异常紧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经明确说周总理不让这架专机起飞。我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用两辆油车去阻止专机起飞。我叫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离滑行道出口50米处，挡住专机，决不能让它起飞。以后好多人问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拦林彪的飞机。我说：周总理不让起飞，不管谁让起飞，都不能起飞，我有把握！林彪这次上飞机就像逃命一样。塔台既没有调度放行，也没有领航和通信保障，太反常了！可惜我安排的两辆油车只有一辆油车半到位。如果两辆油车全部到位，肯定把林彪专机堵死了，它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而庞大的三叉戟专机又不可能转身打发走两辆油车。我叫机场警卫连紧急集合，但是疏忽一点，忘了带枪。我赶快跑到外场值班室找枪，拿了枪和仅有的3发子弹。这时，林彪专机开始发动了。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而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3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这时，林彪专机的3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冲着跑道边上的一堆大石头去了。这些石头是维修跑道时剩下的，还没有来得及移走。潘景寅强扭了90°的大弯，致使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9月12日白天山海关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没有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称：“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十分镇静地‘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回答：‘西北。’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零时55分。”

　　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打电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命令周恩来，立即发出全国禁飞令：

　　“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

　　周恩来发出全国禁飞令后，对李德生说：

　　“林彪乘飞机逃跑了！我命令你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我坐镇指挥，24个小时都不准离开，随时报告情况！”

　　周恩来又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命令杨德中监视吴法宪，让他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

　　李德生乘车急驰军委空军司令部，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叫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林彪那架飞机标示的亮点，正在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此时，周恩来问调度员：

　　“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

　　“能听到。”

　　周恩来说：

　　“我要对驾驶员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

　　“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恩来说：

　　“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他们。”

　　调度员多次呼叫，256号飞机上一直默不作答，继续向北飞去。方向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调度员报告周恩来：

　　“他不回答。”

　　此时，256号飞机耍了一个花招，先向西飞了一段，接着又掉转方向往北飞去。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他在西郊机场空34师指挥所，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256号专机的动向。“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

　　周恩来、纪登奎立即从人民大会堂驱车赶到中南海，请示毛泽东要不要拦截。毛泽东说：

　　“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不要阻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有什么法呢？都是没法子的事。林彪他要走，由他去吧！”

　　在军委空军司令部作战部指挥所里，李德生和梁璞也正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

　　“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李德生问：

　　“有什么特点？”

　　梁璞说：

　　“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向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李德生用专线电话不断地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况，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处置办法。

　　9月13日凌晨1点50分，雷达屏幕上显示256号飞机很快越过了中国边境，进入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上空，看来是不会回来了。李德生及时向周恩来报告了一切。

　　凌晨3点15分，北京沙河机场向李德生报告说：

　　“起飞了一架军用直升机，北上向张家口飞去。”

　　李德生马上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后说：

　　“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

　　李德生马上命令北京空军起飞了8架“歼6”拦截。

　　原来，“联合舰队”的重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的手令劫持了一架直升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

　　凌晨6点半，北逃军用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因发觉周宇驰等人的图谋，强行将飞机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境内的空地上。直升机上的林彪死党周宇驰，开枪打死了坚持驾机返航的陈修文，尔后和于新野、李伟信约定同时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后，李伟信因自己下不了手，被活捉了。有关人员从飞机上缴获了一批机密文件资料，为后来查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提供了重要证据。

　　9月13日晨，毛泽东估计林彪会逃往苏联，指示周恩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告诉各地领导，方能应付意外事故的发生。

　　周恩来马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北逃一事，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他又亲自向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了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9月13日晚10点15分，空军司令部给周恩来送来报告说：下午6点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其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6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9月14日下午2点，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的周恩来刚刚睡着，外交部转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电报，工作人员只好把周恩来叫醒。周恩来叫秘书念电报，秘书念道：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坠毁。乘员9人，8男1女，全部死亡。”

　　关于三叉戟坠毁的原因和坠毁后的情景，“九一三”事件后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典型的有二，一说256号三叉戟飞机是用导弹击落的，一说林彪、叶群的脑袋被送到了苏联。笔者有责任在这里澄清一下。

　　参与坠机现场处理工作的亲历者王中远（驻蒙使馆翻译）是这样叙述的：

　　“1971年9月14日，和往常一样，使馆是8点上班，刚吃过早饭，还未上班就收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称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紧急约见许大使（许文益——笔者注），说有一架中方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9人死亡。8点30分，许大使去外交部，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通知称，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省会为温都尔汗）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中国一架军用喷气飞机失事，机上乘员9人已全部遇难，并就中方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方做出正式解释，许大使拒绝了蒙方的抗议。”

　　“使馆是在9月14日下午6点才收到国内的指示电报，指示许大使带随员亲自到现场处理。但失事飞机上所乘何人、飞机性质，只字未提。由许大使亲自带队，有孙一先同志、沈庆沂和我一行4人前去现场。关于失事飞机的事的处理，每一件都要请示国内，国内曾来电要求把尸体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惯，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条件火葬，建议按蒙古习惯土葬。蒙方译员告诉我，这个地方叫苏布拉嘎盆地。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长约800多米，宽约300多米草地，全部烧黑了。四处散落着飞机残骸，机舱部分爆炸物摊在那里，尸体蒙方没动，人基本上是断胳膊断腿。林彪的脑袋摔出来了，头发让火烧黑了，脑浆也出来了。衣服都烧没了，基本上是裸体的，手脚冲天、趴着、仰着的都有。蒙方用白布都盖上了，我们揭开了进行拍照。9个人里面8个男的，1个女的，是叶群。现场北端开始有飞机机翼在地上划了一道沟，很深。据蒙方飞行专家介绍是飞机的机翼擦地刮的，当时飞机试图迫降，选择的地点应该是不错的。如果是飞机肚子着地就迫降成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失去平衡，机翅膀先着地，飞机往前冲，又起来了，往前200米左右，爆炸了，机身部位爆炸，机尾部分甩出去了，实际上是两大摊，机身爆炸一摊，机尾部分一摊。”

　　关于三叉戟坠毁现场的详细情形孙一先是这样描述的：“坠机现场是丘陵中的一块盆地。盆地中间的一大块草地全部被烧焦，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我和翻译小沈边走边拍照，飞机碎片也由少到多。走着走着，我看到地上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个英文单词NOTE（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型）。三叉戟E型飞机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从巴基斯坦引进的喷气式民航飞机，那时我不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机。我看了一下现场被烧焦的座椅架，数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断定，它是一架专机。再往前800米，我们看到了尸体和飞机头。飞机头已烧得面目全非，旁边有一段断翼，机翼上面有一个40公分的大洞。”“看到机翼上的那个大洞，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飞机被导弹袭击过吗？因为机翼根部很厚，大约一米厚。我爬上去向下看，结果发现这个大洞并没有打穿，上面是个洞，但下面是完好的。（关于机翼上大洞形成的原因，请看下一章孙一先向周恩来报告时所作的解释——笔者注）”

　　“我在现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尸体的察看和拍照取证。那时天已经凉了，又近傍晚，冷风吹得心情特别凄凉。9具尸体起初都盖着白布，分成3堆，第一堆是3个人，第2堆是4个人，第3堆是两个人。一般的飞机失事，尸体都比较零碎，但这几具都比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号尸体的衣服里面还发现一本《毛主席语录》。8号女尸体面孔特别安祥，像是在睡觉，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丝质的背心缠到脖子上，踝骨还有一圈没烧掉的袜子。我当时想，这位女同志应该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务员，不过，服务员的年龄看起来似乎有些偏大，难道因为这是架专机？领事司司长一到现场便对许大使说：死难者的东西我们已收集在一起，你们现在只看不取，回乌兰巴托后我们一起移交。许大使答应了，但后来因为发生了争论，这些物品最终没有移交，现在想起来是个遗憾。

　　遗物都堆在飞机的食品柜附近，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看到了7支手枪和两把微型冲锋枪，40多发子弹——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中国军用飞机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尸体上的皮夹克虽然外边被烧得残破，但打开一看里面是军装。我和翻译王中远一起翻看这堆杂物时，还在一个塑料袋中发现了空军大院的出入证，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还推想是机组一名成员。此外，我们还看到一本《法兰西内战》和一些杂物。”“总的来说，在现场勘察中，蒙方的态度一直比较友好。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心理：这架飞机毕竟是在蒙古境内坠毁的，他们也担心我们说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对勘察一直很配合。”“其实在我们中方人员到达坠机现场前，苏联方面已经去过两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现场；第二次是次日上午，苏联军事航空专家特地从赤塔坐直升机，再一次去了现场。三叉戟是我们通过巴基斯坦进口的英国飞机，它的发动机是著名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体积小，动力大，对苏联来说比较陌生，于是他们拆走了发动机，机尾上的一个黑匣子也被拆下带走。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身在现场的我们，都完全没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苏联人的注意力在机械上面，而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在飞机坠毁的原因上。”

　　关于三叉戟坠毁的原因，孙一先说：“‘九一三事件’已经过了30多年，但围绕这个事件的很多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之于众，也对一些莫衷一是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我再次重申，飞机绝对不是导弹打下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多次讲话以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足以证明，中国方面没有发射过导弹；而蒙古方面，处理此事的苏联克格勃九局局长也肯定地说：苏蒙军队均没有发射导弹。我在乌兰巴托的观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那一天雷达根本就没工作；‘九一三’事件之后，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元帅还特地到蒙古检查防空安全，这也证明他们知道蒙古的防空系统出现了漏洞；事发当天，是温都尔汗附近的一个矿区因为火警才发现了失事的三叉戟，待逐级上报到边防总局时已用了20多个小时。这一切都证明，蒙军和苏军当时都没发现这架三叉戟，所以更不会发射导弹。三叉戟不是被导弹击落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结论。

　　其次，飞机为什么要迫降？苏联前安全局长说三叉戟上的油足够飞到伊尔库茨克，他的说法是建立在飞机加满20吨油的前提下。而后来调查证明，这架飞机在北京起飞前加了15吨油，飞到山海关用了2.5吨。这架三叉戟平均每小时耗油4至5吨，坠毁前，它飞了118分钟——也就是说，到了蒙古上空，飞机只剩下2吨多一点的油，只能再飞20多分钟，所以它必须迫降。但他们逃得匆忙，既没副驾驶，也没领航员，只能在附近冒险迫降。通常，飞机迫降前或者空中放油，或者低空盘旋将油耗尽。但不幸这两项驾驶员都不敢操作：三叉戟的发动机在后面，空中放油会着火；盘旋又担心对方国家雷达发现，他们最后只好采取带油迫降。从现场来看，飞机肚皮擦地长达29米，速度太快引起震动，导致油箱在贴近地面位置爆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那些尸体都相对完整。因为当时并未作尸检，无法判断他们是被炸死的，还是因起火导致的窒息身亡。

　　再次，飞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如一些人所猜测：在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子弹壳，舱内也没有任何被子弹击中的痕迹。我认为，还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能证明这次迫降是有准备的：一是手枪都从枪套里取了出来，二是在现场发现了一只半高腰的翻毛皮鞋，鞋带是解开状态——这证明鞋子不是被甩掉的，而且主动脱掉的。既然能作迫降前的准备，说明飞机一直在正常飞行状态，并没有发生搏斗。从现场来看，九具尸体分别集中在3个地方，分布的位置非常奇特。我推测情况是这样的：飞机迫降的时候，叶群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指挥，所以她的尸体和驾驶员的尸体在一起；3个机械师的尸体在贵宾舱位置围着林彪，说明迫降时他们想保护林彪；林立果、刘沛丰和杨振刚则坐在后舱。当然有人认为，飞机爆炸了，尸体没有规律。但飞机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爆炸的，人同时甩出来，形态基本上跟坐飞机时的相似。尸体分布也说明，飞机发生搏斗的说法完全是荒唐的。

　　最近炒得特别热的一个说法是，林彪飞到一半之后又令飞机掉头向回飞，似乎心生悔意，结果在温都尔汗坠毁。那位苏联克格勃第九局局长也说：他们在雷达监测上发现，林彪的飞机已飞到离苏联境内的赤塔只有50公里了，但突然180度转向，向乌兰巴托飞去。他的言论更加剧了这种说法。最近，一个关于林彪的音像资料开头就引用这段话，将它作为“信史”，仿佛这已成了定论。我认为：这位前克格勃官员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飞机是9月13日0点32分起飞，2点30分左右坠毁，飞了118分钟1080公里。而温都尔汗离赤塔有700公里，如果真如那位官员所称，飞机经过温都尔汗-赤塔-温都尔汗，即使在油充足的情况下来回1400公里也至少需要2个小时，这样推算，飞机坠毁应发生在凌晨4点至5点之间。所以，我认为他的说法不成立。

　　最后一点，256号飞机的飞行轨迹究竟说明了什么？根据中方雷达监测显示，飞机先朝向244度飞行——这是向着广州的方向；几分钟后又转向270度正西——这是往北京的方向；不久又调整到280度—西北，然后几乎是正北飞行——这是赤塔方向，最后又由340度调整到325度——温都尔汗、伊尔库茨克方向，恰好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最后的那一点，正好是坠毁的着火点。从航线图可以推断出飞行员的思想状态。回北京参加事故分析的34师师长说，如果飞行员在既定的航线起飞，仅需10秒就可以把飞机对准航向。而这架飞机在空中不断调整航向，可以证明飞行员事先是不知道林家的出逃计划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在驾驶舱里发现一份航图，图上标出了从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路线。如果此话属实，我怀疑航图是林立果事先标好后在飞机上才交给飞行员要他执行的。”

　　关于林彪和叶群的头骨，孙一先说：“1971年10月以后，中国一位大人物叛逃的传闻开始传诸国外。苏联克格勃于是第3次去了温都尔汗，因为他们无法断定究竟是谁，所以重新挖开坟墓，将唯一一位女性和年龄最大的尸体割下头颅，架上大锅煮，将毛发、皮肉剥离，最后将煮干净的头骨装箱带回莫斯科。回国后，他们将头盖骨复原，又找到林彪当年在苏联治疗时留下的病历。林彪当年曾患肺结核，因此肺上有一个钙化点，而克格勃用X光拍的尸体照片上，正好有一个点，他们因此证实了此人便是林彪。”

　　对于三叉戟坠毁的原因，山海关机场参谋长佟玉春在回忆时则分析说：“8341部队负责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也乘车来了，说飞机已经飞走了。我和姜作寿一起去看那辆半到位的油车。王学高带的油车没有按我的命令开到指定位置。他害怕了，说下去看看，就下了车。司机是老兵，也没有执行我的命令，停在半路。王敬之看油料科长的车掉了队，他也借故下去看看，离开了油车。油车上只剩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倒是把油车开到了指定位置，但他没有熄火。林彪专机过来了，上边有人喊：“油车快让开！油车快让开！”他吓得赶快把车往路边上开，但是专机的右翼还是刮住了油车顶上的铁盖儿，把油车铁盖儿上的棍子都撞弯了，飞机上也被刮掉不少东西。快一个月后，豆子收割了，老百姓到地里拾草，把捡到的飞机铝皮、灯罩等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如数转交给中央专案组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4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空军有份报告，认为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是没油了。我认为林彪专机失事原因不是没有油了，而是飞机和油车相撞，造成右翼严重受损。从到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孙一先的书中，我特别注意到三叉戟专机的右翼上有个直径40厘米的大洞。飞机外壳是铝壳，油车盖儿是铁壳，铝可比铁软多了，铁棍都撞弯了，这架飞机的右翼底部受的损伤也不会小。三叉戟两个机翼都是油箱，而且飞机右翼底下有个加油口。也许刚撞上没事，但是飞行一两千公里后，在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飞机受伤处比别的地方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起火。当然，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这么分析过。不过，我认为这是分析“九一三”事件飞机坠毁原因的一个重要思路。”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说，林彪乘坐的三叉戟的确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那些一直被不明真相的人们津津乐道的“导弹击落说”，可以休矣！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九一三”事件，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林彪叛逃事件，本章在后半部分用大量史料论证了关于三叉戟“导弹击落说”的荒诞性，充分证明毛泽东所说的“不要阻拦”、“由他去吧”那些话是完全可信的。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出质疑，是谁贻误了拦截三叉戟起飞的最佳时机？为解开这个疑团，笔者仅摘录几段文字，供读者参考。

　　周恩来在当年10月中旬一次谈话中说：“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打乱了林彪一伙的政变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要注意林彪坐飞机离开北京，不要让他走。现在他手里的王牌就是空军，空军的整个指挥权不在我们手里。今后，空军的调动要直接由你和吴法宪、黄永胜联合下令，并报告我知道。’听了这话，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这天晚上，我得到了林彪已经在山海关机场调动了一架256专机。我分别向吴法宪、李作鹏和黄永胜了解此事，他们都证实有这回事，但是不知道林彪调用这架专机的用途。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件，我请示了毛主席，决定启动这架飞机必须要有我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人联合同意下令，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行。这就是说：毛主席决定要对林彪动手了。这点，林彪的估计是不错的。但是怎样动手是另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把他抓起来。林彪、叶群他们早安排好了，一旦需要的时候就组织力量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这些人接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政变。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1、2、3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的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查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但是，我没有想到李作鹏竟然对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传达命令时，篡改了我的指示内容，把4人联合下令改为4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这就说明了他是有准备的，他不知道林彪的反革命计划才有鬼呢！特别是当林彪逃跑的时候，李作鹏已经得到了林彪一伙逃跑的报告，他不去采取任何的措施，反而让机场的人直接向我报告，这不等于故意放虎归山吗？毛主席得到了李作鹏的这些表现后，对我说：‘看来这个李作鹏也是不可救药了，他和那几个大将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们要注意和警惕呀！’这样，他就把自己和林彪完全彻底地捆到一起了！”

　　1972年7月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说：“毛主席于1971年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当晚10时半左右，中央根据林立衡向8341部队的报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由中央下达命令，必须有周总理以及当时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名指示，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但是，李作鹏在向驻山海关机场某部下达命令时，竟两次篡改中央命令，将4人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篡改为‘4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乘飞机逃跑时，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林彪叛国投敌后，李作鹏打电话要山海关机场值班员修改值班记录，值班员坚持不修改值班记录。李作鹏又将山海关机场电话报来的值班日记，亲笔加以篡改，另行誊抄后，报送中央，掩盖他篡改中央命令的罪行。”

　　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声称：“1971年9月12日晚11时35分和13日零时六分，在林彪、叶群叛逃前，李作鹏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13日0时20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打电话紧急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从以上3份资料中不难看出，后二者都是依据前者，即周恩来的谈话，进行整理和判决的。这3份资料都非常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了李作鹏。而李作鹏在回忆录中则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说：林立衡向中央的报告和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不仅足以证明林彪要离开北戴河的决心，而且完全说明事态的严重并不像叶群所说林彪要转一转这么简单了。此时的周恩来不但不向汪东兴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拦截住林的专车，而且仍没有立即采取拦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关闭机场。如果当时周总理下死命令关闭机场，不准专机起飞，我会拼着老命，指挥机场场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拦截飞机，因为时间还来得及。但周恩来却语气平和地作了‘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拦截的机会。总理为什么要那样做？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4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九一三’凌晨，总理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问题，内情深处太复杂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里，都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对国家、对党中央都是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权威是极大的损害。但是如果硬拦下来，林彪是还没有倒台的党中央副主席，是还没有否定的接班人，如果林彪怪罪下来：你周恩来有什么权力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总理又怎么解释？真是左右为难！周恩来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件怎么做都不对的事。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得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2003年底，我看了一本高文谦写的《晚年周恩来》，书中这样写：“如果周恩来当机立断的话，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关机场控制起来，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这种明显的举措失当，对为人行事一向精细周密的周恩来来说，实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让人感到其中可能另有玄机。”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还说：9月13日晚，他发现《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中的记录有误，便作了修改。“修改之后，当即要刘继祥秘书用电话同山海关机场再校对一下。经双方再次校对后，刘继祥秘书报告我说：‘校对结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刘继祥秘书将报告誉抄后送我，我又阅读了一遍，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头上写上：‘呈总理批示’。几天后，总理看完了报告，划了圈，一字未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后退回给我。看了总理的圈阅，并按照中央领导批阅文件的习惯，我当时就认为，总理是同意这个文件的，而且一字未改。之后，我将这个文件交给刘继祥秘书存档保存。我认为这个文件（指《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反映山海关机场场站情况最真实、最全面、最准确，并经总理在第一时间圈阅同意，一字未改的最权威的文件。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在这个文件中，就如实地记有：第一，总理电话指示的前3条，其中第3点指示中，没有‘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话；第二，我第一次（23点35分）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周总理指示时曾补充说到的：‘4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第三，我与山海关场站值班员（0点06分）通电话时强调：‘要4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这关键的3个情况都有如实记载。我当时阅读这个文件时就意识到自己前后说法不一致，但我没有做任何修改，因为事实经过就是如此。”

　　本传以上提供的历史资料仅供读者参考、研究。有道是：人在做，天在看。真相自在人心。任何虚假的东西都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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