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明月”的病：其实是中国人的通病

　　“当年明月”的精神病，肯定不是“猥亵女上司”这种表象。他得的，实际上是很常见的精神分裂症。重要起因是，如今的他，再也写不了任何文章了。

　　“当年明月”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是活出自我。但他那个原来“我”不见了，这个新的、勉强在体制内混着、江郎才尽的新“我”，让他感到难以忍受。于是，精神分裂了。

　　自媒体文章《知情人透露当年明月“发疯”细节》说：“他长期失眠，精神萎靡，昼夜颠倒，出现幻听，幻视。”

　　我相信，这个传闻应该是接近真相的。本文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他的病是中国人的常见病。当然，也是现代人类的常见病。只是，“当年明月”的病因，有着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殊性。

　　2006年出版的《明朝那些事儿》是现象级畅销书。“当年明月”22岁时就将4100万现金存折交到了妻子手中。此后，他就踏上了仕途。

　　不可否认，“当年明月”是有相当才华的，尤其是，一个人年轻气盛时，往往激情四射。因此，这本书里面确实有不少人生感悟性质的“金句”。

　　但，我的朋友苗大师认为，尽管“当年明月”有自己的东西，但《明朝那些事儿》不过是“大学生习作”。

　　之所以大热，是因为那时的中国社会思想还比较幼稚，但市场就信这个。

　　我补充说：很多人在中国传统文化那里寻求寄托，所以对这种历史普及很感兴趣。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兴趣，是因为感受到的现实压力太切身。

　　苗大师说：是，文化上瘙痒的人非常多。

　　我认为，我们的这个简单对话，基本上勾勒出了“当年明月”发财致富的秘密。

　　其实，直到今天，从整体来看，中国人在自我意识上，都没有太多进步。例如，绝大多数人还在争论传统文化、国粹等问题。

　　但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会思想毕竟出现了明显分层。世界正在发生巨变，中国人必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因此，这些年海量的哲学书籍出现，争论的问题基本上“与国际接轨”了。这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因此，人生意义、“自我”等成了很多人的议题。《我的阿勒泰》之类书籍开始畅销。此外，政治哲学的话题，例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左右之争”、美国大选、文明冲突等成了知识群体的兴奋点。

　　中国人精神上的彷徨、焦虑、不安也由此开始。“当年明月”是中国数亿精神病患者之一。因此，本人当然是同情他的。

　　我今天刚好翻完了《自我：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这本书，腰封上写着：“我们每个人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这让我想起了黑格尔的“我即我们”。这

　　些哲学家的说法，本来就叫人抓狂。单个人是孤独的。但，必须公共生活，同样令人不安。而中国人历来是不太乐意睁眼看世界的。因为，这需要智力、勇气，承认生活的变动不居。

　　关于自我的不确定性，齐格蒙特·鲍曼的《自我》一书中，引用了诺贝尔奖得主伊利亚·普里高津的说法：“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持续‘构建’的世界，它受概率法则的支配，不再是一种自动装置。于是，我们从一个‘存在’(being)的世界，被引入一个‘成为’(becoming)的世界”。

　　但，中国人的主流是“求稳”的。我们潜藏在内心中的思维，仍然不是现代人的。所有人都是环境的产物。“当年明月”也不例外。

　　《知情人透露当年明月“发疯”细节》这篇文章说：“家庭环境源自于家里的公务员背景，父母也希望他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一个如此成功的人士，最终却选择了“体制”，因为在中国，“体制”是稳当的。任何社会当然都离不开“体制”提供的秩序。但，“体制”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一个‘成为’(becoming)的世界”。在“体制”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广泛的“公共领域”。后者正是前者的更新之源。

　　最近，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中译文发行了。整个世界的公共领域正在迎接新的变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带来了巨大影响。齐格蒙特·鲍曼同样寄希望于公共领域。

　　《自我》下面的这段话，是对现代人精神状况及其困境的最好总结：或许可以这样说，“体制”和公共领域分别基于互不相容的关联逻辑或原则：“体制”的关联总是垂直的——总有人在顶部负责，有人在底层听命；公共领域的关联则是水平的，所有相关方被赋予平等的权力。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公共领域”理解为“社会生活”。在这里，人人平等。公共领域接纳所有人。所有人的命运都休戚与共。这是一个伦理世界，而不是被各种话语、身份等社会符号所肢解的象征世界。

　　但，自从“当年明月”踏上仕途，他就逐渐疏远了这个伦理世界。例如，家庭生活出现挫折。现代人生活在手机世界中，“公共领域”被自己亲手关闭了，因此同样会出现这类问题。尤其是中国人，至今还没办法接受现代、后现代话语。而我们的生活又是现代、后现代的。因此，人们在精神上普遍找不到安身之处。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病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