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臻|驳石仲泉纪念周总理诞辰125周年文对毛主席1929年8月以前建军思想的贬低

　　序言：

　　石仲泉认为，“中央‘八月来信’的意见与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是一致的，且纠正了毛泽东的一些不准确说法，有些观点比毛泽东讲得更明确、更周全。”（石仲泉：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纪念周恩来诞辰125周年）我阅读周总理起草的“八月来信”，丝毫看不出这封信的内容究竟哪里比毛主席讲的“更明确”、“更周全”，只能看出那封信对毛主席的批评恰恰体现了当时总理的认知局限，而丝毫看不出那封信的部分观点是“纠正”了主席的“不准确说法”。

　　我就通过这篇短文具体对比一下总理1929年8月这封信以及主席在1929年8月之前建军思想的异同。石老，您年龄也不小了，请不要“鸡蛋里头拣骨头”一样的贬低毛主席。这是不得人心的！

　　（1）对首要任务的判断，毛周的观点完全一致，而且主席比总理提的更早

　　早在1929年4月，为了反驳周总理起草的完全脱离红军实际情况的“二月来信”，主席就讲：“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可见，这时主席就指出红军主要任务是通过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并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等等避实击虚的战略战术，为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做了充分的准备。

　　周总理在1929年8月指示信中说：“你们的任务便首先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务。”（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一观点和主席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比主席提出的要晚。所以，我根本看不出八月来信在哪里说的“更明确”。

　　（2）关于红军政治工作，毛周观点完全一致，而且主席比总理提的更早

　　早在1929年4月，主席就指出：“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可见，这时主席早就提出红军必须重视群众政治工作的问题。前文引用的主席这封信的内容也可见主席早就在这时提到了红军重视帮助群众建立政权。

　　总理在8月来信中说：“你们必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一战斗”“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些观点无疑和主席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这些观点早就被毛主席亲口提过。所以，我根本看不出八月来信在哪里说的“更明确”。

　　（3）对于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毛周完全一致，毛主席提出的更早

　　主席精准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1日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可见，主席早就指出过红军内部错误思想根源于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基础，并指出必须对这些毫不犹豫的加以反对。

　　总理说：“问题是在农民的成份上,要多找雇农贫农,要多使之受到无产阶级的教育,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以趋于党的一致。”（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一观点和主席无疑是完全一致的，并没有“别出心裁”。所以，我根本看不出八月来信在哪里说的“更明确”。

　　（4）对于坚持前委领导、不设军委，毛周观点一致，毛主席提出的更早

　　主席坚决强调：“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可见，主席早就反对安插军委、干预前委对军队的直接指挥。

　　总理说：“但现在还没有此种情势,故前委的作用仍限于军中,与闽西特委只取横的关系,自然用不着再组织军委了”（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一观点和主席一致。所以，我根本看不出八月来信在哪里说的“更明确”。

　　（5）对于红军的政治宣传，毛周的不同，在于总理强调了不切实际的“保卫苏联”

　　前文已知主席和总理都重视对于红军的政治宣传，但是总理和主席有一点不同，就是总理强调：“要使其如对军阀战争所加于人民的祸害一样地了解,并要使其了解能站在同情于苏联一方面,引起他们与统治阶级斗争以保护苏联的决心。”（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向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己还没有翻身的农民宣传“保护苏联”、保护一个已经实现国家独立和工人翻身的大国，这一观点无疑是不切实际的。说国际互助就不错了。让弱小的中国工农红军“保护”强大的苏联，这个口号真的太脱离群众。“保护苏联”体现了当时我党上层过分附庸于国际、不利于唤起国内农民投入中国人民自己的民族解放这一最主要矛盾的幼稚思潮。对于“保卫苏联”这一不切实际的口号，主席坚持尽可能少提、不用提就不提、为了遵守组织纪律不得不提的时候才不得不提。

　　主席和总理在对红军、对人民进行政治宣传的不同之处，不能体现总理认识的“全面”，只能体现总理当时对于主要矛盾——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重视程度的不足和对共产国际的过度依赖以及在群众宣传工作方面脱离群众的实际情况。这就是主席后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中批判的“言必称希腊”（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也许就是您石老说的“更周全”吧？但是这实际上并不是周全，而是脱离实际。

　　（6）对于军队坚持集中制，主席提出的实际上比总理要早，毛周交流存在时间差

　　主席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就说：“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但是少数同志的形式主义又要在这里发挥了，他们说党部机关虽没代替群众机关及政权机关，但实际上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部淡了。少数同志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纵委或前委的领导加强，一切问题（凡是他们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够提出在会议席上讨论决定，然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否则谓之自由行动（如自由支配财政、自由支配枪弹等）。这种表现是党部领导力量加强的证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可见，主席在看到总理的8月来信之前就知道坚持军队指导需要集中的问题，而且主席在看到总理8月来信之前早就坚持加强党的领导。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召开，“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9年，三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这表态难道“不明确”吗？！！

　　1929年8月，总理认为主席“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主席在1929年6月14日就提出集中指导的必要，在6月22日还坚持集权制，最终还落选前委书记。这哪里是“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呢？可见总理对于前线的真实情况了解严重不足，以至于误解了主席。这也许就是石老认为的“更明确”吧？实际上不存在“更明确”，只存在总理对前线的情况认识的不足。

　　（7）主席坚持的“党管一切”完全正确，总理当时的认识深度存在局限

　　总理认为：“‘党管一切’的口号,在文字的涵义上,在群众的了解上,都不正确……必阻碍了群众自己建立政权的决心,而认党尤其是红军,是天外飞来的‘救苦观音’。这万万要不得”（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实际上是不对的。这体现了总理当时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割裂，体现了总理没有克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更体现了总理对主席“党管一切”正确思想的误解。主席当时已经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席深知：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应该领导一切。群众能自己建立政权，离不开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主席讲的“党管一切”真实含义也并不是总理认为的“事事包办”。这一点我在后面引用真实资料来解释。

　　主席当时坚持的就是“党管一切”正确观点。《周恩来文选》收录的总理8月来信的注释中说：“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党管一切’不是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说过党什么都要管。”（《周恩来文选（第一卷）》第89页。）“党什么都要管”实际上也是“党管一切”的意思。主席作为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都坚决坚持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一切。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证明，无产阶级的一切事业都离不开党的领导。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卫生、科技……哪个能不归党管呢？都必须归党管！如果党不管，脱离了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会给人民带来灾难。所以，主席坚持“党管一切”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先锋队或者缺少先锋力量的时候，群众也要自己在斗争中锻炼出先锋力量。在捍卫“党管一切”观点的时候，主席讲：“他们提出攻击的理由最具体的是：（一）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二）四军党内有家长制。他们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可见，主席讲的“党管一切”不是所谓的“恩赐主义”、“事事包办”，而是坚持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严格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总理无疑理解错了主席所讲的”党管一切”。

　　所以，建国以后主席说：“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3年，六十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1年，六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从来没有割裂过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防修反修伟大决战之中，主席从来没有取消过党的领导、从来没有忽视过先锋队的作用。

　　主席坚持在先锋队出现部分变质的时候充分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在斗争中自己在捍卫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的过程中锻炼出新的先锋骨干力量，从而实现红色骨干力量的大联合。所以主席讲：“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充分锻炼群众自己捍卫自己当家作主权利的能力并锻炼了大量的群众骨干、新生先锋干部，也体现了主席在古今中外迄今为止都无人可比的政治远见。

　　小结：

　　综上所述，我看不出总理的8月来信哪里比主席说的“更具体”、“更明确”，更看不出哪里“纠正”了主席的“不准确”提法。我能看到的只有这个：总理的8月来信中正确的部分，都是主席在之前很早就提到过的；总理在8月来信中和主席不一样的部分，恰恰体现了当时总理和主席之间的差距。

　　脱离实际的贬低毛主席建军思想、过分美化党的其他领导干部，无疑是对毛主席在缔造人民军队的过程中无人可以代替的伟大功绩的掩盖。这样做无疑是扭曲历史的，也无疑是不得人心的。习近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成为忠诚于党、忠实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成为完全彻底为中国人民奋斗的子弟兵，是保证国家独立、人民幸福、国防巩固的坚强柱石。”（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完全正确的。石老抬周贬毛的观点，无疑是不符合习近平同志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讲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