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九卷 玉宇澄清 第15章

　　　　第15章

　　“今天我请各位来开会，开个团结的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那

　　个怀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要反对我，是对运动有意见，

　　对文革小组有意见，是你们发发牢骚么。虽然讲了些过头话，也是

　　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话说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圈阅的《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古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古公开揭露。中央决定成立以刘贤权、吴涛（内蒙古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周恩来在公布《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的同时，又强调说：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决定改组内蒙古军区领导，由刘贤权任军区司令员，吴涛升任政委。在刘贤权到任之前，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代理。

　　《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内蒙古事件”的起因是：在1967年1月11日，《内蒙古日报》社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队”接管了报社，出版了《东方红电讯》。1月18日，“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又夺了“东方红战斗队”的权，重新出版《内蒙古日报》。“东方红战斗队”势单力薄，便联合呼和浩特市各高校红卫兵组织的“呼三司”进行反夺权。“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就要求内蒙古军区出面支持他们。军区副司令员萧应棠派出一个连，全副武装赶到报社，支持“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引起了“呼三司”的不满。2月5日，“呼三司”数百学生在军区大院南门口静坐绝食示威。军区组织武装巡逻和武装游行。12点15分，内蒙古师范学院4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喊话，要军区政委刘昌出来辩论。奉命随时准备镇压学生的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怒气冲冲地走过来，举起手枪朝着韩桐“啪啪”打了两枪，一颗子弹从韩桐左边第5根肋骨下穿了进去。他的肺动脉被击穿，3小时后因流血过多，不幸身亡。这是在全军支左工作中内蒙古军区打响的枪杀学生的第一枪。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下达后，内蒙古军区部分负责人不服中央的决定，派出1000多名干部战士赴京上访，到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

　　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发布《给内蒙人民的一封信》，信中重申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的内容。

　　此后，刘贤权一是因为忙于青海事务，二是因为内蒙古局势继续恶化，就没有到内蒙古上任，由滕海清接替了他的职务。

　　4月20日上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

　　此前，中共中央决定由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担任第一副主任。毛泽东曾交代谢富治说：

　　“革命委员会要以群众组织代表为主体。”

　　4月19日至20日，以谢富治为首的筹委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根据“领导干部、军队代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从委员中推选出3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4人。常委中群众组织代表20人，军队代表6人，领导干部7人（实有28人，领导干部缺1人，群众代表缺4人）。

　　主任：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副主任：吴德，北京市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聂元梓（女），46岁，河南滑县人，原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委员、哲学系总支书记，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其他常委中群众代表还有：刘锡昌，33岁，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徐铠，24岁，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工人，“二七红色造反团”负责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王景瑞，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副组长；鲁文阁，北京市第二机床厂工人；苗永昆，首钢动力厂工人，工代会核心成员；邓万田，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张桂福，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贫协）负责人；谭厚兰，（女），30岁，湖南望城人，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蒯大富，22岁，江苏滨海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共青团员；韩爱晶，21岁，江苏涟水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李冬民，北京市第25中学学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负责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周景方，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党支部书记，学部“红卫兵联队”成员；罗瑞华；涂武生（此二人身份不明）。

　　领导干部代表还有：刘建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丁国钰，北京市党的核心小组文教组组长；高扬文，北京市委工业书记、工交组长；牛连壁，北京市副市长。

　　军队代表还有：黄作珍，北京卫戍区党委副书记；刘绍文，北京卫戍区政委；范普权，北京卫戍区副政治委员；牟立善，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4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示热烈祝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大会上也讲了话。

　　周恩来在致词中说：

　　“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住地，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心。自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地揭露和批判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幕和阴谋，这就胜利地揭开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学聂元梓7同志写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北京，毛主席在亲自主持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张大字报，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会议并发表公报，从此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

　　北京的中学是震撼世界的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毛主席的热情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特别是去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以后，红卫兵小将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到处串联，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从去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接见了13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军民一体，老少一堂，使我们伟大的首都成为全国向往和全世界注视的中心。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的号召，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你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你们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优势，在组织上也取得优势。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行动起来，自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当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五光十色专政更不容易。”

　　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他高兴地握着谢富治的手说：

　　“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

　　他还对大家说：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4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陕西驻军负责人连续召集当地大专院校造反派代表座谈，鼓励军队主动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改进工作。毛泽东在报告原文中加注了两段文字，他写道：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

　　“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的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

　　尔后，他又在批示中写道：

　　“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4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在四川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李井泉在“二月镇压”中先后在四川抓捕了一大批人，经过做工作，被释放出来的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多达27865人。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规。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还在《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中写道：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放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毛泽东在《广东省军管会组织支左干部分批进行集训》的报告中批示道：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10天至14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东的较好。”“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4月2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春桥、姚文元、刘格平、张日清、李再含、潘复生、王效禹、谢富治。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同众人一起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并同演员们一起照了像。

　　4月30日，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请到自己家里，他笑着对谭震林说：

　　“谭老板呐，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你要还有气，今天就痛痛快快地再冲我开一炮。咱们定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毛泽东吸了口烟，又说：

　　“今天我请各位来开会，开个团结的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那个怀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要反对我，是对运动有意见，对文革小组有意见，是你们发发牢骚么。虽然讲了些过头话，也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陈毅说：

　　“主席批评狠一些倒没得关系，最可气是有些人借题发挥，落井下石，恨不得把我们全一棍子打死才心满意足。”

　　谭震林说：

　　“他们无非是想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打倒，自己好上台，把权力交给他们，我就是不同意。”

　　毛泽东说：

　　“你们对文革小组不满，这是正常的。文革小组也有坏人，我早发现一些人有野心，要把他们清除出去。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找我来讲嘛。你们在怀仁堂讲的那3条，我是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我们就一事无成。第二要保护老干部。我反复讲过，我们的干部队伍95%是革命的，是好的。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第三要稳定军队。”

　　徐向前说：

　　“只要主席能够理解我们的一片苦心，我们就是受再大的委屈和挫折，也算不得什么。”

　　毛泽东说：

　　“我和你们共事几十年，我能不了解你们吗？我不能没有你们，你们都是立过大功的。”

　　毛泽东扭头问周恩来说：

　　“五一节参加联欢的名单拟好了吗？我要请今天在座的元老们全上天安门城楼。”

　　周恩来将一份印好的名单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念，还用红笔一个个划着圈，批准他们在“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

　　在1967年五一劳动节前，有一个单位请林彪题词，林彪正在思考写点什么，叶群在一旁提醒说：

　　“就写4个伟大吧。”

　　1967年5月1日，首都北京及全国各大中城市举行以“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主题内容的游园活动。

　　据一位知情网友回忆说：“这一年纪念‘五一’是在中山公园举行游园会，中央领导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5月1日上午（可能是9点钟），当中央领导人的车队要进入中山公园时，受到参加游园会的群众队伍的阻拦，通不过。没有办法，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休息。这时江青的护士许春华觉得这是工作人员和毛主席照相的好机会。于是她就跟江青说：‘江青同志，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江青说：‘那我去问问主席。’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这件事情时，毛主席爽快地回答：‘好，照吧。’在这一次，不仅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个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和毛主席照了相，据记忆陈伯达的两个秘书好像也参加了。就我自己说，真是太高兴了，和毛主席照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我们从这件事情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如果不是这样，即不是很亲密，江青会向毛泽东提出工作人员要和他照相的事情吗？同时，毛泽东怎么会爽快地答应呢？……面对着这样大量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说什么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厌恶见到江青’，明显地站不住脚。”

　　另据网友梁贵山回忆：“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在北航读书的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园活动，被安排在中山公园北门活动。当天中午时分，活动暂告一段落，大家边吃干粮边休息。当时我是第一次到中山公园，感觉好奇，就独自一个人偷偷跑到中山公园的南门去了。刚到南门，我还没有来得及观景，突然从门外拥进来两排解放军，迅速把路中的人群隔开到路两旁，紧接着开进来一辆敞篷吉普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车上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站在毛泽东右边——笔者注）！紧接着又开进来一辆敞篷车，车上站着敬爱的周总理！车开到了花坛前，须绕个半圆形的路，然后才能继续前行。激动的人群一下子从后面拥上了花坛，把整个道路全部堵死，任凭解放军任何努力，也推不开拥上来的人群。车只能停下来，毛主席频频和车旁的人握手。我虽然离毛主席的车很近，但手还是够不着，干着急，只能手举‘语录本’，高呼口号。此时周总理在第二辆车上显得异常焦急，一边做手势，一边喊‘撤！撤！’瞬间，两辆车像长上了后眼，飞快地退了出去。前后也就一两分钟时间，真是不可思议！车退出去后，立刻就进来了大批的解放军，整个公园被‘戒严’了！此时我想再回到自己活动区已经不可能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戒严’撤销了，解放军也陆续撤出了公园，大家才明白毛主席不会再回来了。同时我也明白了，这是又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政治活动。我于是像飞一般地跑回到我们学校的活动区，把刚才的所见所闻眉飞色舞的告诉大家，同学们立刻把我高高地抛起，和我一起分享见到毛主席的喜悦心情。更让我感到激动和难忘的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在中山公园接见红卫兵的大幅照片。照片中竟然有我，照片背景中3个高举‘语录本’的中间者！同学们又一次把我围起来，又让我坐了一个‘飞机’。我当时脑子一转，立即给新华社写信，请求他们能给我一张照片。想不到过了几天，他们竟然给我寄来了一张！真让我激动得难以言表！”

　　再说5月1日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林彪等人陪同下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我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3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林彪插话说：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革命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能紧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毛泽东继续说：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个信号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人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5月16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1966年10、11、12三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都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

　　‘一月风暴’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后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地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得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回答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说：

　　“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2000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4000。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10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众人无语。毛泽东说：

　　“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嘛！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作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地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5%，党团内部只是1%至2%，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5%，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如按5%，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对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5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乘车去天安门城楼途中，在经过胡乔木的住宅时，他突然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

　　“停车，去看看胡乔木！”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乔木家的大门，敲了一阵子，无人开门。此时四周的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毛泽东与林彪同乘一辆敞篷吉普车进入天安门广场，与人民群众共度佳节。游园群众和外籍友人无不欢欣鼓舞，争相与毛泽东握手，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毛泽东和林彪等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在城楼上的群众代表和阿尔巴尼亚访华团等各外国使节。毛泽东还亲切地握着华罗庚的手，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又高兴地向在场的人们介绍说：

　　“这是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

　　毛泽东还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他与北师大学生领袖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领袖王大宾、清华大学学生领袖蒯大富、北航《红旗》学生领袖韩爱晶等人亲切握手。

　　这天晚上，华灯初上，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喜庆的烟火不时地燃放着，装扮得夜空更加绚丽。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

　　警卫二团的孔祥秀紧紧跟在毛主席身后，边喊口号边跟随前行，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竟然把自己也当成了毛泽东的贴身警卫，一直跟随着，护卫着。他从城楼西侧跟到城楼东侧，时时面对面注视着眼前的毛泽东，心里泛起无比幸福的热流。他还随着众人不停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向大家挥手致意，又面向着广场上的人民群众，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回应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

　　“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5月2日，《人民日报》及其它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谭震林等一批被批判的老干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联欢的消息。还刊登了林彪手书的“四个伟大”的手迹。

　　5月2日上午，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郭沫若在会议上致词，题目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接着，郭沫若还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激情地朗诵道：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所歌颂的是江青自1963年以来，为京剧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京剧界搞出了8个样板戏。一个最难改革的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一个交响乐，这3个旧艺术的堡垒都被攻克了，一时间，震惊了全世界。

　　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

　　《决定》中在肯定了成都军区支工、支左的成绩之后，还写道：

　　“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欲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要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在1967年5月1日与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不可不读。他在谈话中提出：“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有人回答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毛泽东说：“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10年。”请读者注意，这是毛公晚年的又一个重要预言。历史已经证明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同时也证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10年”的预言，是多么的精准！“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由大乱到大治”，“起码要巩固它10年”，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是何等的清醒，何等的自信啊！上下五千年，伟人辈出，请看在那灿若群星的伟人之中，可有堪与其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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