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九卷 玉宇澄清 第11章

　　第11章

　　“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

　　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话说在1967年1月间，毛泽东接到了曾志的一封信，曾志在信中写道：

　　“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67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

　　毛泽东马上提笔在信中作了批示，他写道：

　　曾志同志：

　　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中直党委书记）办理。

　　毛泽东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1月1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把各省市军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提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我看打不倒。”

　　他回头又叮咛了一句：

　　“王恩茂打不倒。”

　　毛泽东想起在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标语。他明确表示说：

　　“要保护朱德！”

　　1月21日下午，海军中将陶勇在上海投井自杀身亡。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出了他是‘畏罪自杀’的结论，同时上报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他说：‘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它证据。’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原来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群众组织组成的以原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军区支持下，成功夺取了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说起这个刘格平话可就长了，这就要由前边说到的康生去年9月因刘少奇揭发他和中央曾经同意北京监狱中那些被关押者履行自首手续出狱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牵出了后边还要讲到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自首叛变”大案，以及刘格平与刘少奇、安子文等人的恩恩怨怨。

　　刘格平，曾用名刘子敏、刘襄侬，回族，1904年8月出生在河北省孟村县大堤东村一个地主家庭，6岁入私塾读书，1919年在南京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相当于大学文化，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大革命后期，他任顺直党组织军事委员，津南党的特派员，津南特委书记。1931年刘格平到山西、陕西做兵运工作，1932年秋回到河北沧州地区任特区军事委员，1934年被捕入狱。此后，在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按照“中央指示”写出自首书出狱之时，只有他一个人宁肯被杀也坚决不执行这个由刘少奇主持的北方局请示来的“中央指示”，在坚持共产党员不该向国民党“投降”的这个原则的同时，他还认为用这种方式出狱，会“下朵子海”（伊斯兰教义中说：朵子海是坏人的，天堂是好人的）、火烧油炸。因此，他在薄一波出狱之后，继任草岚子监狱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比别人多坐了8年半牢，直到1944年才刑满出狱，先后任天津市工委书记，山东回民协会主任，1946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渤海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渤海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渤海军区副政委，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49年9月，刘格平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定为行政3级（这个级别是元帅、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的级别），此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11月起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委员、代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9月，刘格平被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打成“地方民族分裂主义者”，调入中央党校学习，1964年被降职使用为山西省副省长。他当年在草岚子监狱的“狱友”、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曾对山西领导特别交待：“此人妄自尊大，好突出自己，打击别人，注意不要让他太多地接触群众和干部，以免造成不良影响。”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刘格平这才扬眉吐气了，成为全国级别最高的——国家行政3级——造反派头头。

　　再说毛泽东在1月21日发现山西省军区支持造反派夺权的典型后，对江青说：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江青说：

　　“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

　　毛泽东说：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于是。毛泽东提笔写道：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毛泽东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 1967年1月21日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道：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毛泽东说：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

　　“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4、5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对群众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后来，有人在京西宾馆扩大会议上提到军内要搞“四大”，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立刻跳了起来，他们说：

　　“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叶剑英拍着桌子喊：

　　“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陈伯达在会上批评萧华对军队文革运动领导不力的时候，叶剑英、聂荣臻就跳起来了，他们指责陈伯达是不是想把军队也搞乱。这时，徐向前出来讲话了，他说萧华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对。但叶剑英不买账，对着徐向前拍桌子，反驳陈伯达。拍的时候不小心，拍在了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盖上，又用力过猛，据说他的手掌骨折了。”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赞“革命生产委员会”》一文称赞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人造反队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了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革命生产委员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壮举。

　　1月24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将军队内部文革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表示，要向毛泽东报告。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称赞领导夺权的原山西省委领导人和省军区负责人支持夺权斗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

　　《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中说：“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说：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1月25日这一天，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徐向前昨天汇报的内容，他写道：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此时，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宜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了。”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林彪当天即将7条规定报送毛泽东。

　　1月26日，毛泽东审阅林彪报送的军委7条规定，在第5条“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后面写了一句话：

　　“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并在草稿上批示道：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林彪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军委7条规定上加了一个第8条：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林彪将8条规定再送毛泽东审改。

　　1月27日，北京各界群众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把勃日列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人的模拟像处死，烧毁。苏联驻华使馆内的全体工人也进行了罢工。一个青年学生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说：

　　“阴云终将被革命的风云卷去，苏联人民终有一天要起来造苏修头目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胜利的旗帜必将高高飘扬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

　　此前，全国各地已经连续几天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苏联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

　　来自世界五大洲60多个国家的近200名外国人，也在北京城里举行了游行。他们佩戴“白求恩——延安造反队”的袖章，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苏修！”等口号。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人员接见了他们。

　　1月27日这一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矿业学院以及一些工矿、企业等200多个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他们发出紧急倡议说：

　　“我们应当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委派戚本禹与一些保管图书、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召开关于保护文物的座谈会。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在会上讲了话，要坚决保护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来。我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马上就进行了报道，其它国家也有报道的。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看了这些报道后，很高兴。他肯定了我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我那个讲话后来还出了个纪要，详细规定和引导有关人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也说到了这件事。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破四旧’期间，确实有一些古旧的东西遭受破坏。这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对文革不满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内情的，知道破坏文物主要是运动初期各地那批所谓的‘老红卫兵’带有盲目性的偏激行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们为了否定文革，就对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闭口不谈。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破坏文物的指示或者讲话。”

　　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8条规定草稿上将第5条内容修改为：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他又在中央军委8条规定上批示道：

　　“所定8条，很好，照发。”

　　这一天，军委八条规定作为《中央军委命令》正式发布，其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后来陈再道在回忆中说：“这就是叶剑英和徐向前所说的：我们有了尚方宝剑了。对那些捣乱的王八蛋可以动用武力了。”

　　《戚本禹回忆录》中则说：“我当时就听到反映，说有人在传达这‘八条命令’的时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只准看，不准记录。而且在看的时候，也是藏头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査到证据，所以也无法向主席报告。直到前几年，我才看到江西有个人写的回忆录，谈到了当时江西省军区的领导，被叶剑英叫到京西宾馆去听传达‘八条命令’的情况，和我当年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接下来就是好多地方由军队出面，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头头。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军队向群众开枪的事件。在有的地方，如四川，成都军区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公开称之为‘二月镇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也发生了由军队出面抓捕各个区县的造反派头头。在湖南省，由陈伯达搞了个错误的‘二·四’批示后，则发生了湖南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事件。”

　　1月29日，中央文革发给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上海红革会的特急电报，全文如下：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们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人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月29日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大联合。”

　　《人民日报》同时还刊登了1月22日山东省青岛市23个造反组织在原青岛副市长王效禹带领下，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正式接管青岛市委、市人委领导权的《第一号通告》。

　　1月30日9点10分，王力传达了毛泽东对广播系统的指示。毛泽东说：

　　“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召开大会，宣布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诞生，一切权力应归革命委员会掌握。

　　1967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欢呼造反派夺权风暴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同时发表了1月25日的《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通告》。

　　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欢呼黑龙江的新生！同时转载了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还发表了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原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潘复生及黑龙江军区司令汪家道在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

　　2月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红旗》杂志也在当天转载了这一篇社论。社论总结了一月风暴的5点基本经验：

　　1、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斗争的大方向。2、坚决贯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取得夺权胜利的重要条件。 3、必须足够重视革命领导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包括犯了错误的干部的作用。4、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创造更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5、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的时候，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后来陈再道在回忆中说：“这篇社论，我让秘书给我念了好几遍，越学越觉得我们在武汉就是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他对我说：‘这篇社论是100%的毛主席的声音，现在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就剩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这几个人，我们内部已经叫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各省的领导班子已经不存在，控制全国形势和传达毛主席声音及贯彻落实的任务，完全落到解放军身上了。你们要拿出力挽狂澜的主沉浮的气概，一定要把握好武汉的局势，绝对不能让领导权落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手里。’于是，我们根据形势自行决定了我们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对策。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2月3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胜利的保证》的社论，对山东省的夺权斗争给予肯定和支持。

　　原来，在青岛市成功夺权的王效禹带领山东省革命造反派到济南，粉碎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假夺权的阴谋，夺回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省军区在夺权斗争中支持了造反派。

　　欲知各地“三结合”夺权顺利与否？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此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许多造反派组织都分裂成为两大派，又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混战局面。

　　我曾经看到互联网上流传着网名“朽木可雕”杜撰的一篇恶意中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章，题目叫作《文革中身亡的175位大师》。这位朽木先生对文章中罗列的175位名人，不管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分别说成是“147名被迫害致死”，“28名被迫害自杀身亡”，把账都算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头上。这种罔顾事实，任意篡改历史的做法是极不负责任的。与此类人相反，深明大义的大有人在。据“红歌会网”发表的笔名为“拭目以待”（一位旅居美国的爱国华人）撰写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一文中说，她父亲是一位开国将军，死于文革时期。她说：“一家之痛岂能与民族之重相比？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谁能使人类世界的劳苦大众真正翻身，当家做主人？谁能使近百年来惨遭西方列强和东洋鬼子蹂躏荼毒、孱弱不堪的中华民族敢对这些强者们大声说‘你们不过就是一只纸老虎’？谁能使一个千疮百孔、弊端丛生、百废待兴的破败中国在十几年间就拥有了两弹一星？就为贫穷的中国在工农文教卫和国防领域建立起一整套扎实的基础，使中国成为无人敢轻视的世界之强国？只有我们的开国领袖毛主席！这就是毛主席为中国人民，为整个人类立下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他的心中只有人民的利益。无论他做任何事，都是在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就说文革吧，他的目的绝非像有些人污蔑的那样，是为了权力斗争，清除异己。而是当年他敏锐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已在中国大地愈演愈烈，大有对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趋势。如不及时纠正，中国就会丢掉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江山，再回到权贵统治的老路。看看今天的中国，贪腐遍地，道德沦丧，两极分化，权贵笙歌，百姓悲号，这一切不正是毛主席当年担忧的吗？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实践的必然，不可避免。原因非常复杂，既不可一概而论光看表面，也不应以偏概全否定实质，而是应该公平合理地探讨。绝对不能因此就否定毛主席对中华民族建立的伟大功绩。实话告诉您，我父亲在去世前，给后代留下的唯一遗物就是一张旧纸条。上面写着：‘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也曾经迷茫过。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有意见，视父亲临走前留下的遗言为他们那代人的愚忠。可是，在经历了多年的美国漂泊，亲眼目睹了太多表里不一的虚伪和冷酷，亲身感受那些表面喊民主和法制，实际却用金钱和强权解决问题，并且总是由权、钱的掌控者成为获胜一方的不公平之后，我渐渐地看清了美国社会的真实面目，也深深为美国中下层人民的呻吟和无奈感到不平和悲哀。直到99%的美国大众奋起反抗1%权贵的贪婪与剥削，发起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时，我受到最强烈的震撼，真切地感受到：美国的制度充满了虚伪和欺骗；眼下的中国正在葬送毛主席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最好制度。我开始时常怀念清明和温暖的毛泽东时代。那时，干部廉洁自律，带头吃苦耐劳，与群众打成一片；全国人民与党同心同德，不畏千难万险，豁出命建设自己热爱的祖国；社会风气清爽洁净，真诚和谐，相互帮助蔚然成风；那蓝蓝的天，清清的水，暖暖的阳光，阵阵的鸽哨，欢快的歌声，美丽的鲜花，幸福的笑脸，到处展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到处可见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同甘共苦，奋力建设祖国的动人景象。”

　　这位将军的后代说得何等的好啊！如今那些张口骂文革、一有机会便数落毛泽东的所谓“红二代”们，如果看到这些话，不知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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