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斯大林论国家资本主义（2）《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摘录

　　摘录自列宁1918年5月《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象，“左派共产主义者”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他们将在工人面前给“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以何等“致命的批评”。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正是在这里。因此，正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第一，“左派共产主义者”不了解，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他们暴露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就因为他们看不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第三，他们拿出“国家资本主义”来吓人，这就暴露出他们不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

　　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

　　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

　　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

　　如果说在125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纯粹的空谈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

　　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口头上是（当然，他们也深信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正好是帮助小资产阶级，正好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正好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因为他们要——在1918年4月！！——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真是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