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错误的史观与迷茫——评华生《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说明：华生原文节录自2018年12月8日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华生教授在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上的演讲，【】内为作者紫虬的评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邓小平【“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年谱》下，1276页，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这里有个全面理解问题。如果以否定式判断，只强调社会主义未被认识部分，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就虚无了历史。虽然意在强调改革的重要性，但割弃历史，就留下对未来丧失底线的盲目性。】

　　一段时间以来，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成了热议的话题，而且剧情出现了幸运的大反转。在似乎风平浪静之后，倒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时候。

　　风波起源于所有制歧视，说私有经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应当退出云云。根子里还是说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先天出身不好，应当防范引导、限制乃至消灭。我们长期以来，也是一直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执政基础。这样也使一些人产生了私有和其他所有制经济是异己力量的感觉和印象。【以纠正片面认识为名，借题发挥，把宪法党章提出的公主私辅，说成“所有制歧视”，是什么令作者不惜在主力军和同盟军之间见缝插针呢？作者批判了所谓“根子”，能否回答：对蚂蚁金服不防范、对广大的私有经济放弃引导，任由其资本集中走向垄断吗？对许家印逃跑国外转移资产的企图难道可以不限制吗？对吴晓晖的垄断不消灭行吗？近年来美欧越来越多的运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手段干涉自由贸易，无端制裁企业，自由主义早已破产。华教授的态度，不过暴露了海归西化派的脱离实际。】

　　对此，邓小平当年的办法是不争论，因为一争论就耽误事。【“不争论”是在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下的整顿期间，处理局部迫切问题时的特殊手段，如派性严重导致的铁路晚点。如果上升为总的工作方法，就掩护了自身不读书，又害怕群众、麻痹群众的武断，成为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毛主席早已做过批评。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加剧，几乎所有的问题和被动局面，均源自脱离群众路线，坚持“不争论”的荒谬。习近平同志把群众路线提升为党的生命线，提出“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重大政治是非的重要依据，在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上自觉对标对表。”（2020.8.22）要求提高政治判断力，感悟力，执行力，这些是对如作者理解的“不争论”的否定，虽然如此，并没有影响西化派对“不争论”的偏爱。】

　　要用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增强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去衡量，让时间和实践去回答。【时间和实践已经回答了小平同志的若干个“如果”，证明了一些改开方针的主客观分离，也又一次证明了抽象的中性的生产力是历史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源，“三个有利于”是生产力中性论的副产品，受到了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的影响，为什么不提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工农兵当家做主呢？其客观结果是两极分化、无法持续的繁荣，如许家印式爆雷。】

　　大家知道，中国4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那么40年的实践检验说明了什么呢？非公的民营经济现已占据中国经济超过半壁江山，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穷国变为世界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实力空前强大，大多数人从吃不饱穿不暖【这个谣言广为流传于网络。华先生作为过来人，作为毛主席在世时的知青和工人，想必受过当时的形势教育：看形势要看全局，看主流，为何不顾前三十年中国人口和寿命接近翻番的历史事实呢？教员去世后，控诉文革是政治正确，是从政和学术的敲门砖，今天已时过境迁，谣言把控诉文革扩散为控诉前三十年，受到人民的反对，持续传谣，无非是坚持错误改革开放观。】到今天普遍的小康生活，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所以9月份在关于私有经济的流言四起时，我在提交的智库报告中指出，“如果笼统地说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那么，公有制越扩大非公有制越缩小乃至消灭，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就越巩固、越雄厚。那改革开放前单一公有制时我们的经济基础最牢固，而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反而空前虚弱了，这当然是很荒谬的。【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是不相信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真去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就会根本性地动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党的执政基础，造成党的事业难以弥补的重大挫折”。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当强大的国家机器还存在时，如何消灭私有及非公经济，那样只会制造灾难，而是如何与时俱进地变革创新我们的传统所有制理论。【偷换概念，把公主私辅说成消灭非公经济，借题发挥，也反映了私有经济的尾大不掉。】

　　实际上，在有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基础上，今天已经可以从不争论到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说清楚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所突破和超越。【可见西化派关于“不争论”的虚伪性——不是不争论，而是时机未到。空洞且对公有制计划经济绝对否定的判断，何尝不是一种所有制歧视？一边把宪法党章规定的公主私辅视作“所有制歧视”，一边又可以不负责任的绝对否定历史，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不争论”有说服力吗？】

　　现在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也必须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必也不需要表现在其比例和数量上，而且要采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实现形式。【公有制“采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实现形式”是必要的，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大学校要求的必要内容，但认为量变“不必要不需要”，是对“主体”地位的一种精妙演变，掩盖质变，任其发展，实际上是回到三民主义经济基础的移花接木。类似观点在二三十年前是一种“不争论”的“摸石头”，现在则是“五六七八九”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产物，对人民的忽悠性已经昭然若揭。】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的通行证。【就差没说资本中性，注意，忽悠开始。】一些人在姓社姓资问题上走不出来，其根本问题是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混淆了手段和目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压迫剥削和特权，达到共同富裕和人人平等，当时在理论上设想消灭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和国家消亡只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

　　当然有人会说，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正造成贫富差距吗？不错，看看财富榜上首富们的巨额财富，确实令人羡慕妒忌恨。他们的一个小目标，也常常令普通人绝望气馁。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富裕，确实并不总是靠努力、天赋或者勤奋，而在一定程度上靠机会和幸运，甚至有时也不排斥阴谋和伎俩。但是，谁又能否认，正是这少数幸运而又不乏自己奋发努力、家庭背景与普通人一样的成功人士，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去创新创业，诱导了亿万资金流入了创新创业创造财富的洪流，从而做大了整个社会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作者生在红旗下，虽然有八年在英国的学习工作经历，但对资本生产方式下的底层生活仍然缺乏感性认识和体验，绕开创新创业中极少数的成功必须以绝大多数破产和贫困或相对贫困为代价，完全不了解雇佣劳动者在失业风险下，“房奴”车贷高利贷奴在经济压力下，个体老板在经营压力下，老弱病残的农村家庭在小农经济的风雨飘摇中，成员沦入红灯区的底层家庭等等，相对于他们所承担的巨大精神负担和社会地位的边缘化以及幸福感的消失，做大的社会蛋糕和物质生活水平不稳定的相对提高，没有多大意义。作者和西化派特别看重雇佣劳动者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改善这一点，幻想以此可以解决资本生产方式内在的无解矛盾，掩盖寅吃卯粮、债留子孙，无止境的人民币贬值，不懂得马克思的相对贫困取代绝对贫困观点。尽管如此，却不影响作者对“不总是靠努力、天赋或者勤奋”“甚至有时也不排斥阴谋和伎俩”攫取财富的欣赏和肯定，于是，作者的立场就包藏不住了。】

　　要知道，历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均贫富努力，并没有带来普遍富裕，相反却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作者绕了个大圈，要定一个法则，话有所指，把苏联、中国前期从落后农业国的创业起飞描述为“普遍贫困”。否定计划经济在改变落后中的高速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人民生活与解放前相比的质变，以此有意回避引发革命的大部分国家都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度，故意把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混淆、嫁接到社会制度的优劣上去，以配合颜色革命，这是公知惯用的手法。同时以绝对化的判断脱离历史发展，否定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对社会的推动和生产力的解放，如隋末农民起义对阀门氏族土地兼并的扫荡，解放了中小地主，迎来盛唐。作者的唯心史观终于暴露了对前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压迫剥削和特权”的否定和不相信，这种逻辑矛盾只能反映西方意识形态的灌输“威力”。】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物竞天择是所有生命体包括动物和人类社会的铁律。竞争是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已知生命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方式。而竞争就有差距，就有胜出者。试想，如果不论社会上每个人如何努力，都会有或被安排得到同样的结果，都享有同等待遇，那么，无论是社会上的哪个行业或哪个人，还会有人努力吗？【唯心史观无法解释抽象的个人奋斗，“物竞天择”更不可能解释在阶级解放的过程中，无数做出牺牲的奉献者，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中作出无私奉献的几代人，作者的世界观完全排斥红旗渠、“两弹一星”、大寨大庆等的前人奋斗。】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差别就没有竞争和努力的动力。结果的不同和差距是激励努力的必要条件。现代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包括猿人和众多古人类种属中脱颖而出，今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让地球上更多的生物和自然资源为自己所用，就是因为其为自己创建了竞争的规则，包括市场竞争的规则。而市场交换的完全自愿性、价格竞争的信息效率使得市场在人类物质生活的领域内，成为迄今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竞争方式。【至此，作者把市场价格和价值量相混淆，进而把劳动力的商品流通与消费相混淆，作者的改革理论终于演变为赤裸裸的庸俗经济学理论鼓吹者，把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带入党内。这种理论，在改革初期有一定的忽悠力，但在两极分化之后，雇佣劳动者“公平”出卖劳动力的“市场公平”早已破产。】

　　而且，即便在非物质的精神领域，人类也创造出职位、等级、荣誉、名次与奖项，人为构造出竞争的环境，从而推动人类精神、文化、艺术、体育和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创造和繁荣。我把科学放在最后，是因为在人类社会早期以万年计的漫长世纪中，人们对自然认识的进步极其缓慢。人类长期在世世代代中只有图腾、幻想和神话而无科学。人类正是靠自己为生存而群居组成的社会，在人际交往的竞争和协作中的刺激和反馈，不断发育和积累了自己的脑力智力，从而最终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导致了自然科学的诞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早期猿人在自然界中的动物性生存技能是靠基因和本能，而在社会交往中的竞争和协作才是推动古人类转化为现代人的关键。因此，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在于消灭竞争，实现均贫富和人人相同的结果，而在于发展更公平的竞争规则和保护竞争中落败和落后者的基本权利，守住弱者基本人权的底线，以使他们或其后代能够有继续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但首先不能脱离阶级竞争。宪法和党章均指出：“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当前一些人忌惮阶级，一谈阶级，就风声鹤唳，就是为了让作者这样的抽象人权竞争改头换面出笼，用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令资本社会中的弱肉强食合法合理。马克思主义也从不否认竞争，但这首先是阶级的竞争。毛主席引用红楼梦中的“不是东风压的西风，就是西风压的东风”，东风成了我们卫国导弹利器，这就是竞争。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也称作社会主义竞赛，在市场经济中是公有制市场主体之间服从价值规律的比学赶帮超，是和作为辅体的私有经济，混合经济的市场“四自”主体之间合乎国家宏观调控，实践共同富裕中的竞赛，是全国一盘棋协作的竞争，例如华为的20个AI数字军团，遥遥领先的汽车产业链协作等，这种先进淘汰落后并不是私企和个人的利益最大化的你死我活、以邻为壑、落井下石的恶性竞争。这种举国体制的协作性恰恰形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生产力对西方生产力和竞争的碾压。作者的“竞争中性”照搬西方，和“所有制中立”拱卫的最终目的是“资本中性”，一方面以“公有资本”为掩护，使劳动雇佣化，丧失主体地位；另一方面，维护私人以资本为主的社会资本与雇佣劳动者的所谓“公平交换”。它们是“发展是硬道理”的生产力中性论的派生物。作者的所谓“竞争中性”有很大的欺骗性。】

　　再进一步看，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是全部或主要由私有经济造成的吗？其实并不然。中国今天贫富差距确实很大，按照官方统计基尼系数也在0.47左右。民间将遗漏的未统计进去的隐性财富估算进去，还要高出不少。而且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的贫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都是属最大之列，更是远远高于东亚成功现代化的日本的0.32， 韩国的0.31 等水平。日本韩国实行的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大企业、大富豪也不少，人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小得多，从结果上看似乎更“社会主义”。我们有那么大比重的公有经济成份，贫富差距比人家还大这么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这充分说明手段不等于目标的实现。

　　再从构成上看，就更清楚了。公有制在理论上应当大家平等地都有一份。这是从500年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之时，人们就那么向往公有制的原因。但公有制也好，没有那么多公有制但也不得不有巨大国家机器的世界上其他包括发达国家也好，凡有公共财产、公共事务就得有掌权掌勺的人。在市场难以发挥作用而需要集体决策的领域【权力不能按出价高低分配，就如学校不能按货币支付能力录取学生一样】，人们之间的竞争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市场竞争转为份额、职位和权力的竞争。竞争的规则也更加复杂和更难完全公平。如果掌权掌勺的人有私心或者制度安排有偏差【这永远很难避免】，负面影响有时反而更大。【这是作者“理性人”、“经济人”人性自私的世界观的反映，否认党的宗旨和自我革命历史，和资产阶级政党混为一谈，作为知青和工人出身者，是一种价值观沦陷的悲剧。】

　　以中国今天的情况为例，我们用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大的首要原因，是市民与农民收入水平相差几倍的影响，因为这都涉及到很多亿人，所以权重上就特别大，成为中国基尼系数高的主因。市民与农民包括农民工的之间落差，首先又是因为户籍制度，这与私有经济并无关系。【何不中印比较？正是有了户籍制度和前期票证制度，我国的城乡差别比起印度小的多，而且完全不同。】

　　其次因为土地制度，市地农地价值差别巨大，分配又极为不公平，造就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富豪，而我们的土地倒是全部单一公有制的。我们体制内外的医疗和福利保障、退休级别待遇制度长期以来也是差别巨大，体制内的腐败更一度很惊人。十八大以来党内腐败受到严重打击和抑制，合法不合理的高待遇也克服重重阻力有所触动和改革，但应当说仍仅仅是起步，要持之以恒还任重道远。【这些难道不是商品交换的原则进入党内权钱交易的产物吗？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这一荒谬结论的派生物吗？难道不是否定了毛泽东晚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结果吗？这和土地的所谓“单一”公有制何干？何况我国土地公有并非单一，而是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作者并非有意忽视常识，不过是土地私有化的理念和偏好而已。】

　　显然，以上所有这些都对我国的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际上都与私有经济没有直接关系，反而与我们的公有制和延续下来的国家管理体制安排有关。所以难怪邓小平当年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现在有些成天喊着社会主义的人，其实并不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不明白国有企业并不就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等富裕；不明白社会主义追求的自由人联合体与国家权力的替代关系；不明白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和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包括改革开放的精髓。所以，怎样让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更大的财富创造、更高的权利平等和更小的贫富差距，还是一个需要从传统概念和本本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我国的贫富差距和私有经济不是“没有直接关系”，恰恰相反，直接相关。从1998年到2016年18年间，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分析，我国GDP增长7.76倍，属于高速发展时期，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3.8倍，工业企业国家资本金（2000年始）、国有控股企业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分别仅增长3.2倍和5倍，赶不上GDP增速，而私企所有者权益绝对值爆发性猛增203.6倍，这在近代以来是罕见的。】　　

　　【表一：部分指标2016年比1998年增长倍数】

　　【1998年，我国工业企业国有控股所有者权益占比68%，私营仅占2%，18年后的2016年，国企占比下降到34%，私企上升到25%，加上外企，超过了国企占比。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在存量上出现了主辅易位。】　　

　　【表二：2016比1998年工资、利润增加倍数】

　　【18年间在GDP增长7.76倍的情况下，平均工资国有企业增长8.5倍，除了货币财富，国企等公企还有大量的非货币财富通过企业福利分配给员工。而私营企业（统计年鉴2022年表4-13）仅增长3.8倍。

　　从工资总额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增长5.6倍，而非公企业（按统计年鉴2017年表4-14除国有和集体企业以外）增长达49.6倍，结合起来看，非公企业的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增速存在反比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公企和非公企劳动用工规模的此消彼长，18年间，国有用工从71.4%下降至34.5%，而非公企业的用工从13.2%上升到63%，另一方面也反映非公企业在低薪资雇佣前提下，企业主和管理人员高薪的可能性。而私企利润的猛增377.8倍，是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原因（见表二）。】

　　【以上可以得知，国有控股企业平均工资增速高于GDP，是减员增效的结果，到2016年，分布在私企的占2/3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增速远低于GDP。这些分配差距，是当前消费能力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的主因，由此，不仅我们看到了两极分化的具体分布，也得知，今天的消费不足，正是这一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直接结果。作者千方百计把我国两极分化和公有制扯在一起，又竭力为私有经济开脱，完全是身居象牙塔中的主观想象，缺乏依据。

　　总之，从百年社会主义史看，与其看定义，不如看现实实践。1，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2，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头脑中的反映；3，社会主义是从现实出发，不是从观念出发；4，社会主义是和资本主义矛盾对立统一的结果。在实践中把握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