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犯并不是艺术，而是生存性竞争

　　随着特朗普的二次胜选，各方势力已经开始对本次选举的成败进行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是否有效，往往依赖下次选举结果而定。从出口民调看，特朗普在年轻男性、少数族裔等群体上都取得了明显进展。民主党支持者的平均收入也超过了共和党，一定程度扭转了后冷战以来关于两党代表群体的认知。

　　民调第三次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低估，摇摆州的低估还可以用误差范围内进行解释，但深蓝州的大幅度红化超出了绝大部分民调机构的误差范围。

　　自2016年以来的变化究竟是特朗普个人的领袖魅力还是美国深层次的结构改变一直是各路人马议论不休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在本次选举中，文化战争，或者说觉醒战争已成为难以撼动的政治焦点。万斯极具攻击性的“无孩爱猫女孩”是这场战争激烈程度的象征性表现。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的人员提名上也显示出强烈的“反觉醒”议程倾向。

　　本文认为，这场文化战争可能难以用阶层或者经济形势这样的单一视角进行解释，甚至单纯采用进步-保守这样的对立框架也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貌。这场战争背后更有可能是进步自由主义和反进步自由主义之间的生存性竞争。两者难以调和的结构性诉求将导致文化战争成为下一个十年美国政治的斗争重点。

　　“笨蛋，问题是文化”

　　文化战争是一个近年来在政治空间被广泛提及的议题。这一议题囊括了性别对立、LGBT权利运动、批判性种族理论在内的一系列话题。它甚至衍生到诸如家长还是公立学校决定孩子的教育内容这样的细节问题。这直接导致两党对美国教育体制的意识形态控制权被推上台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人人都在不自觉地参与这一问题，但觉醒战争本身的合理性问题，或者说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在学术和政治层面依旧存在广泛争议。

　　撇开传统保守主义者不谈，相当多数的主流建制派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压倒性的观点。其一是承认现象存在，但认为问题不在于文化冲突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认为，资本或者经济形势的结构性差异才是导致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女权主义者更倾向将问题的深层冲突归咎为父权制社会。这种观点基本由较为体面的民主党支持者所持有。

　　第二种观点显得更为激进，也更为党派性。这种观点认为差异现象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他们试图指出，特朗普在2024年所获得的男女支持率差异甚至比2020年更小。现象本身只是数据的随机波动，或者群众的一时兴起。文化战争被视为共和党故意创造出的政治议题，丑化进步主义的形象。

　　这些解释都有自身合理性的成分。正如笔者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觉醒战争囊括了复数的解释维度，任何意识形态皆可从中截取自己想要的片段。不过上述这些传统观点很难解释后冷战时期一些新趋势的长期变化。这尤其体现在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偏好上。

　　比如，在本次大选中，特朗普的男女支持率差异比上一届略有缩小，但在18-29岁之间，男女之间的支持率差异却在不断扩大。在男性大量转投特朗普的情况下，该对照组61%的女性依旧选择支持哈里斯，与上一届对民主党的支持只有轻微变化。

　　盖洛普对男女政治观点的长期调查可以作为进一步的佐证。从1999年开始，在18-29岁区间，自认为属于自由主义的美国女性增加了12个百分点，达到了41%。相比之下，美国男性中自认为自由主义者的比例则基本没有变化，仅为25%。

　　盖洛普非常微妙地试图模糊年轻男女的意识形态差异，而带之以女性整体比男性自由化速度更快的结论。这无法掩盖后冷战时期男女意识形态日益扩大的现实，阶级和资本也很难完全解释年轻男女意识形态差异的扩大化。如果年轻男女真的都受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的压迫，那为何年轻男女的意识形态没有出现同步转向，反而越行越远？除非我们进一步假设，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本身暗含一种性别意识的许诺。

　　性别差异的显著性可能正在扩大，LGBT群体的政治偏好则是无法忽视的证据。根据本次美国大选的出口民调显示，88%的LGBT群体投票支持民主党，这种忠诚度甚至超过了民权运动以来民主党的坚定票仓黑人群体。如此强烈的忠诚显然不能用单纯的物质主义想法进行解释。

　　LGBT群体中既有资本家、大学教授和律师这样的上层人士，也有打零工的低收入者和大学生，几乎每一个阶层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意味有一种决定性因素盖过了经济、民族、阶级和国家之类的区别，促使LGBT群体不分阶层地站在民主党一边。

　　对进步主义的强烈认同可能是最直接的答案。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进步自由主义的信仰是这些群体的最大公约数。无论是迪士尼对进步主义的强烈支持，还是今日生态保护运动与平权运动的公开结盟，都是觉醒群体深层次一致性的体现。用罗杰·斯克鲁顿的话说，“环保主义近来倾向于从左派人士中招募人员，将生态正义作为全面呼吁社会正义的一部分。”

　　这些群体都统一在神圣的进步自由主义之下，在各个角落对现存社会提出挑战。这种对进步自由主义的认同甚至压过了其他一切因素，成为其中决定性的趋同力量。这种进步自由主义早已渗透进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每个领域中。甚至资本都臣服或者讨好这种力量，将DEI部门视为一桩有利可图的事业。文化战争本身业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它反过来将越来越多的其他问题支配其框架之下。如果套用比尔·克林顿当年那句经典的竞选口号，那么“笨蛋，问题是文化”。

　　强迫的自由与正义

　　觉醒团体对进步自由主义的信仰绝非偶然。这种信仰背后暗含进步自由主义对觉醒团体的双重许诺。一个经典的进步自由主义论证可以这样描述——

　　第一，假定存在一个可以被无限还原的抽象个体观念；

　　第二，国家、文化、性别、阶级等一切要素皆为特殊性的存在，通过去除这些特殊性要素，得到近乎为空集的抽象个体；

　　第三，由于去除了一切特殊性要素，这些抽象个体是完全均质化的存在，用黑格尔的话说，不存在质上的区别，因而抽象个体之间是绝对平等（举一个不精确的例子，这些均质化个体类似于流水线批量生产的机器人）。用最简单的话，人都是人，所以人是平等的。

　　与观念上的平等相反，人类现实社会呈现出不平等的现状。进步自由主义认为这种实然层面的错误必须由应然纠正它。最终的纠正方式是赋予所有抽象个体实质上的同等自由或者权利。

　　这是进步自由主义赋予觉醒群体的第一个许诺。与主流群体相比，这些觉醒群体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进步自由主义告诉这些群体，只要你们是人，你们就应当享有和主流群体完全相同的自由；主流群体甚至需要让渡更多特权才能弥补觉醒群体在历史上所遭受的不平等。用罗尔斯的话说，给予最弱势群体最大补助。

　　同时，由于抽象个体取消了一切特殊性，它也将一切的觉醒群体囊括了进去。甚至对重刑犯的宽容化也能用这种逻辑进行解释。毕竟，重刑犯也是人，需要尽可能赋予其一切人的权利。在这一层面上，主张废除死刑或者说反对刑事惩戒化的群体与其他觉醒团体之间的耦合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

　　进步自由主义的经典论证存在许多争议的地方。比如，彻底抽象化的原子个体本身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人一开始只能是一个具体的人，拥有自己的特定身份和认知，将应然置于实然之上可能是智识阶层的某种傲慢。正如诺奇克经典的例子，张伯伦打篮球那样，如果以抽象个体为基础，那么应然世界可能根本无法在现实中运行。

　　笔者更偏爱诺奇克另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诺奇克指出，如果他单纯凭借自己的外貌打败了其他竞争者，获得了女士的芳心，那么按照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外貌显然是运气的一部分，那么胜利者是否需要为失败者提供补偿？经典的罗尔斯主义者会反驳家庭不属于罗尔斯所讨论的政治领域。问题是，以今日的进步自由主义表现看，利用国家权力不断控制家庭才是它一以贯之的方向，同性婚姻合法化和允许青少年跨性别都是不言自明的例证。

　　如果进步自由主义的许诺只停留在第一层，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问题是，它绝不会停留于此。既然每个人都拥有理性，那么进步自由主义的理性推论不再是它自己的推论，而是所有理性个体都必须接受的结论。反过来说，任何不认同进步自由主义的人都是“理性缺陷者”。其中的潜台词不言而喻，进步自由主义需要教化或者消灭这些缺陷者。

　　在进步自由主义的“理性论证”之下是残酷的理性霸权。这就是进步自由主义赋予觉醒团体的第二层许诺，即启蒙的正当性。占多数的主流人群恰恰是这些精英们需要开化的蛮夷，需要强迫蛮夷接受“先进”的自由和正义。

　　在卢梭将道德良心灌输进近代政治之后，智力上的优越性开始进化为道德上的优越性。让蛮夷处于不文明的状态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职。或者用更为通俗的话说，既然进步自由主义是人类文明唯一的康庄大道，那么不带领广大民众尽快走上这条道路就是坐视民众承受更多的苦难。这不仅是不正确的，也不是一个道德的人应该忍受的事情。

　　当代动物保护主义者无非是更进一步，将动物也视为道德主体。对这些人而言，吃动物与食人无异，是一种道德上应该被强烈谴责的行为。在这种逻辑下，某些动物保护主义者甚至生态保护主义者的极端行为就不难理解。强烈的道德自豪感，或者说道德狂热，成为驱使极端行为的强烈动机。

　　进步自由主义的双重许诺，赋予觉醒团体进一步追求自身权利，甚至特权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它赋予觉醒团体道德和智识上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转换为道德和理性的双重狂热。他们不只是要追求自己的权利，还要强迫其他人必须接受进步自由主义所赋予他们的权利。或者用斯特劳斯学派更为隐晦的角度解读，进步自由主义就是个人欲望的放纵。

　　失语的主流

　　卢梭的道德良心是如何沿着康德-罗尔斯的路径渗入今日的进步自由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学术问题，这里不展开讨论。但卢梭的强迫他人必须自由则开启了一条霸权自由主义的道路。这与卢梭是否是一个专制主义者无关，也与卢梭本人相对审慎的态度无关。正如康德不能阻止汤姆·里根将道德主体运用在动物上一样，也如同罗尔斯不能阻止后世的进步自由主义将无知之幕运用在家庭上，卢梭同样不能阻止强迫他人必须自由变成自由主义霸权。

　　道德与理性的双重傲慢在实践中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系统性的话语霸权。相信绝大多数的非进步自由主义者都会有类似的经历，一旦在进步自由主义的框架下进行辩论，反对者往往处于一种压倒性的不利中。他的每一次辩护都可能陷入潜在的道德陷阱。进步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更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对手缺乏人道观念或者道德同情心。反对者所依赖的常识和经验则被解构和瓦解，变得无足轻重。

　　这种“说啥啥错”的直觉并非错觉。进步自由主义的话语框架内部没有给予反对者公平的地位。与进步自由主义辩论，如同参加一场对手和裁判皆为同一方的辩论比赛；反对者在结构上天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以进步之名，进步自由主义可以轻易地将传统贬低为非理性的存在，从而削弱历史的厚度，抬高自己抽象假设的可置信度。

　　特定意识形态所使用的语域本身也会产生语言上的压迫效果。任何语言的使用都不是孤立的，它需要和其他意象联系在一起，甚至意象之间可能不存在真正的联系。正如钻石恒久远这句口号一样，进步自由主义已经在自己的语域中预设了很多意象的联系。这进一步导致反对者更难组织有效的语言进行反抗。

　　这种“失语症”产生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它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反对者的自我怀疑上。大部分一般群众会被预设的话语结构所迷惑，与自己的现实生活体验产生割裂感。这促使他们更有可能自我怀疑，而不是怀疑进步自由主义。这最终转化为自我矮化或者低人一等的错觉。

　　“失语症”最大的问题表现在政治上的失语。体面的反对者，或者说任何非克里斯玛式的政治家，往往不能够扭转已形成的话语体系，跳出进步自由主义语言框架的行为对会被打上“出格”的记号，从而与道德上的瑕疵或者缺陷联系在一起。

　　话语霸权的压迫性力量足以让他们完成“圣人”向“罪人”的转变，这种霸权甚至比马克·吐温笔下《竞选州长》中的场景更为残酷。长期政治失语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上的无人代表。大多数政客即便内心反对进步自由主义的某些做法，也无意明确站出来承受反对的代价。布坎南的失败尝试证明，强行反对进步自由主义的结果就是终结自己的政治生命。

　　布坎南

　　正如笔者在上一篇文章《特朗普的人事任免，“老保”总复仇的开始》所指出的那样，布坎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注意到，向进步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投降的结果是“有一大群孩子的年轻夫妇家庭现在已经成为濒危物种。只有富裕的年轻人才能负担得起那种‘生活方式’，而他们对此不感兴趣。”

　　这种先见之明无法帮助一位缺乏克里斯玛的政治人物扭转话语霸权的力量，也无法帮助布坎南战胜老布什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尼尔森在《扬基人问题》中直接承认，政治失语导致许多传统保守派不得不投票支持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丧失表达自己真正意见的机会。

　　凭借自己的话语霸权，进步自由主义在后冷战时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大学和智库到国会和政府再到跨国公司，进步自由主义的话语结构扩张到了每一个角落。甚至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本身都成为进步自由主义的催化剂。毕竟没有什么比抽象的原子化个体更能符合市场要素充分流动的需要，人被彻底转化为可替代的零件。奥巴马的胜利则是进步自由主义的高光时刻。

　　然而，在进步话语与生活经验的长期摩擦下，反对者的自我怀疑最终会让位于自身生活方式被威胁的愤怒。他们只需要等待，一个真正能够表达他们声音的人物。

　　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

　　当代传统保守主义大师斯克鲁顿很早就指出，在进步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辩论时不可能获得胜利。它只赋予了人改变的自由，而不允许人有不改变的自由。解决办法只能是跳出这一框架，对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罗杰·斯克鲁顿

　　觉醒群体的目的在实质上是要求反觉醒群体让渡更多权力，并且不允许反觉醒群体反对。如果一定要用常识性的例子打个比方，对主流群体而言，这约等于你出生以来一直拥有某个东西，现在有人告诉你这东西应该他也有一份，并且你必须给他一份。这时候你的常识或者生活经验应该如何运作？

　　斯克鲁顿唤起常识的做法是否合理，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至少，斯克鲁顿为我们揭示出进步自由主义的话语结构没有其自身所预设的那样理所当然。这也是特朗普的“出格”话语为何在饱受批判的同时反而强化他政治动员力的原因。

　　这些“粗鄙”的语言本身是对抗进步自由主义话语结构的一部分，通过摧毁进步自由主义预设的普世优越性，特朗普成功使得它不再那么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其他意识形态指指点点。这也是特朗普运动致力于构建一整套传统保守主义生态的原因。唯有以整全对抗另一个整全，才能克服进步自由主义的全方位渗透。

　　只有在这一背景下，万斯极具冒犯性的“无孩爱猫女孩”才具有真正的可理解性。与Incel一词在赛博空间的滥用一样（或者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说法，“普信男”）一样，“无孩爱猫女孩”是对某一类群体的指代。正如我们总能从“普信男”中找到反例一样，“无孩爱猫女孩”也有自己的反例，万斯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但反例无法摧毁这些词语所产生的意象联系。万斯的目的在于，以其人之道换其人之身的方式，剥夺进步自由主义的道德垄断。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高超的政治修辞学技艺，万斯解构了进步自由主义对主流群体的嘲讽。现在轮到进步自由主义者反过来证明为什么“普信男”和“无孩爱猫女孩”之间这两个镜像词语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这些冒犯性语言的背后是不同生活方式的生存性竞争，捍卫或者解构家庭是其中的关键。对觉醒团体而言，进步自由主义赋予其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失去这一挡箭牌，他们将直面主流社会的强烈压力。对反觉醒群体而言，进步自由主义对家庭的解构只会导向虚无和个人欲望的极端放纵。这种虚无的结果是人进一步的异化。社会化抚养是一个美好的幻觉，在新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社会化抚养只会将人进一步变成批量生产的廉价可替代劳动力。

　　投票群体的类型学区分可以视为一个佐证。以婚姻作为参考轴，除性少数群体外，美国大城市中的未婚女性是最支持进步自由主义的团体。套用黑格尔的观念，这些最缺乏家庭伦理性实存的个体，成为“解放”孩子最积极的人。她们更鼓励孩子脱离其与家庭的正常关系，将自己进一步转化为原子化个体。

　　对那些真正拥有孩子的人而言，觉醒主张则没那么吃香。无论是反对学校内的跨性别厕所，还是要求公立学校停止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家长权利运动实质上是家长与觉醒团体争夺对自己孩子的控制权。这不由令笔者想起一个经典的笑话，对这些家长而言，他们真有一头牛。

　　家庭如何成为今日文化战争的核心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背后涉及到究竟应该将家庭视为纯粹的契约关系还是预定的伦理结构。这最终涉及到如何在形上学层面对家庭的定义。

　　这可能永远不会有公认的结论。毕竟，这个世界有家庭不幸的人，也有家庭幸福的人。进步自由主义的决定性问题在于，它看似自由，实际上一点都不自由。它只允许反对家庭的人去瓦解家庭，不允许喜欢家庭的人捍卫家庭。这也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在这个周期与传统保守主义者结盟的另一个解释维度。自由意志主义可能不喜欢保守派对家庭和共同体的想象，但它肯定不会接受进步自由主义封闭其他选择的做法。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文化战争早已跨越了国界，整个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可能都被卷入其中。除非做到绝对意义上的闭关锁国，否则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作为一个非常有趣的偶然，韩国年轻男女的意识形态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差异最大的，韩国也拥有发达国家中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正相关性可能需要进一步判断。

　　更为糟糕的是，在相当一段未来里，文化战争没有任何弱化的可能性。一方面，这是进步自由主义自身逻辑的结果。抽象的原子化个体是一整套逻辑的起点。这套逻辑拒斥一切特殊性的要素，对普世性的狂热追求是其无法摆脱的一部分，它不会允许自己的主张只能在某一群体或者某一国家有效。

　　另一方面，进步自由主义已经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实现了深度绑定，甚至挟持了新自由主义的议程。跨国资本都采取诸如成立DEI部门这样的办法满足进步自由主义的诉求，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是更直观的例子。进步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人权为名要求无条件接受所有的非法入境者和滞留者；新自由主义附和这一议程，强调非法移民为美国带来更加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市场要素充分流动的表现。

　　或者更明确地说，在他们看来，美国移民管制系统性失控不是坏事，反而是进一步需要鼓励的事情。这意味着，进步自由主义不可能放弃继续从反觉醒群体手中进一步攫取权力，反觉醒群体也愈发无法忍受觉醒团体的不断侵蚀。卡尔施米特意义上“政治的本质是敌我之间的生存性斗争”式的敌友关系正在被唤醒。文化战争的大幕徐徐拉开，更为激烈的冲突将在下一个十年展现在大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