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引言：笔者最近在学习延安整风运动的相关历史时，发现毛泽东同志的相关思想与宣传系统的重建，对于今天的中国革命有着一定积极意义。在燎原小组一直坚持富有相当争议的工作方法的情况下，引起了不停休止争论。笔者希望通过回顾历史，让同志们能产生深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的积极性。

　　一、整风是什么？

　　笔者在这里不做赘述，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目的、历史条件、背景等等都暂且不写。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 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批评：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批评：

　　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

　　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

　　2、反对宗派主义

　　3、反对党八股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批评：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里指五四运动一些领导人物的形式主义方法，非党八股）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二、《解放日报》的整风与整风背景

　　1941年5月15日，宣布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内部刊物《今日新闻》合并，于次日正式创办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此时选择博古担任《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新华社负责人。然而，博古与该报主编、另一派国际人物杨松配合，将《解放日报》办成了苏联《真理报》的中国版。

　　⑴ 突出报道国际新闻，不怎么报道陕甘宁边区的新闻。

　　⑵ 直接使用外国通讯社的电讯，“有闻必录，不加改写”。

　　⑶ 整风运动开始后，未将运动放在重要位置。

　　⑷ 经常刊载张闻天、吴良平等人所撰写的谈论马列和宣传苏联的“又臭又长”的文章。

　　⑸ 张闻天等人经常指示马列学院的干部从苏联一些理论刊物翻译大块文章，然后移植于《解放日报》，使得版面紧张。

　　⑹ 社论问题：在杨放之《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中，“关于社论问题的争论，也是在克服教条主义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下解决的。改版以前，《解放日报》是每天必须有一篇社论。因为每天必有，所以有好有差。一种意见认为，一篇社论只管24小时，第二天就有另一篇社论了。还说，不论中国的《大公报》或是苏联的《真理报》，都天天有论。在这些同志的思想里，当然最重视《真理报》。那时候凡是苏联的东西全被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报》的规矩不能改变，谁要改变它，就是离经叛道。这种意见给社论的粗制滥造开了方便之门。但是以陆定一同志为代表，却有另一种不同的意见，认为党报的社论是代表党说话的，要反映党的意见，表现党的政策观点和策略观点。它应当经得起群众实践长时间的检验，决不能只管24小时。由于写作力量的限制，不能保证每天一篇社论，可以不必天天有。但是一定要保证党报论必须代表党说话。如果在数量和质量之间加以选择，宁可牺性数量，打破天天有社论的老框框，也必须保证社论的质量。陆定一同志的意见，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了。社论不是天天有了，但是社论的威信提高了，党报在群众中的影响扩大了。四十年的经验证明，这个改革是正确的，必要的。”

　　⑺ 《解放日报》改版。陆定一的意见最后被采纳，《解放日报》很快取消了一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惯例。1942 年 8 月 15 日，陆定一正式取代了杨松，担任了《解放日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