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恐怖手段、高官下县和制裁投机 ——列宁《论粮食税》局部摘录

　　这是《列宁选集》第四卷中《论粮食税》的一段，论述针对“中央机关在三年半竟已染上了某些有害的因循习惯”，出现官僚主义的问题，“要帮助中央机关来做比较彻底的改善，帮助它增加大批新生力量，帮助它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帮助它克服有害的因循习惯”，“这种帮助应当来自地方，来自下层，来自一个不大的整体的模范工作”。这里的整体“不是一种经济，不是一种经济部门，不是一个企业，而是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

　　“我们中间一切必须留在中央工作的人，将要继续改善机关和清除其中的官僚主义。但是这方面，主要的帮助是来自地方，并且一定是来自地方。”

　　——人民监督。

　　“据我看来，我们在地方上的情形比中央一般要好一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官僚主义这一祸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在这方面，莫斯科是一个坏城市，而且一般来说是共和国最坏的地方”。

　　——列宁的自我批评也是毫不留情的！

　　——毛主席曾经说：我在北京呆久了，脑子里就是空的，一出去里面就有东西了。

　　“——”起头的自然段是引者简评。小标题是引者加的。

　　1、恐怖手段

　　地方上的坏的倾向就是：混到共产党里来的旧官吏、地主、资产者以及其他败类的从中舞弊，他们有时做出违法乱纪、欺压农民等恶劣行为，这就需要用恐怖的清洗办法，就地审判，无条件地枪决。

　　让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非党市侩去捶胸大叫：“感谢上帝，好在我们和‘他们’不同，好在我们向来不赞成恐怖手段。”这些傻瓜是“不赞成恐怖手段”的，因为他们在愚弄工农这点上甘心充当白卫分子的驯服帮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不赞成恐怖手段”的，因为他们起的作用，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帜把群众引到白卫分子的恐怖中来。俄罗斯的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和科尔尼诺夫叛乱，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叛乱，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芬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英雄们也证明了这一点。

　　让那些白卫分子恐怖手段的驯服帮凶们去自夸他们否认任何恐怖手段吧。

　　而我们还是要说出一个沉痛而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经历了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后的空前危机、旧联系中断、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国家里，——世界一切国家都是如此——正和伪君子及空谈家的主张相反，没有恐怖手段是不行的。

　　或者是美国式、英国式（爱尔兰）、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国式、匈牙利式以及其他形式的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种手段”。

　　2、高官下县

　　地方上好的倾向是：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非常注意工人和农民的需要，非常关心国内经济的振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地方上工农业间流转的发展。这种好的倾向虽然表现得比坏的倾向多一些，但毕竟还嫌太少。

　　各地都在培养那些经受过内战和贫困考验的新的年轻的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至于经常不断地把这种力量从下面提拔上来，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很不够。

　　能够而且应当解除某些工作人员的中央工作而调他们到地方去工作，他们以县和乡的领导者的身分，在那里模范地做好整个经济工作，就会有很大的贡献，就能比有的中央机构做出更重要的有全国意义的事业。因为模范工作是培养工作人员的园地，是可供仿效的榜样，有了这种榜样，仿效终究是比较容易做的事，何况我们又能从中央给以帮助，使这种榜样在各地能够而且必须得到广泛的“仿效”。所以，从全国观点看来，一个模范县和一个模范乡的工作在目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军事上，例如在最后一次抗波战争期间，我们未曾害怕违背官僚主义的等级制，我们未曾害怕“降低官衔”，未曾害怕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仍保留他们在中央的高级职务）调到下层去工作。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某些委员或部务委员会某些委员或者其他身任要职的同志们，调到甚至是县里，甚至是乡里去工作呢？

　　的确，我们并没有“官僚化”到这样的程度，调到下面去就“感到难堪”。而且我们这里可以找到几十个乐意担负这种工作的中央工作人员。我们这样做了，全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成绩，因此模范乡或模范县所起的作用不仅会使巨大的，而且简直会是有决定意义的，有历史意义的。

　　3、制造投机

　　对于投机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就不能把它和“正当”贸易区分开来。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投机活动，无视这一点是很可笑的。

　　怎么办呢？难道宣布投机活动可以不受制裁吗？

　　不。应当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活动的一切法令，宣布一切盗窃公物行为，一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逃避国家监督、监察和计算的行为，都要受到制裁（事实上要比从前更严厉三倍地加以惩办）。

　　正式要这样来提问题，才能做到把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时期，盗窃公物，逃避国家监督、监察和计算的投机行为也是需要制裁的。何况在社会主义社会，违法乱纪、欺压人民、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私分国企、化公为私等等，难道不能被制裁吗？贪污千万，上亿赃款的，如恒大坑骗群众房款的，银行私分储户存款的，难道真的不能清洗吗？

　　——列宁说：混到共产党里来的旧官吏、地主、资产者以及其他败类的从中舞弊，他们有时做出违法乱纪、欺压农民等恶劣行为，这就需要用恐怖的清洗办法，就地审判，无条件地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