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4）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基本路线问题的尖锐斗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各国无产阶级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迫切要求加强国际团结，统一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八六四年九月，在高涨的工人运动推动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简称国际）。

　　“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页）。马克思经过斗争亲自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制定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因此，“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395页）。

　　当时在国际内部，影响较大、猖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

　　虽然蒲鲁东在国际建立后不久即一八六五年一月就死了，但是他的机会主义思想并没有消失，而是被以昂利·路易·托伦（一八二八——一八九七年）为首的他的党徒们继承了下来。

　　他们顽固地坚持蒲鲁东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利用其参加了国际创建工作的有利条件和自己控制的国际巴黎支部，公然拒绝执行国际的革命路线，妄图把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把国际工人运动引上投降主义道路。

　　因此，蒲鲁东主义成了第一国际前期（一八六四——一八六八年）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主要危险。马克思指出“我认为，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致路德维希·毕希纳》·一八六七年五月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6页），“特别是必须防止可能把我们的协会引到片面性的道路上去的任何表现”（《马克恩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1页）。

　　可见，粉碎蒲鲁东主义，捍卫国际的革命路线，引导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革命道路胜利前进，已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战斗任务。

　　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在一八六五年的伦敦代表会议、一八六六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一八六七年的洛桑代表大会和一八六八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公开进行的；斗争的内容已经从理论上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问题转到实践中关于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路线问题，其实质是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斗争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国际的领导权问题；关于国际的性质和任务问题；关于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关于所有制问题。

　　第一，关于国际领导权问题的斗争

　　第一国际成立后，蒲鲁东主义者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立即展开了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蒲鲁东主义者阴谋篡夺国际领导权采取的第一个手段，是进行宗派分裂活动。他们盘踞在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拒不服从总委员会的正确领导，拒不执行国际的革命路线，拒不缴纳会费，大搞独立王国。

　　他们还于一八六五年秋在伦敦建立了一个法国人支部，“事实上是反对派的支部”（《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一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2页）。

　　这个支部的创始人勒·吕贝、韦济尼埃同在布鲁塞尔的整个一伙蒲鲁东主义者相勾结，在比利时的报纸上发表匿名文章，恶毒诽谤总委员会，并抛出了他们另行制定的原则宣言和章程草案。

　　这个草案反映了蒲鲁东主义者和某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的联邦主义观点，妄图把总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化为乌有，使总委员会变成只具有通报和统计这些纯粹技术性职能的简单的代表机关。

　　他们企图以这个支部的名义，把他们的草案提到代表大会上去，强使国际接受它。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总委员会及时识破并彻底粉碎了他们的这一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使这个支部“抛开了它的创始人”（《马克思致约·菲·贝克尔》·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三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95页），转而宣布拥护国际总委员会。

　　蒲鲁东主义者阴谍篡夺国际领导权采取的另一奸险手段，是借口反对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及其战友，妄图把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排除出总委员会的领导，进而实现其篡夺领导权的罪恶目的。

　　早在一八六五年春季，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已经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鼓吹的只有工人才能成为第一国际支部负责人员的错误观点，并在有关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坚决反对只有0uvrier（工人）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则”（《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91页）。

　　但是，蒲鲁东主义者顽固坚持这一反动观点，在一八六五年九月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上，他们仍然提议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他们胡说什么：国际应当是一个手工业性的、纯粹行会性的社团，它仅仅具有与脑力劳动者毫不相干的职业上的目的。

　　这一提议除了反映蒲鲁东主义者的狭隘的行会意识外，其罪恶用心主要在于妄图排斥马克思的领导。会议否决了蒲鲁东主义者的提议，挫败了他们的这一险恶阴谋。

　　在一八六六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讨论第一国际的共同章程时，法国代表、蒲鲁东主义者托伦、弗里布尔又一次提出被伦敦代表会议否决了的反动提议。

　　他们声称，必须把国际的会员资格限定为体力劳动者，或者无论如何也只允许体力劳动者作代表出席国际的代表大会。大会的多数代表坚决批判并否决了蒲鲁东主义者反复提出的这一别有用心的反动要求。

　　他们在发言中强调说，国际本身的存在就有赖于许多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他们特别称赞了马克思的功绩。作为对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荒唐建议的抗议示威，英国代表在日内瓦大会闭幕后不久，要求任命马克思为总委员会主席。马克思婉言谢绝了这一要求。

　　他在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杜邦使我识破了托伦和弗里布尔的行为。他们从只有工人能够代表工人这一‘原则’出发，企图在1869年当立法团的工人候选人。因此，由代表大会来宣布这个原则，对这些先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6页）这就揭穿了蒲鲁东主义者再三坚持这一反动主张的可耻政治目的。

　　第二，关于国际的性质和任务问题的斗争

　　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斗争的另一中心问题，是关于国际的性质和任务问题。

　　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已经明确地规定了第一国际的性质和任务：它的性质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的任务是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

　　但是，蒲鲁东主义者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篡改第一国际的性质和任务，妄图把国际变为推行蒲鲁东机会主义路线的工具，进而把高涨的国际工人运动引上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道路。

　　第一国际一八六六年九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就国际的性质和任务问题展开激烈斗争的一次大会。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派遣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大会，企图把蒲鲁东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大会，从而实现其篡改国际的性质和任务的阴谋。

　　为此，他们狂妄地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充满蒲鲁东主义教条的所谓《备忘录》。在这个共有十项原则的《备忘录》中，他们公开兜售蒲鲁东反对罢工、反对妇女解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谬论；极力鼓吹建立合作社、确立平等交换原则、通过和平途径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蒲鲁东主义的“灵丹妙药”；并胡说什么国际的任务是研究“经济问题”，“本协会的宗旨在于为会员在本国和欧洲各国寻找职业，协会将在世界各地设立联络局，联络局应尽可能开设商店，协会会员可以通过这些商店等价地交换商品”。

　　显然，蒲鲁东主义者抛出的这个《备忘录》，是一个反国际的反革命纲领，是向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公开进攻。

　　马克思由于从事《资本论》第一卷最后定稿的紧张工作，无法离开伦敦去参加日内瓦大会。但是他非常重视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并为这次大会作了重要的组织和思想的准备。

　　马克思预见到大会将有激烈的斗争，所以在会前写好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大会主要议程的正确决议的基础。

　　“指示”规定了各国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应该互相支持；提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确定了工会和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和革命任务；主张吸收妇女和少年儿童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坚持支援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反对掠夺性战争及其工具——常备军而斗争。

　　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制定的国际的具体行动路线，是与机会主义路线针锋相对的。马克思在“指示”中着重批判了蒲鲁东派鼓吹合作制度是救世万能手段的空论主义，明确指出：合作制度“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合作劳动制度，“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页）。

　　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掌握武装，进行暴力革命。因此，马克思认为“代表大会不应该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8页）。

　　马克思的“指示”与蒲鲁东主义者的《备忘录》，反映了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和对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主张。在日内瓦大会上，拥护国际路线的代表以马克思的“指示”为武器，在所有的主要议程上同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否决了他们《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各项错误原则，通过了各项正确决议。

　　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就粉碎了蒲鲁东主义者的进攻，击败了他们妄图篡改国际的性质和任务的罪恶阴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蒲鲁东主义者并不甘心于自己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的失败。他们又利用各种手段，纠集多数，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召开的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上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的反扑，企图强使大会重新讨论和修改日内瓦大会的决议。

　　在他们的操纵下，虽然大会通过了一些反映蒲鲁东主义观点的关于信贷和人民银行的决议；但是由于马克思的拥护者坚持斗争，终于挫败了他们妄图推翻日内瓦大会决议的阴谋。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取得政治自由是首要的和绝对必要的事情”。

　　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首先参加政治斗争。决议规定：“每年都要重申这种主张。”这是对一贯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的蒲鲁东主义的沉重打击。

　　洛桑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斗争的决议表明，在关于国际的性质和任务这一根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蒲鲁东主义。

　　第三，关于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斗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许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其中波兰、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更加激起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强烈同情和积极声援。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便成了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奉行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

　　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坚持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工人阶级，明确指出，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再次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5页）。

　　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争论的真正中心是波兰问题”（《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一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2页），即如何对待一八六三年爆发的波兰人民反对沙俄野蛮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时“欧洲工人一致宣称恢复波兰是自己政治纲领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最能表达他们对外政策的一种要求”（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0页）。

　　而蒲鲁东主义者却顽固地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蒲鲁东本人在一八六三年所写的反对波兰的著作《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代表大会的决议书》中，公开表示反对修改俄、普、奥等国在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上作出的关于瓜分波兰的反动决议，竟然为俄国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辩护，指责欧洲民主力量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

　　马克思痛斥了蒲鲁东的这一卑鄙行径，指出这是“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

　　在一八六五年九月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上，就是否应把波兰问题列入会议议程，马克思主义者同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国际讨论波兰问题，他们认为波兰问题与无产阶级无关，无产阶级只需要关心“社会革命”，不需要注意民族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经过斗争，排除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使会议讨论了“俄国佬对欧洲的威胁以及恢复独立和统一的波兰”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定把“抵抗俄国对欧洲的威胁——恢复波兰”这一要求列入下年度召开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这表明，第一国际从诞生时起，在波兰问题上就坚持了正确立场。

　　一八六五年伦敦代表会议后，在国际总委员会里，围绕着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继续进行着斗争。为了阐明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一八六六年春季写了一组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重要文章。

　　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出发，反复论证了波兰独立的恢复必将沉重地打击以沙俄为首的欧洲反动势力，促进整个欧洲的革命民主运动，并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国际工人阶级必须坚决支持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恩格斯痛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在反动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掩盖下，在波兰问题上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一方面“充当被压迫的波兰的审判官”“宣判波兰是‘罪有应得’”（《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1页），另一方面却“称赞俄国是未来的伟大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强国”（《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1页）；指出，这是欺弱媚强的可耻行径，是“与大多数先进的有思想的工人背道而驰”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1页）。

　　同时，恩格斯还针对蒲鲁东主义者诬蔑第一国际支持波兰解放的正确立场是什么遵循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的反动谬论，深刻地揭露了沙俄和法国反动政府利用所谓“民族原则”来吞并弱小民族、扩张领土的险恶用心。

　　他指出，“民族原则决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为了恢复波兰所搞出来的发明，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7页）

　　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这种为侵略扩张打掩护的反动“民族原则”。

　　一八六六年夏季，国际总委员会连续举行会议，讨论当时正在进行的普奥战争问题。当讨论归结到“民族特性”问题和国际对该问题的态度时，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又趁机宣扬其民族虚无主义，散布其否定民族解放运动的谬论，公然胡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

　　他们主张各个地方的居民都组成自治的小“团体”，然后由这些小“团体”结合为“联合会”，但并不是国家。

　　马克思讥讽了他们的这些无政府主义反动空想，说“在人类的这种‘个体化’以及相应的相互性’向前发展的同时，其他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当停顿下来，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0页）

　　马克思还揭露了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这一谬论的沙文主义反动本质，指出他们实际上是“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0页）。

　　可见，蒲鲁东主义者的这种谬论，完全是为法国反动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效劳的。

　　鉴于蒲鲁东主义者顽固地反对即将于一八六六年召开的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波兰这个所谓“纠缠不清的民族问题”，马克思在会前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再次论证了支持波兰恢复民族独立的必要性。

　　他明确指出，沙皇俄国是欧洲的反动堡垒，“只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就会使这个强国真正被摧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2页）。

　　日内瓦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击败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否决了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通过了《关于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复兴民主波兰》的决议。这个决议充分显示了第一国际在民族问题上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立场。

　　第四，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斗争

　　所有制问题即是否废除私有制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的问题。它关系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和第一国际的根本方向。

　　这个关于是否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长期斗争的一个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坚决主张消灭一切私有制，使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必要条件。

　　蒲鲁东主义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而动，顽固地力图永远保存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及其商品生产的所有权，疯狂地反对科学共产主义关于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原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蒲鲁东主义的这种反动倒退主张曾讥讽地说“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4页）

　　第一国际前期，由于一八六六——一八六七年经济危机的严重侵袭，欧洲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加深，农业衰退，投机盛行，食品价格空前上涨，工人群众急剧贫困化，这就促使觉悟的工人进一步意识到私有制的危害性。

　　因此，在一八六七年召开的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当时，比利时代表德·巴普还建议把土地交给集体所有。这正触犯了顽固地维护小私有制的蒲鲁东主义的要害，引起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他们的头目托伦跳出来大肆宣扬个人所有制的优越性，狂妄地声称：“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大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由于赞成和反对的双方相持不下，大会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下一次代表大会继续讨论。

　　洛桑代表大会虽然没有解决得了所有制问题，但是这场大辩论却是马克思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派在国际舞台上就所有制问题、特别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进行的第一次交锋。

　　这次交锋具有重大的意义，即在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与蒲鲁东机会主义路线的界限，促进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加速了蒲鲁东主义的破灭。

　　马克思说：“我早就确信，社会革命必须认真地从基础开始，就是说，从土地所有制开始。”（《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一八六八年四月六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7页）

　　洛桑大会的争论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社会革命的基本观点，正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逐步获得胜利。

　　一八六八年九月六——十三日，第一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在讨论洛桑大会遗留下来的关于所有制问题时，德·巴普提出关于金属矿、煤矿、运河、铁路、电讯、森林和土地实行公有化的决议草案。

　　蒲鲁东主义者仍然顽固地反对土地公有化的建议，认为这是对私有制的空前未有的侵犯，并诬蔑它是“粗暴的共产主义”。托伦再次声嘶力竭地叫嚷：土地个人所有制是“幸福和进步的最主要的前提”。

　　会上，赞成集体所有制的代表纷纷批驳了蒲鲁东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诬蔑和反对废除土地私有制的谬论。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指出，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过渡到土地的集体耕种，才能消灭剥削，才能采用科学技术消灭农业的落后状态，减轻农民的繁重劳动，使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

　　大会经过激烈的论战，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关于实行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决议。这是对蒲鲁东主义思想体系的致命打击。它表明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远大目标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蒲鲁东主义。

　　布鲁塞尔大会还根据德国代表的提议，通过了一项专门决议，感谢马克思出版了他的巨著《资本论》，号召各国工人学习和掌握这部伟大著作中的理论。

　　这个专门决议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经过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不仅使蒲鲁东主义者遭到彻底失败，而且也促进了其内部的分化，出现了以瓦尔兰为首的左派蒲鲁东主义者。他们日益接近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和领导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从此，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逐渐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