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28）斯大林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底，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由于当时全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彻底粉碎和清算托洛茨基反党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对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谬论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批判。

　　十五大以后，由于托洛茨基反党集团已经被粉碎，布哈林一伙结成了新的反党集团公开跳出来攻击和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因而布哈林主义成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成为“党内右倾的旗帜，成为机会主义的旗帜”（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页）。

　　反对布哈林反党集团的斗争也就成为联共（布）和苏联人民当时的首要任务。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斯大林的《致中央政治局委员（答弗鲁姆金）》一文揭开了联共（布）反对布哈林主义斗争的序幕。

　　弗鲁姆金当时是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他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给党中央的信中，抓住由富农的疯狂反抗等原因造成的粮食问题上的暂时困难，把苏联国内的形势描绘成一团漆黑，似乎苏维埃政权已经到了末日，国家已经于绝境。

　　他把富农的反抗说成大多数贫农和中农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情绪，说“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都有反对我们的情绪”，说“这种情绪已经开始渗入工人中心”。

　　他恶毒攻击十五大确定的党的路线，胡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对农村采取的新的政治方针加剧了我国经济状况的恶化”，“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

　　他提出党应当“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的口号，要党抛弃“更坚决地向富农进攻”的政策，抛弃农业集体化的任务。他胡说“宣布富农为非法引起了对全体农民的不法行为”，叫嚷“我们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2、103、232、105、108、235页）等等。

　　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弗鲁姆金的这封信完全是企图把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一系列最重要问题的决议都化为乌有”，“弗鲁姆金的信是一封要求宽容富农、取消对富农的限制的申请书”（《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答弗鲁姆金）》，《斯大林全集》第11岩第107、110页）。

　　弗鲁姆金的观点正是布哈林一伙的观点。关于这一点，后来弗鲁姆金在引用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的机会主义观点时就声明过：他和布哈林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一九二八年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以前，布哈林一伙在关于工业发展的速度，关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关于对私人贸易自由的限制，关于对富农的非常措施等问题上，就反对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经过中央七月全会的斗争，布哈林一伙玩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赞同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一致通过了有关决议。但实际上他们继续反对党的路线。

　　九月，布哈林抛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一反党黑文。正如斯大林指出的，这“是一篇反党的折衷主义的文章，它指望减缓工业发展的速度并按照大家知道的弗鲁姆金那封信的意见来改变我们党的农村政策”（《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6页）。

　　与此同时，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为了迫使党改变路线，竟以辞职相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上发表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演说。

　　他指出，“右倾问题是关于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规定的发展前途是否正确的问题。”（《斯大体全集》第11卷第193页）

　　他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它的表现是“企图拉著党离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后退，否认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缩我国工业，认为目前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会使国家遭到灭亡；或否认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适当性，认为这种资助是浪费金钱：……”（《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页）。

　　右倾问题的实质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当时，斯大林在演说中还没有点布哈林一伙的名。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召开了十一月全会，经过斗争，布哈林一伙又一次玩弄两面派手法，表示同意中央的路线并收回辞职声明。但会后，他们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反党活动。

　　一九二九年一月底至二月初，联共（布）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最终查明了布哈林一伙组成秘密反党集团的事实，查明了布哈林于一九二八年七月背着党与加米涅夫进行幕后谈判、以便组织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来反对党中央的事实。

　　斯大林在会上作了题为《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报告，第一次在全党公开揭露和批判了布哈林主义和布哈林反党集困的罪行。

　　就在这时，布哈林等人的反党活动更加嚣张，他们重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陈词滥调，恶毒诬蔑党中央“没有民主”、“培植官僚主义”、“党内制度已令人不能容忍”等等，并且他们还装出“受屈”的样子，恣意诽谤党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恶意攻击”（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二号增刊第61页）。

　　为了彻底粉碎布哈林反党集团，一九二九年四月召开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揭露与批判了布哈林主义和布哈林反党集团的罪行。

　　斯大林首先揭露了布哈林分子的无耻反党伎俩，揭露了布哈林分子关于不存在路线分歧的虚伪言词，并指出了分歧的实质所在。斯大林说：“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页）

　　接着斯大林对布哈林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对布哈林反党集团的批判，首先指向布哈林一伙反对党的进攻富农的政策。

　　俄国的富农，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它在政治上极为反动。十月革命以前，富农约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它是地主阶级政权在农村中的重要支柱。

　　革命胜利后，它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主要代表者，它对苏维埃政权极端仇视。正如列宁所说：“富农暴动遍及全国。富农咬牙切齿地仇视苏维埃政权，恨不得把千千万万的工人斩尽杀绝。”因此，“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决战！》，《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38页）。

　　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富农就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到处制造暴动事件，妄图用反革命暴力一举推翻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利用他们在经济上的力量（当时富农提供的商品粮占商品粮总数的20%，而且富农手里还掌握着相当多的存粮），多次制造粮食危机，妄图借此搞垮无产阶级专政。

　　特别是在一九二七年，他们再次制造粮食危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公然拒绝把粮食出售给国家。富农在粮食战线上向苏维埃国家发动的进攻，使红军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布哈林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富农阶级的忠实代理人。

　　布尔什维克党为了打退富农在粮食战线上的进攻，一九二八年实行了一些非常措施以打击富农的反抗和破坏活动。国家以强迫手段向富农收购粮食，把违法的富农送交法庭审判，同时没收其粮食。

　　党对富农实行的非常措施，对富农的打击，使布哈林一伙右领机会主义分子感到切肤之痛。他们恶毒攻击党对富农展开进攻的政策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5页），他们大叫大嚷地吓唬党说，对富农的进攻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

　　他们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恢复和扩大富农经济。因此，他们要求宽容富农，不要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他们还胡说，只要向富农让步，粮食问题就可以解决。

　　斯大林痛斥了布哈林等人的荒谬主张，指出：苏维埃要解决粮食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实行农业集体化。“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页），而绝不能依靠富农经济，决不能走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

　　对于布哈林一伙鼓吹宽容富农和“不妨碍富农经济”的主张，斯大林尖锐地指出：“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6页），也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是：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诀窍，不了解富农是劳动人民的死敌，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死敌。他们不了解实行宽客和放纵富农的政策就是使我国整个政治状况恶化，使国内资本主义分子更有机可乘，使我们失去多村的贫农，使中农灰心丧气，使我们和我国工人阶级决裂。……放纵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上都同列宁政策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原理绝对不相容”（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7页）。

　　布哈林作为富农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理人，还竭力歪曲联共（布）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胡说新经济政策就在于“开辟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

　　他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对富农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实行的种种限制，叫嚷要“保证农村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见《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私人贸易完全自由”，使市场“常态化”（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54页），也就是要完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市场和贸易的管理和限制，使市场完全资本主义自由化。

　　他还主张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还在一九二三年四月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列宁就针对这一主张痛斥过布哈林，说他是“搞投机的耐普曼和富农的保护人”（转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290页）（“耐普曼”是俄文译音，指新经济政策实行期间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斯大林驳斥了布哈林对新经济改策的无耻歪曲，指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和党在国内战争以后为了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巩固工农联盟而采取的一种暂时的特殊政策；新经济政策虽然允许私人贸易的某种自由，但它“决不是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决不是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而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贸易在一定限度、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0页）。

　　联共（布）采取这一政策的目的正是为了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相反。

　　斯大林指出，如果按照布哈林的主张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市场的领导作用，放弃价格政策，使市场完全资本主义自由化，实质上是把苏维埃俄国推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其结果必然是“完全放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只会有利于城乡富裕阶层，……占便宜的是富农和富裕分子，是耐普曼和其他富有阶级”（《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2、43页）。

　　斯大林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同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破裂，同城乡富有阶层结合，——这就是布哈林的市场‘常态化’和按地区‘调整’粮价的必然结果。”（《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3页）

　　正象列宁早就指出的那样，如果让自由贸易泛滥成灾，“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06-507页）。

　　很明显，党绝不能走这条复辟资本主义的死路，绝不能放弃国家调节贸易的政策，必须对城乡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坚决斗争。

　　布哈林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替富农和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打掩护，反对党的路线，大肆贩卖布哈林早就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以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对抗。

　　这个理论的中心内容就是鼓吹富农、资本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宣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下层组织的巩固”，“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3页）。

　　布哈林说什么富农的合作社所以能“经过银行等等长入”社会主义体系中去，是因为“富农合作社，如果要得到发展，同样必须象其他一切合作社那样，与国家经济机构联结在一起”，“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样富农就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见《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

　　因此，他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要“宣传内战”，而要宣传“国内和平”（见《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

　　斯大林在反对布哈林集团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布哈林的“和平长入”论作了有力的批判。

　　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指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页）

　　斯大林接着说，正是因为这种不可调和性，所以在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特别是现在，在我们向阶级敌人展开进攻的时候，由于阶级敌人的拼命反抗，阶级斗争不但没有消灭，而是更加尖锐化了。

　　接着斯大林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并论述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他指出，“我们在前进，我们在进攻”，“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正在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生活：是我们把他们资本家打倒，……还是他们把我们打倒”；“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4——35页）。

　　因此这些反动阶级必然要进行垂死的挣扎，以保护自己的生存，不管下层苏维埃机关是好是坏，敌人的反抗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是不会停止这种反抗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会终止的。

　　如果按照布哈林的理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反动阶级的反抗正在减弱，剥酬者正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么，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进行斗争呢？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采取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呢？

　　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但是既然城乡资本家，既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会长入社会主义，那么，一般说来是否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如果需要，那是为了镇压哪一个阶级呢？

　　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中指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本家阶级和已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或者是没有这种利益的对立性，那就只有宣布阶级利益的协调。”（《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页）

　　他较着说，如果认为由于我们的前进，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一切阶级可以在一个早上都突然地、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和波折就投入了社会主义的怀抱，这种神话是根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

　　斯大林继续说：“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通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页）

　　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布哈林一伙鼓吹富农、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谬论的实质，他说，布哈林集团鼓欢这种谬论的目的就在于同富农阶级结合，用右顿机会主义政策代替党的革命政策，用“和平长入”论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斯大林强调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好处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页）

　　布哈林的资本家、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页），也就是便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当布哈林一伙所鼓吹的“和平长入”论被批判得臭不可闻以后，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又大肆贩卖所谓的“平衡”论。

　　这种理论主张：社会主义的大工业与个体小农经济长期同时存在，共同向前发展。他们认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好象两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沿着不同的轨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等到它们相交的时候，就“有了”社会主义，这种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不过是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翻版。

　　对这种“平衡”论，斯大林批判说：“在这两个所谓‘箱子’后面站着阶级，而这两个‘箱子’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的斗争中移动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8页）。

　　“平衡”论的鼓吹者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企图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寻找一条根本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

　　斯大林指出：“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阵地”（《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8页）。

　　斯大林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是走第一条道路，或者是走第二条道路，或者是向资本主义倒退，退到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向前进，进到社会主义。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第三条道路。“平衡”论的鼓吹者所幻想的第三条道路是想要苏联从农业集体化再回到个体经济去，不过不要地主和大资本家，只容许富农和小资本家作为苏联经济制度中的合法现象而存在。

　　斯大林指出：“其实，这并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第二条道路，即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7页）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批判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这种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既然农村可以自发地跟着资本主义城市走，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小农经济的农村同样也可以自发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因此不必为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操心。其实，这种理论同样是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谬论的翻版，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斯大林在分析批判这种理论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自发地跟着城市走，是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的小商品个体经济基本上是同一类型，都根植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是社会主义生产，农村是个体经济，它们不是同一类型。尽管社会主义城市对个体小农经济的领导作用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但是农村却不会自发地跟着城市走，因为农民会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要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除了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2页）

　　斯大林还说，尽管苏维埃制度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提供了可能性，但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它变成现实，就必须抛弃机会主义的“自流”论，无阶级社会是不会按照调自流的方式到来的。它必须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展开阶级斗争、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中争得和建成。鼓吹“自流”论的实质是企图给农村资本主义势力提供一种新武器用以反对农业集体化，反对党向富农进攻的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斯大林指出：“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袛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页）。

　　因此，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如果不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就等于取消革命，瓦解社会主义建设，使资本主义复辟。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为了捍卫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进行了毫不妥协的争。鉴于布哈林集团一再对党玩弄两面派手法，进行反党派别活动，联共（布）中央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严重警告了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责令他们立即停止反对党的路线和决议的活动。

　　但是，布哈林集团的头子们，却不顾党的一再警告，仍在暗中煽阴风、点邪火，继续从事反党的罪恶勾当。在这种情况下，联共（布）中央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召开了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进一步清算了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罪行，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布哈林反党集团发动的猖狂进进攻终于被彻底粉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基本完成了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