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慧娥 | 蔡和森思想转变问题再探——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考察中心

摘要：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在参与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前有诸多救国主张的探索，后筹划这一运动及亲至北京做先期联络工作时，其思想发生了较大转变，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学说，进而服膺并宣传马克思主义。赴法国后他“猛看猛译”马克思列宁著作，考察西方社会现状，指导开展大规模抗争运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思想的转变影响了不少留法学生与新民学会会员，其转变原因则与湖湘文化的熏染、杨昌济的帮助、自身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的指引有关。

关键词：

蔡和森；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思想转变

　　蔡和森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七个“第一”，即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第一个传播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第一个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第一个综合论述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创办了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撰写出第一部中共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还第一个对党内机会主义历史进行客观全面的论述并提出肃清建议。蔡和森在党史上的崇高地位首先源于他是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建党先驱，他在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及赴法留学期间，实现了思想的完全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学界在讨论蔡和森思想转变问题上，大多谈及墨子、列宁、李大钊等的影响，并注意到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作为、思想飞跃与特殊贡献，对其家庭影响、个人奋斗、阅读史等亦有一定论述，但蔡和森思想转变与其组织参与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到底有何关联，涉及哪些因素促使其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并矢志不渝为之奋斗，还未有较全面的历史梳理与系统探讨。本文拟围绕勤工俭学运动，深化蔡和森思想转变问题的研究，阐述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进而分析其思想转变之轨迹，为蔡和森最终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进一步说明，以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思想转变情形，加深对现代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必然性的认识。

/一、蔡和森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的思想初变

　　学界普遍认为蔡和森思想经历了从一般民主主义到激进民主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历程，也有人指出蔡和森早期主张空想社会主义，因为他崇拜墨子，曾向往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这为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化奠定了基础。严格意义上说，蔡和森早期政治思想倾向为何，难以作明确论断，诚如毛泽东自称年轻时曾经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一般，蔡和森亦经历了各种西方思想冲击下徘徊比较的阶段。他曾先后有教育救国、学术报国、新村实验等设想，均是改良救国的方式，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能如愿实现这些抱负。在筹划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及亲至北京做先期联络工作时，其思想有了初步转变，开始接触并有意识地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概况

　　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关汇编资料早已出版，最初是指辛亥革命前后的留法俭学、旅法华工教育及旅法华人的勤工俭学运动。1912年初，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成立留法俭学会，倡导和发起留法俭学运动，以为“改良社会，首重教育”。其创设缘由曰：“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惟西国学费，宿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曾经同志筹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勤俭乐学之风，以助其事之实行也。”

　　1917年始，蔡元培等人在北京、保定、蠡县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讲授法语和勤工俭学的基本技能，消息渐渐传开。至1919年“五四”前后，留法俭学运动在国内渐成大潮，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李石曾、蔡元培等组织者的大力宣传；二是法国在一战中受重创，急需外籍劳工；三是法国思想界较活跃，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故乡，涌现了诸多闪耀光芒的思想文化成果，为当时追求新知识新思想的中国青年学生所神往。在整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组织规模宏大，令人瞩目。据统计，从1919年3月17日首批中国勤工俭学学生赴法，至1921年2月28日最后一批抵达法国，前后共有18省1600多名勤工俭学者，湖南有346名，居全国第二。尤为值得称赞的是全国留法女生共60名，湖南占40名，居第一。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显著成效，正是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的积极参与和奋力推动的结果。

　　（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组织筹划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新民学会于1918年4月14日在蔡和森租住长沙刘家台子的简陋住所中成立，学会初期为学术团体，后转变为政治团体，发出了“建党先声”，不少会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赴法勤工俭学正是学会成立后“向外发展”的第一件大事。1918年5月，蔡和森在湖南报刊上看到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相关报道，很是兴奋，与新民学会骨干会员日夕筹议，讨论“如何通过华法教育会解决赴法经费，到法国后替在法华工写信，或教育他们的孩子，组织他们学习法语和技能，了解法国社会和政治组织以改造中国等等”，还“决定召集会员讨论出国留学办法”。不久接到了求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书信，鼓励他们赴法，遂马上付诸实践。

　　新民学会于1918年6月20日在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举行会议，集中研究会友向外发展问题。会上宣读了杨师来信，讲到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告知特殊困难者还可获华法教育会的赞助，希冀大家抓住这一机会，赴北京参加留法预备班。

　　会员展开热烈讨论，尤以蔡和森的发言最积极、最活跃。他很早就有改造社会以图救国之志向，在第一次阅读杨师信时，就对毛泽东说：“虽然从严复、梁启超直到孙中山向西方学习，没有找到救国真理，但并不等于绝了路；现在情况变了，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建立了劳农政府，究竟他们是怎么取得胜利的，值得去学习。虽因北洋军阀阻挠，不能直接去，但可以到靠近俄国的西方去。这是最好的机会，我们不能放过。”他对勤工俭学运动作过详细调查，在会上进行转述，以打消大家的疑虑，并在大会上第一个报名去法国勤工俭学。

　　为使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有序推进，学会决定派一人先往北京了解情况，蔡和森成为不二人选。在启程赴京前，他曾与母亲商议，立下宏大志愿：“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可见，蔡和森意欲借此良机，扩大新民学会之影响，甚或能成为救国之中心组织。

　　（三）蔡和森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的作为与思想初变

　　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启程赴北京。在京期间，蔡和森首先考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可行性，筹划会员来京后的着落与前程。在京与杨师首次交谈中，即探询毛泽东“可一面办报一面入读北京大学”之意，毛泽东来京后，果然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又写信告知罗章龙大学报名时间，催其早定行止，后罗章龙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其他会员如罗学瓒等家境贫寒，难备川资者，蔡和森在得知侨工局与湘籍名流熊希龄、章士钊等愿出面组织筹款的消息后，即写信鼓励其来京，并希冀组织一班初级者同来，以造大声势。经过两个多月细致调查，他自言对此事“筹之熟，思之深，而且身经其间已久，极悉此事之性质，原属不拘一定。可靠不可靠，有把握没有把握，全在自己创造”。以为“形势愈大，愈好着手”，湘籍名流等“自不得不负维持之责，自不得不乐于维持”。由于蔡和森的推动，8月19日，毛泽东等25名湖南青年来京，声势浩大，引起华法教育会关注，他们称赞蔡和森的号召力：“蔡君居省城久，对于各校学友相识甚多，一纸到湘，影响很大。”

　　蔡和森还希冀女界同时进化，极力倡导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当时女子上学并不成风气，能出国留学者更是凤毛麟角，蔡和森决意鼓舞女子打破这一桎梏。为了动员女子参加这一留学活动，他推迟了赴法行期。他来京前即嘱咐妹妹蔡畅“邀友自读”，后又说服向警予坚定赴法勤工俭学的设想。1919年2月初新民学会前期总干事萧子升启程赴法时，蔡和森特意委托他调查女子赴法事宜。5月中旬萧子升自巴黎来信，说明“中国刺绣在西方很有市场，女子勤工俭学可以组织实行”。蔡和森即着手策划，拉开了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的序幕。

　　蔡和森带领家人率先力行，动员了54岁的母亲葛健豪举家赴法，成为一时佳话。蔡和森在京期间为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殚精竭虑，奔走呼号，为解决困难学生留法经费与技能学习等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他凭一腔追求真理的挚诚，操劳奔波数月，成功将湘省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推向高潮，显示了他卓越的组织能力与领导才能。

　　在组织和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过程中，蔡和森对“劳工神圣”“自由平等”“与恶斗争”的思想理念有了深刻认知。他以为今日之中国，应“多出做事之人”，“其未做事时，稳立做事之根基……失败则于志无伤，成功则万世蒙其利”。他逐渐摈弃了初赴北京时进大学的念想，十分认同毛泽东“大规模自由研究”之观点，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他还提出正人君子应公然“行恶”，行“伪恶”，才能与真恶相抗争，并举蔡锷之事加以说明，认为蔡锷“少时不屈节为清官僚，安得致后此之地位，而成一战之功哉”？蔡和森力主君子要加入恶界，有策略有计谋地与恶相争，这已初步显出革命斗争的色彩。

　　蔡和森在京期间受李大钊影响，已接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列宁的主张尤为服膺。他不仅思想上发生了一定变化，逐渐萌生马克思主义信念，还在俭学生中积极宣传。他在布里村为先期抵京的湖南学生举办半工半读的预备班，学习法文和做工的技能。自己则一面学法文，一面还担任国文教员，同时负责管理学员的思想、学习和生活。他授课时常常给学员讲时事，宣扬马克思主义，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恶，已然成为这些学员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师”。有人回忆在布里村跟随蔡和森学习的经历，认为蔡和森“分析问题的能力很强……经常给我们读报，讲时事，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每当读到布尔什维克在前线的胜利消息时，总是兴高采烈地说：劳农专政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此时蔡和森很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对这场革命的胜利充满期待，但还未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严格来说，从主张“大规模之自由研究”，到与恶势力作抗争，在方式方法上他仍倾向于改良。后来毛泽东于1920年6月取得“驱张运动”的胜利后，着手组织湖南自治运动，蔡和森见了毛泽东所拟“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以为“如能照行，甚善”，表明其时两人对改良的途径仍抱有希望。在那种激荡思变的社会中，突然面临各种新思潮、新主义的冲击，他们与同时代青年一样，处于一种“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混沌状态，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蔡和森思想的彻底转变，是到了法国后实现的。

/二、留法期间蔡和森对勤工俭学运动的认识及其思想转变

　　蔡和森赴法前夕，曾表明其留法目的，在于“改造自己的思想及学问”，“奋力自勉”。及至抵法后，因身体原因，并校中功课浅，而求知欲切，遂未入校学习，“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拟在法“顿五年，开首二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他将学习法语作为头等大事，每天到公园看报读书，仅用四五个月时间就攻克了语言关。这时蔡和森对勤工俭学运动的认识已发生变化，“勤工”是为“俭学”提供经济支持，身体却不允许；“俭学”则不能满足其求知欲。通过自主研究和考察诸多社会现状，他逐渐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让学生们进工厂，到码头替资本家作机械，作牛马，何以有充沛的精力求学？”遂改变初衷，以湖南人的“霸蛮”精神独自探索自身进步之路，而成为大家公认的新民学会留法会员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蔡和森之所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与留法期间“猛看猛译”马克思列宁著作，考察其时法国及其他各国社会现状，并实践指导组织大规模抗争运动等息息相关。

　　（一）“猛看猛译”马列著作，奠定思想根基

　　新民学会会员初到法国，即学习研究西方流行的思想流派和学说，主要“涉猎了《人道报》、《时报》、《平民报》、《共产党人》、《共产国际》等进步书刊”。据萧子升回忆，在法国的会员多为合居，并分配各自阅读任务，规定“合居后每日定时学术谈话一次”，以提高学习成效。蔡和森分到的阅读书目有“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以及其他有关系之小册”，而其他会员则“分担合社（协社）主义”，“看日报，担任新闻，及他种小册”，“看第二第三万国社会党出版物，并留心其事”，“看社会伦理，社会哲学”，向警予等两位女会员，则“看妇女声，女权报，及他项小册”。会员中蔡和森是较早掌握法文技巧而能全力阅读书报之人，其他则只能以“三分之二之时间直看书报，仍以三分之一研究法文”。如此一来，蔡和森其时阅读和了解的西方思想应较其他会员要多一些。有人统计他这时研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通过阅读大量马克思列宁经典著作，并快速研译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主要章节，蔡和森在较短时间内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要义，随即在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中作了详细阐述。他提出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认清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理由有二：一是“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二是“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他对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亦作了深入思考，指出“马克斯的惟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惟理观与惟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我对于人性只认为有‘可能性'……人是一它物质。人是一个消费（吃，穿，住）才能活动的动物……我以这种直捷简单的理由，肯定惟物观否定惟理观”。蔡和森还对俄国十月革命及共产党组织作了较全面考察，并首倡建立中国共产党，认为现在完全的“马克斯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在俄罗斯已“实现有效”，而“各国觉悟的工人莫不醉心于红色化”，中国亦“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故需“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蔡和森这两封信分别被毛泽东冠以《社会主义论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之重要讨论》的标题收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毛泽东十分服膺，在回信中进一步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称赞蔡和森“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蔡和森的这些思考为他转变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二）考察法国乃至各国社会发展情状，洞察世界趋势

　　除了“猛看猛译”书报并作深入理论思考外，蔡和森亦时刻关注法国社会动态，并研究考察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工会组织建设情形。在1920年6月所写的《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一文中，他罗列了一些法国劳工宣言的要义，热情讴歌劳动运动的伟大精神。其中有摘录塞纳工团联合会的宣言：“欲使世界真正和平，应得做到……抛弃一切反对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反动，……消灭军国主义，……男女完全平等……”宣言最后呼吁“在法兰西全国内，推行现行于俄罗斯而革新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要使“统御宇宙的社会主义从此登基!……我们今日所努力的：在确定人民的经济，以救此太不公平的穷困和惨苦!”联合会在另一篇布告中宣称：承认社会根本改造之必要，建筑一新社会于劳动基础之上，以谋全般的利益和幸福。……马克思有言：“谁要吃谁应生产。”文章借用议员之口分析了罢工失败之因，揭示了法国政府强势镇压之手段，文末对政府以“阴谋反对国家”的理由大肆搜捕劳动运动的领导者表示讥讽。这篇文章很可看出蔡和森对法国社会的洞察及其赞颂劳动运动的鲜明立场。不惟如此，他还对“美，中，西南欧巴尔干，及东亚的已加入或即将加入万国共产党”的各国政党、工会组织及社会运动情形等作了详细考察分析，以对比明晰“世界大势所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预判“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应准备么”？蔡和森对法国、俄国及其他各国共产党组织及社会运动等的深入考察，是他思想转变的现实依据。

　　（三）积极领导斗争运动，积累实践经验

　　蔡和森在法期间除了集中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洞察世界发展趋势，亦始终关注国内外大事，为解决国家利权及留学生生存问题、求学权问题等，团结全体留学生，领导组织了系列斗争运动。这既是蔡和森成长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检验，也是“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的有力证明。

　　第一次斗争是著名的争“生存权”“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抗议华法教育会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因此举将使大多数勤工俭学生面临生存的危机，蔡和森领导蒙达尔纪的留学生采取“直接行动”作坚决抵抗。他清醒地看到了事情的本质，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异为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而要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更为不可能。我们认为应当发起一次求学运动。”

　　此后，蔡和森还带领勤工俭学生开展了反对北洋政府卖国借款的“拒款运动”以及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前者从1921年6月持续至8月，取得巨大胜利，被勤工俭学生誉为“国外的五四运动”；后者发生于同年9月至10月，这场进占大学的斗争提出“誓死争回里大”的口号，采取有步骤、有方略的抗争，因声势浩大、影响深远而获得了“小小的十月革命”之称誉。这是蔡和森等留法学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实际问题、投入现实斗争的宝贵经历。蔡和森等104人最终被法国政府以“激进分子”的名义遣送回国，直接的斗争目标未能实现，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至此陷入低潮。但这场斗争产生的后续影响很大，它使勤工俭学界出现了“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后来更多的人积极投入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

　　从上可知，蔡和森在法期间，深刻领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洞察分析世界发展趋势，还灵活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斗争，取得了重大成就。他回国后很快联系上党组织，并进入党中央工作，成为建党初期我党卓越的领导人之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蔡和森本人的勤奋与上进，以及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信念，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还影响了一批勤工俭学生，成为“大张旗鼓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锋”，赢得了“小马克思”之誉。

/三、蔡和森思想转变后对留法学生及新民学会会员的影响

　　蔡和森不仅说服全家参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一同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共历史上家喻户晓的“革命家庭”，同时也影响了当时一批追求上进的勤工俭学生与新民学会会员。

　　早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蔡和森就给青年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唐铎等老同志在回忆这段亲身经历的留法勤工俭学史时有多处提及蔡和森所做的大量工作。如他们这批湖南勤工俭学生到达保定时，车站有不少人迎接，但“只记得”蔡和森同志；蔡和森带领大家前往布里村时，“腿有病”，但“仍然非常关心大家”；“在布里村学习期间，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人，是蔡和森同志。……他负责管理我们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就像现在我们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一样”。蔡和森“思想进步，生活简朴，工作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安排的非常周到”。到了法国后，蔡和森经常跟大家谈“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有时一连讨论好几天。五四运动的闯将许德珩回忆说：“蔡和森同志一手持《人道报》，一手持字典蛮读猛译，使我这个初到法国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1920年7月5日至10日召开的蒙达尔纪会议，在法新民学会会员与部分工学世界社社员共20多人参加，会上一致通过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方针，但对改造的手段和方法有不同意见，蔡和森明确主张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的发言详细而深入，将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必要方法等一一说明，赢得了很多与会者的共鸣。有人回忆说：“他的发言次数最多，也最有说服力，大部分社员（指工学世界社，笔者注）都接受了他的主张，……改为信奉马列主义，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了。”李维汉在蒙达尔纪会议上并不认同俄国式革命，不久与蔡和森居住一处，受其影响，认识到唯有十月革命才能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李维汉不仅自己阅读了蔡和森翻译的马列经典著作，也转给萧子暲、贺果等工学世界社成员阅读，使他们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5月，萧子暲写信给萧子升谈及思想转变：“社会革命问题，此间同人意见，多趋重于事实方面与必然论之上……故大都趋重于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有些人从前信仰无政府主义及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以研究之所及，大都改过来了。”在蔡和森等骨干人员的引领组织下，留法学生积极参与了前面阐述的三大斗争运动。特别是在第一次向中国驻法使馆力争“生存权”“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中，蔡和森始终主张作坚决斗争，使不少原本主张用温和手段的同志逐渐看清形势，发生转变，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蔡和森的大力宣传与多方努力下，勤工俭学生更加紧密团结，倡导“共同行动”，他在这一运动中立场坚定，独当一面，以后逐渐领导着“这个湖南学生群体”。

　　受蔡和森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留法新民学会会员与工学世界社社员后来有近30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人回忆说：“新民学会会员虽初到法国时思想是复杂而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其中工学主义，占了上风。蔡和森一人先行一步，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然后把其他会员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上来。”1920年9、10月间，蔡和森在工学世界社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使新民学会与工学世界社出现团体分化，留法学生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确定了走俄国式社会革命的道路。李维汉、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均受蔡和森影响，放弃了改良方式，而采取斗争方式。他于1920年8月和9月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给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深得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认可。蔡和森在信中提及：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建议毛泽东要做些准备工作，且不能加入俄国式的二月革命，而必须做“俄国的十月革命”。毛泽东在回信中言：“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毅然放弃了改良主义，而决计走蔡和森所提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长沙全体会员召开的新年大会上，传达了法国蒙达尔纪会议精神。会上就主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何叔衡作为大会主席首先发言，主张过激主义，说“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毛泽东随即表示认同并作进一步阐述。最后与会者表决，18人中有12人赞成蔡和森的建议——以布尔什维主义为达到目的的方法。不久，以新民学会会员为主要成员的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建立，成为党的一大召开的重要组成力量。

　　蔡和森在法国还与赵世炎等组织的劳动学会达成联合意向，拟在法国建党。因为进驻里昂中法大学失败，他于1921年下半年被遣送回国，法国建党之计划搁浅。可是，留在法国的赵世炎等人在1922年6月成功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标志着统一的旅欧青年团组织的诞生，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成为联合旅欧各国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中心。

　　总之，蔡和森在领导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较早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并通过思想引领与实践指导等方式影响在法留学生，同时以通信的形式与国内新民学会会员深入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亦推进了湖南乃至全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及建党活动的发展。

/四、蔡和森思想转变原因探析

　　蔡和森之所以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发生思想转变，原因较复杂，除了学界常谈到的家庭影响、个人奋斗等之外，应还有其他因素。

　　首先，蔡和森在长沙求学期间，应深受湖湘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染。蔡和森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前身是城南书院。近代以来这所省城书院走出了不少豪杰，如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湘军之父罗泽南，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湘中大儒何绍基、王闿运、王先谦，与孙中山并称的中华民国元勋黄兴，辛亥革命思想启蒙先驱陈天华等，均在此藏修或讲学。蔡和森后来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堂，其办学地点即在岳麓书院，号称传统社会“四大书院之首”，涌现出了陶澍、魏源、曾国藩等引领时代潮流的名人，特别是魏源所提“师夷长技”的思想，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蔡和森在一师与高师求学期间，对这些校史名人应有一定了解。他曾回忆这时期的学习历程，言：“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说明蔡和森趋重于曾国藩“讲学”即教育的成功。他还常为屈原、杜甫、范仲淹的爱国情怀所激荡，也对王船山的民族气节十分感佩，亦时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鞭策自己。他对谭嗣同及其《仁学》有深入研究，其社会进化思想就是受谭嗣同的影响。这些名人大贤的言行与足迹在三湘大地涵养出“实事求是，敢为天下先”的湖湘精神。蔡和森深受这一精神之熏染，在走出湖南后，上下求索救国救民之路，欲使新民学会三年之内成为“中国之重心”，遂勇于任事，敢于抗争，率先在北京筹备留法勤工俭学事宜，赴法后又以湖南人的霸蛮精神“猛看猛译”马列著作，积极考察社会形势，并组织领导实践斗争。这种以湖湘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熏染，是其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内在因素。

　　其次，蔡和森的思想转变与恩师杨昌济先生自始至终竭诚帮助密不可分。

　　杨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湖南高等师范学堂从教期间对蔡和森、毛泽东等人的言传身教，对这些青年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需要进一步论说的是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除了蔡和森等青年的热情参与推动外，杨师助力甚大，功不可没。可以说整个运动既因杨师而起，杨师有全程关注，最后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在某种程度上亦与之相关。

　　前文已论及蔡和森、毛泽东等接到杨师来信后，才决定参与留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行赴京联络。蔡和森到京后，第一个找的就是杨师，与杨师探讨众人来京后的安排，在杨师引荐下，先后联系李石曾、蔡元培等华法教育会负责人，争取其支持湖南预备留法学生，同时奔走于熊希龄、章士钊、范源濂等在京湘籍名流之间，促其筹款资助湖南学生。李永春所编《蔡和森年谱》中，关于这段历史至少有12处提及杨师，均是商议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唐铎等人的回忆录中亦清楚写到杨师对勤工俭学生的无私帮助：“在北京期间（指1919年6月至12月），我们十多名湖南青年，由毛泽东和蔡和森同志介绍，住在后门外豆腐池胡同9号，这是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老先生的家，他积极支持我们赴法勤工俭学，所以，杨老先生的全家搬到西山去住，（杨先生正在西山养病），就把房子留给我们住下了。”杨师不幸逝世后，蔡元培、范源濂等在讣告“启事”中提及：先生来北京，……“精神过劳，因遂致病……养疾西山，逾夏、秋两季。”“精神过劳”虽主要指北大任教及学术著述等，但亦与操心这些学生的赴法前程有关联。杨开慧在《先父事略》这篇早期文稿中明确提到此事：杨师听说学生们因为迟迟没有收到承诺的经费而造成的窘迫，他比学生还着急，“致不成寐，通宵达旦，百思方法”。可见，杨昌济对蔡和森等青年学子驻京期间的帮助是巨大的，他临终前还去信给时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极力推荐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杨昌济虽然未及看到蔡和森、毛泽东等参与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但他的言传身教对他们有潜移默化之效。特别是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一浪潮中，他始终关切这批有志青年的未来，竭尽全力助其实现“留学梦”。杨师的期许，在毛泽东、蔡和森心中有很大回响。毛泽东后来跟杨开慧结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蔡和森在法国得知杨师逝世的消息后马上写信问询毛泽东：“杨师遗眷，弟主张来法，兄以为何如？”师生情谊可见一斑，杨师对蔡和森等人于思想和精神上的引领是毋庸置疑的。

　　再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历时经年，困难重重，使蔡和森深刻觉察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对国家的前途命运亦有了更多反思，从而促使其思想起了变化。

　　从1918年6月23日只身赴京筹办留法勤工俭学事宜，至1919年12月25日在上海乘邮轮赴法，蔡和森在此期间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筹备勤工俭学运动进行。虽然在杨师帮助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取得一定进展，但还是面临旅费困难与赴法前法语及技能培训等多个难题。他甚至一度想要放弃了，打算先“组织会友去南洋做工，再设法去欧洲留学”，得知南洋更加困难“去不得”后，只好继续留在北京想办法。

　　从前述唐铎等人的回忆，杨昌济“通宵达旦、百思方法”帮助勤工俭学生以及在法期间的多次抗争等史实，都可看出这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推进历经艰辛，来之不易，蔡和森在主导这一工作期间对北洋政府的腐朽、任事人员的搪塞颟顸、法帝国主义的强势欺凌、劳工阶层的权益与力量等均有了深入考察。他意识到现实世界黑恶势力强大，主张要加入恶世界，与之周旋，与之抗争，才能有望战胜敌人，建设新的世界。他认为“人不能有善而无恶，正人之恶，即是善之变相，求全则难免不为乡愿……君子无弹性，此乱之所以不止也”，现今就需要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他在北京期间对国内社会恶人当道、恶事横行的现象有深刻洞察；赴法后又切实看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欺凌与压榨以及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遂领导勤工俭学生开展了三次轰轰烈烈的斗争运动。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的反思亦促使其思想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最后，蔡和森思想转变还直接受到李大钊、陈独秀两位建党先驱的影响。

　　1918年7月，蔡和森在恩师杨昌济的介绍下，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读到了他所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如醍醐灌顶，对列宁的主张有了较深入认识。蔡和森很早就推崇墨子，以为“墨子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是为真君子。而墨子所主张的，现今列宁亦颇能行之，故又推崇列宁，表示“愿则而效之”。此时，他实际已在李大钊感召下有意识地研究列宁的思想，并对社会主义产生好感，而渐有改造世界的宏大志向。故他在布里村主持留法初级班工作时，经常给大家讲时事，高度赞誉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认为劳农专政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这些思考为其在法国期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留法期间，蔡和森还与陈独秀第一次有了交集。1920年11月始，国内发生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陈独秀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等主张资本主义，12月1日，陈独秀将其与张东荪等人的通信及相关文章编辑成《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的长文，发表在《新青年》上，这场争论遂全面展开。蔡和森得悉论战后，于1921年2月11日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开篇即言：“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文中尖锐驳斥非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谬论，旗帜鲜明提出马克思学说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并坚信马克思主义能立于不败之地。信末他坦言：“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定论机关之同趣者发表之。”从此信可看出蔡和森这一“极端马克思”的主张是深思熟虑后所提出，他甚至想推动一场系统而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发生发展，换言之，即欲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陈独秀对此十分欣赏，将这封信冠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醒目标题发表在1921年9月下旬《新青年》9卷4号上。之后蔡和森忙于领导法国留学生运动，没有及时收阅陈独秀的回信及刊载该文的《新青年》，但他实际已表明自己的立场，是支持陈独秀而反对张东荪的。后来他因领导抢占里大运动，于1921年10月14日被遣送回国。12月11日抵达上海，见到了陈独秀，不久被党组织安排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蔡和森回国后能很快入党，并直接进入党中央工作，应与陈独秀对他的信任有关。

　　综上所述，蔡和森由一名倡导改良救国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与他组织领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有很大关联。他由不断探索“读书救国”之路，到引领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参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再到携家人一同赴法勤工俭学，最终因领导留法学生开展斗争运动而被遣送回国。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思想洗礼，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的转变，正是湖湘文化“实事求是，敢为天下先”精神的体现，也是杨昌济先生言传身教与大力帮助的结果，亦与他自身在引领这场运动过程中对诸多社会问题的洞察与反思有关，当然也直接受到李大钊、陈独秀两位建党先驱的指引。蔡和森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还促使很多勤工俭学生与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发生转变，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为我党早期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