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反动派连小孩子也杀！纪念牺牲在白公馆渣滓洞的烈士们

　　“小萝卜头”宋振中烈士

　　早上送儿子上学，碰到楼上的小朋友森森，他跟奶奶一起出去买菜。

　　森森非常有礼貌，大院里的大人都和他熟悉，他逢人就打招呼，胖胖的小脸永远绽放着笑容，他是我们大院里的天使。

　　但今天，11月27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见到森森，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森森”，共和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

　　很多朋友未必知道，“小萝卜头”只是宋振中烈士的“外号”，并不是的小名，他的小名叫“森森”。

　　“小萝卜头”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们，那时他还没出生

　　刚刚出生8个月，宋振中就随父母，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

　　狱友韩子栋，也就是《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后来回忆说：

　　“父母给他起过一个奶名，叫森森，可是却很少用过，经常呼唤他的，还是那亲切的称呼——‘小萝卜头’。最早是谁起的，人们记不起来了，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这么叫着。而他这形象化称呼的来源，使人们不能不想到‘中美合作所’这个最惨无人道的人间魔窟。宋振中因受着残酷的虐待和长期的折磨，因极端缺乏营养而发育不良，形成大大的脑袋，细长的脖子，配上副骨瘦如柴的小小身躯，活像一个萝卜头。正是这个特殊的外形，成了‘小萝卜头’这个绰号的起因。当年如果不是宋振中，换上另外一些幼小的孩子，他们也会变成‘小萝卜头’的！我们呼唤着‘小萝卜头’，它包含着多少我们对孩子的疼爱、同情和期望，包含着多少我们对敌人的憎恨和愤慨！”

　　孩子苦，孩子的妈妈更苦。

　　在狱中，徐林侠同志的待遇，比一般犯人更艰苦。每个犯人，只分给一尺宽的地盘，刚够一个人躺下，身都不能翻，而小孩子是不给地方的，徐林侠只好叫儿子睡在自己身上。夜里，牢房一片漆黑，徐林侠只能摸索着给孩子换尿布，湿尿布不准晒，又没有火烤，便塞到怀中，用身体的温度来暖干。

　　虽然她们与宋绮云同在一个监狱里，近在咫尺，但夫妻、父子不能相见。

　　即便是这么艰苦，这么无望，这对母子，仍然关心、爱护，尽量帮助狱中的难友。

　　1947年10月，先后被捕的葛雅波、李碧涛母女俩，一进来就面临困难，她们没有行李，也没带衣裳。葛雅波望着爬满蜘蛛的臭被子发愁，夜深人静，趁敌人巡查的脚步远了，徐林侠把自己洗干净的一块床单布，赶紧扔过来，小声嘱咐：“睡一会儿吧？！”

　　李碧涛是小萝卜头的好朋友，也是唯一叫他“森森”名字的狱友，森森也是她唯一的狱中小伙伴。多少年后，她还记得，入狱的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

　　“一个小男孩站在我的面前，他那小小的身材，苍白的皮肤，没有一丝笑意的脸，细得紧紧的，愈加衬托出他那大大的眼晴，他严肃地望着我这个新来的小姑娘，接着拉起我的手，问我的姓名，他就是宋振中——‘小萝卜头’。他妈妈叫他小名森森。我也叫他森森。那时森森才七岁，我十二岁，还有几个是吃奶的娃娃。”

　　反动派的黑狱，就是宋振中烈士的幼儿园和小学，更是看不到尽头的坟墓。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

　　“他短促的一生，没有进过学校，更没有见到街道，朝朝暮暮伴随着他的，只是脚镣敲地面的铿铮声，只是狱卒和特务的吆喝声。他没有见过大自然中的山林、村庄和田野，只见过铁丝网、高墙下，包围着那四方方的一小块天和地！他不知道糖果点心是什么形状、什么滋味。”

　　长这么大，小萝卜头唯一一次见识监狱外面的世界，还是靠妈妈生病争取来的。一次，徐林侠同志生了重病，在狱友不断斗争以后，敌人被迫同意她乘轿子，到磁器口去看了一次病，当然必须锁在轿子里。开始敌人只许徐林侠一个人去，不许带“小萝卜头”，但是徐林侠坚持不离开孩子，又经过反复斗争，敌人才允许母子俩，一起锁在轿子里进趟城。

　　路上，“小萝卜头”从那小小的出气孔里，好奇而又兴奋地，第一次看到了商店和街道，看到了路边的土地庙和里边的泥菩萨，还看到了油漆描金的棺材……

　　“这是啥？那是干什么的？”

　　“小萝卜头”感到莫名其妙，一个劲地问妈妈。他那两只大眼睛东张西望，好奇得应接不暇。

　　这一切都是极平常的，当他后来讲个小伙伴李碧涛的时候，一开始李碧涛觉得这有什么，不都是司空见惯的吗？可是后来她懂了，她的小伙伴森森，之所以感到生疏而又新奇，是因为他在襁褓里，就进了反动派的黑狱，成了蒋介石的私人囚徒，终身都要被囚禁于此，直到死……

　　后来还有一次，“小萝卜头”和李碧涛，趁着女监的佣工倒马桶，特务没看家，他们藏在佣工后面，在白公馆狱门外，稍稍站了会儿。歌乐山上青翠的树林，黄昏归林的乌鸦，一群群从头上飞过，都是极普通的景色，但是“小萝卜头”却贪婪地看啊看不够，仿佛以后可能再也看不到似的，他自言自语，说了一句：

　　“我们能像鸟儿那样飞出去多好啊！”

　　问题来了：反动派如此虐待这对徐林侠、宋振中母子，他们有啥“大罪过”吗？

　　重庆解放后，政府组织人民群众包扎在白公馆监狱附近被屠杀的烈士遗体。

　　换言之，宋绮云招谁惹谁了呢？

　　如果说有罪，那就是爱国罪；如果说招惹谁，那就是招惹了蒋介石。蒋介石曾批示：“宋绮云与杨虎城是同案，和杨虎城等一并处理。”

　　1949年9月6日中午12时，蒋介石匆忙从成都飞往重庆，临走前还不忘给“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作了杀人的指示，要求“不留痕迹地秘密处决杨虎城及其随从与宋绮云一家。”

　　当晚22点左右，第一辆车来了，杨虎城父子，在特务的押解下，来到戴（笠）公祠会客室。这是一处孤立的平房，隐没在松林坡半山腰的松林深处。

　　杨虎城将军的遗体是1949年12月11日在“戴公祠”花园里挖出来的，旁边是杨夫人谢葆贞女士的骨灰盒

　　屠杀随即开始，第一个遇害的是杨虎城将军的幼子杨拯中（未满20岁），接着是杨虎城。他们死后，特务们为了掩尸灭迹，马上把杨虎城父子埋入屋侧花台下，盖上泥土，并种上花草。

　　9月7日凌晨1时，第二辆也来了。车上的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带着宋振中和杨虎城将军的幼女杨拯贵，被押到警卫室。

　　根据屠杀的总负责人，时任“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供述：

　　“凶手以同样的方法先杀了宋夫妇，两小孩见状大骇，惊极狂呼，旋亦同遭惨杀。”

　　1949年12月13日在“戴公祠”警卫室里，工人们挖出了宋绮云夫妇和宋振中的遗体。他们的尸体已经腐烂，惨不忍睹。

　　葛雅波、李碧涛母子，因为党组织营救，再加上她们家有亲戚，徐远举要买账，所以大屠杀前夕，就被释放了。等到重庆解放，李碧涛赶紧去打听森森和宋妈妈的消息，可听到的却是——

　　“在大屠杀前，森森和他爸爸、妈妈，就提前在‘戴公祠’的休息室，被刽子手杨进兴用尖刀剌死的。宋妈妈要求留下孩子，而敌人先给她一刀，让她躺在血泊中，亲眼看着自己好容易在苦难中抚养大的儿子被刺死后，才补上致命的一刀，结束她光辉一生的。”

　　几十年后，当李碧涛也当妈妈了，她的孩子也有森森那么大的时候，她仍然记得，“听到森森和他妈妈被屠杀的真实消息时，我浑身都战栗起来，心都疼得麻木了。”

　　蒋介石、毛人凤一伙，就是赶尽杀绝，杨虎城将军的两位副官，阎继明、张醒民，随宋绮云、徐林侠、宋振中、杨拯贵那辆车，来到戴公祠杀人场，侥幸躲过这次屠杀，又被特务们押回渣滓洞，继续囚禁。11月24日，被秘密杀害于梅园下面的公路旁。

　　解放后，重庆学校师生在渣滓洞院内，悼念屠杀遇害者。

　　1949年9月至1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夕，对关押在军统在重庆的数个集中营，如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等处的革命志士实施了系列大屠杀。

　　解放后，挖出的死难者遗骸，就有331人。

　　这其中，既有我党同志，也有民主人士，既有杨虎城、黄显声、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许建业、陈然等等著名烈士，也有不少是普普通通的革命者和革命的同路人，他们是教师、学生、记者、工人、农民和游击队员。

　　除了大人，还有7名无辜儿童，除了前面提到的宋振中、杨拯贵外，还有至少5名无辜儿童，在此殉难，被丧尽天良的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

　　被杀害儿童留下的童鞋

　　以年龄大小为序，他们是：

　　13岁的蒲小路，男；

　　8岁的宋振中（男）和杨拯贵（女）；

　　3岁的王小华，男；

　　1岁零3个月的卓娅（小说《红岩》中的“监狱之花”），女；

　　1岁的王幼华，男；

　　9个月大的苏菲娅，女。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举行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

　　我称他们为“孩子烈士”。

　　他们中，除了蒲小路，所有人，一出生，便生活在黑暗的牢室里，从没见到过高墙外的世界，直到被黑手扼杀在高墙之内。

　　蒲小路的童年，可谓凄苦。6岁就死了亲妈，续弦的后妈经常毒打他，亲爹也不要他，把他卖给地主家当放牛娃，最后成了重庆街头的小乞丐，又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给官长当勤务兵。不小心摔碎个水罐子，官太太没头没脸照着死里打，小家伙顶撞两句，就被扣上红帽子，说是“小共产党”，送到了渣泽洞。

　　在这里，这个没人要的野孩子，成了“党的孩子”。大家都同情他、关心他、爱护他，像对待自己的弟妹、子女一样。还找来铅笔，用草纸钉成练习簿，教他学习文化，识字和算术。

　　重庆解放后，194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重庆市和解放军领导同志到被国民党屠杀焚烧后的渣滓洞监狱察看。

　　敌人用机枪扫射时，他侥幸活下来，却被特务发现，用冲锋枪杀害。1950年，蒲小路被评定为革命烈士。

　　卓雅的父亲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烈士，母亲左绍英，由于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个狗叛徒的出卖，怀着七个月大的卓雅，锒铛入狱。

　　孩子早产在监狱里，国民党反动当局毫无丝毫怜悯，一切全靠难友们周济。

　　有从同志们身上刚脱下来带有体温的绒衣，有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垫的旧衬衫，有崭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头，也有用了多半还剩下小半桶的奶粉，还有草纸，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券”，小纸包的鱼肝油……

　　卓雅的爸爸王璞烈士、妈妈左绍英烈士

　　1949年11月27日晚，卓雅母女，同时遇害。

　　母亲和孩子同时遇害的，还有苏菲娅母女，面对9个月大的女婴，国民党特务也没有任何心慈手软。

　　苏菲娅的母亲彭灿碧烈士，临死前，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试图用后背抵挡特务的子弹，誓死保护孩子。母亲牺牲，孩子侥幸逃过一劫。可当特务进入牢房补枪时，发现小苏菲娅还在动，于是拔枪就要扣动扳机。

　　见此情景，腿部受了伤的狱友罗娟华，硬挺着坐起来，以带血的身躯为孩子挡枪，想用最后的挣扎，保住这个9个月的孩子。

　　可国民党的这帮恶犬，在杀害罗娟华烈士后，拖开她的遗体，对着苏菲娅，连开数枪！

　　伟大的母亲罗娟华烈士

　　苏菲娅是渣泽洞大屠杀中，最小的罹难者。

　　此外，还有王小华和王幼华，当着他们父母的面，特务用刀戳死了王小华，又掐死了王幼华，然后开枪打死了孩子的父母，王振华烈士和黎洁霜烈士，一家四口全部罹难。

　　为什么这么干呢？

　　就是要让你作为父母，心疼到死，死不瞑目！

　　国民党特务在杀害宋振中、杨拯贵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

　　黄显声烈士送给宋振中烈士的铅笔

　　新中国成立后，宋振中烈士的忠骸，被从地下挖出时，大家发现他的两只小手，在胸前死死地握着，当把他那已经开始腐烂的小手，轻轻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攥着的是一枝短得不能再短的红蓝铅笔头儿。

　　根据解放后，特务们提供的材料，我们可以初步复原犯罪现场：

　　宋绮云、徐林侠和两个孩子下车之后，就被特务们带往警卫室。这个警卫室一式三间，宋绮云先进到中间的室内，他刚往左边屋里看时，等候在那里的刽子手便举起匕首，直刺过来，他立刻倒下了。

　　徐林侠一看不好，赶快进右边的屋里，右边屋里同样藏伏着特务，不等她看清，她已倒在血泊中。她没有马上死去，倒在地上艰难地喘着，大概是特务们有意让她看到凄惨心寒的下一幕。

　　1937年，杨虎城和妻子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前往欧洲出国考察。

　　特务们又逼向中间屋内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大哭起来，害怕得直往墙角退。刽子手安文芳一步上前，凶狠地用两只手卡住杨拯贵的喉咙，八岁的拯贵就这样被特务活活掐死。宋振中看到自己的伙伴被特务杀害，他想上去抱拯贵，却被特务杨钦典双手卡住脖子，他在挣扎着，呻吟着，刽子手杨进兴见此情景，立即上前补了一刀，鲜血染红了地面。

　　一瞬间，警卫室的三间屋里鲜血淋漓。

　　与此同时，警卫室旁边的一间小房内，已经挖好了坑。杀人之后，特务们先把杨拯贵的遗体投送坑内，然后又将宋绮云的遗体投送坑内，徐林侠、宋振中的遗体也先后被特务们投入坑里。接着，他们打着手电，用锄头掩埋。

　　2006年，杨虎城之孙杨瀚与杨钦典见面

　　关于“小萝卜头”之死，根据1977年3月27日下午，杨钦典的一份审讯报告，供称：

　　“我们在外面那间屋子藏着，等宋绮云和他儿子小萝卜头走进里面的那间屋子，我一下子冲进去，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按在地上时他还没有咽气，一直在呻吟。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他的脊梁骨处刺去，小萝卜头才死了。”

　　当“小萝卜头”牺牲三十年后，他的狱中小伙伴李碧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如今，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小儿子已经长到当年小萝卜头那么高了。他们每天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想吃啥就有啥，不知道什么叫苦，更不知道什么叫压迫。我常常把我的小伙伴‘小萝卜头’苦难的意年，讲给他们听，要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要求他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烈士艰苦创业的事迹。今后长大了，要向革命先烈学习，要用革命先烈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来对待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刻苦学习，发奋工作，把先烈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小萝卜头”的画画本

　　五年前，我写这篇文章初稿的时候，楼上的小森森，走路还是跌跌撞撞的样子，如今他已经是一名小学生了，背着书包，戴着小黄帽，蹦蹦跳跳去上学，偶尔我还能在他父母的朋友圈，看到他上画画辅导班的照片，那大胆的用色，还有数不清的彩色铅笔，总会让我一次次想起另一个“森森”——宋振中烈士。

　　我也为人父，也有自己的家庭，也从研究宋史，到研究中国革命史，史料看得太多了，早已是钢铁心肠。但每当想起烈士们，特别是这些孩子烈士，我都会控制不住我的眼泪……

　　追悼大会后，解放军某部高举“化悲愤为力量”的旗帜，打着“复仇”腰鼓送杨虎城将军棺木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