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科耶夫：小官僚到大哲人的转变之路"

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最早与中国发生（间接的）关系，还是三岁的时候。那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得如火如荼，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科耶尼科夫应征入伍，于3月战死在满洲里。
再次与中国发生关系，则是1921年，19岁的科耶夫流亡德国期间，在海德堡大学注册，选修哲学和东方语文学，其间学习了梵文、藏文和中文，并连续三学期选修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课。但他故意避开了大名鼎鼎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东方哲学上。
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通过海德堡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主题中便包含梵文和中文。1926~1933年，在亚历山大·科瓦雷引荐下，新婚的科耶夫来到巴黎高等研究院，修习宗教哲学及东方语言学，范围涉及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伊斯兰地区。
而直到1967年，科耶夫才在生命接近终点时，第一次踏上这片神秘而激动人心的土地，那时候，中国正淹没在一片红海洋里。科耶夫没有来得及清楚地说出自己的观感与评论，第二年，他就在欧共体的一次会议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耐人寻味的是，在离开“东风”策源之地回国的路上，他特意绕道去德国拜访了卡尔·施米特，而施米特当时正热衷于研究“游击队理论”（这是他1963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其中，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中国被推崇为游击队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在此前与科耶夫的论战中，施米特坚决反对科耶夫关于世界最终必定走向“普遍均质”之终结的判断，其论据之一，便是游击队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的活跃。那么科耶夫在与施米的彻夜长谈中，带去了来自正在翻天覆地的中国的怎样的信息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