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小说普通人改编剧集引发关注，探讨千禧一代亲密关系问题

最近，根据畅销小说《普通人》

（）

同名改编的电视剧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小说由爱尔兰青年作家萨莉·鲁尼创作，故事围绕主人公玛丽安娜和康奈尔在爱尔兰西部小镇的最后求学时光，以及他们前往三一学院学习期间的生活展开。

故事看似平淡、轻松，却触及了当代年轻人亲密关系中的许多硬核问题。来自爱尔兰的90后青年女作家莎莉·鲁尼和她的作品成为我们窥视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年轻人思想、欲望和抱负的一扇窗户。

《普通人》剧照。

这些情绪在千禧一代中十分普遍。

（千禧一代是指20世纪出生，21世纪2000年以后成年的一代，这一代人的成长期几乎与互联网的形成和快速发展相吻合）

萨莉·鲁尼近两年出版的《聊天笔记》因与《普通人》同样的特征而受到关注，她笔下的年轻人拥有复杂多样的亲密关系，但同时也遭受着爱情的缺失——当他们专心从爱情中获取慰藉时，得到的总是挫败感。

阶级和金钱在爱情中的作用似乎又变得重要起来，这也改变了不少“千禧一代”的恋爱观念。这种转变在整体恋爱观念的转变中占据什么位置呢？

作者：

1 阶级和金钱，

“重现”的爱情故事

去年，萨莉·鲁尼的处女作《聊天记录》在中国翻译出版时，市场推广完全照搬了西方媒体对她的推崇，同时也结合了国内文坛近年来对90后年轻作家的狂热与关注。

很多西方评论家热情地称鲁尼为“千禧一代的代言人”，指出他的小说展现了这些出生于20世纪、在21世纪——几乎伴随着互联网的形成和迅猛发展——逐渐成年的年轻人，在面对世界、社会、人生和个人生活的遭遇时所经历的尝试、挫折、越轨、空虚的情绪和“无可救药的悲伤”。

莎莉·鲁尼1991年出生于爱尔兰西部梅奥郡，2013年毕业于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英语系，作品曾发表在《格兰塔》、《白色评论》、《都柏林评论》、《 Fly》等杂志上。

由于鲁尼的名气，当她的第二部小说《普通人》

（，国内翻译团队将其译为“ ”其实是错误的；小说中文版译为“ ”，才符合英文原意以及整个故事希望展现和表达的内涵）

当该书出版并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时，其改编就已经被提上日程，于是便出现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普通人》。

鲁尼的新作与处女作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主人公多为热爱或正在学习写作和文学的年轻大学生、对性的探索和描写、现代爱情故事中弥漫的诸多越轨行为、阶级、金钱等看似古老的问题在这位90后年轻女作家的笔下“重现”……无论是《聊天记录》中女大学生弗朗西丝与尼克的婚外情，还是《普通人》中玛丽安与康奈尔长达数年的感情，串联起这一系列复杂元素的始终是爱情。

在这些“现代爱情”故事中，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本该矛盾的因素交织在一起。鲁尼笔下的爱情非常具有时代感，被认为准确捕捉到了“后金融时代”年轻人的现状，这种现状既充满多样性和冒险精神，又关注传统观念中不齿的越轨行为。在《普通人》中，玛丽安和康奈尔的恋情几乎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校园恋情，而这在如今的中国并不常见——无论是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

（尤其是在各种流行文学和网络文学中）

——随处可见。

另一方面，在这部“现代”爱情故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那些被历史和现代观念隐藏或暂时压制的旧幽灵又重新出现。正如许多评论家发现的那样，鲁尼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让人联想到简·奥斯汀的小说。曾经贯穿奥斯汀小说的一个重要故事动态——阶级和金钱——在鲁尼的小说中再次出现。

，作者：Sally，版本：Faber & Faber，2019 年 5 月

在《聊天记录》里，情侣

（弗朗西斯和尼克）

年龄、阶级、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差异，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两人的关系比简单的婚外情更加复杂。在《普通人》中，玛丽安和康奈尔之间一道无形的隔阂，就是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异。虽然鲁尼从未过分强调这一点，但这道阴影却在康奈尔心中积聚。

（从斯莱戈小镇搬到都柏林大都市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和沟通问题也与此有关）

这也是他总是“缺乏自信、观点不清”的重要原因。康奈尔因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而得以前往欧洲，并结识了在意大利度假的玛丽安和她的男朋友。这位富二代男友多次嘲讽康奈尔的阶级和中下层家庭背景，并指出这是他和玛丽安无法真正理解对方的主要原因。

2 爱情神话的衰落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谈恋爱吗？

正是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鲁尼敏锐地发现，在当今年轻人面临的很多境遇，尤其是遇到爱情时，阶级、金钱、利益等曾经因现代爱情观念的诞生而被贬低的因素，却“重新出现”，并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与其说鲁尼写的是现代“千禧一代”爱情故事中的诸多遭遇与尴尬，倒不如说，这背后暗流涌动的其实是整个爱情观念的变化与发展，而其中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昔日爱情神话的没落。

《聊天记录》中，弗朗西斯和大学好友们畅谈社会、哲学、政治和世界，讨论文学、诗歌和那些深奥晦涩的哲学问题。无论是弗朗西斯还是《普通人》中的玛丽安，都具备现代年轻人讲究的自主、自信和独立，以及思考复杂问题的能力。玛丽安在斯莱戈小镇“不受欢迎”、被视为“怪胎”的原因之一，就是她对自己知识的自信和骄傲。康奈尔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却发现自己格格不入，逐渐产生了自卑感。除了小镇出身，也和他对知识和世界的一定掌握和理解有关。这些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仿佛什么都知道，所以当他们遇到爱情，尤其是那些充斥着各类流行文化乃至经典文学的“爱情神话”在现实中遭遇诸多尴尬和无奈时，他们或许只是隐约意识到自己在洪流中的坎坷与艰难。

《为爱而结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作者：[美] ，译者：刘俊宇，版本：中信出版集团·见世诚榜，2020年3月

在斯蒂芬妮·孔茨的《为爱而结婚：婚姻和爱情的历史和现在》一书中，作者

（系统）

回顾启蒙运动的历史，爱情与婚姻的结合是一个非常新奇的故事，而且从一开始就受到强烈的反对。

（和浪漫主义）

随着对爱情的歌颂与推崇，曾经作为经济社会制度的婚姻逐渐开始因爱情而存在，“无爱婚姻”成为最大的悲剧，而随着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文化反抗运动的发展，婚姻越来越普及。

（系统）

它也开始受到质疑和冲击，其结果之一就是在21世纪的多元化发展，即婚姻不再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任务”；而爱情则独立出来成为人们追求和享受的主要情感，而不再作为婚姻的附庸出现。

《聊天记录》中，出现了婚外情、出轨、性少数群体婚姻的故事和模式；《普通人》中，玛丽安和康奈尔分分合合的关系、两人与他人的恋情、开放关系、性爱中的SM和虐恋，这些都出现在现代日常生活、网络和大众文化中。正如帕斯卡尔·布鲁克纳在《爱的悖论》中所说，现代爱与性话语的兴盛，意味着生活的开放性和多样性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爱情本身，而逐渐剥离了爱情所附带的诸多历史因素。

《聊天记录》，作者：[爱尔兰]萨莉·鲁尼，译者：钟娜，版本：群岛图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7月

然而，我们在鲁尼的小说中看到的并不是典型的爱情模式，即一对年轻情侣在爱情的鼓励和挣扎下，遭遇各种困难，最终步入婚姻殿堂。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在社会中遭遇的种种尴尬和阻隔。也正是在这里，她悄悄地将笔尖指向了那些在现代爱情故事中——或者在社会中——重新浮现的东西，正如简·奥斯汀曾经尖锐甚至尖刻地指出了阶级和金钱在爱情和婚姻中的秘密。

中国的千禧一代或者说90后，对此的感触可能更深。尤其是当他们青涩的爱情遭遇婚姻，或是工作一段时间后仍单身，引起父母长辈的关注，希望为他们安排相亲……虽然在各种网络或大众文化中，我们仍能看到各种典型的爱情故事，但一些90后作家早已发现爱情和婚姻都存在问题，尤其是当他们面临两难境地——爱情神话的破灭、婚姻制度的脆弱——而最终茫然地四处张望，独自悲伤或空虚。这不正是《普通人》中的玛丽安和康奈尔在情感历程中遭遇的吗，只不过他们没有婚姻的压力，却依然需要面对一切都转瞬即逝、永远不稳定的恐慌。

社会学家项彪在《十三邀》接受许知远采访时提到了这种变化。他不解地问，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谈恋爱？却要父母给他们安排相亲？项彪笑着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父母安排相亲，那可真可惜。李海燕在《心灵的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一书中指出，现代中国发明“爱情”的成果之一，就是爱情和婚姻的自主性，摆脱了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重新以自己的好恶和选择为标准。项彪和许知远继承了这种爱情观，这种对自主性的坚持和选择的意志，但当“千禧一代”遇到这样的爱情时，看似最“自由”、最“个性”的他们，却发现一切都已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转型而彻底改变。项彪曾经拥有的，似乎现在他们还拥有，但却变得十分沉重，充满着束缚。

青年作家吐槽的小说《我们能在屠宰场谈恋爱吗？》中，两个正在约会的男女在曾经是屠宰场的咖啡馆相遇。在他们的交流、语言考验以及对爱情、婚姻和自身处境的挫折中，他们发现自己就像曾经进入屠宰场待宰的牛羊，在这个爱情和婚姻市场上等待被出售甚至被宰杀。“匹配”再次成为择偶乃至爱情的重要标准。相比鲁尼的《普通人》中仍为爱情留有余地，吐槽的这本小说充满了不堪的分散和虚无。如果说爱情故事是“描述男女如何在亲密和交流的层面上克服性别角色的差异，达成相互分享、关爱的关系”，玛丽安与康奈尔必定符合这一定位，但吐槽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已经彻底失去了爱情，因此之后没有必要再提及相互关爱的问题。

3 幻灭之后，

在欲望与怀疑之间摇摆的爱情

无论是在《》还是《普通人》中，鲁尼对性的描述和关注都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性爱既是情侣之间爱意的展现，也是永远令人遗憾的事情。当玛丽安和康奈尔做爱时，爱表现为持续的相互尊重、两人之间的积极互动，爱与性的结合给双方带来了极大的身心愉悦。但玛丽安和其他男友的性爱，即使是她要求的虐恋，带来的也只是分心、无聊和空虚。性爱完全失去了光彩，成为最原始的生物行为，成为阻碍爱情的最大离心力。

性爱成为鲁尼可以依赖和暂时停留的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就像简·奥斯汀的故事中一样，找到合适的婚姻才是故事的完美结局。正如孔茨所指出的，当17、18世纪的人们批评爱情是婚姻的重要因素时，他们担心建立在这种流沙上的婚姻制度必然会不稳定并最终崩溃。当婚姻不再像奥斯汀时代那样给男女带来身心的稳定和安身之所时，爱情成为新的教堂，但它在21世纪也遭受了更为深刻的打击。

《普通人》中，玛丽安和康奈尔两个敏感细腻的年轻人，都感受到了几乎弥漫在空气中的不安、无助和巨大的空虚，于是伤心欲绝，却无处发泄。于是爱情成了彼此的救命稻草，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坚固，在如今的“后金融”和消费时代，变得可疑，甚至增加了两人的不安。因此，玛丽安和康奈尔在深爱中依然感到飘忽不定、痛苦不堪。

《人的条件》，作者：[美]汉娜·阿伦特（），译者：王隐丽，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指出，爱情是最不世俗的东西。

（）

意思是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太过亲密，以至于不允许有任何阻碍。

（在-）

因此是自我封闭的，没有他人的存在，因而无法与世界互动和联系。在《普通人》的结尾，我们发现玛丽安和康奈尔选择了彼此的新旅程

（前者留在都柏林，后者去纽约学习创意写作）

，进入世界。

在鲁尼的小说中，爱情虽然占据了中心舞台，但却始终是缺失的。并不是人们不再相信爱情或者不去恋爱，而是在现实的现代社会和世界中，爱情已经丧失或者被剥夺了人们曾经用它建构起来的神话的魅力。在金钱、阶级、家庭和各种社会阶层的停滞中，在资本主义的娱乐、消费和享受中，爱情一方面显得红润美好，另一方面人们似乎仍然对它充满怀疑。

当我们想从中寻找到什么的时候，却总发现它将我们引向别处，像一个迟到的承诺，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漂泊。或许这就是无数正常人的遭遇——比如《聊天记录》里的弗朗西斯，比如《普通人》里的玛丽安和康奈尔——但对他们以及每一个个体来说，这永远都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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