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生科院：一场去绩点化的指挥棒改革

　　在大学，有一种观点将绩点称之为校园里流通的“硬通货”。很多学生在追逐它的同时，又对其“怨声载道”。

　　曾以学霸聚集而闻名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后简称“生科院”）从2022年春季学期开始，向部分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吹响改革号角：取消绩点考核，采用“粗线条等级制”（ABCD）进行成绩评定。一年多之后，北大校报一篇记录生科院取消绩点的文章被网友发现，一时之间在社交媒体中引发热议。

　　取消绩点，采用等级制成绩评定的做法并非北大生科院的首创。早在2015年，清华大学等高校的等级制成绩评定改革曾引发关注，后续清华调整了等级制绩点的评定办法。近10年来，学生人才评价方式的探索从未停止。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发布，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全国院校开始为“唯分数论”等教育问题的改革而破题。

　　在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之下，北大生科院的学业评价制度改革有着更值得思考的时代意义。

　　“取消绩点”落地

　　北大生科院取消绩点的改革措施在2022年的春天拉开帷幕。

　　这年的春季学期，生科院开始在部分课程中试行等级制成绩评定方式，由任课教师自行选择，面向2020级（含）之后的本科生。

　　根据之前其他院校成绩评定探索的经验，生科院采取“粗线条等级制”评定方式，学生的成绩可以采用5种评定方式：A（85-100分）优秀、B（75-84.9分）良好、C（65-74.9分）合格、D（60-64.9分）基本合格、F（<60）不及格。成绩的综合评价用优秀率（A%，成绩为A的课程所占的比例）和优良率（AB%，成绩为A和B的课程所占的比例）替代绩点。对于单门课程而言，成绩优秀率原则上不超过40%，不及格率原则上不超过5%。

　　探索的第一步走得格外小心翼翼。2021年5月，生科院向2019级、2020级的学生发放了一份名为“关于试行等级制成绩评定的调查问卷”。当年12月，生科院又向2020级、2021级学生发放了第二次问卷。

　　第二次问卷收到了177名填写者的反馈。92.94%的受访学生选择“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避免本科生唯分数论，减轻同学们内卷倾向”。88.18%的受访学生希望试行等级制评定，此外占比过半的受访本科生希望在必修课中试行非百分制的方式去评定成绩，用优秀率和优良率替代绩点。

　　这让生科院的领导和老师倍感意外。生科院党委副书记唐平说：“支持率比我们预期的要高。”

　　有一位生科院的学生在问卷里留言：同学们内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知道未来想发展的道路对自己到底要求如何，为此，如果有更明确化的规定指标或者更个性化的发展方案，可能更适合我们学院学生的发展。

　　这个学生的困惑跟生科院想要改革的初衷不谋而合。

　　2020年，在北大的一场内部讨论会上，有教授担心学生们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对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这一想法引起了时任生科院副院长的王世强的共鸣。教学多年，他发现这一批进入大学的顶尖学子仍然带着根深蒂固的高分思维，对分数看得太重，一分分地计较，陷入“数字牢笼”之中。

　　王世强在讨论中提出：是不是能在小范围试点一下取消绩点的可能性？“当时分管北大教学工作的龚旗煌校长非常支持，并特别鼓励生科院做个试点。”

　　于是，生科院党政联席会议多次讨论了学业评价改革的问题，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具体方案。

　　2022年春季学期，生科院共计有12门课程申请参与试行等级制成绩评定；2022年秋季学期，又有16门课程申请参与试行。

　　在生科院第四次教育工作协作专题讨论会上，当时老师们讨论到一个问题：“划分ABCD四档是不是有点粗糙？”

　　王世强回忆：“大家形成的共识是，如果学生拿到85分以上就被认定为优秀，那么就不宜再划分出新的区分。希望优秀的同学省下时间选些交叉学科课程，听听大师讲座，参加一些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社团活动，这些提升素质、增长能力的学习都比‘卷成绩’更好。”

　　扭转分数思维

　　在植物生物学实验课程上，生科院实验教学中心主任贺新强会再三强调：“不允许照抄教材里已有的原理和方法”“不允许修改或课后补充实验记录”。对于实验报告中植物结构绘画精美但明显“照葫芦画瓢”的学生，他也会“无情”地打低分。

　　之前，在绩点评价的指挥棒下，一些学生会采取策略上的“讨巧”之术。比如，为了提高分数，补充应该在实验中完成的记录；原本老师要求的一两页实验报告，有的大一学生会写上十几页报告，甚至为了装饰成“高分报告”，将教材里的植物结构甚至是细胞都完美地绘制出来。

　　在班级上，一些能拿到90分左右的学生为了追求更高的分数，会不断重复实验，以追求“更漂亮”的成绩单。但在贺新强看来，更有价值的做法是：去实验室、去课题组，去尝试更有挑战性的实验。

　　“我们希望看到学生在实验之中，不仅仅是做，还要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如果只是照着教材和讲义去模仿，那不是你自己的理解。”贺新强认为，这种为了绩点“讨巧”的方式需要被扭转。学生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去做“表面文章”，而牺牲了大量原本可以用来观察和思考的时间，“这是本末倒置”。

　　在等级制成绩评定实施之前，让贺新强头疼的是，课程结束后办公室里经常会来几个学生“说情”，希望可以把试卷、报告等文件找出来，试图增加两分。“学生不能以分数为导向。”他说，这个指挥棒培养不出拔尖人才。

　　作为第一批试行等级制成绩评定的任课老师，贺新强曾再三对学生强调：“要看到你们对现象的理解。”

　　在“成绩为王”的时代，一些学生依靠高分成绩一路过关斩将进入高等学府。但应试思维根深蒂固，这一类学生的思维被逐渐固化，以分数高低、成绩排名为指挥棒，这甚至有可能扼杀了他们对自我和未来的探索欲。

　　“从小学到大学，一两分对他们升学来说至关重要，而要追求高分，可以通过机械刷题去实现的。带着高分应试思维的大学生进入校园后，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学习，不知道如何分析问题。大脑里仍然想着考试‘秘籍’，刷题‘套路’，这样的惯性思维让他们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上‘短路’，妨碍了创新思维的引导和培养。”让王世强忧虑的是，部分失去“通关秘籍”的大学生不习惯发现与分析问题，不习惯解决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更不习惯批判性思维。

　　调整评价体系

　　这一场改革不能在“真空”中独行。新的学业评价体系需要平衡好学生评奖、出国留学、保研、就业等系列需求。

　　在奖学金制度改革之中，唐平带领团队对奖学金评选的流程进行调整：打破了之前按照分数排名去评选奖学金的方式，把学生的成绩作为考虑因素之一，将学业以外的科研实践、社会公益、社团组织等内容纳入不同类别的奖学金评定，并让学生向专家组进行汇报答辩，引导学生把注意力聚焦在提升素质等综合能力的培养环节，无需在分数上“斤斤计较”。

　　从最终的奖学金获奖名单之中，同学们也看到了明显的变化：绩点排名靠前的同学未必会拿到奖学金，而全面发展或在某个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同学会受到鼓励，拔得头筹。

　　“这一场改革更需要教师花时间精力去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的成长特点，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唐平说。

　　生科院2020级本科生蔡清远正面临出国申请的难题。从中考阶段起，他的双休日时间基本上都是留给了作业，进入大学后他打心眼里不愿再成为“卷分王”，希望跳出绩点的“牢笼”。对于学业评价改革持支持态度的他也有自己的担心：“不清楚给国外高校投递等级制成绩单是否会被认可，不确定未来其他单位如何看待等级制成绩。”在他看来，在老师不了解学生科研能力的情况下，成绩是一个很重要的量化参考指标。

　　学生的担忧不无道理。在生科院单独取消绩点、实行等级制成绩评定的情况下，是否会因制度的不完善影响学生的发展机遇？

　　生科院副院长宋艳就曾收到今年计划申请出国深造的本科生就英文成绩单提出的问题。为了确保国内外高校对生科院的学业评价标准的准确理解，生科院会在成绩单上附加一份相关等级制成绩评定的说明，并盖上学院的公章，告知对方若有疑问可以来电沟通。宋艳提到，目前还没有学校来电询问。

　　“在选拔学生时，除学业成绩，多数国内外知名高校更看重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持久的好奇心、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等。”在宋艳看来，等级制的改革恰恰提示学生在课业学习达到一定成绩的基础上，要注重科研、沟通、写作、讲演等综合能力和人文底蕴的培养，这样未来才能走得长远。

　　重新发现自我

　　不少在绩点指挥棒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有的或许还不知道如何寻找自我，思考内心的热爱，找到发展的使命和方向。

　　生科院原党委书记刘德英曾跟一名学生沟通。这位学生的所有课程都拿到了90分以上的分数，平均绩点为4.0。在办公室里，刘德英问学生：“为什么要考4.0？”这个提问让原以为自己能得到表扬的同学愣住了。

　　“分数让部分学生异化了。”在刘德英看来，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在课堂上，刘德英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当老师布置作业时，如果清清楚楚告诉学生要在1000字以内，学生收到指令后立刻执行。但如果老师对作业字数没有任何要求，这个时候学生反而会着急了。

　　在他看来，这跟分数思维密切相关。“北大是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一定要让学生想清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刘德英说：“越是成绩好的学生，越要强调这一点。”

　　试行等级制成绩评定时，刘德英是第一批报名参与改革的老师之一。他认为就是要模糊掉分数带来的规则、方向，让学生自己去寻找。

　　在教育强国的时代浪潮之中，教育要培养出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更要培养出为民族振兴、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发挥重要作用的拔尖创新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身处学业评价改革的轨道之中，从大二开始进入等级制评价的课程之后，生科院2020级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蔡尚璇明显感觉周围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此前为了拿到高分，很多同学会在实验报告里抠细节、凑字数，在期末考试周熬通宵，甚至重复刷几遍练习题，哪怕大部分人认为这类事情的意义并不大。

　　试行等级制成绩评定之后，她和小组成员曾在课堂上展示过一个失败的实验，并总结梳理了麻醉不当导致实验家兔死亡等错误操作经验。课程结束后，老师给团队打了A。她能明显感觉到，老师更看重大家在课程之中的思考与进步。

　　同学之间不知道彼此的分数，“绩点为王”的气氛在逐渐淡化。达到成绩优良之后，她发现身边的同学有的选择出去实习，有的选择做科研，有的去社团练习舞蹈。“大家好像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学院正在破解‘以分数论英雄’的惯性思维，鼓励我们发现自我。”她说。

　　生科院2021级生科细胞遗传方向本科生王韵瑞是从竞赛中一路杀出重围的。在北大读预科期间，他和身边的同学还没有完全脱离高考的应试思维。在班级中，有的同学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修了20多个学分，而他认为自己远远没有那么卷：“只修了十几个学分，把专业课差不多学完了。”试行等级制成绩评定之后，在无法得知具体排名的情况下，王韵瑞开始慢慢关注自己学到了哪些知识，还可以提升哪些能力。“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有意思的科研，这给了我们一个更自由的空间。”他说。

　　在有关生科院取消绩点改革的网上争议中，很多网友在讨论一个问题：这样的学业评价改革是否适合更多院校？

　　王世强认为，学业评价改革的措施确实要因地制宜，“如果认为‘粗线条’学业评价方式适合其学科发展，都可以试行”。他认为，无论是采取等级制还是百分制，本身都是形式。改革的真正核心在于：呼唤教育初心的回归。

　　他说：“大学要培养有家国情怀、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 记者 原春琳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