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 |在井冈山烈士陵园，刷到贾浅浅的新闻

　　南下途径江西，特地来一趟当年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井冈山市这片红色圣地。

　　整座城市连同景区风采斐然，各类布置气质非凡，虽不是一线城市，也并没有太多高楼大厦作为经济佐证，但这里总是透露着一丝“历史的自信”，弥散在这座被称为“天然氧吧”的山城之中。

 

　　初春仍寒，迎阶裹风。漫步烈士陵园，想起整整一个甲子之前，也是冬末的一个下午，主席与斯诺谈话时，谈起“死神躲着走”。

　　当时他淡然地对斯诺说道：

　　我的两个弟弟全被敌人杀死了，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杀死，我儿子又死在朝鲜，回想起来真奇怪，死神好像总是躲着我。我好几次都做了死的准备，连紧靠着我的警卫员小同志都牺牲过，可我还是活着。

　　从那时起，七十二岁高龄的他心里就燃起了一把火。

　　这把火，从他的回忆里烧过了天津的刘张，烧过了反右扩大化，烧过了苏共的二十大、猝死的贝鲁特和骚乱的东欧，也烧过了浮夸风……

　　我要去井冈山看看，我要去看看我当年被蒋介石包围的地方。你们准备一下吧，记住，一切要从简。

　　六十年之后，今时的井冈山乍暖还寒，苔霜斑驳，已经没有了旧日的任何气息。

　　为烈士们简单的擦拭了一下陵碑，歇下刷着手机时，突然看到这样一条信息，顿时有点神枉：

　　1

　　以屎为墨，以尿为酒，执器官之笔，道闲诗之咸湿。

　　这就是当今体制内顶层文坛的大家闺秀，为人民群众打造的诗歌生态：遍地荤臭，肛腥横流——但是作者却淡定不乱，她甚至会骄傲地捋捋头发：

　　这是现代派诗歌艺术，你们这等土老帽不懂！

　　贾浅浅其人，头衔的多得吓死人，恐怕唯有勃列日涅夫同志胸前的勋章可以一比：

　　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已毕业博士；

　　鲁迅文学院32届高研班学员；

　　第35届青春诗会参与人；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

　　《诗刊》《作家》《十月》《钟山》《星星》《山花》等期刊作品的作者；

　　诗集《第一百个夜晚》《行走的海》的作者；

　　第八次全国青创会的出席人；

　　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获得者……

　　以及，一个最重要的身份：贾平凹的女儿。

　　某种程度上，“贾诗人”让人作呕的“下半身文学、屎尿屁诗歌”的创作及展示，完全是在进行权力的炫耀。

　　这根本不是一个艺术动作，而是一个政治动作，是一种让人非常不适的、来自精英阶层的傲慢。

　　“我就是胡乱写点‘拉屎放屁’，敲几下回车键，也能成为大作家、受到各路场合的褒奖——就问你们羡慕不羡慕？”

　　酒饱思淫欲，写点屎尿屁；

　　路有冻死骨，还得把掌鼓……

　　如何评价？如何根解？

　　依我看，恐怕还是得去向主席寻找答案，比如1942年5月的延安：

　　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这就是为什么主席会对“老爷”“官僚”们恨之入骨：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

　　主席当年会不断追问有没有“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因为苏联文艺界的乱象他看的一清二楚，擅于随风舞动的苏联“艺术家”、“知识分子”们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写出中篇小说《大学生》歌颂斯大林、又在1976年将其改写（主角与反派全数调个）为《滨河街公寓》的特里丰诺夫；

　　比如在卫国战争期间大写各种抒情诗赞美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时大骂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比如一边自称“列宁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准则”，一边又在小说中大骂列宁与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亚科夫；

　　比如一边在苏联国营电影制片厂中领巨额公务薪金，一边又大骂苏共“残酷迫害”的维索斯基………

　　文艺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苏修当局都输门清儿。

　　而文学家、艺术家们的创作更是舆论战中或雷霆万钧、或润物无声的重弹。

　　他们向来都是「无冕之王」。

　　纵使是以“屎”为落笔喻物，谈话行文向来不拘一格的毛主席，同样使用过，且用得生动明快、一针见血：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2

　　1962年12月12日，主席在给彭真、刘仁的批示中曾这样说：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两年后的6月27日，主席又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都说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实上又何止五十年。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艺术”？

　　很简单，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引导群众积极向上的对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都有助推作用的文艺作品。

　　比如40年代活跃于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丁玲，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描绘了一幅幅专注于农民个体和革命生产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这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

　　在丁玲笔下，不论是被困于男性单向欲望和男权主义世界里的梦珂，还是对社会现状具有极度反思渴望的莎菲，亦或是标志“告别‘莎菲’而走向革命、放弃女性立场”的韦护，无一不鼓舞了最广大的底层工农阶级。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

　　这是主席半个多世纪前的隐忧。

　　那么今天呢，老人家当年是多虑吗？

　　与“社会主义的艺术”反着来的是什么？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艺术。

　　它需要特殊的观摩框架以欣赏，需要特殊的权力渠道以推广，需要特殊的歪曲视角以解读，需要特殊的制度平台以保护。

　　总之，资产阶级的艺术意味着一切都是特殊化的，它必须脱离群众，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实现对艺术高度的垄断——垄断创作权、垄断解释权、垄断宣传权。

　　过去，文学等艺术的一系列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书写篇章的人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因为创作的原动力不是为了去分离集体、把自己摘出来，而是要服务和讴歌集体、将自己放进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已经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初步占领了主导地位。

　　不过，这种地位依旧不够巩固，需要进一步加强。

　　主席认为，意识领域的美与丑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香花与毒草的斗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他说：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一年后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主席更是深刻点明：

　　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

　　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1963年9月，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指出：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的丫头保镖之类！

　　两个月后，主席又对《戏剧报》作了两次重要指示，批评得十分厉害：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也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

　　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

　　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对这些牛鬼虹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这个批示虽然只是对《戏剧报》的，但已指向文化部乃至整个文化艺术领域。

　　必须认识到，主席历来对历史和历史剧是非常喜欢的，然而现在却要把它们“统统赶下去”，足见老人家对文化倒退的愤怒。

　　一个月后，1963年12月，主席又作了一段更为尖锐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啊…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少奇同志召集文艺座谈会，中宣部和文艺界三十多人参加会议，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周扬同志等都到会，周扬同志还作了中心发言。

　　会上，周扬同志谈了对上一年毛主席文艺批示的看法和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推陈出新问题、民族化问题、文艺工作者同工农群众结合问题。

　　在会上，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等也作了发言讲话，勉励文艺工作者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示，要求他们下乡下厂，反映工农兵生活，塑造现代人物的形象，提出少演历史剧、外国剧。

　　但是，究其本质，他们几个人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与毛主席在批示中说的并不一致，他们在内心深处没有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那样严重。

　　很快，毛主席发现了这种“走过场”的做法，明确指示不准这样做。

　　其实，主席对他们是很了解的，早在两年前，中宣部和文化部就百般阻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对此，毛主席悻悻然：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1964年少奇同志主持的那场文艺座谈会还没有完全淡去，便又发生了“迎春晚会节目庸俗化”的严重事件。

　　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晚会，但演出的节目革命气息不浓，且极为庸俗低级，受到社会各界批评指责。

　　比如空军文工团表演的《兄妹开荒》，用京剧中的老生、小生、花脸和昆曲的各种曲调来唱，观众表示“怪声怪调”；

　　比如铁路文工团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学木偶动作，结果女的不停扑倒在男的怀中，观众表示“既糟蹋了演员，也糟蹋了剧本”；

　　再比如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男扮女装的《天鹅湖》，一个男演员脱得赤条条，只穿一条三角裤，披着薄纱，胸前安了两个假乳“乱蹦乱跳”，报幕员还对观众赞叹地说：“你们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弹性啊”………

　　为此，中宣部不得不在3月下旬召开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会议，讨论迎春晚会文艺节目的事故，并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运动。

　　到4月，全国文联、作家协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都开展了整风，中宣部文艺局还起草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这个报告由主席阅后，便在其基础之上附上了本文开篇的批示。

　　这个批示，当时也称为主席对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7月11日这个批示下达后，不仅引起了文艺界的震动，且使全党风气为之浊清，文艺界开始了第二次整风学习。

　　8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四天后，主席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那年的上海会议后，主席曾问过许世友：

　　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修正主义不只是出在文化界，党政军中也会出，这是最危险的……

　　一年后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文元同志主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3

　　贾平凹公开发表作品是在80年代中叶，正是一个巨大转折的节点。

　　1985年，刘宾雁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同年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我的日记》，算是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

　　同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合作出品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发表。随后，他们围绕这一问题又进行了六次对谈，并在《读书》杂志上连刊。

　　最后，结集成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则为1988年。

　　1988这一年，《红旗》杂志宣告休刊，某部纪录片粉墨登台，一切都在呼应着。

　　同在这一年，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上主持了“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出：

　　要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

　　这无异于一种对历史的颠覆和起义。

　　从1988年第四期一直持续到1989年第六期，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专栏发表了一大批带有强烈“重写”色彩的论文。

　　一切都要“重写”，仿佛一切都要重来。

　　饭要重新吃一遍，书要重新念一遍，衣服也要重新穿一遍。

　　气宇轩昂，进入90年代。

　　9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景象？无论是马克斯·韦伯鼓吹的“学术作为一种职业”被突然传播， 还是陈寅恪被推崇为“文化英雄”，都昭示了一种以学者自持立场为政治本位的新社会认同方式。

　　用许多人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从8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与国家宣布了分手。

　　但这其中有一个被掩藏的问题：“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本身的门槛早已经在80年代被磨平剁碎。

　　进入“春天”之后，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已然不需要像80年代之前那般会造桥修路、通渠灌溉、医治百病，更不需要去过问什么核弹卫星、潜艇大炮——你只需要会摆弄摆弄笔头子、扯几句淫语再高亢地呻吟，你就是知识分子了。

　　正是在此时，出现了一本叫做《再解读》的书，它生动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某种氛围，一种强烈对峙的氛围：

　　① 40-70年代文学与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对峙；② 五四文学与所谓“大众文学”的对峙。

　　争锋最激烈时，一度被理解为“现代”与“传统”的对峙、“文学”与“政治”的对峙、“文明”与“愚昧”的对峙。

　　拿笔杆子的人们，不论水平如何，终于宣示了和过往的决裂、也是同底层群众的决裂。

　　就像席卷90年代的一部小说《人啊，人》后记中的一段话：

　　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

　　从那时起，一大批自诩为“启蒙导师”的人，开始从人民的共同体里跳跃出来，旋即回身，冷眼俯瞰着亿万双群众眼睛和耳朵——这在他们看来都是自己的读者听众、都要接受自己的启蒙与教化。

　　这部分文人，后被称为“HS一代”。

　　到2012年之前，他们肆无忌惮得狂跳了足足三十年。

　　9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学创作中的“欲望化”叙事逐渐成为新风尚，文人们开始迫切追求利用人体器官、失序伦理、泄淫纵情来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

　　一夜之间，本是个个自称文学家的人，通通成了生物老师，是文明的象征、开化的代表。

　　莫言作品《丰乳肥臀》

　　“躯体语言”书写和“下半身”写作在90年代末的兴起，使得一部分人关于人性的解读，走向了一种极端。

　　《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曾刊载一奇文《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宣称：

　　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

　　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

　　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惟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

　　这在当时被一帮早就憋着淫欲的臭笔杆，欣喜若狂地奉为圭臬：

　　这是21实际中国民间文学的‘启蒙宣言’！

　　同年7月，这篇文章的作者沈浩波创办《下半身》诗刊，并收录了那篇惊为天人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

　　一年后，谢有顺在《花城》杂志中发表的文章《文学身体学》，则表达的更加赤裸裸：

　　‘文革’结束，如果仅仅只是结束阶级斗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追求从冷漠的政治社会回到人性的身体社会，因为只有身体社会是适合于人生活的。

　　以前的作品写的可能是政治人，集体人，概念人，现在作品写的可能是文化人，社会人，历史人，后者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和前者一样，都还是在同一个文化视野的序列中。我要继续追问的是，那个卑微的、个性的、生理意义上的有物质外壳的人，以及他的身体究竟在哪里？……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与身体细节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恢复，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性基础和真正的文学表达。

　　这是在谈文学吗？这是十足的政治。

　　当闸门被放开，饥渴难耐的“文学家”们就立刻撒开了欢，“三陪”题材日渐火热，如巴乔《一起走过的日子》、张者《朝着鲜花去》等。

　　个个张着血盆大口、流着瘟臭的哈喇子，用键盘飞速敲击着对“下半身”极其病态的描摹与欣赏。

　　你敢对这样的作品评论一句“恶心”？马上就有乌央乌央的“学者”、“文学专家”们蜂拥而至，一边擦着口水，一边怒目圆睁得诘难你是“土掉渣”、“老保守”、“不开化”、“不懂潮流与艺术”………

　　4

　　任何消费作为欲望的的表达和满足，无疑没有身体本身的表达来得直接而彻底。

　　这是2003年《河南大学学报》第３期的文章《无法深化的自我与现实》的文字。

　　一句“消费欲望”就解构了卖淫嫖娼的全部社会意义：这是人性的解放。

　　不到十年后，2014年东莞扫黄风波爆发，“知名性学家”李银河当众大放厥词，认为：

　　卖淫嫖娼应该非罪化，性服务完全是个人行为，政府不用管，相互之间是否给钱也是出于自愿，这实际上最符合人类性活动的基本逻辑！

　　伴着这位性学老妪的呐喊逻辑，《钱江晚报》亦公然发表所谓《钱江晚报时评》，大喊：

　　东莞挺住！

　　同时还在《钱报网》2014-02-11 19:38 刊登了源于《新闻晨报》的文章，引用东莞出租车司机采访，称不觉得“小姐”被逼无奈，因为她们对司机小哥出手阔绰……

　　随后，广东省政府官方微博账号更是雷霆发博：

　　力挺东莞！

　　这在当时被外界认为是公开反击中央扫黄的叫板动作……

　　在微博中，粵府大力为东莞“鼓劲”，称：

　　东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不要害怕质疑…不要害怕污蔑…不要害怕批判…不要害怕轻视…

　　最后一句最受关注、引人遐想：

　　东莞你好，不要害怕诋毁。请告诉他，因为挚爱，我们不会出卖灵魂。

　　根据粵府设置，那条微博彼时不允许回复和评论。

　　必须看到，三十余年的历程，从文学变迁的角度，这是一场制度性的文化滑坡。

　　2018年11月30日，在“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上，韩少功先生在演讲中曾有过精准而辛辣的评述：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学正遭受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还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性冲击，正在进入重组和再生的艰难过程。与此同时，思想动力不足，也明显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一大制约。

　　‘文青’及高龄‘文青’那种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无论是幽闭式的、狗血式的、还是杂耍炫技式的，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曼﹒罗兰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写作，都让文学中的‘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款神话，另一种心理传染病。

　　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中文系的’这些词，眼下早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总是成为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对象。

　　晚近三十年，文字工作者逐步在创作过程中追求脱离底层的生活，同时谋求内容与词藻的无限精致化，这种个体的演变显然是宥于大环境、大时代的震荡。

　　左翼运动的消沉，导致了左翼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跌沦。

　　中国作为由无产阶级专政而竖旗政权的国家，从现实的表象上看，并未充当“挽救者”或“托底者”的角色，这是非常遗憾的。

　　相反，中国的主流文学似乎还在靡靡之音中接纳并顺应了这股“世界潮流”，并以“融入世界”为傲。

　　从而，或主动或被动地驱逐了曾经是文学舞台主角的“人民文学”、“革命文学”与“解放区文学”。

　　《新京报》旗帜鲜明为贾氏父女站台

　　如今回看1993到1994年间发生的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质是一场政治大讨论，不过是为了呼应1992年的南巡讲话精神。

　　从鸳鸯蝴蝶派到张恨水，从还珠楼主到港台新武侠，笼子彻底被打开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不争的后果：市场经济风潮里的文学环境，人民大众彻底失语，农民彻底失语，工人彻底失语。

　　渐渐垄断了创作权的，是拔地而起的两类人：

　　一、市场中奉行小资产阶级路线的青春派写手们；

　　二、 捧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的通行证，重新端坐体制内高位——尤以各地作家协会和所谓文学研究会为主要阵地的“官帽文人”们，吸食着百姓的血汗纳税，却处处脱离群众的腥臭作态。

　　除却作协，包括今天的书协、艺协等官办协会在内，享用着顶级的皇粮、生产着低劣的作品、摆弄着高傲的做派、筑固着淫腥的圈子……

　　台上道貌岸然，床上男盗女娼，百姓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更有甚者，吃皇粮而反皇粮、扛着红旗骂红旗，此等油腻之尊都大有人在。

　　作协的乌纱帽下，孵化出了如武汉大妈、莫言等反gong文人；市场经济的报摊亭里，以郭比特人为代表，更是孕育出了如今连同人文、人兽文都大行其道的文学局面。

　　在失去合理的文化利益分配的底层面前，这两大群体可谓高高在上的两座大山，仿若随性两三笔，即成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大作。

　　文艺的台上是牛鬼蛇神，那么牛鬼蛇神的背后——文艺的幕后呢？

　　已然太多年，张斌、赵忠祥、周玄毅、方方……以及文艺界、知识界、媒体界、高校界数不胜数的“叫兽”“老湿”、“大湿”………

　　这三四十年来，还少吗？

　　和他们比，吴x凡、李x迪、王x宏、x爽、x冰冰、陈x华……似乎也可以“理解”。

　　管虎电影《金刚川》暗辱毛主席、岸英同志

　　曾经文艺人士、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今天的文艺人士，或早就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贾浅浅自然是个中翘楚，“尿坑”的高手——萝卜坑。

　　5

　　权力的既得利益享有者，其“灾难性”很多时候不仅限于对内的脱离群众与生存状态两极化，更在于其出于对既得利益的极端维护而产生的对外立场动摇。

　　不论是“对外唯唯诺诺，对内重拳出击”，还是我们习惯性地察觉所谓“体制内多反贼、多殖壬”的诡异现象，古今中外的历史已连篇交代。

　　他们不劳而获的先天性利益愈巨，脱离这片其父辈曾奋战打拼过的土地则愈甚，也就更容易做出出卖之举，即毛主席在党内曾警告的：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我们常说“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

　　中国文明传统的世界观在我看来有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宇宙秩序的“天理”，二是作为政治秩序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

　　与西方不同，1949年雄起的新中国的世界观中，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和国家，达到与“天理”一致的高度，即主席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所高呼的、几乎是与传统儒纲大逆相悖的“人民万岁！”

　　1965年5月21日，主席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正式踏上了“重登井冈山”的旅途。

　　这次行动，不要搞得复杂了，一切节约办事，吃的用的就地取材，有一间茅屋就能睡觉。尽量少人少车，能合并坐车就合并坐车，沿途不要事先通知布置，不要惊动面过大。

　　出发前，主席反复与汪东兴叮嘱。

　　在路上，主席与张平化畅谈：

　　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斗争，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承认阶级斗争，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车子缓缓地开，主席静静地望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连向远方，连接着株洲、醴陵和萍乡安源的煤海。

　　主席带着一股苍凉地说：

　　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一路上，主席不停地给众人说着当年的起义盛况，所有艰苦、磨难、九死一生，全部涌上心头。

　　没经几个小时就驶上了汽车路，主席在车上无限感慨：

　　当年我就是从古城骑马走旁边小路到大仓村的林凤和家与袁文才见面的。可惜这次我看不到了，袁文才、林凤和都不在了，我也快见马克思了。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委员在林凤和家里面见袁文才，是中共历史上浓墨重彩又真相模糊的一页。

　　林凤和当时是当地的一个大财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林凤和当年特地还杀了一头猪迎接毛委员一行。

　　解放后土改，主席三令五申要延续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待地主富农也要采取教育改造的路线。

　　然而，林凤和被没收了土地之后，村里还不给他饭吃。没有办法，这位对中国工农革命有功的地主最终在自家后山自杀而亡。

　　林凤和死前想过给主席写信，揭发基层过左的官僚主义手段，但是信件一概寄不出去。

　　主席也曾打听过他，从北京派人来找过他们，但是井冈山当地的干部却搪塞：“他家没人了”……

　　这就是五六十年代党内干部官僚化的最典型写照。

　　秘书员王力就有回忆：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

　　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重上井冈山的半年前，主席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5月22日傍晚，在井冈山宾馆的115房间，主席一行开始了第一晚的住宿。

　　晚餐原本准备加一些水果和米酒，但是汪东兴都要求撤掉：

　　主席知道要批评的。

　　在井冈山，一路上都是严格照着标准用餐，主席每天2.5元，每餐四小碟菜加一份汤。

　　回忆起曾经在这里战斗的岁月，主席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们的原则就是，后方让前方，干部让群众。有时候没吃的就去拔点笋子干嚼，但不能拔大的，拔大的就是侵犯群众利益。

　　饭后散步时，主席继续说：

　　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之外，不分上下。现在看，我们的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了，我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去年开始有所下降，但仍有10倍以上。这样的部队怎么能有战斗力呢？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

　　主席还特地提到了张子清，秋收起义时的三团第三营营长：

　　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有一点点药，张子清他们都先给战士用，战士们都流着泪留给张子清，他又坚决不肯。这就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

　　说着这些，主席踱着步，又喃喃自语：

　　我们的高级干部啊，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专门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呢？

　　陪同的刘俊秀和王卓超都回答：

　　我愿意！

　　主席笑了笑：

　　愿意就好。

　　随后又说到：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政权改变了颜色，苏共党内就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在山上，主席召集汪东兴、王卓超、刘俊秀到115房间谈话。

　　谈话中，主席再次回顾了当年井冈山的斗争，长叹一口气：

　　我离开井冈山已经三十八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心情格外激动。回想创建第一块根据地，许多革命志士、英才良将牺牲了生命，卢德铭、何挺颖、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这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牺牲时都是二十几岁呀！

　　他吸着烟，望着窗外：

　　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了，这和我们在井冈山时提倡的东西不一样了……

　　刘俊秀之后在毛主席谈到井冈山暴动时成立士兵委员会的话题时，问到：

　　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两者不一样！

　　主席果断地反驳道。

　　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现在的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

　　主席顿了顿，又说：

　　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呢？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呢？

　　5月29日，在井冈山的最后一天，主席特地嘱咐管理员顾作良去结账。

　　井冈山宾馆的会计忙问：

　　毛主席啊！吃几天饭还要结账？

　　顾作良让她声音轻一点：

　　账不结，不好向主席交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在井冈山时毛主席定的呀，其中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结账，不就是多吃多占嘛！主席在这儿住了7天，共17.5元，结清。

　　结完账后，主席沿着山间大道走了一里多路才上车。

　　这一天，他沿途接见群众3000多人，茨坪当时常住人口还不到一万，老老少少在放开“毛主席来井冈山了”、“毛主席要离开了”的消息后，倾巢出动，奔走相告去看他老人家。

　　1928年2月，他率工农革命军打下新城，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当时参加的群众有3000多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率领的部队还是3000多人。

　　这一次，欢送他下山的群众又是3000多人，这怎能不令人触动…

　　他望着沿道的群众，不停地伸着手，回应着：

　　保护好井冈山！

　　跋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1942年5月2日的延安，主席说得非常清楚，然今人们可会再以此为评判准绳？

　　从1915到1966，经历过两次伟大文化革命的中华民族不应当丢掉历史遗产。

　　既得利益阶群的飞扬跋扈，不论是居高临下指点群众，还是趾高气扬拒绝批评，亦或是私有制下慕强与拜金共同催生反动抱团与圈子文化，本质都是权力运行秩序发生质变后，诸领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催生的产物。

　　色厉内茬的“专业主义”，保护着清华美院与中央美院；颐指气使的门阀习气，构建着根深蒂固的权贵族群；甚至催生出社会性的歇斯底里的“小地方厌恶症”，近年来也深深笼罩着被攻击的淄博烧烤、哈尔滨的冰雪世界、云南的大山、通往嘉峪关的火车……

　　上层的傲慢，总是这样在底层的挣扎面前乐此不疲的变化着模样。

　　它们有时化作文艺圈阀室的子承父业，有时化作方方别墅里的日记纸张；

　　它们时而辅佐着江西周公子的屹立不倒，时而演奏着东北曲婉婷的余音绕梁；

　　它们时而像极了贾浅浅的“屎尿屁”，时而又像极了周百义的“我是厅级干部，你是个什么东西……”

　　1965年的那个5月下旬，主席在井冈山其实是留下了两首词，除了那篇著名的《水调歌头》很多人都读过，但还有一首《念奴娇·井冈山》，主席生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在那三年之前的1962年8月9日，主席在北戴河有过这样一段话：

　　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

　　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

　　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

　　……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而三年后重返井冈山，蝉鸣逐渐聒起。

　　下了山的他，胸中百万雄兵沸腾。

　　他畏惧过吗？从来没有。

　　他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次搏斗。

　　72岁的他要带领自己亲手解放、亲手扶起的亿万人民，去战胜“巨大规模的恐怖”。

　　哪怕他知道一辈子胜仗无数的自己，这一次恐怕是不会赢的……